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佛教面面观：从静止阶段到发展阶段

香港佛教面面观：从静止阶段到发展阶段
　　香港的地理位置居广东珠江东侧，在佛教信仰的普遍性上，香港带有明显的广东佛教色彩，这与广东的文化、交通、经济有相当的关系。当然他们也有相异之处，各有长短，也就是说香港佛教的本质一方面是广东式的，另一方面又不是广东式的。近代香港佛教的发展，正如觉光法师所说：“已由静止的阶段转变为一个蓬勃发展的阶段，现在更由一个桥梁阶段发展为一个模式阶段。”今天，其信仰之浓，是其它省所难以比拟的。
　　静止阶段
　　目前香港管辖区之内的佛教史迹与广东的佛教史迹有众多相同之处，这种巧合，就须从广东的交通方面来探索了。我国的对外交通，自汉代以来，即有水陆两路。水路主要是指南海的交通，而以广东一带为据点：陆路则是以新疆中亚一带为门户。但在近代以前，尤其是对西域的交通，广东是重要的海道据点。现代香港新界屯门，乃是唐朝广东海道的主要港口之一，亦为贸易商船的必经之路。由于这种对外交通和贸易商船停泊的关系，可知由海路来中国的佛教，一定也有僧人的遗迹。现在香港青山(古称屯门山)的山腰有一座古寺，名为青山禅院，此古迹原名杯渡庵或杯渡寺。它的由来与屯门港有其渊源关系，要叙述香港佛教的初期历史， 更不可忽略这座杯渡庵的古迹。 据说这是杯渡禅师(380—458，晋宋时代)所建，是香港佛教的古迹之一。
　　到了明代，锦田观音山的凌云寺也建立了，此时香港佛教已进入相当活跃的时期。可惜明清交替之际，各寺院活动未留下详细记载，僧侣的活动见诸于史籍的则是民国以后的事情。由于香港一变而为近代化的商业港口以后，与各国的交通自由，各国人士的往来频繁，内地佛教人士前来的也有很多，香港佛教也就随之兴盛起来，佛教活动也因而繁荣，在近现代佛教史上添了新的一页。
　　发展阶段
　　根据现在的文献，香港正式开展佛教活动是1918年。商人卢家昌在香港设立极乐院，每日早晚诵经，每周举行一次佛教讲演，这是香港佛教活动的肇始。不过因为指导者不是出家人，所以与出家的僧侣所指导的现代式教化活动还有一定的区别。1920年9月， 在香港当时的知名人士潘达微、陆莲仙、吴子芹及商人朱恨生、罗啸嗷与觉一法师等人的筹促下，敦请太虚大师在鲗鱼涌名园，办了一次讲经法会。香港第一次出现了盛大的佛教活动。因为有了这次讲经法会的影响，流布范围逐渐扩大，香港遂成为中国佛教的又一中心地。佛教信徒一天比一天多，组织也更加健全。1925年，终于成立香港的居士林。不过，这个居士林的宗教信仰是以密教为主，专门弘扬密教。参加者约50人，都是男性。后来，以这个居士林为基础，在中环设立光明学校，又于林内及校内设佛典流通处，佛教有了发展。两年后，会员达百人以上。尔后又设妇女部，于是女性也参加了佛事活动。随着组织的发展，获得了很多女性支持，尤其是绅士胡禧堂长女(钟树祥的夫人)等，作出了较大贡献。
　　1927年，茂峰法师自台湾拟返鄞县观宗寺祝贺谛闲法师(1858——1932)寿诞，途经香港，当地信众仰其德望，延请讲经，法缘至盛。当时每晚听众达三千余人，其中不乏地方宿儒及知名人士。不久《佛教学刊》创刊问世，由于集稿困难，很快停刊。之后，潘达微、罗海空等又创《天荒画报》，以图案、美术和鲜明的文字来表现佛法的内容，终因无法维持下去而再次停刊。同年五月，有一位尼师开始提倡中国佛教的素食思想，在香港的荷里活道石坂巷开设“蟠桃天”素菜馆，获得很好的反响。不久，“卫乐园”素菜馆、“小祗园”素菜馆亦相继开办，并兼流通法器和经书。当时香港佛教的四众信徒，并不是以建寺为主而是将素菜馆作为弘扬佛教的据点。这些素菜馆餐厅慢慢吸引了很多中外各阶层的人士，因为素食有益于健康，吃完后又可以浏览一下法器和佛教书籍，可谓一举两得。
　　1928年秋天，九龙成立了哆哆佛学社，专门弘扬净土念佛法门，社址在九龙蒲岗村的曾富花园，这是清末以来香港佛教中弘扬净土宗的所在，以持名念佛为宗旨。社内并设阅经、静修、蔬食、 放生等四部。
　　1929年，香港张莲觉女士(何东晓觉士夫人)，因游南京栖霞寺见舍利放光，对佛法生起信仰。在新界青山私宅设立一座女子佛学院。学院的经营完全由其本人负责，教务及讲义则聘请霭亭法师(1893——1947，当时江苏竹林寺住持)担任。由于霭亭法师原在镇江创办竹林佛学院时，专弘华严、毗尼，禅教双修，人才辈出。 张莲觉居士仰其德望， 于1932年请其莅港擘画东莲觉苑，并于苑内设图书馆，流通佛经，发行《人海灯》杂志。
　　同年，融秋和尚招集信众，在新界荃湾的芙蓉山建立一座竹林禅院，早晚诵经仪式均模仿广东鼎湖山的仪规，并给四众弟子提供住宿方便，初时弟子就有二百多人。这一年舜若和尚(南京栖霞山寺住持)也在荃湾建立鹿野苑，此苑有僧数人，原籍都是江苏。其后，1973年该苑礼请擅长梵呗、佛学、国学造诣皆精湛的超尘法师担任住持，并经过修复与扩建，遂成为荃湾颇具规模的一座丛林。
　　大屿山昂平的宝莲寺，自宣统年间(1909——1911)大悦、顿修二禅师从江苏金山寺，来此开山草创，1924年，金山江天寺纪修和尚至此继任住持，始正式命名“宝莲寺”，翌年兴建大殿。1930年，筏可和尚(1893——1972)继任住持，大事扩建，先后完成地藏殿、祖堂、五观堂、般若禅堂、韬光疗养院等。
　　1964年又扩建大雄宝殿，至1969年落成，气势豪迈，夙有“香港第一禅林”之称。1930年，屯门的清凉法苑、大埔的大光园、观音山的紫竹禅院等，先后礼请了可仁法师、觉一法师、筏可法师等前往讲经说法，佛教徒也愈来愈多，设立素餐馆亦已成为一时之盛。轩尼诗道、殷含道、皇后大道等先后有“香积厨”、“东方小祗园”等素菜馆开业，素食风行一时，形成一股热潮。
　　1931年春天，由阿濂伯、陈静涛、刘德谱、邓介石、张若梅、李公达、周佛慧等港岛知名人士，共同组织一个“香港佛学会”的研究佛教机构。会址设在坚道，内设事务、财政、弘法、慈善、常务、编纂、助念、护生、文牍、庶务等部门。同时又开办平民义学，教材以佛学为中心，学生所用文具也一律免费。翌年三月，发行《香港佛化》杂志，开讲经布教的风气。1932年，他们又组织一个名为“利园”的佛教青年会，加入的青年为数很多。1933年，茂峰法师集信众之力，在新界荃湾山上建立东普陀寺，殿宇巍峨，规模宏大，命名为千佛山。其后，该寺仿照内地十方丛林的方式，集四方云游僧侣，专心修行，朝暮课育，佛事仪规，则仿照南海普陀山的规制，每年开四次讲经法会，宣扬佛法。同时组织佛教宗学研习班，专门研究天台和净土二宗，对早期香港佛教的传播，助益甚大。1949年大陆解放之际，内地僧人流徙香港的很多，其时茂峰法师的东曾陀寺，广纳海单，所有十方云游僧众来寺均可留单，一时南北佛教僧侣云集。其中洗尘法师亦驻锡于该寺，他发愿复兴中国佛教，乃与金山、恒悦二师共建道场，先后兴办佛教医院、内明书院、内明小学、内明英文中学、能仁书院等，大力推行佛教及社会教育事业。
　　翌年，港岛跑马地成立了“香港菩提”，在觉一、可仁、华庵法师的领导下，尽力传播天台教观。菩提场内与香港佛学会同样设有平民义学和佛典阅览室。1935年，张莲觉女士在跑马地山光道建立“东莲觉苑”。她把原在地处偏僻、交通不便的青山女子佛学院也移到此处。该院仍请霭亭法师继续住持，又增聘通一法师和潘慧凝、何尚德两位女士担任各课指导。这所女子学校与武昌女众佛学院(故址在武昌积玉桥附近胜鬘精舍内，现已不存)和汉口八敬学院抱同一宗旨。通一法师来东莲觉苑后，便将原主持的《人海灯》月刊也迁来香港。其后八年之间，这份刊物一直是香港佛教文化的代表，成为当时香港真正有活力的佛教刊物。以后由于日本侵略军战火快要蔓延到香港而停办，通一法师遂转南洋。同年夏天，芝峰法师(俗名石鸣珂，1901——1971)应佛学会的邀请，来港讲解《大方等如来藏经》。由于芝峰法师专精唯识、天台、律宗，当时被称为太虚门下“四大金刚”(大醒、法舫、法尊)之一，有一定影响。此次讲经每晚听众，座无虚席。冬天，全港宗教团体再度邀请太虚大师南下弘传佛教，并借利园佛学会址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有三千余人参加了这一盛会。其后，大师应各界之请，在佛学会上连续说法，给香港各界带来了很大影响。从此，香港佛教有了长足的发展。
　　1936年，九龙的东华医院在港岛举行第一次“万善众缘水陆大法会”，特别邀请我国禅门高僧虚云老和尚主持。时虚老驻锡东莲觉苑，法会圆满后，应信众要求，继续说皈依三天。据《香港佛教》杂志前任主编澄真法师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寂静地带的山光道上，顿时车水马龙，成千上万的人涌来登记，弄得写登记皈依证的我们，手忙脚乱，不知所从。幸而灵机一动，把百家姓氏念出来安排次序……这是香港开埠以来，接受皈依人数最多的一次。”由于虚老渡港的因缘，再加上一些对禅宗特别有兴趣的佛教徒的助缘掀起了一阵禅宗学习势潮。于是天台、净土、禅宗、密宗及法相宗皆于香港次第展开，各种佛教团体亦相继建立。有拥有一万多会员的香港佛教联合会、僧伽联合会、世界佛教徒联谊会香港区会(会址设立在曼谷)等国际性佛教组织；东莲觉苑、佛教大光园、般若精舍、慈航精舍、志莲净苑等比丘尼组织；金刚乘佛学会、法相学会、法住学会、香港佛教真言宗男众、女众居士林等居士组织；还有明珠佛学社、三轮佛学会、香港佛教讲堂、光明讲堂、圆明讲堂等学术性的讲经组织；以及香港正觉莲社、香港莲社、菩提学会、普慧莲社等二百多个佛教团体。目前香港已有新建佛寺四百多座，出家二众三千余人以及约占香港总人数70%的在家男女居士，不论弘法、修行、文化，或佛教学院的教育上，均呈现多样性发展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