试论六朝隋唐的应验类小说

试论六朝隋唐的应验类小说
　　夏广兴
　　[上海]上海师范学报，2004年第3期
　　80-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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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　夏广兴，男，山东新泰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副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宗教与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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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有唐一代，小说亦如诗，从内容和形式上都有了质的飞跃，成为文苑的一朵奇葩。此时的佛教应验类小说已不同于六朝“释氏辅教之书”，无论从规模和种类上都有很大的发展，已突破六朝小说“丛残小语”式的“短书”形式。本文通过和六朝同类小说的比较，具体分析了此类小说的内容、写作技巧及形成原因。特别是就其佛经故事题材的运用上，利用大量实证材料予以说明，进一步印证梵汉文化交融促进了小说创作的发展。
　　【英文摘要】 Novels in the Tang Dynasty, just like poems, were characterized by a qualitative leap both in form and content. They constituted an exotic flower in the cultural circle at that time. Buddhism telepathy novels in Tang Dynasty were different from the books in terpreting assistant religions in Liu Dynasty. They showed great development in both scale and type, and broke through the“small book”form of“fragmented seria ls discourse”in Liu Dynast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tent and writing skills of this kind of novels as well as the reasons for their formation. Moreover, the author accounts for the use of subject matters of Buddhism stories by employing plenty of substantial data, thus further testifying that the integration of the Indian and Chinese cultures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novel creation.
　　【关 键 词】佛教/唐五代/小说/应验
　　Buddhism/Tang and Five Generation Dynasty/novel/telepathy
　　【责任编辑】卢大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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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大正藏［M］．
　　字存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左王右禹
　　＠②原字上艹下倩
　　＠③原字上般下木
　　＠④原字左王右于
　　＠⑤原字左王右圭
　　＠⑥原字左王右寿
　　＠⑦原字左日右方
　　佛教应验类小说，又称灵验记、感应记、感通记、验传记、灵异记、冥报记、 灵验功德记等，盖指向佛、菩萨祈祷、忏悔念佛、诵经、造经、造像之后，出现感通、灵异等神异经验的记述。这是在佛教东传并渐次兴盛的历史背景下，由佛教徒（或佛教信徒）以小说的叙事形式创作，旨在以此作为弘教工具，传播佛教教义、招徕信徒入教，为小说家族又增添了新的一员。这些灵验记中，有的则是文句繁富，情节曲折，极具文学色彩，颇类唐人志怪。抄写形式上，有些独立成篇，特意抄录；有些则附抄于佛经之前，宣扬抄诵该经的种种益处，连同此经本文一道流传。从思想内容看，它是采用了小说的艺术表现方法，以宗教宣传为终极目的，表现内容比较单一。随着佛教的流布，当时文人多栖心佛典，礼敬僧人，他们写作志怪小说自然会记载那些经文佛缘的灵异。这些作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强烈的宗教意识，是佛教中国化、通俗化历程的具体表现。对这些作品的内容、特征和价值的分析，对于研究古代佛教，及研究文学与宗教的关系，都大有助益。以下粗陈浅见，以就正同好。
　　一
　　佛教自两汉之际渐入中土，至南北朝时大盛于世，朝野上下，侈谈因果。 与魏晋相比，南北朝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庶民百姓，最重皈依佛教。佛教在朝野世俗生活中的影响很大。佛教信徒以各种艺术形式弘扬佛法，诸如造像、唱导、绘画等不一而足，使得因果报应、六道轮回等佛教思想融入中国人的观念之中。佛教信徒为了自神其术，广布佛法，大力弘宣灵验思想。如“信乎志诚必感，有感必应”。（段成式《酉阳杂俎》），“至诚发心，必有诚应”。（牛肃《纪闻》），“所谓至感冥通，有祈斯应矣。”与此同时，纷纷以志怪小说的形式，演绎佛理，“记经像之显效，明应验之实有”。［3］（P54）有时甚至直截了当地明言编书宗旨：“感见之来诚有由矣，辩欣斯瑞迹，合集前后见闻之事，为《感应传》一部十卷”。［2］（第十二册P703）把佛教中最肤浅的因果报应思想及灵验的事迹，用志怪书的故事体裁发挥出来。诚如王晓平在其《佛典?志怪?物语》中所言：
　　/k中国的僧侣文士，曾将佛经消化，转化为本国的、身边的故事，造成一种报应“近在眼前”的逼真感觉。［4］（P181）^/
　　故当时小说鲜有不被佛风浸染。此时期专明因果的志怪小说大量出现，成为佛教影响于中国小说的重要时期。此类小说鲁迅称之为“释氏辅教之书”，并于《中国小说史略》中专门论述之：
　　/k释氏辅教之书，《隋志》著录九家，在子部及史部，今唯颜之推《冤魂志》存，引经史以征报应，已开混合儒释之端矣。而余则俱佚。遗文之考见者，有宋?刘义庆《宣验记》，齐?王琰《冥祥记》，隋?颜之推《集灵记》，侯白《旌异记》四种，大抵记经像之显效，明应验之实有，以震耸世俗，使生敬信之心，顾后世则或视为小说。［3］（P54）^/
　　这在小说史的研究中是十分重要的见解，这类作品数量巨大，种类繁多， 包括各种应验故事（如舍利应验故事、《金刚经》应验故事、《法华经》应验故事、观音应验故事等、报应故事以及神异传说等），现见于著录的仍有近二十种。［5］（P133）杜贵晨先生将其称为“佛教小说”，“入南北朝后，这类作品骤然增多。都是专为弘扬佛法而作，在佛教为典籍，在文学则可视之为小说，似可称为佛教小说。”［6］（P82）据李剑国先生在其《论南北朝的“释氏辅教之书”》一文中考证：今可考知的第一部释氏辅教志怪书，是晋末谢敷的《观世音应验记》。［7 ］据其统计，唐前“释氏辅教之书”在当时的八、九十种志怪小说中竟占有二十种，可见此类小说之兴盛。“自晋末谢敷撰《观世音应验》以来，释氏信徒竞相造作，诸如《感应传》、《征应传》、《宣验记》、《冥验记》、《冥祥记》、《祥异记》、《旌异记》、《舍利感应记》等皆夸饰经像塔寺佛法之验，成式谓‘晋宋以来时人著传记彰明其事’，诚是也。”［8］（P508）其中比较著名的是宋刘义庆《宣验记》、齐王琰《冥祥记》，梁王曼颖《续冥祥记》、隋颜之推《冤魂志》、侯白《旌异记》等等。
　　进入唐代，此类小说创作锐势不减，更是层出不穷。 汉地僧人重视佛教在汉地的感应事迹，大量编纂此类以感通为主要内容的书籍。唐以前不称“感通”。隋唐以后，僧人用感通事迹，帮助弘扬佛教，可能收到了某些效果，故在当时影响颇大。唐太宗曾对傅奕说过这样几句话：
　　/k佛教玄妙，圣迹可师。且报应显然，屡有征验，卿独不悟其理何也？［9］（卷七十九）^/
　　唐太宗对佛教能有“报应显然，屡有征验”的印象，可能是受了和尚们宣传感应事迹的影响。唐代“释氏辅教之书”的发展情况，据李剑国先生《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言：
　　/k前段志怪小说集仅八九种，其中以宗教迷信为基本内容的小说多达六种。 释氏辅教书在南北朝志怪中是一大宗；入唐后佛教继续受到不同程度的提倡，有时却又被限制，佛教信徒强烈的弘教意识，使宣传因果报应的小说不断出现，其形式基本上是六朝之旧。萧yǔ＠①《般若经灵验》、唐临《冥报记》、郎余令《冥报拾遗》、佚名《地狱苦记》都是这种作品。……另外，《冥报记》中的《眭仁qiàn＠②》一篇也是情节曲折、描写精细的传奇体。本来冥府故事在《冥报记》中已表现出传奇的趋势，这同佛教叙事文学的影响大有关系。因而《眭仁qiàn ＠②》的出现，又表明了佛教叙事文学对于唐传奇形成的一定作用。［8］（P34）^/
　　另外，敦煌发现的佛教应验故事写本，总数有六、七十件。据台湾郑阿财氏统计，其中属于“灵应故事的集录”的有：《集神州三宝感通录》，残存两个写卷，15则故事；《持诵金刚经灵验功德记》，存5个写卷，有20则故事；《佛顶心观世音菩萨救难神验记》，存2个写卷，有4则故事；《金刚坛广大清净陀罗经感应记》（拟题），存一个写卷，有数则灵验故事；《阿弥陀经感应记》（拟题），存一个写卷，有数则灵验故事；《侵损常住僧物恶报感应记》（拟题），存一个写卷，有4则故事。属于“单则感应故事”有：《黄仕强传》，存9个写卷；《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存27个写卷；《龙兴寺毗沙门天王灵验记》，存一个写卷；《刘萨诃和尚因缘记》，存有3个写卷；《道明和尚入冥故事》（拟题），存一个写卷；《唐京师大庄严寺僧释智兴鸣感应记》，存两个写卷；《法华寺感应记》（拟题），存一个写卷；《羯谛真言感应记》（拟题），存一个写卷；《忏悔设斋感应记》（拟题），存一个写卷；《普劝事佛文感应记》（拟题），存一个写卷。（郑阿财《敦煌疑伪经与灵验记关系之考察》）［10］（P285）据笔者翻检，敦煌文献中尚见有《落番盆女忏悔感应记》（斯6036号）、《观音大圣灵验记》（斯4242号背面）、《冥报故事》（斯4037号背面）、《寺塔灵异录》、《白龙庙灵异记》等作品。唐前期，“释氏辅教之书”之创作承南北朝之势，仍然盛行不衰，最有代表性的是唐临的《冥报记》，记录大量因果报应及崇经像等之灵验事迹。另外，僧人道世编撰的《法苑珠林》一百篇，专讲佛经故事，其中附有不少隋唐间的故事，亦完全是记录崇佛的灵验故事的。此时亦出现了其它几种佛经应验记，如专载《金刚经》应验者，有唐代萧yǔ＠①《般若经灵验》、段成式《金刚经鸠异》、无名氏《金刚经灵验记》、卢求《金刚经报应记》。《金刚经》为《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之简称，亦简称《般若经》，一卷，由后秦时鸠摩罗什译，其后又多次重译，以玄奘、义净重译最为著名。此经唐时流传较广，影响深远，盛传于僧侣、居士及文人士大夫之中，妇孺皆知。《太平广记》报应类中载有关佛经灵验十卷，《金刚经》独占七卷，足见其盛。李剑国先生于其《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中言：
　　/k《金刚经》又称《般若经》，唐时广传于僧俗，崇法者多持之， 禅宗南宗奉为经典，是故唐之释氏志怪书独举此经，而不及他经焉。［8］（P508）^/
　　据笔者翻检《敦煌宝藏》，敦煌石室中尚见有《金光明经冥报验传记》（斯 6035号）。［14］（第44册）另外，还有唐代慧英、胡幽贞纂《大方广佛华严经感应传》，《阿弥陀经灵验记》、《金光明经灵验记》等，此乃敦煌写本。此类灵验记一般是针对某种佛经而编写，用具体事例说明修持该经的善报，它们往往被附抄于该经前后，与该经共同流传，借此为该经招徕更多的抄写诵持者。唐代释氏辅教之书亦涉及《金光明经》、《华严经》、《阿弥陀经》等经典。此间出现的应验小说，粗粗统计也有三十几种此类小说问世，这其中不包括小说集中的应验作品。此类小说的创作，不仅有僧徒之作，而且有大量文士之作，前者如慧英《华严经感应传》、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少康与文谂合撰《净土往生瑞应传》；后者如王毂《报应记》、唐临《冥报记》、郎余令《冥报拾遗》等等。
　　隋唐间出现的此类小说，为迎合帝王一时举措而撰集的只是少数， 僧侣的根本利益仍在于佛教对广大民众的影响，在于以佛教的精神和义理征服人心。因此，注重义解和传经是隋唐佛教鼎盛的一个重要特征，大量的应验类小说就是应传经的需要出现的。
　　二
　　从唐五代应验类小说作者来看，大致可分为三大类， 一类是皈依佛门的僧俗子；一类为深受释家教义浸润者；还有一类则为文人士大夫。纵观此类小说，则大部分为文人创作，只有少数为释人，如《报应传》之释法海，《神州三宝感通记》之道宣即是。这和六朝有很大不同。六朝时，此类二十种书的作者，大都是佛教信徒，他们的写作动机是十分明确的，即以弘教为目的。唐代则不然，如《冥报记》（唐临，吏部尚书）、《冥报拾遗》（郎馀令，少以博学知名，擢进士第）、《报应记》（卢求，宝历二年进士）、《祥异集验》（麻安石，贞元至大和间术士）、《报应录》（一名《金刚经报应记》）（王毂，乾宁五年登进士第）、《般若经灵验》（萧yǔ＠①，民部尚书）为代表来看，作者几乎全是进士，至于是否都是虔诚的佛教信徒，现无直接文献材料记载。唯萧yǔ＠①，据《太平广记》卷一0二引《报应记》云：“萧yǔ＠①……笃信佛法，常持《金刚经》……因著《般若经灵验》一十八条”。正史亦载其“为释氏，常修梵行，每与沙门难及苦空，必诣微旨”。［9］（卷六十三）乃为虔诚的佛教信徒。随着时移世迁，社会风气嬗变，已有越来越多僧俗弟子活跃在小说之苑囿。
　　韩国学者李东乡先生在其《唐代传奇小说丛考》中说：“宗教文学最终要依附于教义的宣传，艺术表现不是它的根本目的。”通观此类小说，内容大致有两大类，一是宣传戒杀好生、业报轮回等佛家教义，一是宣传佛法灵验、佛经像显灵。充满了说教的气息，是佛教小说的特色。众生一生的寿命称为“命根”（《俱舍论》所说二十二根之一），“杀生”即“断命根”，佛以慈悲为怀，坚决反对“杀生”的恶行。“不杀生”居佛家种种戒律之首。《大智度论》卷十三谓：
　　/k若实是众生，知是众生，发心欲杀而夺其命，生身业有作色，是名杀生罪。［15］（P154）^/
　　杀生则受种种恶报。唐?义净《护命放生仪轨法》云：“杀生之人当坠地狱、 饿鬼、畜生；设得为人，短命多病。”在佛经故事中因杀生受恶报者比比皆是。《冥报记》“隋王将军”条记王将军性好田猎，杀无数。后生一女，见者爱之，后失踪，于荆棘寻到，声似兔鸣，后亡。同书“隋李宽”条记李好田猎，生一男口为鹰喙。此乃杀受畜生报。《冥报拾遗》“唐尼修行”条记尼有侍童亡，为设灵座，其弟闻灵座有呻吟。谓：“九时杀一蟹，取汁涂疮，今入刀林地狱。”杀生入地狱受报。《报应录》“王简易”条记王因打死童仆，遭报而死。（《太平广记》卷一百二十四）同书“何泽”、“岳州人”、“徐可范”等则写人食活物遭恶报而劝人不可杀生。（《太平广记》卷一百三十三）《冥报拾遗》“唐李信”条记李家有马及驹。鞭马，马作人语：“我是汝母，生平避汝将米与小女，故获此报，此驹是汝妹也。”佚名《冥杂录》“崔彦武”条记崔氏至一邑，忽悟自己前身妇人家，遂至家叩门，言昔时所读《法华经》并金钗所藏之所，果如其言。（《太平广记》卷三百八十七）宣扬佛家的转世轮回之说，显为释家之言。
　　宣扬佛法的灵验，显灵不爽。如《冥报记》“唐张高”条记张信佛， 供养佛像。有雷电，一柱击中张额。至寺，见佛像额亦有击痕。《冥报记》“释信行”条记信行母无子，沙门劝念观世音，后有娠生信。《冥报拾遗》“唐孙寿”条记孙游猎，遇野火，唯一丛草不焚。往视之，乃一函《金经般若经》，傍一死僧。《冥报记》“唐释道具”记其讲《涅pán＠③经》，后亡，下尸于地，地生花，头及手足各有一花，后周身并出花，经七日干。《三宝感通记》“新繁县书生”条记书生尝于村东空中四面书《金刚般若经》，数日便了，……后值雷雨，牧牛小儿于书经处立，而不沾湿，其地干燥。（《太平广记》卷一百二）《报应记》“倪勤”条记倪涪州兴教仓，素持《金刚经》。仓有厅事面江，乃设佛像，而读经其中。一日，江水大涨，惟不至此厅下，自水退，周视数里，室屋尽溺，唯此厅事不沾渍，仓亦无伤。（《太平广记》卷一百八）以上则是此类小说所宣扬的佛法的灵验，警示人们崇佛像，持佛经。
　　另外，在写作方法上，情节模式多摹仿六朝应验小说。如某人系狱， 专念观音，枷锁自脱。见刘义庆《宣验记》记荥阳高荀系狱中，同禁劝念观音。后专念观音，旬日用心，钳剿自解。［11］（P363）同书另一则记晋太原郡郭宣系狱中，念观世音十日后，锁械自脱。［11］（P369）六朝释氏辅教之书中，有大量类似故事，情节、结构几成定式。再看《报应记》“卢景裕”条记卢景裕系狱，至心念《金刚经》，枷锁自脱。（《太平广记》卷一百二）同上引“萧y ǔ＠①”条（《太平广记》卷一百二）亦属同类故事。将上引诸条同六朝小说中同类故事相比较，情节、结构雷同，只是将致诚念观世音改为诵念《金刚经》而已。
　　还有某人迷路，念诵《观音经》，前有炬火引路。 见刘义庆《宣验记》记一人于贼营中，母精心念观世音，愿子得脱。后子判还，不知东西，遥见有七段火光；望火而走，不觉到家。［11］（P363）王琰《冥祥记》记某人迷路，唯归心观世音，且诵且念。须臾，有火光来岸，如人捉炬者，遥得归家。［11］（P398）此类故事六朝小说亦大量存在，隋唐小说家借用了这种写法。如《报应记》“韦克勤”条记韦克勤少持《金刚经》，迷路，乃至心念经，俄见炬火前导，克勤随火而去，遂达目的地。（《太平广记》卷一百二）《报应记》“崔善冲”条记冲等欲至昆明，迷路，冲专念尊经，俄见炬火在前，众便随之，乃达昆明。（《太平广记》卷一百一十二）可见，此种写法同六朝小说同类故事一致，只是将六朝诵念观音改为唐朝的诵《金刚经》而已。
　　另外，还有某人系狱，诵《金刚经》，可脱狱。如《报应记》“杜之亮”条记杜之亮系狱，忽梦一僧告知念诵《金刚经》，即此厄可度，专诚习念，果然。（《太平广记》卷一百二）《法苑珠林》“柳俭”条（《太平广记》卷一百二）亦为同类故事。
　　在唐代前期创作的大量释氏辅教之书，有许多受六朝同类小说的影响， 特别是观世音救难故事，在唐代妇孺皆知，文人士大夫不无例外亦对观音相当熟知，唐前期救难观音信仰还很流行，如唐?般刺密译《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序》：
　　/k令彼十方苦恼众生，观其音声即得解脱……令众生入大火不烧，水漂不溺，被害刀断断坏。［15］（卷十九P129）^/
　　六朝救难观音的种种神力，对唐人产生很大的影响。这对创作同类小说的作家来说，自然会有所借鉴。
　　从以上所引的诸材料来看， 此类小说的内容无非一些佛家教义或崇像诵的形象表现，仍未摆脱枯涩的说教气，作为小说的内容，未免过于单一，似不可取。但在艺术表现上则有很多可取之处，特别是对“有意为小说”的唐代小说家，有一定的启发。
　　首先，它借用了一些佛经故事。如借债不还变牛故事。见《报应录》“童安＠④”条记童安＠④向郭借钱。后郭向其讨钱，讳之。郭焚皇告天，愿童死后为牛，以偿。后童亡，郭家牛生一白牛，左胁有黑毛，有字童字。（《太平广记》卷一百三十四）此种创意似本自佛经。见《生经》卷四《佛说负为牛者经》：
　　/k（转轮王）遥见故旧为人所拘，负五十两金，令不得去。圣王报之，解之令去。“当倍卿百两金”，其人白曰，“吾复转负某百两金，当以偿之，不能舍置。”圣王即敕诸臣下，到宫与其百两金，臣下言诺，即解债主，得还归家，其人数数，诣王宫门，求金不得，债主求之，避不知处。遂在生死，周旋往来，无数之劫，不偿所负，至于今世，堕此牛中。［15］（卷三198）^/
　　《经律异相》卷四十七：
　　/k昔大迦罗越出钱为业。有二人举钱一万，至时还之。后日二人复相谓言：“我曹更各举十万，后不还之。”有牛系在篱里，语二人曰：我先世时坐负主人一千钱不还债，三反作牛犹故不了，况君欲取十万罪无毕时。［2］（第二册P248 ）（注出《譬喻经》）^/
　　借债不还变牛，报应不虚。从立意到结构设置，称其移植翻版，实不为过。
　　动物听经故事。如《冥报记》“唐韦仲guī＠⑤”条记某人信佛，诵《法华经》。尝有虎夜至墙前听经。此种动物听经故事，实则本于佛经故事。见《生经》卷五：
　　/k昔有沙门，昼夜诵经。有狗伏床下，一心听经，不复念食，如是积年， 命尽得人形，生舍卫国作女人。［15］（卷三P108）^/
　　宋竺道生译《弥沙塞部和醯五分律》记野狐听经，思可为诸兽之王。［15］（卷二十二P18）所不同的是，中土的动物听经故事在于弘扬佛经的神异，劝人信佛诵经，广积功德，此乃当时佛教发展的需要，也是释氏辅教之的最终目地。而佛经之动物听经故事，则在于宣说佛教之轮回之说等，即着意于佛理。
　　其次，佛教的鬼神、地狱、业报轮回、神通无碍等， 大量被描写在此类小说中，同时在表现上，又大量运用夸张、想象的艺术方法，以加强宣传效果，给唐以后的小说增添了新的幻想素材和幻想形式。如《报应记》“王陀”条记王因病断荤肉，发心诵《金刚经》，日五遍。后染疾，见群鬼来，急念经，鬼便退。……后昼夜念经，鬼亦一来，夜闻空中有声呼曰：“汝以持经功德，当寿九十矣，竟如其言。（《太平广记》卷一百三）“日诵五遍”，可延寿九十，这是用夸张的手法来突出主人公持佛经的虔诚精勤和佛经法力的神验广大。想象作为小说的一种基本艺术方法在此类小说中得到比在一般小说中更为广泛的运用，这是由于灵验类小说是直接以弘教为目的，深受佛教无边无际的宗教幻想的影响，因此，在表现上，尽可能超越时空，以示佛家法力的无所不至。这突出地表现在众多的叙写各种入冥故事的作品中。如《冥报记》“唐任义方”条记任氏亡数日，苏。自云被引见阎罗王，阎罗王令吏引示诸地狱。后家人请僧行道，被放还。乃论说地狱，画地狱图，造经像。情节比较完整，对于冥间环境、冥界机构、冥吏言行等方面都有细致描写，想象丰富。冥界思想中国古已有之，但此类小说的地狱描写，如此完备、系统则是源于佛教的东渐所带来的这种地狱观念。随着佛教传播的不断深入，受其影响，此类小说也多描写地狱，以明报应不爽。再如《冥报记》卷下“王shú＠⑥条记王暴死入冥，辩明冤情后，方得还魂。而写冥吏索贿后方送其还阳一节，显然指喻人间，这些岂不恰是当时现实的官场上官吏赎职、索贿丑像的写照吗？从中已可见六朝小说向唐代过渡之痕迹。书中部分故事情节亦有为后人袭用者。如卷下“冀州小儿”条述此小说烧鸡卵遭恶报事，为唐《玉泉子》孙季贞烧煨鸡卵事所本。［12］（P49）
　　第三，此类小说在艺术描写上，情节单一、雷同，缺乏变化，这大概是小说表现内容所宥，无法驰骋想象。但也有比较好的，像《冥报记》“睦仁qiàn ＠②”条记睦氏本不信鬼神，后经一鬼物点拨，自画一佛像，方免一死。此则故事于同类小说中篇幅较长，叙事委婉有致，不失为一篇佳作。应验类小说发展到唐代，篇幅大大加长，以《冥报记》为例，就其68条遗文来看，三百字以上条数统计占四分之三强，千字以上占七篇，其中“唐睦仁qiàn＠②”条达二千字以上。（此统计数据以方诗铭辑校本《冥报记广异记》为据）［13］与六朝同类《冥祥记》相比较，就《冥祥记》百余条遗文来看，三百字以上者有36条，其中五百字以上者12条，又有三条在千字以上。［7］篇幅加长有利于展示生动的情节、表达思想。像六朝时的“丛残小语”式的小说，就难以表现。遍览《冥报记》中的长篇，篇幅增长并不感到拖沓，而是叙事更加具体，情节更加生动。
　　三
　　这些产生和流传于唐、五代的作品，承袭了六朝的佛教应验记， 同时又受产生时代具体历史环境的影响，因而在思想内容上具有与六朝同类作品不同的面貌。佛教东渐，至唐代，经过五百余年的发展后，处于鼎盛时期。同时，唐朝国势强盛，文化发达，张扬人性，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应验类小说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小说中人物已不像六朝时那样，仅局限于佛教徒，（以鲁迅先生《古小说钩沉》本所辑遗文来看，小说中所描述的人物大部分为“晋沙门”、“宋沙门”或“晋尼”、“宋尼”）而与世俗社会连结起来，出现了大量的世俗人物，在反映因果报应的故事里，不像六朝那样偏重于恶有恶报，只是浮于表面的劝惩，而是弘扬善有善报，侧重于行善可获福，记恶行获恶报，也是劝人从善，即劝善。这种表达就更加深入。这与当时祥和的社会环境有一定的关系，人们普遍向往美好的事物，包括故事。反观南北朝时，动乱连绵，宫庭血腥，杀父弑君事件时有发生，小说中大量出现恶有恶报故事，乃出于惩戒心理，亦是作者试图以此给人们以警示作用。
　　唐临《冥报记》是此类小说中的佼佼者，其中名篇叠出， 《文苑英华》卷七三七顾况《戴氏广异记序》曰：“国朝燕公《梁四公记》、唐临《冥报记》、王度《古镜记》、孔慎言《神怪录》、赵自勤《定命录》，至于李庚成、张孝举之徒，互相传说。”知此书（即《冥报记》—笔者注）在唐代有一定影响。该书侈谈因果报应，而多以杀生、不信佛法为冥府定罪之依据，而造像写经又能造福消灾，常借入冥复活说教。为证实所录事为实有，均举各事闻之何人，然又不同于佛教辅教之事，有时又宣扬道教思想。六朝《冥祥记》在自序中仅介绍一驱金像的故事，而且《冥报记》则于其“序”中直陈果报思想：
　　/k夫含气有生，无不有识。有识而有行，随行善恶而受其报，如农夫之播植， 随所植而收之。此盖物之常理，固无所可疑也。释氏说教，无非因果，因即是作，果即是报。无一法而非因，无一因而不报。然其说报，亦有三种：一者现报，于此身中作善恶业，即于此身而受报者，皆名现报；二者生报，谓此身作业，不即受之，随业善恶，生于诸道，皆名生报；三者后报，谓过去身作善恶业，能得果报，应多身受，是以现在作业，未便受报，或次后生受，或五生十生，方始受之，是皆名后报。于此三报，摄一切法，无所不尽，是令诸见，涣然大悟。［13］（P1）^/
　　可见，作者在创作实践中亦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已不同于六朝小说中机械地图解业报轮回思想。在小说形式上，与六朝时同类小说有很大不同，在结尾处多言此故事所处何人，以证此事不虚，力争给人以真实无疑之感，力图提高可信度，使作为读者的民众感到确切无疑，增强对佛教的信仰。南北朝时，时人多信鬼神之实有，因此，他们还易于接受小说中的鬼神故事。到了唐代，民众心态以发生变化，作者试图用此形式博取民众的相信所宣事之实有，亦可见他们的良苦用心。另一方面，这也是作为宗教宣传品的性质制约而形成的一个特点。与鬼神也不是那么水火不相容了，路上遇鬼可以和他交流，谈论因果，充满人情。如《冥报记》“唐睦仁qiàn＠②”条、“唐孙回璞”条即是。放生可得好报，如《冥报记》“陈严恭”条记陈花五万钱买鼋放之，船沉不溺。就是描写地狱也不是像《冥祥记》“赵泰”入冥那样阴森恐怖，而仅是传输地狱观念而已，不从感官上给人以刺激，不会产生那种“谈无常则心形战栗；语地狱则使怖泪交零”的不良感觉。王毂《报应录》“李质”条记记李质因救过七人性命，而得延寿十四年。［1］（卷117）同书“范明府”条记范氏本卜知自己气数将尽，后因助友人女妆奁出嫁，再卜则谓福寿无量，后果历官数任。［1］（卷117）
　　为了加强宣传，争取信徒，佛教徒利用创作小说故事为重要手段， 从而催生了大量“释氏辅教之书”问世，这些应验类小说以独特的题材内容，为古代小说史增添了新的品种和色彩，其中有些作品既富于奇异的宗教幻想的色彩，又充满现实批判精神，成为出色的宗教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广泛流传民间，对于将佛教善恶果报、地狱轮回的教义渗透到当时广大民众的意识中，对于吸引广大民众信仰佛教，造成佛教在民间的普及，起了相当巨大的潜移默化的作用。感应类小说对后世小说创作亦有影响。如清陆圻《冥报录》、释戒显《现果随录》、杨式传《果报闻见录》等。可以说，没有佛教的传入和佛教本身以及受它影响的各种宗教对小说的使用，中国小说的发展史就可能大大的推迟。反过来说，在为宗教所用的过程中，中国小说不但大大地丰富了自己，又大大地改造和丰富了各种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