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佛教的历史

韩国佛教的历史
　　三国时期
　　从公元元年前后开始的三国时代到高句丽灭亡时为止，持续了大约七百年。自从佛教于公元四世纪传到韩半岛后，主要有两股潮流，即教学和禅宗。两者相互对立、相互融合，构成了韩国的佛教主流。首先，从佛教传入开始到禅宗传来之前，可以认为是“教学”时代。这时的佛教以经典为中心，深入理解佛教的基本教义。这一时期，也是佛教为适应现实世界而努力发展的时期。此后，在统一新罗末期，从中国传来了禅宗。从这一时期到高丽时期天台宗的成立为止是教与禅共同繁荣时期，从这之后到高丽末期为止是禅兴盛的时期。
　　进入实行颂儒抑佛的朝鲜时代后，以前所有的宗派都被迫统一成禅教两宗，原先多元化的禅教宗派佛教消失。这一时期是禅与教共存的“禅教兼学”时期。从朝鲜末期开始到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在西欧和日本的共同侵略中，佛教界努力寻找朝鲜佛教自身的身份。解放后到现在是批判国家大佛教政策的时期，也是通过立法恢复佛教自主性的时期。今天的韩国佛教以加入韩国佛教宗团协会的宗团为中心，通过与世界和北韩的佛教交流及宗教之间的对话与和平运动，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市民化运动并吸引了市民的参与。通过这些努力领导韩国佛教界继续向前发展。
　　仔细回顾三国接受佛教的历史，高句丽是在公元372年小兽林王统治时期，在国家体制的准备阶段通过设立太学、颁布律令等措施，由国家承认了佛教。百济是在枕流王元年（384）开始承认佛教。而新罗也相似，它在法兴王14年（527）承认了佛教。三国承认佛教的时期都是以三国作为古代国家，在其准备国家体制时期。由此可以看出，在古代国家发展中佛教起了很大作用。
　　初期接受佛教是通过王室，通过王室的帮助发展了佛教。三国时期佛教所起的历史作用和贡献也是很大的。特别应该强调的是，佛教在发展三国的古代文化中起了决定性作用这一事实。三国时期是克服我国落后的文化状态，确立文化个性的时期，佛教为文化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佛教并没有排除各地区的土著信仰，而是包容了它们，并且自身也得到了传播。三国通过佛教广泛地接触了当时的国际文化，确保了文化的多样性，而进一步广泛、深入地发展了文化。结果佛教成为我国古代文化发展的先导和基础。这意味着佛教在我国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既是先导又是基础，而且是我国文化的核心。还应该注意的一点是佛教作为三国人民的共同文化基础，为韩民族的真正形成和统一打下了基础。三国经过七个世纪的分裂和统一，虽然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有许多异质性差异，但因为有了佛教这个共同的文化基础，三国统一后才易于形成民族融合。所以三国时期佛教的历史性贡献是不容忽视的。
　　①高句丽佛教
　　高句丽正式承认佛教是在小兽林王二年(372)，即从正式接受中国前秦王符坚所遣僧侣顺道带来的佛像和经文开始的。这也是佛教在我国被承认的最早记录。之后又有阿道来建立了肖门寺和依弗兰两个寺庙，这已经是在佛教正式得到承认后两三年的事情。故国壤王下诏要老百姓崇信佛教以求福。广开土大王二年（393）在平壤建立了九座寺庙。象这样，在高句丽接受佛教初期，通过传播接受佛教信仰就可以获得福这样的认识，从国家角度来鼓励接受佛教信仰。
　　高句丽佛教思想的主流是“三论学”。高句丽辽东出身的僧朗在五世纪后半期到中国去研究高僧曹溪的新三论学，形成了攻(德)思想的新的学问体系。
　　高句丽高僧在国外的活动比在国内活跃。他们当中有去中国的僧朗、波若、智晃、印法师、实法师等，还有远渡日本、开展多项令人眩目活动的慧便、慧慈、昙征、慧灌、徒从、道显等。他们的事例便能说明当时这些高僧在海外活动的情况。
　　595年去日本的慧慈成为圣德太子的师傅，教授《法华经》、《维摩经》和《乘马经》等经典。他对兽医术也很精通。昙征不但传授了制作纸、笔、墨的技术，而且因擅长绘画，在法隆寺绘制了金丹壁画。如此，高句丽高僧在国外进行了很多活动。其活动内容之所以未被广泛传播，一是因为高句丽国内资料没有详细地记录他们的活动；二是因为统治阶级内部的无端的集团主义政策及由于崇尚道教所引起的宗教矛盾，使得佛教未能完成其使命。
　　②百济佛教
　　佛教最初传入百济是在枕流王元年(384)。印度的僧侣摩罗难陀从秦国进入韩国，国王出郊迎之，邀至宫中，敬奉供养，禀受其说，百济佛教从此开始得以传播。之后在汉山建寺，度僧10余人。
　　百济的戒律学发展得较好。威德王35年(588)日本的善信尼等到百济留学，学了三年的戒律学。法王元年(599)下令禁杀生，收民家所养鹰鹞放之，又焚鱼猎之具。百济的戒律重视倾向达到了形式化的程度。
　　六世纪后，在百济，弥勒信仰开始广泛传播。这一点可以从建立弥勒寺，弥勒佛光寺等寺庙，盛行弥勒半跏思惟造像等事实看出来。
　　634年落成的弥勒寺是国王在益山建立的当时三国最大规模的大伽蓝。就像创建该寺庙传说所说的，该寺是王和王妃的国王寺刹，百济弥勒信仰的中心寺院。
　　从龙华山下的泉水中涌出弥勒三尊的神话可以看出，当时的弥勒信仰主要是下生信仰。
　　百济的佛教美术也令人瞩目。在百济有打通寺、兴王寺、弥勒寺等大的寺刹。从最近发掘所显示的规模可以看出，弥勒寺是当时三国最大的寺刹。新罗在善德女王时为了在皇龙寺建九层塔曾邀请过百济的技工之父。这是百济的建筑比新罗要先进的旁证。现存的百济具有代表性的建筑物是扶余的定林寺石塔和益山的弥勒寺石塔。瑞山的磨崖三尊像是表现百济工匠卓越的艺术表现力的代表性作品。
　　很多百济的高僧、技术人员、艺术家等都东渡日本并在那里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所谓日本飞鸟文化的形成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为日本古代国家的完善提供了精神理念。
　　③新罗佛教
　　五世纪中期佛教也传到了新罗，国家公认佛教是在比高句丽和百济晚得多的法兴王14年(527)传入。那还是在异次顿为法灭身之后才开始的。这是因为传统信仰的根基很深，族长势力也非常强大。新罗的佛教从真兴王时开始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新罗王室接受了王即是佛的思想。它要求体现转轮圣王思想这一佛教政治理念。佛教成为了国家的指导理念。接受佛教使其成为国家的指导理念的是真兴王。他梦想通过正法的统治，使自己成为理想的王子真轮圣王。真平王时从事花郎活动的金舆信把他的郎徒称为龙华香徒。龙华意指弥勒菩萨将来升佛的龙华树和龙华会，是与弥勒的下生信仰有关的。新罗的佛教庆典比较令人瞩目的有八观会、百高座法会、占察会等。这些法会都具有强调伦理的性质。从真兴王时期开始，求法僧开始出现，到中国留学的僧侣也很多。新罗最早的留学生觉德于真兴王10年（549）回国。565年僧侣明观回国时带回1700余卷经论。576年回国的安弘也带回《胜蛮经》、《楞伽经》等。求法僧侣们继续到中国留学，600年圆光归国，602年智明归国，605年昙育归国。随着这些留学僧侣的回国，中国的佛教界新潮流被介绍到新罗，新罗佛教也随之得到更快的发展。
　　圆光结束在中国的留学之后于真平王22年（600）回国。当时他在隋朝已经很有名气。他的名声之大，使他在中国的活动都传到了新罗。新罗朝廷通过外交途径请求隋朝政府让他回国，才让圆光得以回国。
　　慈藏在唐朝留学7年后于善德女王12年(643)回国。他在汾皇寺和皇龙寺讲授《摄大乘论》和《菩萨戒本》。他深入参与外交问题，甚至建议朝廷接受唐朝的公服制度和年号的程度。慈藏对统一前后新罗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他使得众多的百姓皈依佛教，引导他们使他们具有统一的国民精神。他还通过戒律振作了国民行动基准的伦理意识。结果慈藏在三国统一前的新罗，在强化国家意识、增强统一意志的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④伽倻佛教
　　位于西部庆南地区洛东江流域的加洛国还没有完全脱离诸侯联盟王国的阶段，金海地区的本加洛和高岭地区的大加洛在新罗法兴王19年(532)和真兴王23年(562)在各自灭亡前与三国并存。虽然，没有从政治上获得统一而进入到古代国家之列，但它的文化并不比新罗和百济的落后。据推测，加洛也接受了佛教，但因为无文献记录，很难掌握其实际情况。根据高丽文忠时写的《加洛国家》所载，首露王迎娶了印度阿瑜陀国的公主黄玉为王妃。又据《三国遗事》记载，许皇后从印度用船带来了婆娑石塔，此塔流传至今。第八代轾知王2年托王后的冥福创建寺院并取名为王后寺。据传，大加洛的太子月光设立的月光寺和巨德寺的位置都在海印寺附近。加洛的佛教是从海路传来的，属南方佛教的可能性较大。对此，故事和传说带来的启示性很大。
　　统一新罗时期
　　在新罗统一三国中起最大作用的便是为建立理想国家培养并提供必要的、有用人才的花郎制度，而为花郎制度提供精神基础的正是佛教。佛教以弥勒下生信仰为基础，凝聚了热切希望建立佛国土的民众的力量。祈望新罗成为有人缘的佛国国土的人们，也相应地从生活上接受了佛教的戒律。统治者也通过这样的思想，为把新罗建成理想国土，苦心经营转轮圣王的政治理念，最后实现了统一三国的大业。这样以佛教思想为基础的新罗文化得以开花，并且迎来了佛教的全盛时期。
　　带着国家的嘱托和希望，不少新罗留学僧到中国大陆去留学。为了获得佛教的真谛，他们用全部热情来进行佛教修行，回到新罗后不遗余力地迅速传播了佛教。新罗人特别尊重这些人的大德，从他们身上学到了新的佛教教理和先进的文化及学问和思想。留学僧为新罗国力的强盛倾注了全部的热情和心血。
　　新罗的大德僧侣们为求法而留学，他们把学到的新文化、文物及佛教的诸多教理和思想传播开来，指导和启蒙了新罗人。在国家处于危难之时，他们毫不吝惜自己的生命而到处活动。在三国统一的历史篇章中，留下巨大业绩的新罗统一前后高僧代表人物有圆光法师、慈藏法师、明朗法师、义湘大师等。
　　在韩半岛上，统一国家出现并飞跃发展时期，新罗的佛教界也出现了世界上著名的历史性人物，他就是元晓大师。
　　元晓与一般庶民一起，通过唱歌跳舞等一般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形式教授了佛教，教化了众生，使他们知道并信仰佛教。那时，再愚笨的人也都知道佛的名字，人人都会念“南无阿弥陀佛”。元晓的教化能力不能不说是伟大的。目前所知的约有98种著作为元晓大师所著，也有人说是102部30卷。排除同书异名著作，也有大约73种著作。现存20余种可供研究。
　　元晓大师的代表思想是“和诤思想”。他从对诸多经、律、论的研究中，论证了各家学术的宗要，连贯地、有体系地阐明了自己的综合理论--和诤思想。和诤理论集百家之争，统一了相互不同的见解。这也是元晓思想的基本特征。
　　义湘的华严教学和人才培养也是统一时期不可漏掉的佛教特点。
　　义湘大师在国内拜访了许多高僧，通读了大乘佛教的真髓之后到唐朝留学。他于终南山至相寺，在形成中国华严学体系的知严大师门下专攻华严经八年，而后获取其真谛。知严也非常宠爱这位从海东来的弟子。
　　他依照师傅的命令，将心之所得用笔记整理出来，编写了《华严乘法界图》。世人称赞此书具有“三观”的深意，体现了十贤的正确思想。他把《华严乘法界图》的意思用每行七字，共三十句编成《法性偈》表达出来。义湘依据《华严经》，把华严一乘圆教的重要意思完整地表达出来，获得了后人的高度评价。统一新罗佛教的精髓可以说是其净土思想的传播。
　　新罗把《无量寿经》做为研究的中心，对“十令往生”的问题，忏悔的问题，特别是违反法律、犯五逆罪的人，告诫他们只要他们在临终时做了十念念佛，必将还生于净土。以这种思想为中心开展了净土教学，树立了最具有新罗特点的净土思想。给所有的人带来希望，是新罗佛教大为兴盛的原因之一。
　　对新罗净土信仰思想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净土教学家主要有慈藏、元晓、义湘、法位、玄一、义寂、憬兴、圆测、道伦、大贤等。在统一新罗时代各阶层中最盛行的佛教信仰是弥陀净土信仰。这是由于当时新罗的释学家们对与净土有关的经典可以自由地进行研究，而且有许多宣扬其思想的内容优秀的著作。
　　统一新罗时代在对佛教进行全面、广泛的研究基础上，由于有了新罗佛教学者的研究，开始出现具有特色的佛教思想。这一时期也是新罗佛教的全盛时期。
　　紧接着统一前后出现了元晓、义湘、圆测等高僧。这一时期佛教界也产生了许多大人物。他们或继承了华严之脉，或继续传播传统教学之流向，或接受了当时到唐朝的新罗出身的法师们所创下的惟识、法像等新的教理，在为新罗的惟识打下基础的同时，在佛教的许多领域留下大量的著作流传后世。
　　统一新罗通过特殊的戒法和教化等方法力图接近众生，出现了许多接近众生的方法。
　　新罗的许多佛教思想陆续开花结果。其中名为占察忏悔的戒法非常特别，由于具有突出的新罗特征，在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这种忏悔戒法在后来形成韩国佛教的实践性戒律思想方面影响很大，对在各种佛教仪式中，必须进行礼忏这一点也有一定的影响。
　　新罗高僧们的海外活动也不应该忽视。新罗的不少高僧为求佛法去了中国。从新罗统一时期开始，他们甚至还去了更远的印度。
　　慧超参藏很早入唐，他于圣德王16年(717)重新通过南海的海路到印度参拜了佛教遗址。在踏遍了印度全域之后北上，越过总岭，经过西域各国，经过10年回到了中国的长安。他把这期间的所见所闻写成了《往五天竺国传》三卷。慧超的印度之行比较特别的是他从中国经海路去印度，又从印度经陆路回到了中国。现存其旅行记的一部分，是研究当时情形的珍贵资料。
　　在中国活跃的高僧也很多。对中国地藏信仰的流行起决定作用而为后世所长期景仰的新罗高僧，一般是指愿力的肉身菩萨地藏大师。
　　地藏入唐到南方的九华山并在那里住了75年。他诚心诚意地用自己身上的血画了菩萨的圣像。他把地藏菩萨的大悲愿力化成自己的愿力进行修行、教化，所以到九华山的人络绎不绝。
　　他修行精进，教化众生，于99岁涅槃。其肉身于20年后仍未变化, 人们为此把他视为地藏大师的化身。在其身上镀金制作成了等身佛，造塔封安。从他涅槃到今天已经一千多年, 中国安徽九华山的地藏大师之佛像仍保存完好，并招天下之人皈依。九华山确实是中国的佛教圣地。
　　新罗佛教的许多僧侣为求新的佛法一方面往来于中国大陆，另一方面也把所学佛法毫无保留地传到其他国家，主要是日本。到三国统一时为止，高句丽、百济、新罗的许多僧侣为广泛传播佛法，到日本帮助日本创建了初期的日本佛教。三国统一之后日本的寺院和僧尼数量骤然增加，有了很大的变化。新罗到日本的僧侣人数也非常多, 这些出家为僧的人中，大部分是从三国到日本定居的人的后代。
　　佛教从最初传来时以教学研究为基础而流传下来的统一新罗佛教到其末期，不但佛教的潮流发生了一大转变，而且形成了高丽佛教的禅宗，为今天韩国佛教思想中以禅为中心的思想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中国禅的始祖菩提达摩大师从印度到中国所传的禅法传到第四代的道信大师，从道信大师接受禅法的要旨，到新罗初传禅旨的新罗人是法朗大师。在新罗接受并连接这一系统形成新罗禅脉的道信-法朗-慎行-慧恩之系的道宪国师在曦阳山风岩寺广传禅法，形成曦阳山门派。
　　这之后在这块土地上对佛教影响甚大，禅所占的比重非常大的南宗禅的六祖慧能大师系列的禅法，在新罗末期的宪德王、兴德王时开始传播。最初直接接受了西堂智藏禅师所传承的慧能-南岳-马祖-西堂系的禅脉。回到新罗的洪陟国师在兴德王元年 (826) 左右，在智异山创建了实相寺，广传禅法，文人广传其禅风，新罗末期形成了实相山门派。
　　继承西堂之法的道义国师回国后，做了廉居禅师，再重新传给体澄禅师。该禅脉在迦智山广为流传，最终形成迦智山门派。接受西堂之法的慧彻国师在桐里山泰安寺弘扬禅风，成立了桐里山派。 继承马祖的师法弟子盐官齐安的禅法的梵日国师在(门下者)堀山建立了(门下者)堀寺，大力弘扬禅法形成(门下者)堀山派。无染国师从马祖的传法弟子麻谷宝彻处得法，在保宁郡郡嵋山的五谷寺大力传播禅法，形成圣柱寺山门。彻鉴国师从马祖的弟子南泉普愿得法。他在江原道师子山兴宁寺宣扬禅法形成师子山门。玄昱国师从马祖道一的弟子章敬怀禅师处得法，在风林山大扬门风，形成风林山派。
　　高丽初期最晚形成连接非马祖系统的慧能-青原-石头-银岩-东山之禅脉的是从云居道应禅师处学禅法的利严禅师，他在须弥山广照寺广弘禅法，形成须弥山派。
　　高丽初期还创建立许多重要的禅门寺院。一般把末期和高丽初期形成的九 个禅门叫做九山禅门。
　　在西堂智藏禅师门下修行，于831年回国的道义国师未能得到新罗王室的认可，在雪岳山陈田寺隐居，培养门生。道义国师作为最初向韩国介绍禅宗的人，是大韩佛教曹溪宗的宗祖。
　　从道义国师开始经廉居到第三祖的体澄在长兴创立了迦智山门。九禅门大部分都在远离庆州较远的边防地区落根。他们受到了王室的尊重并接受了王室的后援而壮大。 之后作为地方土豪的政治性、理念性的后援势力，对高丽的建国影响很大。
　　小结
　　三国对佛教的承认和发展都是在古代国家完成国家体制的发展过程中完成的。佛教为我们古代国家的成立和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为各国打下了文化的基础。这时期的佛教还处于接受和本土化的阶段，为统一新罗时期佛教的繁荣和形成独创性的佛教发展打下了基础。佛教在接受阶段为一般人传的教理是因祸得福说和强调守福灭罪的功德思想。这是以业说为基础而传的教理。在业说的表面下是劝善惩恶的伦理目标。业说所具有的伦理性也影响到了教坛外的大众，刺激了社会的伦理意识。
　　三国共同的宗教是佛教。佛教信仰为三国国民形成共同纽带和统一影响甚大。统一之后在神文王时把百济地区熊川出身的憬兴优待为国老，把最高的圣职留给了百济出身的高僧。
　　把佛教的最高圣职让给百济出身的高僧旨在通过佛教教化附属地区的臣民，这也是实现宗教政策的结果。特别是文武王临终时把憬兴法师封为国师，吩咐不要忘记他的嘱咐。神文王没有接受文武王的吩咐，把国师改成了国老。我们对此应特别留意。
　　这种推测从佛教的弘扬和通过佛教的功德形成三国统一这一事实的解释中也可看出来。
　　高丽时期
　　高丽从建国初期太祖王建开始把佛教定为建国理念和国家信仰。太祖的这种努力继承了始自新罗的护国信仰这一韩国佛教的传统。
　　护国思想的内容分为国家或王室帮助佛教发展的外护与佛教维护国家和国民的安宁、守护繁荣的镇护两种。我国历史上护国信仰的开展任何时候都是外护和内护两者相互作用，非常智慧地维持其均衡，发挥其作用。不但如此，历代所有王室对佛教政策的发展和所有佛寺从广泛意义上说都是护国信仰的体现。
　　象这样借助国家之力在高丽时期出现了多种多样的文化。随着历代王朝实行的兴佛政策和诸多制度，还出现了不同的变化 。从新罗时开始接受的许多教学思想进入高丽时代形成了具有各自特色的宗派。我们从禅与华严、天台及其它诸多宗派的发展中可以找出其发展的轨迹。
　　太祖之后的所有的王都继承了太祖定下的颂佛护法的国家精神，高丽的历代大王都对建国初期的佛教具有信心，并忠实地实现了护国传统。因此，尽管随着时代状况和条件的变化，在其实践方面可能略有差异，但是直到最后的恭让王，所有的王都建立了寺庙，并扶助高僧、刊行佛典、开设各类佛教庆典，自行接受菩萨戒等。总之，他们对佛教没有一点疏忽的时候。
　　接受国家保护的佛教界也有许多制度。其中之一是王寺、国寺和僧录寺制度，各自成为王室的政治、学问及陶冶人格的师傅及高级顾问，起了联系王室和佛教界的中介作用。再者，当时寺院的经济活动也比别的时代要活跃，积聚了很大财富。从高丽初期开始，高丽王室倾国力建立许多寺院，国家的命运与寺院的存废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通过国家和王室赐给、转移的施纳田或通过投托买入等措施掌握了许多田地。以其日益增长的经济利益为基础，高丽时期的许多寺院都追求所谓“宝”的经济利益。
　　随着高丽时期许多宗派的成立和开展活动，形成了高丽初期的九天山门派。这些山门出现了许多高僧，使禅有了很大的发展。随着以华严宗均如为代表的许多高僧的出现，迎来了华严教学的兴盛期。与华严宗一道，高丽时期的教宗代表宗派之一的天台宗，是光宗时谛观法师广泛研究天台宗教学，以后经大觉国师义天复兴天台教学并最终形成的一个宗派。
　　12世纪中期随着武人政权的来临，高丽以都邑地开城为中心的宗派，其影响力开始迅速削弱，新型的地方结社佛教开始登场。
　　普照大师知讷的修禅结社在定慧双修旗帜下振作起新的佛教修行之风，它与高丽末期从中国导入临济宗之禅风的太古普照的看话禅风一起形成了朝鲜以来韩国佛教的主流。
　　代表高丽的佛教文化是八万大藏经。八万大藏经参考了当时宋和契丹的大藏经，以其最庞大而正确的刻板著名。高丽大藏经虽然是为去除蒙古和契丹等国的侵略而发愿制作的，但基本上还是为了弘扬佛教国家高丽的文化而进行的大型佛事。此外，在王室和豪族的支援下，多数金理佛画等都已经制作。评论界认为这些高丽的佛画从世界美术史上来看，是最美的作品。
　　接受元统治后受其影响，僧规和僧正等制度变得紊乱，出现了混乱局面。但是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像一然那样通过启迪新的历史意识、恢复民族精神的大师，还有象普愚那样通过开创新的禅风来整顿佛教界的大师。这实际上是高丽初期所定下的护国佛教传统并没有间断地流传下来，到高丽末期出现了要整新佛教界的运动的明证。
　　朝鲜时期
　　随着朝鲜王朝的建立，佛教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受难时期。这是因为参与王朝建设的郑道传等新进势力大部分都是儒教信仰者，他们都具有要破除高丽时代佛教弊端的强烈的革新意志。这样的排佛思想逐渐转变为国家政策。结果朝鲜王朝开始实行一致的颂儒抑佛政策。随之，佛教经历了自传播以来最坏的法难时期。不但教团得不到发展，而且很难开创地发挥力量开展佛教活动。
　　佛教不但受国家政策性方面的镇压，而且受到了儒家无数思想挑战。所以朝鲜时代的佛教不得不既要应付政治镇压，而且要应付异教思想的挑战。对此应战的结果，佛教树立了大国家性政策，并成立了大离教。
　　为新王朝的创立而活跃的赵浚和郑道传等人可以说是排佛运动的旗手。赵浚做为高丽末期主张田制改革等经济政策的巨头，早在建国初太祖元年，在国政改革的22条上疏中主张严格实行僧侣度牒制，禁止对寺刹的财产寄托及劝善募捐等。郑道传与此不同，他从宗教的本质入手，从学问和道德，哲学性理念等方面痛斥了佛教。
　　但是这样的排佛理论虽然由于太祖的颂佛而并未发挥其实效，但是任何人都难以拒绝要求一扫前朝之弊端的新王朝的命令。
　　这种大势正好乘着佛教教团内部的弱点和矛盾而得以加强，结果招致排佛的受难时期。排佛的情况大体上分两种：第一是作为政治、经济、国家政策的一环，减少寺院财产和寺院数量及僧侣的人数，甚至降低他们的身份；第二是通过宗派的合并和批判宗教的本质，从道德方面指出宗教的不正当性。
　　随着这种镇压，教团从11种减为7种，重新分为禅教两种。僧侣禁止出入城门，他们或者被动员去围筑山城，或者为官家和儒家上贡纸、油、鞋等，并担任其它杂役。
　　此时虚应堂普雨、清虚堂休净等大师出现，他们虽然为佛教的发展尽了他们的力量，但并未取得显著成果。
　　在宣祖25年的壬辰 (1592) 倭乱中，以休静为首的四溟堂惟政等纷纷起来组织义僧军参与救国活动。
　　但是，朝鲜中后期，支撑朝鲜佛教的并不是形式上存在的宗团。而是从未间断过的修行家风和以华严为中心的讲脉，还有不知名的中下层僧侣和信徒为中心的大众信仰，这些才是支撑朝鲜佛教的力量，这种信仰一直延续到了今天。换句话说，以参禅、看经、念佛为一体的三门修业的存在是使朝鲜佛教得以存在的实际内容。
　　思想和信仰的历史虽未间断，延续到高丽王朝的佛教宗派之一，？瑞岩却难以找到其存在的痕迹。朝鲜中期以后，朝鲜佛教虽然在其内容和形式方面有略微的差异，但事实上有一点是明确的，即它具有统一的单一宗团的性质。
　　到朝鲜后期白坡著有《禅门手镜》，做为对此书的赞成和反对的禅论，虽然有草衣意恂的《禅门四辩漫话》和优昙洪基的《禅门证正录》等著述，但是学界并不认为它们对禅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朝鲜王朝佛教从整体上看，只停留在了维持和继承前朝的佛教的阶段，宗派和教团受到很大的萎缩，并没有能够谋得较大的发展。
　　朝鲜王朝的佛教从宗派的崩溃所引起的宗旨混乱和由于三教一致说的抬头而引起的与儒家调和倾向给佛教带来了许多变化。禅、教两宗的统一并不是由于宗旨的相同而引起的思想的统一。相反，禅、教都变得没有自身的个性，后来甚至连这两种宗都没有了。禅、教混合成了没有宗旨的佛教时代。这时期禅师讲解并注释经教，另外还有讲伯，他也不仅仅研究教。总之，从整体趋势来看，出现了以禅为中心来理解教，教又被禅吸收的局面。与此相随，儒教思想成为理解佛教的原动力，儒家的教育好像成为佛教的一个必须课程，也成为佛教徒所关心的事。所以朝鲜时代的佛教可以从政治镇压和思想上受到挑战及对此的应战这一脉络上去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