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丽寺重建与中韩文化交流

高丽寺重建与中韩文化交流
　　浙江大学 金健人 浙江杭州园林设计院 林阅春
　　高丽寺于后唐天成二年(927)由吴越王钱做所建，名慧因禅院，坐落于杭州玉岑山西北。从有关记载来看，慧因禅院在初建后规模扩大很快，特别从高丽国王子义天与该寺结缘，奉经捐资，建阁藏经之后。从北宋神宗到元末顺帝间的三百多年间，除南宋初年曾一度被征用为两浙大试院，后由宋孝宗旨免官司侵占外，高丽寺一直颇为兴盛，可谓备受恩宠，香火不断，屡有扩建，成为华严第一讲席，并且也是宋元与高丽之间邦交往来和佛教交流的一个中心。元末明初，毁于战火。明嘉靖、万历时复兴，天启时修寺志一部。清乾隆第二次南巡时，改为法云寺。太平军攻占杭州城时，毁于战火。明朝张岱在他的《西湖梦寻》中说：“宋元丰八年，高丽国王子僧统义天人贡，因请净源法师学贤首教。元祐二年，以金书汉译《华严经》三百部人寺，施金建华严大阁藏塔以尊崇之……元延祐四年，高丽沈王奉诏进香幡经于此。至正末毁。洪武初重葺。俗称高丽寺。础石精工，藏轮宏丽，两山所无。”由于“它比净慈寺早二十七年，比雷锋塔院早四十八年，比六和塔及开化寺早四十三年。正是吴越王的首创，才使后世高丽寺雄踞华严教宗第一山的重要位置，成为教宗中兴的中心重地’，[1]。
　　义天为祐世僧统，俗姓王，名煦，是高丽国王文宗王徽第四子，宣王之弟，生于文宗九年(1055)。他11岁受王命出家，剃度于灵通寺。为求佛法，向往中华，多次请求人宋均被高丽君臣所阻。元丰八年(1085)四月七日夜，他给宣宗及母亲仁睿太后留下书信后，偷偷与弟子随宋朝商人高林宁的商船离国越海在山东板桥镇登陆。高丽宣王派人追之不及，便遣礼宾省官员数人尾随渡海赴宋。宋廷得知高丽王子前来求法，非常重视，特为其制定迎接礼仪，并派官员一路陪伴进京。宋哲宗曾先后两次在皇宫中召见他，恩准他在华“游方求法”，为其选定导师，还派“主客员外郎杨杰为馆伴，至吴中，诸寺皆迎饯如王臣”(《高丽史》卷90《义天传》)。后求学于杭州华严座主净源门下。第二年，净源人住慧因寺，义天等人也随行人寺。在资政殿学士、大中大夫蒲宗孟助建七祖堂时，义天印造经论疏钞7000余帙用以充实教藏。义天在人宋前，就与净源有书信往来。净源原居秀州(今浙江嘉兴)，“以慧行为学者师”，声名闻于高丽。义天在宋一年零两个月，除拜杭州净源法师和华严有诚法师为师，跪拜行弟子礼以外，还结识了各宗著名高僧50余人，一年之内，对达摩禅宗、南山律宗、天台观宗等，无不尽其妙旨。
　　义天归国后，“发愤忘遐”，致力于弘扬佛法，“始创天台宗，置于国清寺”(《高丽史》卷90《义天传》)。义天兄长高丽国王肃宗和义天母亲仁睿太后命以青纸金书晋义熙、唐澄圣、正元中所译《华严经》三部，共一百七十卷远涉重洋送人慧因教院。中国唐朝以前的佛经，因遭受唐末、五代兵灾洗劫，至宋初已佚亡甚多，但在高丽却依然保存着不少隋唐时期传人的佛籍，随着义天人宋，不少散失经籍又得以重返中国。义天所印和所捐经籍，“教藏诸部，凡六百函”，是华严教经籍经过唐五代散佚之后的千次大规模整理。后来，义天又捐白金二千两，在慧因教院造华严经藏经阁以及卢舍那佛、普贤、文殊菩萨像等以供之。故此，慧因教院才得俗称“高丽寺”。
　　义天对《高丽大藏经》只具经论、阙失疏钞的现状很不满意，意欲改变，自古、今、辽、宋，“凡有百家之科教，集为一藏以流通，俾佛日增光，邪纲解纽，重兴教法，普利国家”(《大觉国师文集》卷14)。他孜孜不舍20年，终于仿效唐朝智升《开元释教录》体例，编成《新编诸宗教藏总录》3卷，收书1010部，4700余卷，撮其精要，类别部分，名曰《圆宗文类》。义天到了晚年，以其所搜集的辽、宋佛典为基础，汇编古今诸宗章疏和五代以来中国与高丽高僧、法师的著述成《高丽续藏》。根据义天的请求，高丽文宗特设教藏司，以掌管《续藏》雕造事宜。义天通过购求辽、宋佛籍，汇编、刊行《高丽续藏》，同时，义天刊印的佛籍，又通过赠送和商贾的贩运传人中国。这就促进了宋丽之间的佛学交流，对宋丽两国的佛教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由此可见，中韩之间的佛教交流，并非只是中国向韩国的单向输出，而是双向互动的。由于义天对高丽佛教的贡献以及“才行俱优，名重辽、宋”之故，在其死后，被迫赠“大觉国师”之号(《高丽史》卷90《义天传》)。时称义天为“百世不迁之宗”。
　　重建高丽寺绝不仅仅只是一座古代寺庙的复原，其中必须考虑到诸多条件和因素。高丽寺几经盛衰兴废，其寺址挪移变动，代有不同。从文献资料看，吴越王兴建之初，到元末顺帝的三百多年间，“最称华整，旧传大雄殿、放光殿、华严阁、七祖堂外，不可胜纪，而僧寮香积之类不预焉”。此外还有伽蓝堂、高丽王祠、千佛阁、妙应殿、轮藏殿、天王殿等建筑(《高丽寺志》)。其后虽屡有修葺，但渐次衰败，到民国时整个寺址颓缩为筲箕湾中几间土墙瓦屋而已。现重建高丽寺，因内有花家山庄宾馆，外有三台山村民房，不可能在专家们考证认定的原址中心地基上复建，只能到原址的外围，由杭州市政府划拨四十亩山地，予以重建。为了既尊重历史又能应对现实，高丽寺的重建应有自己的标准。
　　首先是寺名问题。不少学者认为“高丽寺”只是俗称，“慧因禅院”才是正名，所以建议不采用俗称“高丽寺”，而采用“慧因寺”。但我们认为，该寺原名虽然确为“慧因禅院”，但如无高丽王子义天前来留学求法，奉经捐资，就没有俗称的“高丽寺”。而如没有义天回国后对韩国佛教发展的强力推动所奠定的尊崇地位和对中韩佛教文化交流的历史贡献，杭州市政府现今也不会拨巨资进行重建。不要说在中国，光在杭州，败落废止的名寺古刹如今不得重建的就有不少。所以，这寺名若能将俗名改正，直称为“高丽寺”，正顺应了中韩佛缘的这一段佳话，也是僧俗长期的约定俗成。退求其次，若兼顾到该寺初创以来正名“慧因”的渊源，又能反映该寺与韩国的这一特定关系，也就是既符合中国传统史实又考虑到韩国方面的感情，称之为“慧因高丽寺”亦无不可。而且也正迎合了历史上有关该寺的一个特殊现象：有关该寺的“丰碑大额，咸以高丽冠之”，如“高丽慧因教寺”、“慧因高丽华严教寺”、“慧因高丽教寺”、“高丽慧因华严寺”、“高丽慧因寺”等，这些都是古已有之的叫法。
　　其次是寺庙的主体建筑风格问题。毫无疑问，历史上的高丽寺为纯粹的中国寺庙，无论宋元还是明清，那都是典型的中国风格，所以，在主体建筑的风格问题上，不存在韩国风格的问题。尽管确有不少韩国人在得知要重建高丽寺后，都希望能看到一个具有韩国风味的寺庙。如今的重建方案基本根据《古高丽寺图》的有关记载：沿中轴线主要布置有照壁、天王殿、放生池、大雄殿、轮藏殿、华严经阁等建筑；中轴线右侧布置了钟楼、方丈室、禅堂、僧寮、碑廊等建筑；中轴线左侧布置了伽蓝殿、碑廊、香积橱、斋堂、涤池、僧寮等建筑。整组建筑群顺地势逐步抬升，依山势而建，和周围环境相适应。由于高丽寺的鼎盛期在宋朝，特别是义天大师驻寺求学也在宋朝，所以重建设计的整体风格以仿宋式建筑形式为主，中轴线上的建筑均为黄墙黑瓦，重檐屋顶，突出寺庙建筑庄严的气氛；轴线两侧建筑为悬山屋顶，体现园林建筑的特点。重建过程中须特别考虑到的是由于义天与该寺的一段特殊经历，给它增添了几处与一般寺庙不同的特定建筑或标志：如该寺原有高丽王祠，祠内所奉具体何人，尚无确证，但与高丽王子义天有关则确定无疑。根据现今的考虑，“高丽王祠”拟改建为“义天纪念堂”，陈列义天大师塑像，展示义天大师的生平和杰出贡献。与之相对的是“中韩佛教文化交流陈列室”，它们共同构成为两进院落建筑。义天纪念堂和中韩佛教文化交流陈列室自成一院落，被置放在中轴线右侧外围的地方。再如华严经阁，此为义天献经捐资所建，为华严教中兴后教宗典籍的宝库，收藏有义天所献金书《华严经》三种译本180卷和教宗玄要600多函。南宋宁宗曾亲临阅经，并御题“华严经阁”匾额。像这种富有历史内涵的特定建筑，应当恢复。“华严经阁”作为高丽寺所特有的建筑，在重建中也得赋它多重功能，并非仅为寺庙添一处一般性的藏经殿，而是可以建成一处真正意义的中韩佛教典籍书库，促使后人追思千年古人对中韩友好交往的贡献而发奋有为。还有拟建于中轴线左侧的伽蓝殿，内中供奉苏东坡像，源出于从高丽寺原址发掘出的一尊石像。1996年2月，施工时从原高丽寺遗址地下挖掘出一个高大、雄浑的石雕人像，他冠峨巍巍，衣冠楚楚，手持笏板，端端挺立。据毛昭晰、史树青、孙达人、陈高华等专家考证，这座石像当为苏东坡护法石像，雕刻年代应在明代前后。人们只知净源法师去世一周年之际，义天曾派遣其徒寿介等三人来杭祭奠，并进献两座金塔，时任杭州刺史的苏东坡上疏拒受，神宗听从。但却少有人知道苏东坡对西湖进行大规模治理所修筑的横贯西湖南北的苏堤，部分泥土取之于高丽寺前的赤山，以至把赤山夷为平地。当时因此举有损寺庙风水，寺僧抗争不让。苏东坡答应“工竣之日，许以身作本寺伽蓝，今其塑像现在”[2]。有关此说，明万历《钱塘县志》、清康熙《杭州府志》均有文字记载。如今此石像矗立在花家山庄宾馆一隅，还特为修盖了“东坡亭”。重建规划中拟建伽蓝殿，正是考虑到这段将中韩两位历史文化名人合在一起的史实，以加深人们对该寺历史的了解。另外，轮藏殿作为高丽寺特有的建筑，在建筑布置上与大雄殿相连的这一特点，也是在一般寺庙建筑中所少见的，此次重建在平面布置中也体现了这一特点。据记载，在原轮藏殿内中设转轮，规制宏伟，一柱八面，无与伦比。张岱曾有言：“余少时从先宜人至寺烧香，出钱三百，命舆人推转轮藏，轮转呀呀，如鼓吹初作。后旋转熟滑，藏轮如飞，推者莫及。”‘’’在此次重建中，应予恢复。
　　杭州素有“东南佛国”之称，“三百六十寺，幽寻遂穷年”，北宋潘阆的诗句即概括了当年杭城崇佛的盛况。宋室南渡后，杭州的佛寺更是增至四百八十余所。著名的就有灵隐寺、天竺三寺、凤林寺、虎跑寺、圣果寺、孤山寺、梵天寺、昭庆寺、六通寺、云栖寺、净慈寺、玛瑙寺、龙兴寺等，其中也包括高丽寺。丰富的佛教文化资源是杭州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内容。有效地利用杭州丰富的佛教文化积淀，保护和开发这些佛教文化景观，无疑是杭州发展旅游业的新增长点，势必能吸引更多的海内外游客，促进杭州旅游业的大发展。在这样的形势下，高丽寺作为一个高规格的佛教寺院，同时又作为一个高水准的旅游景点，那是完全可能的。杭州市宗教局赵一新局长表示，高丽寺在重建中必须充分尊重佛教文化，建成后的高丽寺肯定是座名副其实的寺庙，并且由僧人管理。让佛教寺院与旅游景点相得益彰，将是今后高丽寺经营管理上的一个目标。当然，在寺外的环境配套处理上，适当考虑增加韩国文化特色，营建韩文化广场等，都应可行。
　　我们还应看到，义天虽受学于华严宗，但他对天台宗却最为景仰，曾说：“天台三观，最上真乘，此宗门未立，甚可惜也。”[4]义天归国后在仁睿太后的支持下，模仿中国天台宗国清寺建造高丽国清寺，落成后，肃宗命义天为国清寺第一住持，创立了高丽天台宗。杭州高丽寺的重建，对于天台宗来说，当然意义特别重大。然而，对中韩佛教各派，不啻均为一大幸事。重建后的高丽寺，应能既承续天台教脉又联结佛教诸派才好。当年义天从中国回高丽时曾带走了大量的宋朝佛籍，“献释典及经书一千卷”，其后，“又于兴王寺奏置教藏都监，购书于辽、宋，多至四千卷”(《高丽史》卷90《义天传》)。他如此大量搜求佛典，其目的，就是想“聚集古今诸宗教乘总为一藏，垂于万世，导无穷机，返本还源”(《大觉国师文集》卷10)，可见他关注的是整个佛教界，并不囿于一宗一派。所以，如今重建高丽寺，承续天台宗教脉是当然之意，但更应着眼的是整个佛教界的相互交流，特别是中韩佛教人士的历史交往。韩国东国大学名誉教授曹永禄先生，多年来致力于中国和朝鲜半岛沿海地区的佛教文化交流研究，他提出“海洋佛教文化”说。尽管此说内涵尚难界定，但他深入浙江、江西、江苏、安徽、福建、山东、广东等区域调研的百多位韩国僧人的历史踪迹，则很值得我们重视，他的考察结论是：此等相关佛迹，浙江所占过半。韩国亚洲大学名誉教授卞麟锡先生，为寻访韩国历代僧人的来华踪迹，实地踏勘了二百多处相关寺庙旧址，他也认为浙江的比重最大。另据《高丽寺与高丽王子》一书作者鲍志成先生考证，有文献记载的来浙江求法的古代韩国僧人就有三十多位。这些都不是一宗一派之事，而是关系到中韩整个佛教交流的全局。为了能全面而概要地反映这些历史上的盛举，建立中韩佛教交流纪念馆实属必要。其中选展几十位在中韩佛教文化交流史上有过重要贡献的韩国大师，让今人了解到中韩民族的祖先曾进行过怎样深入的心灵沟通。杭州已有了丝绸、茶叶、陶瓷、碑刻、美术、中药等专业博物馆，现再增添一个佛教文化方面的中韩佛教交流纪念馆，正好是对杭州这一“东南佛国”至今没有佛教文化博物馆的补阙。
　　四
　　作为国际著名风景旅游名城、历史文化古都，杭州对高丽寺重建这样的将会在国际上产生较大影响的工程，当然不会是“单打一”的孤立举措。杭州是良渚文化的发祥地，是吴越的都城和南宋的陪都，又有得天独厚的西湖。优美的自然山水和丰富的人文景观是杭州的个性，为其他城市所无法比拟。因此，杭州的城市建设和文化发展要走出与众不同的棋局，而重建高丽寺就是其重要一步。2003年度全国十大建设科技成就奖评选，西湖综合保护工程光荣获奖。最近中国风景名胜委员会等部门对2004年全国风景名胜领域发生的大事作了一个盘点，“西湖圆梦”工程名列全国12件大事之首。西湖之美在水在山，实施了西湖综合保护工程，每天把45万立方米透明度达1．2米的钱塘江水引入西湖，实现了西湖水每月一换的目标。新西湖杨公堤景区拓展了水面70公顷，基本恢复了300年前西湖的原貌。环湖景区全部实现24小时免费开放，成为全国唯一不收门票的4A级旅游区和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并且，浙江博物馆和杭州市园林文物局所属的博物馆、艺术馆、纪念馆全部实行免费开放，此举开全国之先河。从2005年开始，西湖将在保护和提高完善上实施8个重点项目，如北山街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二期、高丽寺、西湖龙井茶文化景区整合工程、西湖博物馆等，而高丽寺便是这8个重点项目之一。等到这些项目全线完成，西湖“东热南旺西幽北雅中靓”的大格局便大功告成。
　　由于义天大师的特殊身份与身体力行，高丽寺曾在宋代成为中韩佛教文化交流的中心，宋丽之间的佛教交往也一度形成高潮。重建之后的高丽寺，自然会发挥它的宗教功能。它将会是中韩僧人切磋交流的场所，也将会是佛教典籍珍藏阅览的宝库，重现当年“华严第一讲席”之盛况。特别是“中韩佛教文化交流陈列馆”的建立，将会促进杭州乃至浙江同韩国之间的更为密切的友好交往。宗教是民族心理的深层体现，“韩国佛教净化和善导韩民族的喜怒哀乐，或作为民族精神和民族生活渗透其中，已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它时而兴，时而衰，至今同民族一起生存，又面向无限的未来”[5]。
　　以高丽寺与韩国的特殊关系，重建完成后肯定会对韩国游客产生不可限量的吸引力。据杭州市公布的统计数据，2003年尽管有“非典”影响，前来杭州的韩国游客超过20万人次。2004年1—9月份，前来杭州的韩国游客已达14．5万人次。就整个浙江省的情况，目前韩国是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客源国。加之除汉城与杭州之间的每日两趟航班，釜山与杭州的直航线也将在2005年开通，届时韩国游客还会大幅增加。而杭州与韩国有关的重要历史遗址，除高丽寺外，规划待建中的还有经外交部批准的韩国临时政府旧址纪念馆。1932年4月29日，尹奉吉奉金九之命，在上海虹口公园投掷炸弹炸死日本派遣军总司令白川义则大将等要员后，韩国临时政府就转移到浙江，开始了“杭州时期”。长生路湖边村、学士路思鑫坊、杭州清泰第二旅社等处都留下了临时政府要员活动的足迹，召开国务会议，发行独立党机关报《震光》等。据调查，当年韩国临时政府要员及家属们在杭州居住和活动过的地方有近二十处。
　　高丽寺和韩国临时政府杭州旧址纪念馆，它们一古一今，使杭州成为中国江南地区中韩文化交流圈的中心。把这个交流圈往外扩展，浙江省境内有：海盐县南北湖载青别墅的“金九避难处”、嘉兴市的临时政府活动旧址，这些都是当时的历史见’证。作为韩国国父的金九先生，就是在浙江人民的保护下躲过了日寇的追捕。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和斗争的需要，临时政府辗转镇江、南京、广州、柳州、綦江等地。而在这史称“流离时期”的八年时间，浙江时期就占了三年多，这在韩国独立运动中占据着重要位置。自古以来，浙江地域与韩半岛之间就交往频繁。早在中国的唐代，浙江地域与韩半岛就有了海上交流，普陀山的新罗礁就是证明。韩国大海商张保皋的船队，来往于中、韩、日之间，北方以山东石岛为据点，南方就以普陀为据点。宋代的明州(今宁波市)是海路连接韩国的大港，朝廷在明州就建有高丽使馆专门接待韩国使臣和商客，宁波市政府将在2005年修复高丽使馆。再往外扩展，又有上海的韩国临时政府旧址纪念馆、安徽九华山的新罗王子金乔觉地藏王佛教圣地等。这些关乎中韩文化交流的遗址、古迹，经过近年的发掘、修缮和整理，大多保存了下来，在今天都成了吸引韩国游客的丰富旅游资源，足以形成一个以杭州为中心的中韩旅游文化圈。
　　如能达到上述几方面的规划要求，重建高丽寺就如一着妙棋，下在了历史与现实、宗教与文化、经济与旅游的交汇点上，满盘皆活，它也便兼具了历史、文化、宗教、外事、旅游、经济等多重功能。当然，它的最大作用还是表现在中韩文化交往方面：作为一座中国寺庙，它能接续起中韩之间千百年来的文化交流传统；作为一处华严古刹，它能联系到从古至今来华求法的韩国禅山九门的无数僧人；作为中韩历史中的一个古迹，它能把杭州市的、浙江省的以及浙江周围的几十个中韩历史重要遗迹串联起来，成为中国江南与韩国文化交流之网的纽结；当然，它本身就能成为人间天堂西湖风景中的又一亮点，给每年数以千万计的中外游人诉说着中韩之间的友好历史。
　　注释：
　　[1]鲍志成：《高丽寺与高丽王子》，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版，第107页。
　　[2]吕纯如：《重修慧因寺疏》。
　　[3]张岱：《西湖梦寻》卷四。
　　[4]见《大觉国师文集》第三编，统和思想研究所刊行本，1985年版。
　　[5][韩]金英泰：《韩国佛教史概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3月版，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