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教论衡”及其之间的融合

“三教论衡”及其之间的融合
　　从魏晋时期到隋唐时期的发展过程，三教关系则是：从“三教鼎立”走向 “三教合流”。
　　其中不得不谈起著名的“三教论衡”： “三教论衡”或曰“三教讲论”是西晋开始一直延续到隋唐的一项重要活动，也代表着这一时期思想文化冲突和磨合的痛苦过程。三教论衡涉及范围十分广泛，包括天文地理历史，语言音韵习俗，等等，而其核心问题也曾几度转移，由宋末道士顾欢《夷夏论》“舍华效夷，义将安在？”而到“老子化胡”，而“沙门不敬王者”，及“忠孝之说”等，虽于后人眼中，不免于琐细繁杂之极，实则表现了佛学中国化的艰难过程。
　　“论衡”一事，原起於东汉儒学今古文经学之争。 陈寅恪云：
　　“南北朝时，即有儒释道三教之目（北周卫元嵩撰《齐三教论》七卷，见《旧唐书》肆柒《经籍志》下）。至李唐之世，遂成固定之制度。如国家有庆典，则召三教之学士，讲论於殿庭，是其一例。故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此虽通俗之谈，然稽之旧史之事实，验以今世之人情，则是三教之说，要为不易之论。”
　　可见，三教论衡之事起源甚早。据载，晋惠帝时，即有道士王浮与沙门帛远争邪正，王浮附会襄楷上汉恒帝书中“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之说，造《老子化胡经》以起衅端。在北魏拓跋氏汉化过程之中，这个问题又被重新提出，如《通鉴》卷一三三所载：泰始七年（471年）谓魏献文帝好黄老浮屠，“每引朝士沙门，共谈玄理。”《册府元龟?诞圣》曾记叙三教论衡情况云：“数十人迭升讲座论三教。初若矛戟森然相向，後类江河同归於海。”《南部新书》则曰：“初若矛盾相向，後类江海同归”。
　　这种御前的讲论时而平和，如元魏时清通观道士姜斌与融觉寺僧昙谟最对论“佛与老子同时不？”（参《广弘明集》卷第一《元魏孝明帝召佛道门人论》）
　　时而热闹，如北齐时道士陆修静率徒与上统、昙显斗法，足为《西游记》类似故事张本[⑤]（参《广弘明集》卷第四高祖文宣皇帝《废李老道法诏》）。
　　有的时期或地区主要表现为磨合，如《周书?儒林?沉重传》：“天和（566－572年）中，复於紫极殿讲三教义，朝士儒林桑门道士至者二千馀人。”《周书?韦夐传》：“武帝又以佛道儒三教不同，诏夐辨其优劣。夐以“三教虽殊，同归於善，其迹似有深浅，其致理殆无等级。”乃著《三教序》奏之，帝览而称善。”又如《陈书?马枢传》：“梁邵陵王纶闻其名，引为学士。纶时自讲《大品经》，令枢讲《维摩》、《老子》、《周易》。同日发题，道俗听者二千人。王欲极观优劣，乃谓众曰：“与马学士论义，必使屈伏，不得空立主客。’”
　　有的时期或地区则主要演化为冲突。如《周书》卷五《武帝纪》：天和三年（568年）“集百僚及沙门道士等亲讲《礼记》。”“天和四年（569年）二月戊辰，帝御大德殿，集百僚道士沙门等，讨论释老义。”“建德元年（572年）春正月戊午，帝幸玄都观，御法座讲说，十二月癸巳，集群臣及沙门道士等，帝升高座，辨释三教先後，以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後。
　　这种御座前的诘难辩论，近则关乎一身之荣辱，远则关乎一教之盛衰，所以常常十分激烈。
　　或“必使屈伏，不得空立主客”（《陈书?马枢传》），或“雄论奋发，河倾海注”（《宋高僧传》卷第五《唐长安青龙寺道氤传》），忽而“妙辩云飞，益思泉涌，加以直词正色，不惮威严，赴火蹈汤，无所屈挠”（《宋高僧传》卷第十七《唐京兆魏国寺惠立传》），忽而“宾主酬答，剖析稽疑，文出於智府，义在於心外，如斯答对，坚阵难摧。赤幡曳而魔党降，天鼓鸣而修罗退”（《宋高僧传》卷第十七《唐京兆大兴善寺复礼传》）。严重时“辞河下倾，辩海横注，凡数千言。闻者为之股栗”（同上《唐彭州丹景山知玄传》）。
　　论辩之激烈，不免旁征博引，相互诘难，并不断提高论辩水平，这样，“三教论衡”就日趋技艺化。元和（806－820年）时期盛行之“俗讲”，实源於此。
　　当涉及佛法兴废的关键时刻，佛徒甚至不惜以地狱威胁帝王，如北周武帝时数事（参《广弘明集》卷十《周祖平齐召僧叙废立抗诏事十一》、《续高僧传?护法篇?隋益州孝爱寺释智炫传》等）然。慧远法师甚至敢於向皇帝老倌叫板，“抗声曰：“陛下今恃王力自然，破灭三宝，是邪见人。阿鼻地狱，不简贵贱，陛下何得不怖！”（周武）帝勃然作色，大怒，直视於远曰：“但令百姓得乐，朕亦不辞地果狱诸苦。”（《广弘明集》卷十《周祖平齐召僧叙废立抗诏事十一》）
　　历史上以“灭佛”著称的唐武宗也曾亲自参加过这种论衡，据《新唐书》卷一三九《唐彭州丹景山知玄传》曰： “武宗御宇，初尚钦释氏，後纳蛊惑者议，望祀蓬莱山，筑高台以祈羽化。虽谏官抗疏，宰臣屡言，终不回上意。因德阳节，缁黄会麟德殿，独召玄与道门敌言“神仙为可学不可学耶？”帝叉手付老氏中“理大国若烹小鲜”义，共黄冠往复。玄陈：“帝王理道，教化根本。言神仙之术，乃山林间匹夫独擅高尚之事业，而又必资宿因，非王者所宜。”辞河下倾，辩海横注，凡数千言。闻者为之股栗，大忤上旨，左右莫不色沮。左护军仇士良、内枢密杨钦义惜其才辩，恐将有斥逐之命，乃密讽贡《祝尧诗》。玄立成五篇，末章云：“生天本自生天业，未必求仙便得仙。鹤背倾危龙背滑，君王且住一千年。”帝览诗微解。帝虽不纳忠谏，而嘉其识见口给也。”
　　不仅宫廷，地方官吏也时有组织辩难。如《续高僧传?慧净传》： “始平令杨宏令道士开道经，有道士于永通颇挟时誉，令怀所重。立义曰；“有物混成，先天地主。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令即命言申论。”
　　又载净於贞观十三年（639年）开讲《法华》，道士蔡晃奉皇储（高宗）命与净抗论。这种激烈论辩一直延续到盛唐，如“开元十八年（730年），於花萼楼对御，定二教优劣，氤雄论奋发，河倾海注，道士尹谦对答失次，理屈词殚，论宗乖舛。”（《宋高僧传》卷第五《唐长安青龙寺道氤传》）
　　但中晚唐的三教论衡，往往已流为形式甚至谐谑。 史载，后梁朱温开平元年（907年）索性“罢释道二教诞日御前辩论”，但后唐明宗在天成元年（926年）还过了一把瘾，“诞日命僧録云辩与道士入内殿谈论”，算是絶响。
　　历代三教论衡的重大论辩中，道士“理屈词殚”不止一次两次。自张宾需周武帝亲自升座撑腰（参《续高僧传?护法篇?隋益州孝爱寺释智炫传》），到元魏时姜斌被敕“论无宗旨”，驱逐下席（参《广弘明集》卷第一《元魏孝明帝召佛道门人论前後》）。综观“论衡”历史，道流虽然屡占下风，但也用得着曾国藩的一句话，叫做“屡败屡战”，故论衡事得以长久持续，而以“三教圆融”为告结束。此即陈寅恪氏所云：“道教对输入之思想，如佛教摩尼教等，无不尽量吸收，然仍不忘其本来民族之地位。既融成一家之说以後，则坚持夷夏之论，以排斥外来之教义。”（《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
　　道家所以常败之故，首先是其模仿抄袭释氏处既多且陋，如《弘明集》卷六谢镇之《重与顾道士书》谓“道家经籍简陋，多生穿凿。至如灵宝妙真，采撮法华，制用尤细。”两相论辩，不免有“李鬼见李逵”之困且窘。譬如唐中宗代武周正位，正欲削减武曌倚重的释氏势力，不意论辩《老子化胡经》时，竟被释徒善辩者所乘，以至不得不明令废止《化胡经》
　　佛家亦常妥协， 欧阳修《归田録》卷一记叙了这样一个故事： “太祖皇帝初幸相国寺，至佛像前烧香，问：“当拜，不当拜？”僧录赞宁奏曰：“不拜。”问其何故，对曰：“见在佛不拜过去佛。”赞宁者，颇知书，有口辩。其语虽类俳优，然适会上意，故微笑颌之。遂以为定制。至今行幸焚香，皆不拜也。议者以为得体。”
　　佛徒是否应当遵从世俗社会儒家礼仪上，一直充满着激烈的斗争。晋成帝时庾冰主政，就主张沙门应跪拜皇帝。恒玄和宋孝武帝也曾先後诏令沙门拜王者，但宋废帝又废除了这道诏令，齐梁陈三代遂让释徒无所顾忌。在后来的敦煌写本中，显扬“忠孝”观念的作品已占有相当比例。其中不仅包括刘向《孝子传》中的董永、舜子至孝故事，以及现实中张义潮叔侄忠义归唐的故事，刘修业认为伍子胥亦属此类。
　　今传佛经中尚有托名“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奉诏译”之《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历数母亲怀胎及养育之“十大恩德”，重庆大足宝鼎山宋代石窟又演为大型造像，广为传播，足证释徒已完全承认中土之观念，而絶口不言其天竺原教旨中之“无父无君”之说也。就大原因而言，未尝不是延续四百年之“三教论衡”的副产品和大收煞。
　　此种郑重其事的辩论，慢慢开始向以诵经争取下层信徒方向转变，这就是世俗生活中宣扬的“俗讲”，也就是在社会底层大众中进行宗教宣讲，争取广大的信仰教众和群众基础，此处暂且不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