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牛山云岩寺初探

伏牛山云岩寺初探

　　黄夏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宗教研究所·、北京，100732

　　摘要：本文对明代伏牛山地区的云岩寺作了较深入的讨论，在考察现有的两块明碑的基础上，指出伏牛山云岩寺的确是伏牛山上一座五脏俱全的规范寺院，云岩寺碑是明代寺院为了争夺寺产所做的一种图存的努力，碑中所记的僧人与他人争夺庙产的过程与来龙去脉，以及官府的断案等最后结果，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了当时伏牛山佛教与官府之间的关系，由此可以进入研究政教关系的一面。现在学术界对伏牛山的佛教还没有研究，本文可以弥补这一缺憾，并为后来的研究提供基本的史实与思路。

　　关键词：伏牛山佛教；明代佛教；云岩寺；禅宗；寺院经济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970（2007）01－0000－00

　　收稿日期:2007-01-17

　　作者简介：黄夏年（1954—），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编审、世界宗教研究杂志社社长、《世界宗教文化》主编。

　　伏牛山的佛教历史悠久，资料众多，派系明显，人物重要，寺院不少，但是到了现在，这些都成为历史，如今伏牛山地区已经没有寺院，仅有遗址和残渣砖瓦尚存，十分遗憾。2006年10月底，笔者应邀前往伏牛山考察，在嵩县宗教局长丁见智等人的陪同下，考察了现存的伏牛山云岩寺遗址，在开辟的梯田上，云岩寺碑孤独地耸立在荒野，让人不禁感到寒心，昔日的喧嚣已经被静谧的田野取代，这就是中国佛教得而在失，失而在得的规律。

　　一、现存两块云岩寺碑文的内容

　　现存的云岩寺碑文有二块，均为明代撰刻。两碑内容全文如下：

　　（一）、伏牛山云岩寺记[1]

　　乔 缙

　　河南嵩县西南三百里有山曰伏牛，耸拔数千仞，盘错四百里。怪石虬松，崔巍岈峭，豁尔屏开，双峰双峙。钜区中夷曰：云岩寺前横踊水，摄梁入寺，大雄巍峨，左伽蓝，右禅堂，钟阁在前，左藏乘居殿，后铅松茂卉，凌云蔽日。过此已收上石磴崖梯，攀缘跻摄越二十里，及临绝顶，横亘坪曰：大漫也。龙鳞之石，翠羽之木遍岭巅。中央泓水碧石壁彻内坎小池，古龙湫也。池水澄澈，寒气凛冽，数步之外，侵逼肌骨，虽盛暑犹隆冬也。石开小窍，有物时出，长尺许，牛首麟股，虬髯鹰爪，游衍波面或岸表，再入再显，久而复潜。本郡尝以岁旱种植焦萎，官民祈祷，久莫之雨。乃启洛之明藩，伊王遣官，赍香诣山拜祷，以净瓶轩岸几，扣拜之久，瓶水自生满函而发，不日霖澍大作，禾苗勃苏，灵感之迅速若此。非直泽佑方民，实足以护法卫教，远近高腊欲跻圣果者必以此。窟宅霞庵云窦遍满陵谷，东抵黄连朵，西武鸡脚蔓，南域石淙，北界寿圣，嶙峋插汉，颉颃泰华，睥睨衡霍，俯看烟云，将峻极于天地也。

　　始唐自大禅师访遴开创。师吴兴人，姓季氏，依径山禅师，受具后于南康见马大师，发明心要，因承马祖，命持书谒中国。师将行，咨大师曰：弟子别后，归何所止？大师曰：逢牛可止。遂即其道，达此境，闻俗呼野牛岭，乃询其故，对曰：闻有牛齿人，甚狠恶，虽猎者犹惧。师默忆前记，踌躇而进。方至凸岭，值此神异，遂祝之曰：果符先师之言，尔乃前导，吾从后随。牛即泯然从导，且行且顾，及涉西寺之基，皆蹲踞，少时及绝顶，牛忽不见，俄而烟雾晦冥，雷音震壑，变化莫测，乃知牛即神龙一化耳。此开创之由也。至今山人于野牛岭铸铁牛以像之，故号伊阙伏牛，自在禅师也。皇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独空居此，复加葺理。后有亮公、广公接续兹者，觉公照堂，禅栖岁久，稔达颠末，恐后世遂无碑以传，杖锡下山，远涉征记。夫伏牛，天下名山也；云岩，于下名刹也。野牛降伏而山名，白云吐岫而寺号。山与寺相掩，寺与山相倚。扶草树阴森，藤萝交络，钟鼓齐音，殿堂伦奂。心因境静，境逐心闲，可以修最上乘，解第一义。造乎其源，入乎无相，所谓转惑见为圆智，脱群迷为正觉，舍大暗为老明，必依此而得之也，于是乎记。

　　（二）、伏牛山云岩寺记（阳文）[2]

　　嵩治城南三百里山曰伏牛。考之邑志，有唐号自在禅师者，次岭巅闻野牛狞恶噬人，师适遇牛，偎首卧地者降伏然，故名之。传谓牛乃龙化，其言不经，亦不深究。厥寺曰云岩者，即师住锡明心之所，所以开胜名也。有上、下之分。然师道固有道，以牛得山而定居，良不偶。此山之所以秀拔群岳，名擅海宇几耳之者，咸知为耸林巨擘，四方缁流托动，计数千余，亦尝闻之未及见。丁丑岁，筮仕承乏兹邑莅政，明年以道宪佥汪公檄委观民风，跋历万山路羊肠，币造此境。寺僧群然，遮迎道左，罗拜于途曰：明年贤劳，过此少憩，山门之光也。固邀，遂登览于寺。约俊殿堂，焕乎整饰，问之，东步不能百，有古洞，屹中多怪石，泉声如鸣佩环，僧桥其上，以达藏经洞阁，之起崇（林+室）飞瞢（下无）接汉，延宇垂（阿）而轿舆（煞）自，既而四顾，苍崖嶙峋，壁立万仞，松柏阴森，竞翠清馨袭人。僧舍散落，遍岩谷高下，陆下隐半见。远眺诸山，岿然来朝，势若星拱。目询之僧历历指白：倚北者。曰：大（山+曼）垅陡，人可攀摄，鸟道萦纡。徐缘石磴三十里许，（向）俊距绝顶上，有娑竭龙池灵异，莫敢近。有垛曰东邙，曰西邙，巍峨雄峙，联蔓而相望，枫环溜飞，云霞出没，直阳相对，日高黄蔓。左曰黄崎岱垛，右曰鸡脚，三峰相去，扉可以寻仞计，然皆插霄。近白连耸如列，屏翠羽之木，龙鳞之石均荫其上。鹿逸豚游兴夫，啼月之猿，啸风之虎，交迹于中，而鸣禽凼鸟，未悉以类举也。山之外白河，洪流环抱其麓，以限旁邑，计厥山盘据五百里，而（路+若）子散处，事农诛茅为庵者，不下数百墅。其间层峦迭嶂，深壑峻岭，得其绍基者甚繁。以伏牛冠之，犹卧牛之在岳也。噫！山之胜若此，盖天钟秀于是，方果前唐之世沦于荒落（与+欠）。僧应曰：释氏传，云阳有号碎支者，启肇乐道于斯，手植莲花，香满峪，因名之莲花山。第世远不何，代而佛之舍利灵骨犹存之函。余将信而且疑，始置之。惟谓嵩之提封及稽此古千秉之国不是适。厥既剧矣，余叨吏之。则夫山川之美，风景之殊，民俗之淳温，四境之内宣悉受知也。今伏牛山得秉便一门，酷爱其佳丽，而欲识之，以追着千古之遗迹灭，无寺而空行者，柳子论观游为政之，具信然（与+欠）。乃撰其事，书之阳。若夫山之疆土，废而复之者，续载于隐。僧拜手曰：我众志也。遂列之下雪岩云空寺普揭场。具上。云岩下鹿

　　大明政德十三年岁舍戊寅秋九月吉，文林郎知河南府嵩县事，前举进士，华容王官之撰 廪膳生（郑）杨 放书

　　嵩县县氶宋惟中 主薄李森 典史邓显 儒学教谕申佐 训导任必绍 时熙

　　本寺住持僧兴隆 执事僧澄惠思启

　　从住持 石僧伍景（以下有二十多个字的位置概无字迹）

　　阴文[3]

　　夫以唐自在禅师修道此山，迄今甫将千年，缁流托居渐繁。迫于衣食，而荷镢操锄日益开垦，所以山皆有田可种，而僧有果可食。岂意比来不律之僧与（疑为兴）容，拜为恩家，推称山主，以致谋侵北山，妄作己业。正德五年（1510）太和保民张祥、芦得、芦学相继将古佛山场寺院，上至龙池大漫，平白受价卖与董英为业。是时住持悟景历发本寺众僧悟德真惠、可郎得林园等协力起讼。真惠且词，蒙分巡道佥事吴按临本县，将芦得所侵山地仍 断与僧真惠产业。至八年又被常杰、芦营、芦得，契以伏牛山为芦学、李宣粮地，具告本府知府何庆。悟景会住持圆□秀亦诉其情。蒙一并批送推官问案下，其劳周折不可尽述。即同将常杰文契入卷，还价银二十五两，带粮四斗五升，其地断悟景付常住（官）业十年。又于董英相和住持圆秀，又圆监、祖享、真惠等用价二十八两，赎回董英通契，并一共带粮退祠内之地，亦于平和主持可银郎会同圆监、德恺、续方等，用价银十五两赎回一契，带粮一斗八升。通前告争，取赎带粮将地，尽属常住，永远（官）业。庆无□词，以起争端。□以修心养性本纳僧之家法，而乃弃业捐生累讼数年，劳苦难喻，不适复古刹山场之□物，恐遗笑于后人也。为后人者可不观此勉焉。今将此山属地二四至及庵场执事人等备记于此，以垂永远之规程，尚镇守之故。记时正德已卯孟冬本寺主持兴隆书。

　　本寺历代禅师无用、愚机、智斗、子宣、回回、通蜀、空无、尽量、大川、降古、潭深、古心、□东、铁牛、胡铁、古峰、古翠、柏岩、大方、顺宗

　　庵主 崇盈 永镇 道果 成净 能怀 道潭 净方 江满 圆庆 圆性 圆祥 洪秀 圆亮 洪智 道果 洪涛 周现 海宝 祖能 祖金 常贤

　　嵩县功德主 陈全 男陈苍 道郎 道明 棠玄 慧钦 祖胜 德成 德聪 洪兴 洪祥 陈序 执事都提 都官监寺藏主副寺庄显监寺典坐 库头西序 执事 前堂 首座后堂 西堂 首座立僧悦众书记知庆（典）座 安 自甘□□不辞 许名妄兴，民载万有，僧应有业。一时丑五壬，无申输租遗恨，增禅衲益，产丰产赀，利俗人宝。

　　二、两块云岩寺碑有关问题的提出

　　以上两块碑，均撰就于明代。中国佛教到了明代，由于佛教界内部派系众多，分支亦繁，于是到了这时佛教界内部自发地产生了清理门户的要求，许多寺院都以正宗来标谤，佛教学者纷纷撰写灯录与宗谱，“曰正统，昭法系也。”[4]其目的就是“派别支殊，渊源则一。纪世总标大鉴，千百世分门之渐，自可永杜。”[5]如四川大足石窟宝顶道场坛台孝经洞外左侧，就立有《临济正宗记》[6]碑一通，甚至有的宗谱直接就以此为目的而编纂，如临济宗陕西终南山勅德峪天龙寺派的宗谱是：“明德义幽玄，昭然廓性天，慧灯联海焰，万固永流传。”[7]伏牛山云岩寺的碑文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而出现的，这在碑文里已经说的很明确，即“禅栖岁久，稔达颠末，恐后世遂无碑以传，杖锡下山，远涉征记。”

　　两块云岩寺碑，一块是立于明成化年间，乔缙撰文。乔缙，字廷仪，洛阳人。少颕敏，师事河东薛瑄。成化八年（壬辰， 1473）进士，授兵部主事，累迁郎中，出补四川参议。时马湖府知府安鳌杀叙南卫千户曹明，狱久不具，御史檄缙，鞫治一讯即服。未几，贵州苗蛮叛，命都御史邓廷瓒帅三省兵讨之，勅缙督饷。苗平，赐文绮宝钞以旌之。久之不调，上疏乞归，卒年七十二，所著有《性理解惑》、《河南郡志》及族谱若干巻。[8]朱睦（木+契）作《乔公传》。乔缙少小聪明，考上进士的年龄应不会太大。他于成化八年得进士，著有众多的著作，也是一位文人与名人。他一生主要在外面做官，晚年才回到了故里。此碑何时而作，没有明确的记录。成化一共二十三年，即从1465至1487年间，这时乔缙可能还没有回到老家，所以此碑文可能是在他告老还乡之后，于成化之后的弘治年间所作。

　　从中国佛教史上看，从洪武到成化年间正是四川断桥伦一系无际明悟的弟子楚山绍琦及其门下势力广为传播的时期。无际曾经“往河洛大乘山，谒独空；入楚，礼无念。二和尚皆不遇。走繁昌山中，参古拙俊禅师。古拙，无准范五世徒也。其传有自，见师大奇之，一言契合。以法授师，尽得其秘奥。”[9]无际到的大乘山在河洛地区，河是伏牛山地区的伊河，洛是洛阳的洛水，所以大乘山有可能是伏牛山地区的一座山峦。更重要的是无际到大乘山想谒拜的独空和尚，在清代编的《释鉴稽古略续集》[10] 里“（永乐） 甲辰 二十二（1424）年”条，附有“国初名僧未见传记者”21人，其中“独空禅师”的名字就列入其中，说明当时独空和尚的影响是有的。碑文提到的“独空禅师”有可能属于临济宗断桥伦系一脉之后人。无际在世时，独空和尚就已经有了名气，这时无际还没有名气，应是一个年青人。无际于正统十一年（1446）溘然辞世。独空禅师不应在晚于无际离世。伏牛山佛教本来就与无际明悟一系有很深的关系，乔缙于成化年间出名，在这之后才会有人来请他写碑文，所以碑文的撰写应有成化年间佛教的背景。乔缙有志撰写了四十二卷的《河南郡志》，说明他对河南的历史与乡土习俗非常了解，因此此文有可能是在他到过伏牛山之后，应当地的僧人之请而撰写的。碑文已经指出了，这篇文章撰写因缘是“觉公照堂，禅栖岁久，稔达颠末，恐后世遂无碑以传，杖锡下山，远涉征记”，说明是在觉公照堂下山之后请乔缙撰写的。遗憾的是乔缙虽然撰写了这篇传世的碑文，但是由于介绍寺里的事情过于简略，仅提到“亮公、广公、觉公照堂”几人的名字，还是使后人无法去做更多的历史考察。

　　另一块明碑有明确的撰写年代，即于明政德十三年（戊寅，1518）所出，应晚于乔缙碑数十年。碑文的撰写者是王官之。碑文载王官之是“文林郎知河南府嵩县事，前举进士。”《河南通志》有“王官之，湖广华容人，举人，正徳十二年任。”[11]说明这是在他上任的第二年撰写的文章。碑面阳文留下的“本寺住持僧兴隆 执事僧澄惠思启”是寺里僧阶最高的僧人，而“从住持 石僧伍景”应是寺里次要人物，后面有“二十多个字的位置概无字迹”，可能是其它人的名字，由于字迹没有，现在只能疑存，以俟后解。但是，将他们放在碑阳，是有特殊的意义，至少显示了他们在寺院里的地位。

　　碑面阴文列出的历代禅师、庵主和功德主，应是寺里的僧人与护法，将他们放在阴文之中，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他们都是处于次要的位置。“历代禅师”是指曾经在寺里住过的一些禅师的名字，然而乔缙碑里所载的该寺的中兴者归空、广公、亮公和觉公照堂等人却不在此列，仅几十年的时间过去，就被人遗忘，未免使人费解。“庵主”是一寺之主，就是住持，系宋代时的称呼。《云麓漫抄》卷六说：“汉明帝梦金人，而摩腾竺法始以白马陁经入中国，明帝处之鸿胪寺，后造白马寺居之，取鸿胪寺之义。隋曰道场。唐曰寺。本朝大曰寺，次曰院。在法寺有寺主，郡有僧首，总称主首。宣和三年禁称主字，改曰管勾。院门同管勾。院门事供养主，作知事。庵主作住持。建炎初避御名，改曰住持。”但是在这里的庵主列了一大堆人，不知是根据为何，有什么意义？抑或是这些人都在不同的时期当过庵主，寺院实行的是庵主轮换制呢？又令人费解。按明代佛教的特点，这时的佛教特别强调正宗地位与传承，如四川大足的《临济正宗碑》里的僧人可以排列出“铭——惠——超——性——觉——悟——本——宗”之谱系，然而考察王官之碑阴的僧人名字，似乎是联不起来这样宗谱传承和排不出谱系来。这或许和伏牛山的僧人走动太多有关系。

　　值得指出的是，碑文里提到了“执事都提 都官监寺藏主副寺庄显监寺典坐 库头西序 执事 前堂 首座后堂 西堂 首座立僧悦众书记知庆（典）座”一系列的僧官僧职，说明云岩寺是一座很正规的寺院，里面的僧职一应俱全。乔缙碑又说该寺“摄梁入寺，大雄巍峨，左伽蓝，右禅堂，钟阁在前，左藏乘居殿，后铅松茂卉，凌云蔽日。”又曰“钟鼓齐音，殿堂伦奂”，“约俊殿堂，焕乎整饰”，这无疑是一座大寺的风范，也应了“夫伏牛，天下名山也；云岩，于下名刹也”之语，由是说明，云岩寺的确是伏牛山上一座五脏俱全的规范寺院。

　　两块明碑都对伏牛山美仑美焕的自然山水与风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乔缙碑云：“野牛降伏而山名，白云吐岫而寺号。山与寺相掩，寺与山相倚。扶草树阴森，藤萝交络。”王官之碑云：“苍崖嶙峋，壁立万仞，松柏阴森，竞翠清馨袭人。僧舍散落，遍岩谷高下，陆下隐半见。远眺诸山，岿然来朝，势若星拱……则夫山川之美，风景之殊，民俗之淳温，四境之内宣悉受知也。”溢美之词增饰，游人之心奔放，美景天下闻。同时两碑都把云岩寺的成立指向了唐自在禅师，说明在明代时，云岩寺已经被天下公认为是自在禅师的道场，也就成为伏牛山佛教的实际源头，有着重要的地位。

　　对云岩寺的特点，两碑也给予了非常明确的定位。王官之碑曰，云岩寺“即（自在禅）师住锡明心之所，所以开胜名也。”云岩寺僧人 “（良）以修心养性本纳僧之家法。”乔缙碑则强调：“心因境静，境逐心闲，可以修最上乘，解第一义。造乎其源，入乎无相，所谓转惑见为圆智，脱群迷为正觉，舍大暗为老明，必依此而得之也。”由是可见，以修心为法门的炼魔法是云岩寺，乃至整个伏牛山的突出代表，而云岩寺的法门又应是整个伏牛山的重中之重。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前述的水斋法门得出云岩寺的特点，这就是云岩是一座实实在在的专用修心练魔的禅宗道场。

　　此外，王官之碑阴的文章也非常重要。明代佛教是我国佛教正在处于衰落的时期，这一时期佛教的特点，除了在理论上缺少创新之外，另一个特点就是世俗化的表现非常强烈。唐代自在禅师的师父马祖道一建立了禅宗的道场，自在禅师的师弟百丈怀海立下了《百丈清规》，规定了禅宗的僧人要奉行“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理念，并且把它贯彻到寺庙的实际生活之中。碑阴首先就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迫于衣食，而荷镢操锄日益开垦，所以山皆有田可种，而僧有果可食。”但是也正在这一点，宋元以后的佛教由于自食自力，僧团占有了大的量的土地，并积累了不少的寺产，富有的寺院经济成为一些人眼中觊觎的对象，为此在各地的寺院里面不断地发生各种诉讼事件，许多寺院为了保护自己的寺产，除了打官司之外，还将地界等刻在石碑上，以图永远保存，如大足的《宝顶常住田产》碑[12]《正堂示禁》碑[13]等即是。云岩寺碑也是在这种形势下僧人所做的一种图存的努力而已。该文叙述了僧人与他人争夺庙产的过程与来龙去脉，以及官府的断案等等，争夺的最后结果，则是寺产全部归属寺院，但不动产则永远属于官府，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了当时伏牛山佛教与官府之间的关系，由此可以进入研究政教关系的一面。总之，透过这件典型的事例，我们可以对伏牛山的佛教寺院经济有一个更加详细的了解，也为伏牛山的佛教研究开拓了又一思路。

　　最后，明代嵩县有名的寺院很多，记载在古籍里的有慈光寺以及思远寺等，特别是官方寺院在嵩县古已有之，据说“龙兴寺在嵩县北思远山，唐武后时尝幸此，建乘凉阁，后改为寺。”[14]两块明碑的记载，说明云岩寺在明代已经有之，而且这时已经有上下二寺。但是经笔者所见，它应是在清代入于史籍之中。康熙年间的《河南通志》卷七曰：“伏牛山 在嵩县三百里，即唐自在禅师修道处，接内乡县界。”卷七十中则记录了云岩寺，云：“自在禅师学道既成，欲幽栖名山，问于师，师曰：逢牛则止。北行至嵩县南山问道，或告曰此野牛岭也。其牛据林莽噬人猎者，亦不敢施机尔，孤行且止。自在默然忆师语，而进至岭，果见野牛，自在以法咒之牛驯伏，遂跨以行语曰，若到吾刹，即止行至下云岩寺。牛止，自在曰，此地虽佳，而狭小，更进之乃行至上云岩寺止，自在曰，可矣。下牛趺坐，而牛奔突，直上后山，絶顶跃入池中，俄而云起昼晦，有龙现形，横腾东西两山之上，自在，祝云娑伽娑伽夙性未化见大法身惊徒众，可仍归池中，吾为说法，于是龙敛形，复入池中，今嵒顶小池，围丈曰龙池。” 这里的说法，明显与明代的两块云岩寺碑文相同，说明了经过数代人的努力，云岩寺的影响已经增大，最终被载入史册。所以到了乾隆年间的《大清一统志》卷一百六十三收录了该寺，记载“云岩寺在嵩县西南伏牛山上，有上下二寺。”此外，康熙和乾隆时期修的《嵩县志》也记录了这两块碑文。

　　云岩寺的两块明碑，是伏牛山现存的最古老的文物了。经过数百年来的风风雨雨，它能够被保存下来实属不易。这两篇碑文，为研究伏牛山的个案提供了实例，在当前资料焏缺的情况下，这些资料的重要性是显明易见的了。虽然这两块碑文还给我们留下了不少的不可理解的问题，但是随着今后我国佛教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相信有些问题会逐步得到解决与澄清的。

　　[责任编辑 刘继保]

　　原载《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作者黄夏年，1954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编审、世界宗教研究杂志社社长、《世界宗教文化》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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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康熙十二年刊本《嵩县志》卷八，《云岩寺》30-31页，吴建设编着，嵩县出版。

　　[2] 《云岩寺》38-40页，吴建设编着，嵩县出版。

　　[3] 《云岩寺》44-45页，吴建设编着，嵩县出版。

　　[4] 《续灯正统》凡例。

　　[5] 《续灯正统》凡例。

　　[6]《大足石刻铭文录》第217页，重庆出版社，199年8月初版。又本文中的铭文经过陈灼先生校补，文意和内容更全，故为本文所用。参见陈灼《临济正宗记》碑跋，载《大足石刻研究》第58页，2002年创刊号。另再参见拙文《大足宝顶始祖元亮晓山考——大足石刻〈临济正宗记〉碑研究》，载《中华文化论坛》，2005年第4期。

　　[7] 《终南山天龙会集缁门世谱》，《大正藏》第86卷。

　　[8] 《河南通志》卷五十九。《明史》没有乔缙的传记，但有其著书的记载，见《明史》卷九十七，志第七十三。《行水金鉴》卷一百十一载乔缙督理山东泉源，使泉水大畅，漕运大济的事迹，即“为都水司，主事督理山东泉源。初漕由鱼台至临清、行洸、汶沂、泗四水。其地复有泉百七十余道会于四水，而分流于漕渠。为闸凡三十有六，设守津吏，以时启闭。为浅二百二十，各有津老，以时疏治。然岁远法弛，诸泉湮塞，或为豪宦侵匿，漕运屡屡告艰。缙行郡，得堙塞泉四百，有奇侵匿泉二百，有奇合六百，余泉会于四水，漕运大济。工部以绩奏，改兵部职，方历四川参议。”

　　[9] 王英《无际禅师塔铭》。

　　[10] 归安杏溪蘧庵比丘大闻幻轮汇编，蘧庵居士严尔珪校梓。

　　[11] 《河南通志》卷三十四。

　　[12] 《大足石刻铭文录》第217页。

　　[13] 《大足石刻铭文录》第228-229页。

　　[14] 《大清一统志》卷一百六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