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与佛教净土信仰

武则天与佛教净土信仰
　　贾发义
　　摘要:纵观中国佛教发展史,可以发现,在唐代高宗、武后及武周时期,佛教弥勒净土信仰和弥陀净土信仰极为盛行。那么,这一时期净土信仰的流行与武则天的政治统治之间有没有关系呢?本文从武则天与净土僧尼的交往、武则天时期的净土造像两个方面进行梳理和分析,认为武则天时期净土信仰的流行,既是时代潮流发展的必然趋势,也与武则天的扶持和政治利用有关。
　　关键词:武则天;净土信仰;僧尼;造像
　　中图分类号:B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07)06-0017-05
　　武则天与宗教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对于武周时期的佛教信仰,学者多有研究,如陈寅恪写作的《武曌与佛教》,从家世信仰和政治需要两方面说明了武则天信仰佛教的必然性;温玉成的《试论武则天与龙门石窟》一文则考察武则天时期洛阳龙门石窟所凿佛龛和造像的变化,论证武则天信仰佛教的真正目的是政治需要;张弓翥的《从龙门造像史迹看武则天与唐代佛教的关系》,对武则天如何利用佛教为其政治目的服务作了具体分析;陈景富《武则天崇佛心态三段论》一文认为,武则天得势前把佛教作为精神依托,而在后来的政治斗争中借佛成以壮帝威,晚年崇佛则主要是为了报恩还愿。关于这一时期道教的发展,王永平先生认为:“武则天参政和统治时期,道教在原来的基础上得到继续发展……(武周时期)成为高宗和玄宗两个崇道高潮之间的重要过渡时期。”学者们从宏观视角进行的研究,对于整体把握武则天与宗教的关系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我们的具体研究提供了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关于武则天与佛教净土信仰的专门研究成果还不是很多。仅有的几篇,如杜斗城的《关于武则天与佛教的几个问题》,段塔丽的《武则天称帝与唐初社会的弥勒信仰》等,主要研究武则天与弥勒净土信仰,对于武则天与弥陀净土信仰则涉及无多。本文从武则天与高僧的交往、武则天时期的净土造像两个方面进行分析,探讨武则天与净土信仰之间的关系。文中纰缪疏漏之处,敬请方家指教。
　　一、武则天与净土僧尼
　　武则天一生接触的佛教高僧不少,如玄奘、道宣、慧日、神秀、慧能等等;特别是善导、惠简、窥基、天智、法明、云宣、菩提流志、义净,另有尼智运、真莹等人,这些僧尼或是净土法门的弘传者,或与净土信仰有着密切关系;武则天对净土信仰的态度,应当是受到了他们一定的影响。但是,正如王永平先生指出的:“武则天对宗教的态度,是围绕着如何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这个总目标而确定的。”武则天与这些僧尼的具体交往,有着鲜明的特点。
　　1、慕其学问,敕令译经作疏
　　高武及武周时期,佛教高僧辈出,民间佛教信仰者也是人数众多。武则天钦慕高僧,并且敕令其翻译佛教经典,是赢得僧俗信任的途径之一。
　　菩提流志,姓迦叶氏,南天竺国人,洛京长寿寺高僧,“曾游历五天竺,遍亲讲肆。高宗皇帝闻其远誉挹彼高风”。唐永淳二年(公元683年),菩提流志被朝廷遣使迎接至东都洛阳。武则天对其敬重有加,敕住东洛福先寺。菩提流志翻译了《宝雨经》、《华严经》等经典十一部。在其所译十卷《宝雨经》中,使用“安乐”一词多达29处。在汉译佛经中,“安乐”与“安养”、“极乐”、“净土”等词语是近义词;“安乐”一词的多次使用,体现了该经的净土思想,且其译作中有为武则天颂扬的文字,如“实是菩萨,故现女身,为自在主,经于多岁,正法教化,养育众生,犹如赤子”。《华严经》第二十五品《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中的观音菩萨与大势至菩萨,合称为阿弥陀佛二胁侍菩萨,与弥陀信仰有着直接关系。武则天支持菩提流志翻译《宝雨经》和《华严经》,目的是利用佛经中关于弥勒信仰和弥陀信仰在社会上流行的现实需要,扩大和巩固自己的政治统治。
　　义净,俗姓张,范阳人。“仰法显之雅操。慕玄奘之高风”,37岁时由海路往西域求经,从咸亨二年到证圣元年,历时二十余年,游经三十余国,奋励孤行,备尝艰险。当义净法师遍游西域之后返回洛阳时,武则天像当年太宗皇帝率群臣到长安南郊迎接玄奘法师回国一样,为义净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史载:“武后亲迎于上东门外……敕于佛授记寺安置焉。”其后义净备受武则天尊崇,随驾西归长安,敕于福先寺、西明寺等道场,奉制翻译《佛说弥勒下生成佛经》等二十部佛经。武则天礼遇义净并敕其翻译《佛说弥勒下生成佛经》,亦是要利用义净_在僧俗两界的影响,巩固自己的政治基础。
　　2、用其造像,维护政治统治
　　佛教造像是佛教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高宗、武后及武周时期,武则天多次敕用净土高僧修造佛像,或是敕令修造净土信仰的尊像,这种举措同样也是为了适应当时的社会情势,以利于自己的政治统治。
　　善导,俗姓朱,山东临淄人。少年从密州明胜法师出家,学习《维摩》、《法华》等经论。后为参究佛法,游历各地,见庐山慧远西方变相图而感染,发愿期生净土。二十岁受具戒后,读《观无量寿经》,心生欢喜,遂专志于探究《观经》义旨。后闻道绰大师专修净土念佛法门的盛名,遂往并州石壁谷玄中寺,礼谒道绰,听讲《观无量寿经》义要,并见行“方等忏”及净土九品道场而大喜,谓“此真人道之津要”。于是精勤笃行,专志净土法门。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别道绰入终南山悟真寺,潜志健行,专修念佛,抄写《阿弥陀经》数万卷,画“极乐净土变相图”三百余幅,分赠有缘,劝令念佛。其弘化之地遍及山西、河、洛,远至湖北襄阳。因其念佛时有光明从其口出,故世称“光明大师”。善导所撰净土著作有《观无量寿经疏》四卷、《往生礼赞偈》一卷、《转经行道愿生净土法事赞》二卷、《依观经等明般舟三昧行道往生赞》一卷、《观念阿弥陀佛相海三昧功德法门》一卷、《依经明五种增上缘义》一卷等,共计六部十卷。后来南宋宗晓在其《乐邦文类》中,始尊其为净土宗二祖。
　　早在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善导已是名闻朝野的净土高僧,位列五十位高僧之中,参与太子李治为追念生母文德皇后所建的大慈恩寺落成庆典。高宗、武后时期,善导又奉敕为洛阳龙门卢舍那佛的首席监造僧。据《大卢舍那佛龛记》载:检校僧西京实际寺善道(导)禅师,于咸亨三年(公元672年)至上元二年(公元675年)奉敕监造龙门大卢舍那佛像。自显庆年间(公元656—661年)起,高宗“多苦风疾,百司奏事,时时令后决之,常称旨,由是参豫国政”因此,洛阳龙门这一浩大工程的监造人选、雕造方案、开凿费用,应该得到了武则天的首肯。武则天不仅选择净土高僧善导为首席监造,而且为工程“捐助脂粉钱两万贯”之阳大卢舍那佛龛记)。善导作为净土高僧,有着极大的社会影响力。武则天根据当时社会上弥陀信仰广泛流行的情势,选择弘扬弥陀净土信仰的高僧善导为这一宏大造像工程的首席监造,不失为明智的选择,不仅笼络了众多朝野势力,对提升其政
　　治声望、巩固其地位亦极为有利。
　　惠简,法海寺主,生平僧传不载。据《宋高僧传》卷十八《感通篇·唐京兆法海寺释道英传》载,道英是法海寺寺僧,法海寺在京城长安布政坊内,当时法海寺的寺主是慧简;而且,本传所记述的感通故事发生在成亨中,即公元670年至674年。据《大卢舍那佛龛记》,卢舍那佛像开凿于成亨三年至上元二年(公元672—675年),正是慧简担任法海寺寺主期间。所以可以认为,此慧简即《龛记》中所载的“惠简”,“惠”与“慧”通用。惠简在监造卢舍那佛的同时,为武后雕造了一龛弥勒佛像(见下文造像记)。惠简是信仰弥勒净土的高僧,他特意为武则天造弥勒佛龛,既是迎合当时朝野盛行的武则天乃是下生人间的弥勒的传说,又迎合了武则天利用佛教提高声望的意愿。因此,武则天选派惠简为雕造大卢舍那佛的二大敕监高僧之一,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智运、真莹是皇宫内道场的僧尼。内道场是唐太宗时期为皇子、诸王及嫔妃们崇佛方便而设立于皇宫内的佛教道场。每当皇宫里有了生子、成婚、生日、殡葬等喜事丧事,都要在内道场作法事。武则天被册封为皇后以后,在洛阳龙门雕造万佛窟,就是由智运、真莹等内道场的僧尼们奉命发起的。万佛窟内共雕凿佛像一万五千余尊,多以弥勒菩萨、观音菩萨、阿弥陀佛等净土佛教信仰的佛像为主尊。内道场僧尼们奉命雕造弥勒、弥陀及胁侍观音之尊像,充分反映了武则天利用内道场僧尼,通过净土造像的宣传手段,直接为武氏政权服务的目的。
　　通过以上史料分析,可以看出,高武及武周时期佛教净土信仰的流行,与武则天对净土僧尼的交往、扶持和利用有很大关系。武则天钦慕净土高僧、敕令净土造像,最终还是出于政治统治的需要和目的。利用高僧的社会影响力,武则天笼络了一大批朝野势力,为其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武则天与净土造像
　　高武及武周时期,佛教净土造像盛极一时,这同样与武则天的扶持分不开。高武时期,武则天为获取更多僧俗民众的支持,多次敕令雕造净土信仰的弥勒和弥陀尊像,致使当时净土造像遍及全国各地。现存的石窟,如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龙门石窟、炳灵寺石窟等等,都有相当数量的唐窟龛及净土造像,尤以唐高宗、武则天时期开凿的窟龛最多。此外,武则天在东都洛阳、京都长安建造的万象神宫、天堂、大型天枢等佛教化的宫殿和佛像,从造像题材看,其中也以弥勒菩萨和阿弥陀佛造像居多。
　　1、弥勒净土造像的表现
　　关于武则天的弥勒信仰,甚至可以追溯到其为后宫才人时,传说那时她即在自己的宫室里设龛供奉过弥勒佛。麟德二年(公元665年),武则天曾出宫内王玄策督造的弥勒菩萨塑像于敬爱寺供养。前述长安法海寺的惠简和尚,在监造大卢舍那佛的同时,在龙门西山中段偏北先行雕造了一龛弥勒佛像,其题记为:“大唐咸亨四年十一月七日,西京法海寺僧惠简奉为皇帝、皇后、太子、周(诸)王敬造弥勒佛一龛、二菩萨、神王等并德成就,伏愿皇帝圣花(化)无穷,殿下诸王福延万代。”显庆之后,武则天实际执掌政柄的时间长达半个世纪之久。惠简为皇帝皇后等雕造弥勒佛像,表达了高僧们对武则天扶持净土信仰的感激。更重要的是,这一互动也使武则天赢得了僧俗信众的广泛支持。正如造像记中所表述的,“圣化无穷”。
　　大约从上元元年(公元674年)起,后宫内道场的僧尼智运、真莹等人,在将武则天称为“天后”之后,又奉命发动了一场佛教功德事业,这便是在洛阳龙门石窟雕造万佛窟。万佛窟内共雕造佛像一万五千余尊,主尊有不少是弥勒佛。题记多为祝愿天皇天后皇子诸王子等“万劫千生,无亏供养”;“桑田碧海,永固归依”;“愿救法界苍生无始罪障,今生疾厄皆得消灭”;“愿无始恶,业罪消灭,法界四生,永断恶僧”;“从今生至成佛以来普作菩提,眷属誓相度脱”。上述造像题记清楚地提及“灭后”,与惠简题记中的“皇后”称呼形成对比,表明后宫内道场僧尼对武则天的身份地位格外关注,政治意义比较突出。
　　武则天崇信弥勒,直接助长了民间信奉弥勒的社会风气。以龙门石窟为例,即有多铺以弥勒佛像为主尊的造像。武周长寿年间(公元692—694年)雕凿的摩崖三佛,正壁一铺七尊坐像,主像为高5.9米跏趺坐的弥勒佛。大约在公元690—704年间开凿的龙华寺,东壁坛上造像三尊,弥勒居中,跏趺坐于须弥座上,足踏并蒂莲,左手下垂,展掌伸五指抚左膝上,右臂下垂置右膝上。武周时期开凿的擂鼓台中洞,正壁坛上一铺三尊像,弥勒居中而坐,像高1.55米,双腿下垂,坐须弥座,二菩萨像赤足侍立于主像两侧之莲座上,下有莲茎与主像莲座相连,左边的菩萨头部和腹部残毁,倚斜站立,面向弥勒。
　　武则天时期的弥勒造像还出现在甘肃敦煌莫高窟、四川巴中石窟等处。在莫高窟,长寿三年(公元694年)或延载二年(公元695年)灵隐禅师与居士阴祖等开凿的第96号窟中有号称“北大像”的弥勒佛巨像,高约33米,是目前莫高窟造像中最大的一座。四川东北部的巴中石窟,是四川佛教摩崖造像集中分布的地区之一,七世纪末八世纪初武则天时期是当地佛教造像高峰期。这一时期的造像题材,最突出的是出现了菩提瑞像与弥勒同组开凿的大龛,即把弥勒与释迦一龛供养,表现出弥勒崇拜与释迦崇拜处于同等地位。这些地方出现的大规模净土造像,既表明武则天对净土信仰的广泛扶持和利用,也说明了武则天对其扶持和利用的实际效果。
　　武则天时期还建造了许多弥勒佛像配套工程,比如证圣元年(公元695年)薛怀义监造的、历时6年方始完成的明堂配套工程天堂。据记载,天堂是一座由五层重阁组成的木塔,高约300米,呈八角形,相当雄伟。天堂里修造了一座巨大的弥勒佛像,高约270多米,贯穿各层。天堂及其规模宏大的弥勒配套建筑,是武则天对弥勒下生信仰的认可,与武周时代政治统治的关系更为密切。
　　2、弥陀净土造像的表现
　　武则天的净土信仰还体现在弥陀造像上。东都洛阳龙门石窟数量巨大的弥陀佛造像,集中体现了武则天与弥陀净土信仰的关系。
　　龙门石窟卢舍那大佛像的雕凿,与武则天对净土信仰的扶持有直接关系。武则天任用京西实际寺净土高僧善导为大佛雕凿工程总指挥,并且亲自捐助脂粉钱两万贯。有人甚至认为,卢舍那大佛像就是以武则天为原型塑造的。说明当时社会上净土信仰的广泛流行,以及武则天对弥陀净土信仰的认可和扶持。
　　咸亨四年(公元673年),将作监丞牛懿德奉诏在龙门雕造阿弥陀佛、观音菩萨一龛。此龛题记为:“大唐咸亨四年四月八日,将作监丞牛懿德奉为皇帝、皇后、皇太子并诸王、国戚敬造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一龛。”这是为数不多的有明确题记、且专为武则天及皇室雕凿的阿弥陀佛像龛。虽然阿弥陀佛造像比起专为武则天所造弥勒像龛的数量要少,但在龙门石窟造像中,还有许多阿弥陀佛造像的题记缺失或不清。以下列举一些龙门石窟中的阿弥陀佛造像:
　　奉南洞,唐天授初年(公元690年)完工,平面呈方形,窟顶呈穹窿形,高4米,宽3.6米,深3.70米;窟门为方形,三面设坛,正壁一铺三尊像,主像阿弥陀佛高2.54,身着通肩袈裟,鼓腹。
　　高平郡王洞,唐天授元年至神龙元年(公元690—705年)造,正壁设佛坛,中上部造像一铺五尊,主像阿弥陀佛居中,结跏趺坐于莲座上、
　　北市丝帛行净土堂,唐则天后光宅元年至景龙元年开凿(公元684—707年),正壁左侧一造像铭记为:“……阿弥陀佛三铺,岁次甲午八月壬朔。”根据这一铭记,结合洞内三壁坛上八个圆孔痕迹来看,正壁坛上造像可能为一身阿弥陀佛,左右两侧圆孔应为安装观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像座的石榫孔。由此可知,该窟造像分别是西方三圣,即阿弥陀佛、观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净土堂及西方三圣像系由东都洛阳北市的丝帛行发愿并集体出资营造,证明当时东都洛阳的弥陀信仰者在商业领域亦有很多。
　　西方净土变龛,唐武后至玄宗时期造,高2.65米,宽2.95米,深0.84米。西方净土变描绘阿弥陀佛所居西方极乐世界情景,是根据《阿弥陀经》镌刻的;画面构图是阿弥陀佛结跏坐于中央莲座上,双手平举胸前,身着通肩袈裟;左为观世音菩萨,右为大势至菩萨,四周刻眷属圣众及众多菩萨;下部刻伎乐舞蹈,上部浮雕菩提双树、楼台宫阙、经幢旌旗,其间飞云缭绕;整个画面以阿弥陀佛为中心,构成庄严富丽的西方“极乐世界”,
　　通过对龙门石窟的奉南洞、高平郡王洞、北市丝帛行净土堂、西方净土变龛等武则天时期开凿的石窟和造像进行观察,不难发现,石窟内供奉的主像都是阿弥陀佛。这说明这一时期阿弥陀佛在佛教雕像中开始处于主尊供奉的地位,阿弥陀佛崇拜正在逐渐超过魏晋南北朝以来的释迦佛、弥勒佛崇拜。商行集体出资营造阿弥陀佛像龛现象的出现,说明了此时阿弥陀佛崇拜的普及程度。西方净土变龛的出现,使枯燥的佛教经文变成了形象生动的图像,为信众能够更直观地认识和了解阿弥陀佛西方净土,提供了便捷有利的条件。上述这些事实,不仅是净土信仰在当时社会广泛流行的最直接体现,也证明这一时期弥陀净土信仰是获得朝廷认可和扶持的,因为武则天当政时期大部分时间驻在东都洛阳,而此时弥陀造像在龙门地区集中出现,这如果不是巧合,那么就是与武则天的支持有直接关系。
　　另外,在敦煌莫高窟、甘肃永靖炳灵寺石窟、河南巩县石窟、四川巴中石窟、安西石窟等处,也都留有该时期的弥陀造像遗迹。
　　综上所述,分析武则天时期的弥勒佛造像和阿弥陀佛造像,可以看出,武则天时期净土造像的确十分流行。弥勒下生信仰,即弥勒下生人间并建设美妙人间净土的思想,从魏晋南北朝以来就十分流行,并且多次为民间起义者所利用。武则天继续利用弥勒下生及河洛图谶等效应,为建立和巩固其统治服务。“武周革命”时,僧侣们即宣称武则天是下生人间的弥勒,这一说法对武则天改唐为周的政治变革起到了一定的支持作用。僧侣们的做法显然是与武则天一贯扶持弥勒净土信仰分不开的。弥陀信仰所宣扬的“西方极乐世界”,因其具有“优美的自然环境、富足的生活用品、极高的道德水平、清明和平的社会环境”,比弥勒信仰的“兜率天宫”具有更强的诱惑力,因而吸引了大量信众,拥有相当大的社会影响力。武则天对弥陀净土信仰的认可与扶持,同样有助于她赢得更多社会群体的拥戴和支持,对其政权的巩固和稳定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三、结论
　　武则天做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性皇帝,其政治统治与其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历来就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本文旨在梳理武则天时期的政治统治与当时佛教净土信仰的关系。通过对武则天和高僧的交往及武周时代造像史料的分析,本文作者认为,高宗、武后及武周时期,净土信仰的广泛流行与武则天的扶持和政治利用有着密切的关系。
　　责任编辑:梁二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