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踪名僧的摇篮

寻踪名僧的摇篮
　　弘法法师
　　佛教自公元前二年传入中国，已过两千年。他与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交会融合，成为鼎足而三的儒释道三大文化系统之一。佛教不仅仅是宗教，而且是思想、学说、文化乃至生活方式。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之大，范围之广，是任何一种外来文化所难以比拟的。实际上他从一种外来的宗教已经发展成我国的民族宗教之一，经历过介绍、试探、适应、发展、转化、融合等许多阶段，最终成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成了中国人文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赵朴老曾经指出：“自从东汉初年佛教传入，经历了两千年的岁月，它渗透到中国社会各个领域，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在中国近现代佛教史以至于当代华人佛教史总与地处长江三角洲的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泰州具有这样和那样因缘的人和事。这座城市县起先汉，州建南唐，文昌北宋，富延明清，具有两千一百年的悠久历史，而这里的佛教文化尤为殊胜。早在公元八世纪，日本入唐求法僧圆仁在中土巡礼，足迹就到达了泰州，古称海陵。圆仁的日记中记载了海陵之行的感受。也就是这部日记即成了闻名后世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它与玄奘大师的《大唐西域记》和《马可波罗游记》，并称为世界三大游记。
　　历史上泰州一带高僧辈出。有人曾经这样记录在案“名山方丈，多为泰人，各地高僧亦以泰人为伙”。据杨仁山所著《江苏名山方丈录》云，名山方丈“泰籍者占十之七八，僧徒之发达，盖于斯为盛。”当代华人佛教，从香港、台湾地区以至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直至大洋彼岸的美国都有与泰州有因缘的高僧大德在当地成为一方化主。的确，百年以来，泰州已成为名僧的摇篮，确属当之无愧。最近，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圣辉法师在江苏视察时讲到：对江苏佛教的历史地位和现实影响作了充分的肯定，强调近现代江苏高僧辈出，至今在海内外都有著重要影响。中国佛教协会和已故赵朴初会长历来十分重视江苏佛教。在谈到佛教的对外交往和海外联谊时，圣辉法师指出：“江苏作为佛教大省，在佛教的对外交往和海外联谊方面影响大、任务重。”圣辉法师所提及的近现代的江苏高僧实际上绝大部分都是来自于泰州一带。泰州早就形成了和尚的策源地，成为了名僧的摇篮。本书的作者范观澜先生作为有心人，伴随著相关名僧摇篮中的人和事，洋洋洒洒写下了二十多万字。
　　我知道观澜先生还是在三、四年前，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专著《江淮名刹泰州光孝寺》。这本书虽然题名为光孝寺，而实质上是一部近现代泰州佛教的札记。教内人士颇为赞叹。特别是当代两位顶级高僧成一与了中专门为他的著作写了序文，对其评价又颇为之高。这倒让我对其有敬佩之意。我曾感到，一位纯属业余级的竟靠不懈的努力写出了如此专业水准的著作真是不容易。第一次见到观澜先生是两年前盛夏的一天，因编辑《弘化》杂志，向台湾成一长老与贤度法师约稿。而送稿至泰州的竟是观澜先生，这样我亦与他相识。我原以为观澜先生是一位老者，哪知道第一次见面时，他竟然与我年龄相仿。我们在一起共进午餐时，聊了许多有关海外江苏法师的情况以及有关泰州佛教的现状，只见他如数家珍，娓娓道来，让我为之耳目一新。
　　后来由于因缘所至，我又兼任于泰州光孝寺住持，成为江淮名刹泰州光孝寺第十八代传人，这样我就常常与观澜先生接触交往。记得刚开始到泰州时，那个隆冬季节，外面天寒地冻，观澜先生在我的寮房中侃侃而聊，是他向我介绍泰州佛教的历史沿革，又是他向我介绍泰州籍高僧在海外的情况，我们之间渐渐确成为了好朋友。我常常在他的文章中感受到作为名僧摇篮的后来者与先贤们在心灵上的碰撞，也许正是借观澜先生笔下的引领，才让我走进了泰州这所名僧摇篮的世界。
　　观澜先生经过多年的努力，已成了一位“只事耕耘，不问收获”的佛教文化的学者，他文字功力深厚，治史态度十分严谨，求真求实，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对于治学尤为宝贵。他不仅勤于搜集大量历史文献，有关专著，而且不辞辛劳，奔走于海峡两岸，寻访考察遗迹，采集往事，实地研究，足迹遍及，可谓手到、腿到、眼到、耳到、心到、笔到，全身心投入了写作，素材之丰富，史实之确切。观澜先生创造性的劳动，为保存史料，弘扬佛教文化宣传泰州做出了巨大贡献。
　　《寻踪名僧的摇篮》其实就是《江淮名刹泰州光孝寺》的姐妹篇。观澜先生，他独具慧眼，不忍佛门珍贵的史料，湮没于历史的长河中，如果任其泯灭，那实在是太可惜了！他发菩提心，为我们撰写出《寻踪名僧的摇篮》，总算填补了这一段历史的空白，真是功德无量。
　　观澜先生这部大作即将问世，一再要我写篇序，我因他不遗余力地为佛教的热忱所感，为弘扬泰州地方特色文化所作的努力，不揣谫陋，谨怀著欢喜赞叹的心情，聊表我的崇敬与赞叹而已！
　　弘法写于省佛协办公室二○○四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