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佛教两千年

成都佛教两千年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向世山
　　成都是中国西部的一颗明珠，是秦汉以来“天府之国”的核心城市，是四川盆地的乐土，是川西平原的天堂。伟大而充满智慧的水利工程都江堰，把滔滔不绝来源于雪山的岷江水引来，千百年来不断灌溉着平原上的几千万亩土地，滋润着生养在这片土地上的草木飞鸟走兽；给生活在这里的人类提供丰盛的五谷，使他们不知饥馑；．给生活在这里的大众营造宜居的气候，让他们不晓寒燥。成都佛教文化素来享有美名盛誉，历经千世风云，成就法窟禅薮；扮美锦绣山川，绽放佛日慧光，是中国佛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小引 宗教情感 源远流长
　　远在三四千年前：古蜀国先民拓荒垦殖，从川西北高原／顷河谷而下，向成都平原逐步迁徙，寻找生息的沃壤，最终扎根在川西平原，先后创造出灿烂而神秘的三星堆文明和金沙文明。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四鸟绕日金饰(即太阳神鸟)、金面具、鸟首鱼身纹金带、超大型石磬、青铜小立人、100余根象牙，以及数千件珍宝，无不惊世骇俗。虽然历代文献没有丝毫记载，这些出土于王国都邑和宗教圣地的、体现至高无上的王权和族权的礼器和宗教祭祀用品，无可辩驳地证明古蜀国文明具备完整的礼乐制度，是长江上游的文明中心，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一个重要源头。
　　古蜀国具有虔诚、沉郁、神秘的宗教祭祀仪式。2006年6月10日，在金沙发掘出土了一件平行四边形玉璋，人们惊喜地发现上面刻画着古蜀国先民祭祀的一个典型画面，我们可以还原金沙居民的祭祀场景：在茂密的森林中，耸立着高高的祭台，上面供奉着太阳神鸟和月亮神的神物和先人圣像——青铜纵目人像，祭师吟诵祷词、高唱神歌，乐师敲着石磬，蜀王戴着金面具、腰缠鸟首鱼身纹金带、手执金杖，领着子民，在祭台下列成对称队形，子民跪坐着、肩扛象牙，祈祷太阳神和月亮神的护佑，先人的护佑，以表达他们浓烈的宗教情怀，述说他们对日月神崇拜的至诚信仰。
　　正是古蜀国文明积淀了如此丰厚的宗教情感，中国的道教发祥于这块土地上才不是偶然的。江南的仙术与蜀地巫教相结合，催生了道教的早期形态——五斗米教。
　　来自西天的佛教也在“天府之国”扎根成长，最终融于四川人民的信仰和日常生活中。成都也就成为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宗教的朝圣中心。
　　佛教发源于古印度，产生于公元前6世纪—5世纪。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时，佛教传人中国内地。东汉时期传人四川，进入成都。在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成都是长江上游佛教传播的中心和佛教活动的中心，有着辉煌的佛教文化艺术成就，对中国佛教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与它省相较，成都佛教具有以下特色：
　　1、历史悠久寺院星布
　　根据传统历史文献，明确纪年记载佛教传人成都之始，为东晋哀帝兴宁三年(365)。当时，中原佛教领袖释道安感到中原纷乱，佛教应该流布天下，所以分遣弟子各趋诸方，其中法和入蜀。自那以后，外国和外省的僧人便源源不断地从东方、北方的凉州、敦煌、长安进入四川传播佛教。成都本地人最早出家作僧人的是东晋释僧生，他是蜀郡郫县人，’少年出家，以苦行著称，后为三贤寺主。但是，传统记载遭到了现代人的质疑。当代某些专家认为，佛教进入蜀地、成都的时间不会晚于东汉，其路线是“蜀—滇—缅甸—印度”的国际古道，即古称“身毒”道，现今爱称“南方丝绸之路”。早在汉武帝时，张骞在大夏看到蜀布、邛竹杖，就证明蜀地—身毒国(即印度。)这条国际通道早已存在。既然蜀地的物质能够经南亚输出到中东，那么，由信徒或商贾把佛教从印度带进四川，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在乐山、彭县、芦山、西昌等地的汉魏崖墓中，发现有浮雕佛像、白毫佛像、梵文符号等可以佐证。·据传说和史籍记载，相传位于成都市区西北部的万佛寺创建于东汉延熹(158—167)年间。郫县中寺、华阳白塔寺也始建于东汉时。大邑雾中山相传始建年代晚于中国第一座寺庙洛阳白马寺仅仅六年。
　　成都市区的文殊院、大慈寺、爱道堂，周边的昭觉寺、近慈寺、石经寺、宝光寺，远处的大邑雾中山、邛崃天台山、金堂云顶山、新津九莲山等，无不具有久远的历史，丰厚的佛教文化资源，且地位崇高。
　　大慈寺作为“震旦第一丛林”傲视神州。唐宋时以寺区九十六院、阁殿塔厅堂廊房八千五百二十四间称雄，占了成都东城半区。诗人陆游居蜀时，尝观大慈寺僧斋，其《剑南诗稿》记言：仅华严阁下，就“日饭僧数千人”。昭觉寺是“川西第一丛林”，是宋朝大禅师圆悟克勤弘扬临济宗杨岐禅法的基地，至今仍被日本临济宗视为祖庭。清朝第三代住持竹峰续在昭觉寺首设密坛，传播格鲁派教法，这是藏传佛教第一次进入四川汉地。成都龙泉驿石经寺是明初传播禅宗，临济断桥禅法的中心，当代也同时成为藏传佛教格鲁派在内地的金刚道场，成显密兼弘的圣地。文殊院、宝光寺雄踞长江流域四大禅林之列，备受推崇。邛崃天台山全盛时有100多座寺院，“宗教法庭”更是引人侧目。铁像寺是近代能海上师开创的七个金刚道场中唯一的尼众道场。爱道堂是当代著名的比丘尼十方丛林，也是川西平原的佛教女信徒进行法事活动的中心。位处成都南方的峨眉山更是普贤道场，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有“银峨嵋”之美称。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徜徉成都地区几乎可见每一座名山都有寺院的倩影，每一个乡镇都有塔刹的雄姿，每一处田野都能听闻钟鼓梵音。
　　2、高僧辈出垂范千秋
　　自从佛教传人成都，历代成都僧人便以心智、愿力为中国佛教做出了杰出贡献。特别是隋至宋，政局稳定，社会安定，不似中原动荡。全国僧人纷纷人蜀避乱，成都佛教获得大发展。
　　北周、隋初的高僧智炫(成都人)抗议武帝废佛，名垂青史。禅宗产生以后，四川僧人的贡献更大，识者有言：“言蜀者不可不知禅，而言禅者尤不可不知蜀。”德山宣鉴、马祖道一、圭峰宗密、五祖法演、佛眼清远、圆悟克勤、雪窦重显、无准师范、破庵祖先、兰溪道隆、真歇清了、楚山绍琦、聚云吹万、破山海明等，或创新禅风，或开山立派，或发明禅法，或开创丛林，或中兴佛教，或播教异国，均彪炳史册。值得注意的是，明初，成都府东山(即今龙泉山，位于成都之东，故名)石经寺高僧楚山绍琦大弘临济宗，开念佛禅之风，门下200多弟子散布全国，影响很大。明末，破山海明禅系发达，破山诸弟子分赴四川、云南、贵州各地开山弘禅。至今，成都佛教禅宗全是破山子孙。
　　有趣的是，成都很多出名的僧人都在省外，像克勤两度回蓉当住持(昭觉寺)极为罕见。活跃在成都的反倒是外地、外省和外国僧人。早期成都佛教最著名的高僧就是道安另一弟子、江南佛教领袖慧远的弟弟慧持，为传播佛法不顾哥哥劝阻，于东晋安帝隆安三年(399)，毅然由江西庐山经湖北荆州入蜀，住于龙渊精舍。在成都首先翻译《观无量寿经》并宣讲西方极乐净土的是宋元嘉十一年(434)人蜀的外国僧人畺良耶舍。在噩良耶舍的劝说下，成都女子昙晖出家，这是四川地区最早见于记载的女尼。前蜀时，著名诗僧禅月大师贯休在成都进入创作旺盛期，他是浙江人。瓦屋能光禅师，是日本国人，洞山良价悟本的法嗣，孟蜀时人蜀，居成都碧鸡坊三十余年，传说迁化时寿龄达163岁。在都江堰青城香林院传法达四十年的云门宗的香林澄远，是今四川绵竹人。唐朝，来自新罗国王族的“金太子”无相浮海西渡到中国，入蜀资州(今四川资中)德纯寺礼“唐和尚”处寂禅师学南宗禅法，后居成都净众寺创净众派。其弟子无住又创无住禅派。保唐—无住禅派曾远传青藏高原，对吐蕃佛教发生影响。外地僧人在成都如鱼得水，这一现象至今没变。很能证明当今流行的一句广告词…‘成都是个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的真实性。
　　3、讲经成风传教中心
　　讲经成风，是成都佛教与外地佛教相异的一个显著特点。僧人喜欢讲，民众喜欢听，有时气氛之热烈、场面之火爆、讲者之得意、听众之痴迷，令人讶异。
　　早在粱朝时，蜀僧会讲之名就传播京城。梁武帝时，专门挑选口舌之功厉害的建康僧人慧韶人蜀，止于龙渊寺，讲论开导如川流。唐初玄奘进蜀，到寺院听经试图解决理论难题。后究通诸部，自开讲席，吴、蜀、荆楚无不知闻，跋涉前来， “时天下饥乱，唯蜀中丰静，故四方僧投之者众，讲席之下常数百人。’’(引《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道因在成都讲《维摩诘经》，听众常常千人以上。唐代高僧知玄(俗姓陈，今四川洪雅人)被当时的镇蜀宰相杜元颖请到成都大慈寺普贤阁讲经，听经者每天达万余人，人称“陈菩萨”。
　　一种学说不同师法也能在成都并行不悖。南朝时，同时在成都宣讲《成实论》学说的是三个来自外地的僧人，阆中僧宝海在谢西寺讲说，阆中僧宝渊在罗天宫寺演说，资中僧智方居龙渊寺讲经。他们都是到梁朝京城金陵(今江苏南京)向成实大师学习过，然后回蜀开讲。
　　自唐至清，成都是四川佛教的讲经中心和佛教理论的传播中心，大慈寺又是这中心中之中心。据宋朝官员李之纯的统计，当时大慈寺各院开的长期讲座就多达73个!
　　四川禅僧之所以成就那么高、在全国影响那么大，就是因为他们许多人在出省学习“南方禅法”之前都有来成都学习《金刚经》、唯识经典等经历，有深厚的佛教理论素养，一旦被“天下第一等宗师”诱发，就如火山喷发一样，创造力空前出世，纵横四海无不自在，令天下学者震惊，教天下信徒风靡，令天下文士归心，德山棒、重显颂、克勤录等无不如是。
　　成都人语言发达，爱摆龙门阵，嘴上功夫厉害，喜欢冲壳子，、或许佛教也有刺激作用吧。至今成都市民喜爱坐茶馆泡茶做“言贩子”，也有高僧熏陶之功吧。
　　4、艺精文妙流芳百世
　　舞文弄墨、文采风流是成都文化的一个特点，中国第一部地方志《华阳国志》就诞生在成都，作者是成都崇州人。成都文学家司马相如、扬雄都是后人榜样。文风所致，高僧文章也打上成都印记。成都僧人也不例外。宋朝圆悟克勤的《碧岩集》被日本禅林誉为“禅门第一经”，字字珠玑，-禅味无穷，文字禅至此达到巅峰。清朝昭觉寺方丈雪通醉撰《锦江禅灯录》，这是禅宗灯录中唯一的省份灯录。成都居士也爱以护法身份撰写文章。隋代费长房撰《历代三宝记》，宋代宰相张商英撰《护法论》，明代状元杨升庵撰《禅藻集》，为佛教有益人心、有助教化作宣传。
　　现存世界最早的印刷品是成都出土的唐代梵文《陀罗尼经》。唐代碑版石经发现于成都都江堰灵岩寺，出土的石板上两面刻文，有《大般若经》《月灯三昧经》《灌顶经》等。
　　北宋开宝四年(971)，益州(成都)雕刻《大藏经》，至983年完成，共13万版，这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部官刻藏经，也是第一部木版大藏经，史称“开宝藏”。版式整洁，雕刻精良，文字秀丽，对《高丽藏》、契丹藏、赵城金藏、日本春日版影响犹巨。
　　成都地区的寺塔建筑也有特色。建造于唐代的塔，至今尚存的有：彭县龙兴寺17级方型密檐式砖塔、新都宝光寺塔，邛崃大悲院石塔是宋朝修建的，塔身曲线优美，形制独特。现代修建的彭县龙兴舍利宝塔，仿印度佛陀伽耶塔，很有特点。成都新都宝光寺是四川保存最好的清代建筑群，其平面布局还保存有中国早期遗风，即塔据中心。晨钟暮鼓，是佛教文化的象征。南齐时，释昙凭，犍为南安(今四川乐山)人，在成都龙渊寺造铜钟，有八音四辨，这是四川铸造铜钟之始。
　　5、佛艺发达技绝赤县
　　成都佛教艺术发达，臻于极高的境界。在中国佛教文化史上，其佛寺壁画和石刻造像有着光辉的篇章。
　　宋齐时，名僧玄畅从荆州西行到成都大石寺，手画《金刚密迹》等十六神像。唐至明朝，大慈寺上千堵壁画举世闻名，“举天下之言唐画者，莫如成都之多；就成都较之，莫如大圣慈寺之盛。”(引宋朝李之纯《大圣慈寺画记》) “历唐、宋、五代、元、明数百年间，其壁画梵王、帝释、罗汉、天女、帝王、将相，瑰玮神妙，不可缕数。”(引民国《华阳县志·古迹四》)吴道子、卢楞伽、李升、黄筌父子、李升、孙知微、孙位、赵公佑、赵温奇、，范琼、左全、常重胤、常粲等60多位一流画家均绘有精妙冠世的作品，代表中国唐宋时代绘画的最高水平。据当时人的记述，大慈寺壁画内容好像一座佛教神像的大观园：
　　“总九十六院，按阁、殿、塔、厅、堂、房、廊，无虑八千五百二十四间，画诸佛如来一千二百十五，菩萨一万四百八十八，帝释、梵王六十八，罗汉、祖僧一千七百八十五，天王、明王、大神将二百六十；，佛会经验变相一百五十八，诸夹神、雕塑者不与焉。像位繁密，金彩华缛，何庄严显饰之如是。，，(引宋朝李之纯．《大圣慈寺画记》)
　　唐宋时，龙渊寺的壁画也非常有名。新津观音寺观音殿、：毗卢殿至今存有明代成化四年(1468)完成的壁画。今彭县涌泉寺大殿、新都龙藏寺、蒲江江沙河寺大殿都有明代壁画存留。成都佛寺壁画内容丰富，既有宗教题材，如佛菩萨罗汉、高僧、经变，也有世俗生活、历史故事、自然风景，艺术价值高。
　　宝光寺罗汉堂577尊雕塑巧夺天工，扬名海内，是四川保存最完整的清代塑像群。
　　四川的石刻造像在全国具有重要地位，在宋代时期有最高水准的造像，如大足(现属重庆)宝鼎山、北山造像，安岳卧佛院、毗卢洞造像。成都地区的石刻造像价值也高。成都蒲江龙拖湾的佛教石刻造像中，有西凉嘉兴元年(417)的题记。这是成都地区所见纪年最早的石刻佛教造像。单个圆雕以成都西门外万佛寺(梁代称安浦寺)遗址出土的最有名。这些细砂岩石造像，总数达三百余件，其中包括南朝宋、梁和北周、隋、唐等历代纪年作品。造像多为释迦牟尼，也有无量寿佛、弥勒佛。施造人多是佛徒。这是中国南方地区出土石造像最多的一批，在中国艺术史、雕塑史上赫赫有名。成都市中心的西安中路也几次出土了南北朝时期的圆雕佛像。邛崃石笋山、磐陀村、花置寺的唐代摩崖造像精美绝伦。
　　川西平原成都辖区历史上佛教发达，至今山野之中处处蕴藏珍宝。2004年12月1日，成都金堂县五凤镇一个偏远小山村，一村民在房外地下随便一挖就挖到宝贝，出土清朝石雕佛像、菩萨、力士、供养人等像共20多尊。据当地老人讲，地下还有四五百尊!这类挖出寺庙遗址、出土佛教造像时不时出现在新闻报道中。
　　顺便提一句，在佛教造像的影响下，坚持焚香朝礼的道教在北’周时期也转向镌刻造像，至隋唐而兴盛，从而使四川的道教造像在全中国占据重要的位置。
　　6、西南都会佛事最盛
　　四川号为“天府之国”，经济繁荣，市场活跃，财物富裕，在唐代就有定评：天下繁侈，扬一益二。意为当时的江苏扬州、四川益州居于中国经济发达城市排行榜的前两位。不仅如此，成都还是一座“佛化之城”。宋代大文豪苏东坡有如此赞叹：“成都，西南大都会也，佛事最盛。”
　　佛教法事活动和民俗节庆活动相生共荣，这是成都佛教自古以来的一个著名特点。早在南朝，成都街头就流行“行像”(也称为“行城”或“巡城”)，即用宝车载着佛像巡行城市街衢的宗教仪式。刘宋时某年佛诞日，成都行像，岷山通灵寺沙门邵硕在欢呼的人流中扮成狮子娱乐大众。唐宋时，大慈寺是成都游宴胜地，东君会、元宵节、端午节、乞巧节、中秋节、重阳节、冬至节等，官吏、文人、平民游寺赏玩，有时佛教的法会同时举行，一派祥乐气氛。市场与寺院同处，也是成都佛教一大特色。夜市之风，至今尚存。 、
　　成都人崇拜圣物感情醇厚。梁武帝时，有僧从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带来佛舍利，至今仍供养在宝光寺。这里还有一段佳话。唐末，僖宗人蜀幸大石寺，夜见地下放光，挖掘得佛舍利，遂敕建寺塔，改寺名为宝光。著名唐代高僧、伟大的译经家、旅行家玄奘的顶骨舍利一份分到成都，后历经劫难，现存于文殊院。从印度、斯里兰卡等地传来的贝叶经也完整地保存在宝光寺等庙子中。信徒表达虔诚最著名的作品有清代乾隆年间“血写经书”：用笔沾舌血写成《华严经》等共4部105卷(现藏文殊院)。
　　新期 盛世契机 超常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宗教政策得到落实，正常的拜佛活动受到法律保护，各种宗教法事活动和庙会逐渐恢复和趋于正常。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成都佛教进人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佛教名山得到修葺和重修规划；佛教寺院不时得到重修或新建，布局更加合理；各级佛教组织设置健全；僧伽教育事业得到重视和发展；各种佛教文化社团健康发展；佛教对社会的慈济福利事业形成气候；海内外佛教文化交流活动越来越频繁。
　　当代的著名高僧遍能、宽霖、清定、隆莲等各领名刹，成都佛教的发展步人正轨。1983年，成都高新区石羊场铁像寺内，建成中国唯一培养比丘尼的宗教高等学府——四川尼众佛学院，并且重续传授二部僧戒的传统，名扬世界。2004年4月8日，千年名寺大慈寺恢复开放。
　　目前，成都全市开放寺院109处，僧众1063人，信教群众数十万。到成都佛教名山、寺院朝圣的香客和观光的游客全年逾千万人次。香火袅袅烦恼净，梵音轻响向善心，佛法得以弘扬，天府恍成净土。
　　成都地区文明悠久，物产丰富，人丁繁嗣，商业繁荣，贸易发达，经济腾飞，佛教信徒众多，佛教文化璀璨。国际玄奘讨论会在成都圆满召开，南亚、东南亚，还有其他几大洲的老朋新友飞临欢聚，重新唤起“南方丝绸之路”的美好回忆，随着成都向南方开辟贸易新通道的战略推进，佛教及其文化必将获得殊胜因缘，兴旺繁荣，再造佛事最盛的西南国际大都会，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