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徒金庸——洞世方能出世

佛教徒金庸——洞世方能出世
　　名满天下，谤必随之。
　　金庸31岁完成自己的第一本武侠小说 《书剑恩仇录》，35岁创办自己的报纸。一支笔写武侠，开创江湖，纵横天下；一支笔纵论时局，享誉香江。少年游侠，中年游艺，老年游仙。为文可以风行一世(几世流传当不成问题)，为商可以富甲一方，为政可以参国论要(1985年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1986年被任命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政治体制”小组港方负责人)……文人立言、立名、立功的梦想，似乎全部得以在金庸身上实现。
　　金庸已年过八十，行踪和地位开始屡遭文化民兵的狙击和诟病。
　　想必老先生不为所动，毕竟是精读经论的佛教徒。
　　金庸精于论世，在报刊上撰写政论，历时三十余年，最大的特色是“喜作预测”，常常公开对未来事情的发展提出明确而肯定的判断。“我作的许多大胆推断，后来事实大都应验了，并没有重大失误。这不是我眼光好，只是运气不错。”金庸说。这些大事包括林彪倒台、邓小平复出、香港回归等。
　　在 《明报》工作多年、与金庸关系密切的董桥说得更到位：“利己之心的确是人类秉赋之自然也。查先生当年在《明报》天天写社评议论世局国事，有口皆碑，不少人想知道他判断政情为什么都那么准。查先生私底下总爱说，人是自私的，推测个人或政府的用心和行动，必须推己及人，先从其自私的角度衡量其得失，然后判断其下一步之举措，一定不会离题太远。”
　　这就是洞察世事人心。金庸的佛教信仰也非常人一般地打坐烧香，而是精研论藏，善思妙悟。他对日本的佛教领袖池田大作说：“在中国佛教的各宗派中，我心灵上最接近般若宗。” 般若就是洞世的智慧，洞世之后，自生出世心。
　　金庸在和池田大作的对话中谈及自己皈依佛教的机缘。1976年10月，金庸19岁的长子查传侠突然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自杀丧命。这对金庸打击极大，“伤心得几乎自己也想跟着自杀”。这种悲哀笼罩了金庸很久，在其武侠小说修订中也能看见痕迹——在小说《倚天屠龙记》后记的结尾说：“然而，张三丰见到张翠山自刎时的悲痛，谢逊听到张无忌死讯时的伤心，书中写得太肤浅了，真实人生中不是这样的。因为那时候我还不明白。”
　　此后一年中，金庸阅读了无数书籍，探究“生与死”的问题，觉得这个疑问，只有到宗教中去求解答。金庸以前接触过基督教，但后来领悟到(或者说是衷心希望)亡灵不灭的情况更适合去佛教书籍中寻求答案。
　　中国的佛经卷帙浩繁，有数万卷之多，金庸只读了本简单的入门书，觉得其中迷信与虚妄成分太重，不符合他对真实世界的认识。后来读到《杂阿含经》 、 《中阿含经》、 《长阿含经》，几个月废寝忘食、潜心思索，突然有了会心：“真理是在这里了。”不过中文佛经太过艰深，常有歧义难解。于是金庸向伦敦的巴利文学会订购了全套《原始佛经》的英文译本。英文佛经容易阅读得多，而原始佛经内容简明平实，不像大乘佛经充满了夸张神奇、不可思议的叙述，像金庸这种知识分子容易了解、接受，由此而产生了信念。大约是一年半时光，金庸体验了从痛苦到喜悦的历程，皈依了佛教。
　　金庸在和池田大作的对话中都认为当下社会的趋势是倾向“权力”、“金钱”、“效率”、“物质的价值”等人间的“外”在方向，而忘记了“开发内在”的因素。这是个“异化”的时代，人类忘记了自身。
　　金庸的武侠小说就像反“异化”的寓言。人类进入热兵器时代，人就不怎么依靠“身体”来战斗了，而武侠世界却崇尚回归到身体的战斗，像萧峰、郭靖这样的绝世大侠，连冷兵器都不用，直接用肉掌。但武功高低最终决定于内力，内力的修炼，还要从身体向内继续探求，需静心吐纳而得。
　　这种探求内在的企图，还没有触及到金庸的佛教感悟，金庸在其巨著《天龙八部》有对佛教思想的发挥。这是一部“以佛教的透彻智慧正面观照大千世界，以大慈悲、大法力来化解人世无穷冤孽的真正杰作”。(何平语)
　　《天龙八部》这个名字就是从佛学中来的，八部天龙，各属欲界，尽管业报不一，但终入轮回，渐然俱尽。小说中为恶之人必有为恶之因，为善之人必有为善之果，所有的人都有自己的苦恼和孽缘，然而业报不一，冤冤相报。
　　首先是人世无常，身不由己。萧峰曾经发誓，说终我一生，绝不杀一个汉人。可是结果聚贤庄一战，很多自己昔日兄弟，都杀了不少。虚竹的理想是做一个标准的一心一意的好和尚，而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肉也吃了，酒也喝了，女色也近了，简直要崩溃了。可是峰回路转，当所有的规则都破掉之后，这个时候突然发现虚竹是一个最好的和尚，佛学的光辉这个时候才普照出来。他是这个小说中最慈悲的人物之一，也是欲望最少的人。
　　慕容复是“贪”，对功名执著，落得癫狂；萧峰是“嗔”，对复仇执著，错杀爱人；段誉是“痴”，对情爱执著，终日自苦。
　　在最后一卷，一个少林寺无名老僧，一个“卫生管理员”，轻描淡写地打败所有高手。这里就包含着佛家的无名无相的思想，道理讲的是非常深刻的。
　　“我们必须克服的是，每个人心中都存在的那种可无限膨胀、永远无法知足的欲望。”金庸说。
　　晚年的金庸开始放弃。
　　1989年金庸辞去基本法委员职务，卸任 《明报》 社长职务，1994年辞去《明报》企业董事局主席职务，开始游学人生。游学与游戏只差一个字，但对金庸来说，庶几近之。
　　金庸开始全世界游走，去各大学访问研究，结果带回来一堆荣誉教授获博士称号。金庸出入浙大，一授一辞；登华山论剑，进阳朔下棋……被爱惜者痛心地称为“金庸的变味”，频频露面，没有“大师”风范。
　　其实，早在金庸到英国牛津大学做访问院士半年后回港，记者采访金庸在英国的感受时问： “你这半年还有什么抱负，希望在余生中达到？”金庸回答：“我在牛津时，是希望能够做些学术工作，但我的个性不适合，学术的基础也不好，现在才开始，已经做不成世界一流的学者了。我还是比较适宜做创作的工作，我没有积极的抱负，但求平平淡淡，生活自由自在就最好。”
　　所谓学术研究，只是金庸的爱好而已，他捐助各个学术研究机构，年已八十有三，今年三月刚通过剑桥大学的硕士论文答辩，将攻读博士，读来还能有所图吗？玩玩而已。
　　因洞世而玩世(像韦小宝)，这玩世，是金庸出世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