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之佛教制度研究概况

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之佛教制度研究概况
　　上海大学社会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朱贻强
　　佛教，可以主要指涉两方面内容：其一是指佛之教法，即佛对世人的教导、训示，又常称为佛法；其二是指佛法信仰之社会形式。针对前者，形成佛教义理的研究；针对后者，形成佛教信仰的社会载体研究。前者的落脚点在信仰的内在理路，往往称其为宗教哲学；后者的着眼点在信仰的外在展现，所关注的是信仰的社会组织形式以及信仰团体与社会的关系。针对后者的研究，主要是佛教制度的研究[1]，属于宗教社会学的范畴[2]。长期以来，义理方面的研究是佛教研究的主流，学者辈出，成果如山；佛教制度方面的研究却一向薄弱，成果也相对较少。本文意在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内地在佛教制度研究方面的学者与论著，作一个概要性的回顾。
　　有学者指出：“严格的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佛教研究始于二十世纪初。”[3]但是直到20、30年代，中国佛教研究才出现一个较为兴盛的局面，涌现出一大批佛教研究的著作，在这些著作之中，有一些是涉及佛教制度研究方面的，但总体的数量并不大。《法苑谈丛》是周叔迦先生于讲授佛教义理和历史之余撰写的一部关于佛教典制与文化的著作，其中一章专述佛教的制度，包括了中国佛教的四众弟子制度、寺院制度与佛教管理制度。[4] 近百年来全面介绍中国佛教制度的著作中，《法苑谈丛》可能是最早的一本。此著虽然亦对佛教制度的源流变革有所考证与梳理，但总体略显疏阔。
　　这一时期，如果说佛教制度研究有热点的话，那就是寺院经济的研究。1930年代研究中国经济史是一个风潮，而其中佛教寺院经济又是必不可少的一环。30年代集中出了一批寺院经济研究方面的论著，主要有石哲《唐宋元的寺领土地》[5]、何滋全《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6]与《中古大族寺院领户研究》[7]、鞠清远《唐宋元寺院庄园研究》[8]与《元代的寺产》[9]、全汉升《中古佛教寺院的慈善事业》[10]与《宋代寺院所经营之工商业》[11]、陶希圣《元代佛寺田园及商店》[12]与《唐代寺院经济概观》[13]、叶受祺《唐代寺院经济之管窥》[14]。
　　何滋全先生《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一文，几乎是大陆寺院经济研究领域最早的文章，其实石哲《唐宋元的寺领土地》一文早在一年多以前就已发表，但在寺院经济研究的全面性上，何文应该算是中国最早一篇全面论及寺院经济之各个侧面的研究文章。何滋全《中古大族寺院领户研究》，则着重研究了寺院经济中的依附关系和人口分割。对于这两篇文章，作者自己的评价，“两文的贡献是：提出了问题，有创新之意；缺点是：太粗疏了。”[15]这个自我评价是中肯的。全汉升《中古佛教寺院的慈善事业》一文，从慈善事业的独特角度，进一步明确了寺庙客观上承担的济贫赈灾、治病及戒残杀等社会责任，从而表明佛教寺院组织教化社会的特殊功能，是目前为止笔者所见大陆最早涉及佛教类慈善事业的文章。全汉升的这个研究，实际为日后何兹全与杨联升的工作指明了方向。
　　在这个时期佛教寺院经济的研究中，不能不提到陶希圣先生。何滋全先生称他是中国首创寺院经济研究的人。1932年至1933年间陶希圣在北京大学授课时，就曾简略讲到魏晋南北朝的寺院经济。他还成立了“中国经济史研究室”，不仅组织整理了数十万字的寺院经济史料，还在寺院经济方面做了许多开创性与指导性的研究工作。他所创办的《食货》杂志，是寺院经济研究的发动机和主要阵地。1935年1月陶希圣灼一篇读元史笔记《元代佛寺田园及商店》正式拉开了《食货》杂志对寺院经济的讨论。在此文中他敏锐地看到，一般对佛教史的研究都忽视了“寺院产权”这一‘根本性问题。所以，他一开始就要区分开“教会机关”和“国立寺产的主管机关”。在这基础上，他从《元史》中整理出许多关于寺数和寺田的重要史料。然后，他继续从制度层面切人，研究寺户寺奴，寺庙商店以及寺庙商店的税收。鞠清远在《食货》随后两期上发表的两篇文章(《唐宋元寺院庄园研究》与《元代的寺产》)，正好在材料上补充了陶希圣的文章，并揭示了借助寺产掩盖兼并事实的研究理路。
　　这一时期的寺院经济研究中，唐代寺院经济又是最受关注的。陶希圣在《唐代寺院经济概观》一书中概述了那一时期唐代寺院经济的研究状况。他指出当时的研究主要致力于教权与政权在经济财政的冲突上，研究范围主要在寺院田地、商店、人口、像设等项富力与人力的数量，和寺院与政府就于富力人力的冲突。他敏锐地看到，在寺院经济的研究中要密切关注寺院与豪富、官府三者之间的互动。他还坦言当时寺院经济研究中的不足：“说到寺院财产与僧财产的关系，施舍财产的人与寺院的关系，寺院财产的构成和经营方式，戒律与法律对于寺院财产与僧尼财产的规定，我们以前都是没有致力，有的还不能致意。实在的说来，这不曾致意致力的几点，正是我们了解寺院经济乃至教会组织的内容及性质最重要的几点。”在这篇文章里，陶希圣进一步强化了公产与私产的区分，通过对寺院投资、常住庄田的经营、僧尼私产、僧尼奴婢等制度分析，为唐代寺院经济研究定下了基调。[16]
　　此外，这一时期与佛教制度研究相关的文章还有几篇，例如欧阳竟无《辨方便与僧制》、[17]贾钟尧《唐会昌政教冲突史料》、[18]雨昙《唐代佛教与社会》、[19]江应梁《六朝时代中国境内之西域佛僧》、[20]武仙卿《南北朝国家寺院士族的协和与冲突》、[21]高部《北魏取经团》、[22]范午《宋代度牒说》[23]。这类文章总体数量不大，虽然对僧伽制度、佛教管理制度等某些方面有所涉及，但制度研究的自觉性并不高。
　　20世纪上半叶的佛教制度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30年代，期间《食货》杂志功不可没。但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食货》停刊，中国佛教制度的研究几乎无人问津了。除了前面提到的全汉升、高部与范午的几篇文章外，其余乏善可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20世纪上下半叶之交的1950年，侨居海外的华人学者杨联升先生在《哈佛亚洲学报》上发表了《佛教寺院与国史上四种筹措金钱的制度》[24]一文，此文是其渊博的宗教学知识用于经济史研究的结晶。作者在文中指出，佛教僧团组织在中国古代往往拥有很大势力，它不仅在教义上如同西方基督教一样提供了倡导慈善、普度众生的救世伦理，而且创造了一套很有特色的寺院金融与信托制度，能进行有效的募捐、融资、基金运营与公益信托活动，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西方的教会慈善基金。此文对于佛教制度的研究见微知著，很有创见与启发意义。
　　注释：
　　[1] 本文所指的佛教制度，泛指与佛教相关的制度，主要包括佛教对修行者(佛教徒)的制度、寺院制度、以及政府的宗教管理制度。
　　[2] 葛兆光先生在《佛教研究方法谈》中，将佛教研究分为四种：佛教文献研究、佛教史的研究、佛教思想研究、佛教仪式及其他活动的研究。参见《世界宗教文化》2阗4年第4期。这种概括方法，难免指涉重叠，分类依据不能统一。
　　[3] 同上注。
　　[4] 参见周叔迦：《法苑谈丛》第2章：佛教的制度。中国佛教协会出版，1985年。
　　[5] 参见《历史科学》1933年6月卷1第3．4期。
　　[6] 参见《中国经济》月刊1934年9月卷2第9期。
　　[7] 参见《食货》半月刊1936年1月卷3第4期。
　　[8] 参见《中国经济》月刊1934年卷2第9期。
　　[9] 参见《食货》1935年卷l第6期。
　　[10] 参见《食货》1935年1月卷1第4期。
　　[11] 参见《北大四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乙编上，1940年。
　　[12] 参见《食货》1935年1月卷1第3期。
　　[13] 参见《食货》．1937年2月卷5第4期。
　　[14] 参见《学风》1935年12月卷5第10期。
　　[15] 参见何滋全编：《五十年来汉唐佛教寺院经研究》序言。
　　[16] 陶希圣：《唐代寺院经济概观》，《食货》1937年2月卷5第4期。
　　[17] 王雷泉编：《欧阳竟无文集》第一编。
　　[18] 参见《食货》1936年6月卷4第1期。
　　[19] 参见《海潮音》1936年8月卷17第8期。
　　[20] 参见《新亚细亚》1936年11月卷12第4期。
　　[21] 参见《文化建设》1936年卷3第1期。
　　[22] 参见《中国文学》1940年7月第2卷5期。
　　[23] 参见《文史杂志》1941年卷2第4期。
　　[24] 参见杨联升：《佛教寺院与国史上四种筹金钱制度》，载文集《国史探微》，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