顿悟对推理的可悲胜利——詹何度牛

顿悟对推理的可悲胜利——詹何度牛

张远山

智者詹何闲坐室内，弟子随侍在侧。突然有牛在门外哞哞地叫起来，弟子说：“听声音是一头黑牛，但额头是白的。”詹何说：“你说是黑牛，说对了；但说牛的额头白，却错了。白的是牛角。”于是就叫一个小孩出去看谁说得对，结果詹何更接近事实：是黑牛，而牛角用白布裹着。［《韩非子·解老》］

　　韩非评论说：以詹何的智慧，竟要一个无知小孩来评断是非。小孩虽然没有智慧，但眼睛一看就知道是黑牛角上裹着白布。所以詹何那种劳心伤神的所谓智慧，顶多与三岁小孩差不多。而且还不是詹何比三岁小孩好一些，反而是詹何比三岁小孩差一些。所以詹何这样的人并没有智慧，只是愚人罢了。
　　从故事情节来看，韩非评论得相当有理。这正是韩非的才能足以惑众的地方——很少有人注意到韩非实际上把詹何故意丑化了。试想，以大智者韩非的才能，他能在室内推论出室外的黑牛白角吗？不能。仅就韩非提供的细节来看，世上没有人能做到。可见这个寓言编得很不高明。于是我不得不问，编故事能力相当强的韩非，为什么要编这个有明显破绽的寓言呢？回答是，为了贬低推理。
　　韩非主张观察高于一切。如果要拔高韩非，简直可以说韩非是培根之前主张实验科学的先驱了。然而，韩非强调观察，仅仅是为了反对脱离现实的“法先王”思想。这固然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在人类文明的初级阶段，运用推理来连缀有限的信息，是编织知识经纬、扩展知识疆界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希腊自然哲学——理论科学的雏型，正是如此创立的。按照柏拉图那个著名的洞中巨人寓言，仅靠人类昏暗迟钝的感官，早期人类只可能观察到真实世界的极有限的模糊影像。因此对世界的进一步认识，对有限信息进行合理加工与延伸的推理就是必不可少的。粗鄙的极端现实主义者韩非却反对在囿于局部的观察基础上，用推理来扩展人类的有限知识。事实上大部分先秦思想家都反对推理，而韩非更以“法后王”的思想成为反对建立整体抽象理论的健将。然而正因为韩非不懂推理为何物，所以这个故事才编得如此有失水准。

　　詹何吏书不载，不知何许人。惟有《吕氏春秋·重言》曾提到他：“圣人听于无声，视于无形，詹何、田子方、老聃是也。”以此观之，这一寓言确有所本，詹何是个擅长推理的先秦思想家，其“不出户，知天下”，的推理能力比老子还略胜一筹。如果这一判断不错，那么韩非一定没有搞懂詹何料事如神的推理是如何完成的。
　　事实上，推理是人类思维的最基本方式，推理这一人类固有的思维方式不会因为韩非乃至任何先秦思想家的抨击就在中国人的头脑中消失。但贬低和丑化推理，使推理声名狼藉，却对中国思想造成了巨大的消极影响。举例来说，中国人的思想阐述，就此不再展示思维过程，而是直接示以结论。这个结论（实际上是推论）是如何得出的，旁人无从知道，这就使知识进入神秘化的黑箱。长期只以结论面世，使思维者进入了自我认识的误区：由于实际存在的推论过程被潜意识化了，因此得出正确结论（推论）者误以为这只是一个没有推理过程的直觉——仅仅是一个顿悟。然而这种“顿悟”如果真有某种准确性，一定是由不自觉的潜推理所保证的。对顿悟的盲目尊崇，使中国思想从此仅有大量断语式的格言警句。于是诗话和文学批评只有片言只语，月旦人物也只有一二品词。由于从不展示得出结论之前的推理过程，传统中国根本没有完整的理论著作。即便是《文心雕龙》这样的“理论”著作，也只是一大堆直观的铺排堆砌和集锦杂陈而已。这本书如果由习惯于展示全部推理过程的西方哲学家来著述，那将是亚里士多德或康德式的皇皇巨著。更进一步，由于单个的结论缺乏说服力（哪怕再准确），就不得不用形象来救济理论之穷，于是就有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这样的中国式“理论”。任何人都可以看出，从晋代的《文心雕龙》到唐代的《诗品》，几百年时间流逝了，但中国人的理论思维能力却极大地退步了。而先秦思想家的理论深度之一泻千里地退化到近代，更是无须多说。

省略推理过程的著作，一概被中国人视为有“羚羊挂角”和“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神韵。这真是积非成是的纯粹胡说！这种走火入魔的思维方式，发展到唐代的禅宗可谓登峰造极。每个公案的参悟印证，都是迫使参悟者放弃先天固有的推理能力的强化训练。如前所述，人类固有的推理思维早已被先秦诸子打入思想冷宫，成了日益萎缩的潜思维，禅宗还要进一步赶尽杀绝，连中国人内心那点残存的潜推理也要彻底根除。一切按常规推理进行的参证，都被“德山棒”、“临济喝”目为下愚钝根。说起来也许令人失笑，禅宗公案在我看来，与近年流行的“脑筋急转弯”没什么两样。只不过禅宗煞有介事地冒充佛学智慧，而“脑筋急转弯”直截了当地称为娱乐而已——大概只有讨厌逻辑的中国人才会如此热衷于这种“发散性思维”吧。我认为，禅宗与真正的佛学精义已经相去甚远。禅宗公案正是佛教信仰在中国衰落之后，闲得无聊的老和尚们的娱乐形式——一种排遣长日的精神麻将。麻将当然也不是毫无乐趣的，正如禅宗也并非毫无妙趣，但它们与智慧和创造有什么关系呢？

　　禅宗对于习惯于推理思维的西方人，也许是一剂纠偏补缺、打破思维定势的良药——与中国人相反，西方人根深蒂固的推理传统使他们具有一种与中国人相反的推理强迫症，即便在最需要放飞想象力的诗歌里，西方诗人也常常像在条分缕析地做论文。因此“挥慧剑”斩断推理之链的禅宗式直观妙悟，对现当代西方诗歌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然而反推理的禅宗式顿悟思维对中国文化却是雪上加霜的致命一击，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此后号称儒学复兴的宋明理学也援禅入儒，开始了禅宗式的格物致知，格来格去，格到最后把中国人残存于无意识中的逻辑思维和科学潜能也荡涤殆尽，心性之学沦为绝对唯心主义的禅学翻版，把先秦最弱智的儒家（子）思、孟（轲）学派的空疏学风推向极致。格物所致的最高之知，谓之良知良能。良知良能之说，使中国人更加无知无能，中国传统文化的所有活力，最终被充天塞地的禅悦之风彻底吹散。

禅学谬种荼毒神州，至今沉疴不起。在西学进入中国一个多世纪之后的今天，《管锥编》这样极少“理论”思维而浸透妙悟意味的资料集锦，居然还被中国学者顶礼膜拜，似乎要超越它，唯有编出更厚的资料集锦一途。这真是用力完全用错方向！无法想象，同为资料集锦的《金枝》会得到欧美理论界的如此推崇。西方理论界并没有否认《金枝》的价值，但它的价值就是资料集锦而已。《管锥编》没有价值吗？不，有的。但它仅是一个丰富的资料库，而不是学术研究、理论思考的正途。《管锥编》是一座可供理论挖掘的罕见的富矿，但决不是已经提炼出完整理论的思想结晶。

　　很少有中国人对推理严密的纯理论著作感兴趣。精思密虑的《公孙龙子》，被根本不懂推理的中国人诬为强词夺理，也就毫不足怪了。面对擅长推理的先秦名学家，所有非名家的先秦思想家无须动员地自觉组成了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而以最具天才的庄子的评论最为有名：“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又以最尊重常识的荀子的评论最为蛮横“其言之成理，其持之有故，虽辩，君子不听。”能胜人之口，能言之成理，能持之有故，是因为精深严密的推理；庄子、荀子、韩非这些儒道大家之所以无法以其自负的天才反过来胜名家之口，是因为他们自己既不会推理，也无法指出名家的推理中有什么错误——对推理的反驳除此别无他途。他们唯一能说的就是：“我的心不服！”“我不想听！”于是把鸣金收兵甚至落荒而逃当成了凯旋而归。而他们的心所能服的，就是金克木、木克土之类的“科学常识”，他们永不明白严密的推理可以推论出与错误的常识完全相反的正确结论——比如只有名学家才想得到“五行不常胜”（墨子）。而人类知识的进步，正是在于不断地用推理出的正确知识来纠正和超越错误的常识。

　　回到开头的寓言。由于真正的推理被潜意识化，具有推理能力在中国从此就像魔术或神通一样成了欺世盗名之技和生财牟利之道。任何人只要故意把自己的推理过程隐去，而仅仅示以推出的结论，那么如果他想自售于帝王之家，就成了能掐会算的得道者、大法师；如果他只在民间混饭骗钱，就成了预知流年的算命先生、风水先生。总之，所有会推理而故秘其技的人，都成了半仙。科学的工具被逐出思维神殿之后，就这样成了助长反科学的迷信的法宝和利器。韩非笔下被丑化了的詹何，不正像一个故弄玄虚的江湖骗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