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造塔

隋文帝造塔
　　隋文帝造塔是文帝杨坚于仁寿年间(601—604)一再下诏在国内各州普遍建造的舍利塔。这和印度阿育王的普遍造塔相仿，在中国佛教史上是一件大事。
　　文帝造塔。前后共有三次。第一次，仁寿元年(601)六月十三日，文帝年满六十岁，他于这一天下诏造塔，表示自己归依三宝，重兴佛教，愿与国内臣民同发觉心，共修福业。因此，特请大德沙门三十人分送舍利于国内三十州起塔，并定于这一年十月十五日正午。各处同时把舍利安置塔内，下入石函。各州起塔安好舍利之后，纷纷呈报瑞应。文帝于接到蒲州安德王雄等所进《庆舍利感应表》之后，曾〓答说：由于分布舍利建塔，感得宫殿之内复降舍利，莫测由来；主管部门可依照前定仪式，再分送国内，增建灵塔，使人们都免盖缠。于是又第二次造塔。仁寿二年(602)正月廿三日，文帝下诏分送舍利于国内五十一州(此据《广弘明》卷十七所载。但同书收载这次造塔瑞应报告，列举五十二个州名。《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和《法苑珠林》卷四十都更多出沈州一处，凡五十三州)，并定于这一年四月八日正午，各处同时奉舍利入函。后复有第三次造塔，即在仁寿四年(604)正月，又下诏说：以前分布舍利各处起塔，国内诸州还有未遍之处，今再遣大德分送舍利于国内三十州(此据《续高僧传》卷十八《昙迁传》，同书《洪遵传》作三十余州)起塔，并定于这一年四月八日，各处同时奉舍利入函。以上三次建塔凡一百十一处。此数与《续高僧传》卷十二《童真传》所载相同。其地区遍及于现在中国的十七个省区，南方还到达现在越南的北部。
　　文帝对于造塔的程序，事前有种种规定，实施的仪式也极隆重。据仁寿元年(601)六月十三日公布的《隋国立舍利塔诏》所说，各州起塔，限在指定的佛寺内。如无指定寺院的州，可选择有山水的寺前山起塔；要是原来没有佛寺的州，则就该州选高爽净处造寺起塔；另外规定建塔的佛寺，住僧最多可达三百六十人，其次二百四十人，再次一百二十人，不能再少。又为了各州起塔形式统一，特制造模型，送往各州仿造。送舍利的人选，则就当时名僧中选聘善识法相，堪任宣扬的大德。每州派充任专使大德一人，随行侍者二人，散宦一人，并携带薰陆香一百二十斤、马五匹。关于起塔的仪式，规定先要为皇族、官民及一切有情举行七天行道和忏悔。该州主要官吏各停止公务七天，专事检校，务尽诚敬。在行道期内，诸州僧尼都应为舍利设斋。至于起塔经费，为了使人们都能参加这项法事，听任布施，并限制施资在十文以下，以期普及；如施资不够营造，可以役使正丁，动用库藏。据著作郎王劭所撰《舍利感应记》所说，第一次分送舍利时，文帝亲以金瓶、琉璃器皿安装，用薰陆香泥封口盖印，极其慎重。当舍利送入州境时，该州总管刺吏率领诸官出迎，夹路步行，作为前导，听任四众尽来供养。由专使大德对众宣说皇帝德意，分布舍利乃与全国臣民同作善因。于是引经解说，诃责恶行。教导忏悔；次宣读文帝忏悔文，到会大众普受三归。文帝于起塔那一天的早上，也在国都大兴宫，迎请大兴善寺佛像及沙门三百六十七人入殿供养，并举朝斋戒，以示虔敬。这样对于造塔一事的重视，成为遍及全国的现象。
　　隋文帝舍利塔的形式，原系模仿〓县等地旧有的阿育王塔(见《续高僧传》卷十八《昙迁传》)。现在各塔无一遗存，具体的结构已不能详知，只是依照唐末景福元年(892)《悯忠寺重藏舍利记》所载，隋文帝初建之塔乃五层大木塔(见《金石卒编》卷一百一十八)，其平面应为方形(唐代以前一般塔样皆如此)。塔基容纳珍藏舍利的石函，结构十分结实。塔铭则埋在塔下(宋代，清代都发掘出来很多)。江苏栖霞山原有文帝仁寿元年在蒋州建置的舍利塔，毁坏之后，南唐重建，虽仍为五层，但改为八角形，又用石料加以雕刻，已非隋塔原来面目了。
　　隋文帝之兴建舍利塔，有种种原因。据说，他从小在尼寺内由尼僧智仙抚养长大，所以从小就受到佛教的影响，智仙也将重兴佛教的希望寄托于他。后来他继北周之后即帝位，便一反北周灭佛政策而为保护佛教。他先于开皇年间(581—600)。在国都法界尼寺造连基浮图安置舍利。改元仁寿以后，就仿效阿育王的故事，更普遍建塔，大兴佛寺，实现智仙尼的愿望。另外，开皇九年(589)灭陈，统一南北，次年即依昙迁之请，承认各地私度僧尼的资格，概给公费，一时得度僧尼达几十万人。又罗致高僧在国内设置各种“众主”。使教学钻研专业化。加以建寺、写经、造像等等，都含有藉佛教帮助国家统一的用意。至于舍利塔之建置，更可加强信仰，消除这以前流行的末法思想而一新耳目，振奋人心，并也包含着实际的政治意味，所以一再推行于全国。
　　从隋文帝建塔这一事上，也可看出当时高僧们的活动。隋初高僧最著名的要推昙延、慧远和昙迁。昙延的门下“涅槃众主”童真。慧远的门下“涅槃众主”灵璨、善胄，“十地众主”慧迁，鸿胪馆蕃僧教授净业，三韩教授灵润，以及辨相、慧畅、宝儒等义学高僧，就都充当分送舍利的专使。昙迁本人是造塔的促成者，也曾任专使。此外充任专使的还有著名的译师彦琮，律师洪遵和觉朗，禅师静端，义学师僧昙、慧海等，以及由感通事迹著名的宝积、道密等，散见于《续高僧传》，有事迹可考的共约百余人。
　　文帝造塔，对于后代起了相当大的影响。突破各州建塔原是就寺而立的传统，各寺规定一定烽目的住僧，因而形成了各州中心都市建立官寺的趋势。这一趋势到了唐代更具体表现为国立佛寺的设置。如唐高宗于乾封元年(666)，于诸州设寺，武周载初元年(689)又设大云寺，后中宗于神龙二年(706)设中兴寺，玄宗于开元二十六年(738)设开、龙兴二寺等。另外，民间之营造舍利塔，也跟着形成风气。其见于金石文字的，在唐初即有贞观五年(631)造的凤翔法华寺舍利塔，龙朔元年(661)造的河中修正寺舍利塔等。又据《广弘明集》卷十七的记载，仁寿元年(601)第一次起塔之后，高丽、百济、新罗三国使者将回国时，也各各申请分些舍利带回本国起塔供养，都得到允许。所以这一法事的影响，也远及于朝鲜半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