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窟里的世俗描绘 敦煌歌辞反映底层的真实现实

佛窟里的世俗描绘 敦煌歌辞反映底层的真实现实
　　清代光绪二十五年（1899），在甘肃敦煌莫高窟（又称千佛洞）石室里，发现了大量唐、五代人手写的卷子。其中有词，当时称为曲子词。这是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词的写本。其中有一些词的创作时代相当的早，约在唐玄宗开元（714～741）年间，对研究词的发展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
　　敦煌歌辞则包括敦煌遗书中的“敦煌曲”、“曲子调”、“俗曲”、“小曲”、“曲子”、“词”等。它们符合倚声定文、由乐定辞的原则，又托于曲调，能被之管弦发声歌唱，所以统称为敦煌歌辞。
　　敦煌歌辞的创作时代不可详考，只能依据敦煌藏经洞的历史推测这些歌辞大约为唐五代期间所作，没有晚至北宋的歌辞。其中一部分表现征人厌战、征妇怨思和纨□追欢、歌伎卖笑之类的歌辞，可能是盛唐时期的作品。任二北《敦煌曲初探》指出：已知敦煌曲的调名有69个，其中45个见于崔令钦《教坊记》，“达百分之六十五”。而《教坊记》著录的都是天宝年间流行的曲调，由此也可反映出这些歌辞创作和流传的年代。
　　敦煌歌辞，仅少数留有作者姓名，如温庭筠《更漏长》1首，唐昭宗李晔《菩萨蛮》2首，欧阳炯《更漏长》、《菩萨蛮》各1首，以及哥舒翰、岑参、沈宇、苏□、神会、法照等人的一些作品。绝大多数没有留下作者姓名，也难以考证。王重民根据歌辞的内容推测其作者队伍，“有边客游子之呻吟，忠臣义士之壮语，隐君子之怡情悦志，少年学子之热望与失望，以及佛子之赞颂，医生之歌诀”（《敦煌曲子词集·叙录》），看来作者面颇广。
　　敦煌歌辞大都源自民间，比较真切地反映社会现实，抒发下层人民的思想感情。其中描写征战的歌辞，一方面揭露了唐帝国轻启边衅、连年征伐给人民造成的痛苦和灾难，如失调名一首：“十四十五上战场，手执长枪，低头泪落悔吃粮，步步近刀枪。昨夜马惊辔断，惆怅无人遮拦”；另一方面又热情歌颂了边塞将士驰骋疆场的英雄气概和视死如归的无畏精神，如《剑器词》：“丈夫气力全，一个拟当千。猛气冲心出，视死亦如眠。率率不离手，恒日在阵前。譬如鹘打雁，左右悉皆穿。”
　　对妇女生活和爱情的描写是敦煌歌辞的重要内容。这类作品，往往能冲破封建文人轻视妇女、玩侮女性的偏见，为各阶层妇女经受的痛苦和不幸鸣不平。或直抒胸臆，或触景伤情，倾诉征妇情思、怨妇悲恨和被侮辱被损害女性的反抗心声，也表达了她们对于爱情的向往和追求。如〔菩萨蛮〕“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水面上秤锤浮，直待黄河彻底枯。”这种率直地表示海枯石烂心不变的高尚情怀，是很挚朴动人的。
　　在敦煌歌辞中，还有一些作品反映商贾、旅客、雇工们各自“富不归”、“贫不归”、“死不归”（《长相思》）的不同命运，表现儒生穷愁潦倒、愤世疾俗、发誓永远“不朝天”（《浣溪沙》的思想感情，描写渔夫、豪侠、僧徒、道士、五陵年少、磨面娘子等各类人物形象，以及颂马、颂剑、讥刺戏谑、抒情写景一类内容，题材丰富，语言通俗，大都充满民间生活气息。但也有部分宣扬佛理教义的佛曲歌辞，如《散花乐》、《归去来》、《悉昙颂》等，多为点化众生、劝善行孝、六道轮□、因果报应等宗教说教，其中也偶有对社会贫富不均和民生疾苦的反映。
　　敦煌歌辞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诗歌艺术的优良传统。“抒情的作品，缠绵坦率，幽思洋溢；一般的作品，信口信手，出语自然，所表现的所含蕴的是何等的真实，又是何等的丰富”（阴法鲁《敦煌曲子词集序》）。歌辞比较注意艺术境界的描绘。或着意写景抒情，让想象在优美的意境中翔游；或运用拟人化手法，构思奇巧，造意新颖；或选取贴切自然的比喻、生动有力的夸张，以增强艺术的感染力。佛曲歌辞写佛国世界，虚幻缥缈，写冥间地狱，怪诞不经，也自有特色。
　　敦煌歌辞在中国词曲的发展史上构成了重要的一环，它是由汉魏六朝乐府诗至宋元词曲间的桥梁，为五代两宋词的兴盛繁荣开辟了道路。敦煌歌辞的发现，也为探溯词曲的起源、发展及其与音乐的关系，提供了可贵的资料。
　　已整理的敦煌歌辞集有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饶宗颐《敦煌曲》、任二北《敦煌曲校录》、《敦煌歌辞总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