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宫天下第一塔闻见记

南宫天下第一塔闻见记
　　刘学斤
　　到普彤塔前，我对南宫的认识仅仅限于一人一物。
　　人指的是原籍南宫尚家庄的京剧四大名旦之一尚小云先生，物指的是清朝张裕钊先生撰文书丹的重修南宫县学碑。
　　对尚小云先生的艺术无缘亲睹，欣赏音像终隔着一层，其子尚长荣先生的唱和做我却是现场聆听和当面领教过的，燕赵之风山高水长，在他身上有可点可观的化境。
　　也曾有过一次慕名寻访重修南宫县学碑的经历，但那是次不太愉快的访问，所闻所见令人唏嘘和遗憾。
　　总难忘南宫的一人一物，说到它们；在见到普彤塔前，我只以为它们是南宫的人文之宝，不知普彤塔，从历史之悠久人文之含量而言，亦是宝，亦当之无愧。
　　塔
　　塔在南宫市西北1.5公里的北旧城。远远地，在路的前方，它与挂在树梢的夕阳一起迎接我打量的目光，像温情好客的主人。
　　塔原在普彤寺内，但原来的普彤寺已不存在，现在的寺是后修的，处处新鲜，能见到的旧物除了清光绪十一年即公元1885年留下来的一通重修普彤塔庙碑，便是这座浸润沧桑向东北略有倾斜的普彤塔了。
　　“该塔名称来历无载。据传，寺初建时，内供菩萨娘娘；又因塔砖多朱红色，塔顶佛像亦为红铜铸造，故名普彤塔”。名不正则言不顺，对普彤塔的命名，在南宫当地还有这样的解释：佛学“普度”指大慈大悲，普度众生；东汉时娘娘住的皇宫涂朱色，叫“彤庭”，普彤寺内供奉菩萨，寺和塔均朱色，故又取“彤”字……并联系上佛经妙法莲花经中“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有“普以周普为义”的阐释。
　　朱红的颜色在新修的普彤寺能够看到，在普彤塔却几乎看不到，我已领略不到当年的普彤塔红彤彤地绽放于视野中的风姿，光阴里的风吹雨打让塔身几乎褪尽了朱红，尽显另一种本色。
　　八角形，楼阁式，一种平和的建筑本色。
　　这是普彤塔现在开放的风姿和颜色。
　　“凡宫塔制度，犹依天竺旧状而重构之，从一级至三、五、七、九。世人相承，谓之浮图，或云佛图”。许多人不知普彤塔原来通高33米，因为泥沙淤积抬高了地基，塔高变成了现在的28.14米，原本九层的普彤塔现在看起来亦只有八层。
　　楼阁式，却是实心砖塔，无法入内，便无从自内部攀登而上。塔外亦无可上的阶梯，香客和访客便只可在塔底仰望，在塔前致意。
　　塔基埋入地下，现在塔的第一层紧接地面，被青砖包住，不知底细者常误以为它是原来的塔基。塔的一层和二层东西两面设置盲窗；一层至四层南北两面设佛龛，五层以上四面均设佛龛。“塔身平面为八角形，侧面呈拱形，各层每面设一小门。每层出檐，檐下置斗拱，第八层斗拱外出翘头，上不施令拱，置一小斗托住塔檐，塔顶装仰莲钻首铁制塔刹，置大中小鎏铜佛像三尊”。
　　普彤塔建成后，曾历数次修葺，现在所呈现的是明代风格，“整个建筑形式别致，结构独特”；最近的两次修葺是在1984年和1992年。
　　南宫当地的文物工作者介绍，在建造上普彤塔最值得关注的一个奇特之处在于：“八角形的塔基高5米，南面设石围门，中间有一眼砖井，井盖上置一尊石佛”。
　　这是一件让人颇费思量又让人十分感兴趣的事情。塔心下不是地宫而是一眼砖井，为什么在塔心建造一眼砖井？一种解释是为测量水平，防塔建斜。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进而推测普彤塔不是一座舍利塔？
　　“佛既谢世，香木焚尸。灵骨分碎，大小如粒，击之不坏，焚亦不焦，或有光明神验，胡言谓之舍利，弟子收奉，置之宝瓶，歇香花，致敬慕，建宫宇，谓为塔。塔亦胡言，犹宗庙也。故世称塔庙”。如果普彤塔是一座舍利塔，那么装舍利的地宫在哪里？又会在哪里？如果没有为什么没有呢？
　　我没有办法去亲自证明，亦无法对这种罕见的佛塔营造方式做出回答。
　　塔与寺
　　普彤塔已非最初的模样。
　　中国的八角形塔是在五代以后才发展起来的，此前塔多正方形。现在可以肯定的是，明嘉靖年间普彤寺已无香火，普彤塔已被列入“古迹”，其建成年代必由明朝上溯。
　　上溯到哪个朝代哪一年呢？
　　“普彤塔，在废县。汉明帝永平十年建，贞观四年重修。有唐时断碑。大耳禅师重建”，嘉靖年间《南宫县志》是目前发现的记载普彤塔的年代最早的文献。上面明确普彤塔的建造年是汉明帝永平十年即公元67年。
　　在中国佛教史上，汉明帝刘庄是一个绕不过的人物。
　　佛教何时传入中国？根据史载，则有几说。
　　一说：汉元狩年间，武帝刘彻遣霍去病讨伐匈奴，斩首大获，昆邪王杀休屠王，将其众五万来降。获其金人，刘彻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金人率长丈余，不祭祀，但烧香礼拜而已”———“此则佛道流通之渐也。及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传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有浮屠之教”。
　　一说：汉哀帝元寿元年即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但“中土闻之，未之信了也”。
　　一说：汉明帝刘庄夜梦金人，项有日光，飞行殿庭，乃访群臣。傅毅始以佛对，“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于是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形像。“愔仍与沙门摄摩腾、竺法兰东还洛阳”———“中国有沙门及跪拜之法，自此始也”。
　　刘庄夜梦金人的故事范晔的《后汉书》和魏收的《魏书》均收录了。但范晔撰《后汉书》，已是在此故事发生三百多年后，魏收所处时代则更晚。他们不可能成为置身这一历史事件的当事人，亦不会有当事人告诉他们史实究竟怎样，他们惟有博采，根据得到的信息和自己的判断来解读曾经发生的故事。可他们的记事是否真准呢？
　　佛教传入中国，始建寺塔是在汉明帝刘庄时期，此种观点今天之所以能得到广泛认同和响应，是因为它遵从了《后汉书》和《魏书》这样的所谓正史。亦正因为这样的原因，中国有寺院，一般公认自洛阳白马寺建成始。
　　“自洛中构白马寺，盛饰佛图，画迹甚妙，为四方式”，建于汉永平十一年即公元68年的“神州第一刹”白马寺记载于正史中的“释老志”，早它一年建的普彤塔却在所谓的正史中遗失，只载于方志。
　　有塔必有寺与之相伴，据此原则，普彤寺之建造亦应不晚于白马寺。然而这座被誉为“震旦最早伽蓝”的寺院亦不见于正史记载。为什么呢？因为普彤寺所在南宫、白马寺所在洛阳？因为洛阳是后汉的首都，其后又数次为首都，白马寺与其相邻亦得宣传之便？因为南宫不比洛阳，终处偏远乡野，不过一消息闭塞之县而已？
　　天下第一塔
　　普彤塔下的村庄即北旧城。
　　这里所处地势低洼，北面和东面皆临积水。这片积水早年间连成一片，称“古水潭”，“衡漳诸水汇积为渊”，“广数里，人常泛舟其中，举网得鱼”。
　　衡漳之水曾惠及这里的人们，亦曾带来灾难。明成化十四年即公元1478年，这里尚是南宫县城，然而命运亦在这年改变了，“6月，衡漳河泛滥，洪水淹没南宫县城池，官舍、民房尽毁”，普彤寺亦惟余一座普彤塔。
　　这肯定不是普彤塔第一回遭受劫难。
　　此前与此后又有过多少回劫难袭向了普彤塔？
　　1966年邢台地震，再次伤及普彤塔。塔身受损，上部尤为严重，震掉一段铁刹，亦惊现三尊铜佛。最大一尊高41厘米，重8.25公斤，背部铭文：“永平十年正月十五日摩腾建。竺法兰、大耳三藏公至。太和四年正月初五日海和尚重修。至嘉靖十五年七月十五日重修……”
　　南宫一位叫王洪信的文物专家生前曾对普彤塔做过一番考证，在他的记述中普彤塔进行过五次大的维修：第一次见于明嘉靖版的县志，上有“贞观四年重修。有唐时断碑。大耳禅师重建”的记载；第二次在宋朝中期；第三次在明嘉靖十五年即公元1536年，这次增置了仰莲钻首式铁制塔刹，在每层佛龛添置了铜佛；第四次在光绪十一年即公元1885年，第五次在民国二十二年即公元1933年，这两次维修基本保持了明代风格，最后一次在最下一层紧靠塔身增筑了围墙，以防水毁塔基。
　　在南宫另一位叫张云英的先生的梳理中，普彤塔“在漫长的岁月里经过了八次较大的修葺”，除上面提到的五次以及在1984年和1992年的两次，还有魏太和四年即公元230年正月海和尚主持的一次，这亦是现知的普彤塔最早一次修葺。
　　张云英先生作古有年，他查阅的大量文献和实物资料，如《南宫县乡土志》、唐修塔断碑、宋大观元年修塔碑等等今已难觅。
　　铜佛铭文无疑是关于普彤塔建造年代最重要的实物证据。其后亦常作为审视普彤塔的可靠参考，比如在河北省宗教志中便有这样的文字：根据现存的史料记载，早在两汉时期佛教就已传入河北省，但传入的具体年代已无从考证。据清《畿辅通志》和《南宫县志》以及南宫普彤寺塔内现存一尊铜佛背刻铭文记载，建于东汉永平十年的南宫普彤寺，由印度摄摩腾、竺法兰主持修建，是河北省最早的寺庙之一。同时这一时期建筑的佛教寺庙还有赵县观音院、内丘慈仁寺、泊头水月寺、文安月岩寺……等等。
　　铜佛铭文中提到的摄摩腾、竺法兰不正是记载于正史的永平年间来到中国传教的那两个天竺高僧吗？如果这两个在中国佛教史大名鼎鼎的高僧即最早的普彤塔的建造者，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怀疑普彤塔“天下第一塔”的地位呢？
　　这尊珍贵的铭文铜佛保存在邢台，言之凿凿中我亦只有做一听者。与此同时在文献和记忆中搜索铭文中提到的另外两个名字，找不到大耳三藏更多的原始信息，亦没有查到海和尚的生平事迹，但我相信他们是为普彤塔和普彤寺做出贡献的忠诚的佛门弟子，如在普彤塔下守护十余年，2004年在普彤寺圆寂的弘川老和尚。
　　而今在普彤塔西北，弘川老和尚的灵塔即将告竣，这位依傍普彤塔下的老和尚让我想到孔子对颜回的赞美：“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在普彤塔西边不远处，亦有一处叫大风亭的古迹。唐朝李吉甫撰的《元和郡县图志》云：光武帝刘秀自蓟南驰至南宫，遇大风雨，引入道旁空舍，冯异抱薪，邓禹燃火，帝对灶燎衣，即此地也。
　　亡命南宫的刘秀是刘庄的父亲，刘庄在位时年号永平，永平年间中国始行佛教，始有寺塔，始有南宫普彤寺塔……这一切难道亦仅是一种机缘？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后汉书，范晔撰，中华书局1965年版；魏书，魏收撰，中华书局1974年版；南宫市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统筹/执笔：燕赵都市报记者 刘学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