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日如来尊名尊像源流及其演变探疑

大日如来尊名尊像源流及其演变探疑
　　大日如来梵音“毗卢遮那”，本文始见于7世纪初印度瞿萨旦那国“天降佛”的寺庙曰：“毗卢遮那伽蓝。”但庙内的毗卢遮那佛尊像不详，揣度与时新兴的“菩提树像”大同。续见菩提流志（683年到长安）传译的《不空羂索神变真言经》卷第15云：“内院中画七宝莲花。台上宝殿，中毗卢遮那如来，右手作摩顶像，面西结跏趺坐狮子座；左阿弥陀佛……；右释迦牟尼佛。”[33][P301]由此得知，7世纪初印度密教新兴时推崇的本尊佛毗卢遮那，至菩提流志来华时已获得道俗认同，故《真言经》较50年前阿地瞿多译的《集经》，不仅明言其尊名，更定其在佛教中的尊位。有学者认为：“该经属观世音部密典……大日如来的地位很不起眼……几乎没有什么影响。”[1][P183～200]这恐欠全面，至少明定其在佛教中的至上尊位，还是不容忽视的。
　　大日如来以作菩萨装结智拳印的尊像传播中土，是在“开元三大士”来华译经弘传“体系化”密教之后。其尊名，如一行《大日经疏》云：“梵音毗卢遮那者，是日之别名，即除暗遍明之义也。然世间之日……不可喻，但取少分相似故，加以大名曰摩诃卢遮那。”[34][P579]大日如来的尊名、尊像，盖如丁福保先生征引诸经概云：大日如来密教之本尊，梵名摩诃毗卢遮那，又作毗卢舍那、毗卢折那，佛真身之尊称也，为日之别名，故译云大日。密家以为毗卢遮那为理智不二之法身佛，或翻大日，或翻遍照，或翻最高显广眼藏。金刚界大日如来，其相似菩萨，戴五智宝冠，手结智拳。胎藏界大日如来，是亦菩萨形，首戴发髻冠，手结法界定印[26][P190、801]。
　　“开元三大士”在汉地推崇的大日尊，主要是作菩萨装结智拳印的金刚界佛尊像。但韩国一学者提出“印度、中国和日本没有发现智拳印毗卢遮那佛的实例”[3]。我国亦有学者认为：“两界大日根本印相作为定式，没有其他变化……因善、金所传的新密教只限于本宗内部传持……所以也就很少出现于一般寺院和公开让广大信众顶礼膜拜的石窟中。”[1][P183～200]
　　本文涉猎文献，印度尚未发现智拳印大日如来的实例，但中国石窟并不是无实例可寻。重庆合川城北濮岩寺石窟即遗存一窟七尊式铺像，乃唐合州刺史“刘温长庆三年(823)镌佛像于北岩，并自记其事，今存”[35]。宋嘉定二年(1209)信士张庆宗妆銮碑刻曰：舍财妆此“毗卢千佛尊像一龛”。像位石窟中部，洞高396厘米，宽460厘米，深326厘米，顶密布千佛并坐二菩萨及6飞天。洞壁设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力士，均敷金重彩。中尊大日如来顶悬华盖，头戴宝冠，饰圆形项光，佩珠璎项圈，穿通肩大衣，双手当胸结智拳印。背壁刻格花靠背施“六拏具”。佛像全跏坐方形束腰仰莲座，像通高305厘米。笔者曾两度查考，1984年春得睹上述时貌，2001年夏察看时，造像被当地滋事者打残，后信众用油漆涂抹，失去原貌。佛像珠璎宝冠、项圈璎珞的痕迹尚隐然可见，项光、大衣、智拳印、六拏具靠背及洞顶千佛、菩萨、飞天等也清晰如初（图版26-28）。宋刻张庆宗妆銮碑尚完存右壁（图版29）。仅此表明，中晚唐年间，智拳印佛与降魔印佛已并行于东川的合、昌二州治的合川、大足县境。它清楚地说明，菩萨装智拳印大日如来造像，最晚也在9世纪初叶进入了民间石窟。然因“会昌法难”和“五代变乱”，唐、五代石窟遗存于今的造像确不多。入宋以后续行于世，仅本文就拾得11例（表1），分布陕北、蜀东及云南等地，但造型、装束和结印，都小有变化。
　　考汉地石窟流通的金刚界大日如来，并非智拳印佛尊“成为定式，没有变化”，如宝顶大佛湾第14号毗卢道场窟（高690厘米，宽800厘米，深500厘米）佛尊：坐蟠龙亭塔，戴五智宝冠，穿通肩大衣，腕饰手镯，二拳收胸结印。佛尊似正在与诸佛菩萨（200多尊）说调伏之法（图版30）。宝顶山石窟乃南宋淳熙至淳祐年间(1174-1252)，由号称“六代祖师传密印”的赵本尊（智风）营造的像近万尊的密教道场，遗存结最上菩提印的佛像44尊（表2）。
　　宝顶山造像是两宋时建的一座大型石窟，并非偶尔的一龛一像。然其主尊佛手结印契，除见清人据唐传藏文本译成的《造像量度经》外，石窟造像仅知西藏岗巴乃甲切木石窟遗存前弘后期的第1、5号窟的三身佛、五方佛的中尊像，作菩萨装结最上菩提印[14]［图版142、143］。笔者揣度，结最上菩提印的佛尊像，疑是印度不同派别密教推崇的本尊像，经西藏传入四川，与晚唐流行的柳本尊教派结合，南宋大足赵本尊“西往弥蒙”学柳本尊法，承持其教而作为。若是，已往学者常云宝顶造像的一些内容异于“开元三大士”密教，也就不言而喻了。
　　仅上探析可见，初唐至南宋作菩萨装的大日尊像，以手印变化为主要特征的造像演变有三：初唐传入时的毗卢遮那尊像施降魔印；唐之中叶后，结智拳印的大日如来尊像流播中土；南宋年间，大足赵本尊承持由西藏流传四川与柳本尊教派结合的密教异军突起，结最上菩提印的毗卢如来尊像在蜀东兴盛一时。元代河西金塔寺、马蹄寺石窟亦造出结最上菩提印的佛尊像，并与施降魔印佛像并列为中尊（参见图版24），当地学者曰：“具有典型的藏传佛教造像特点。”[18]［图版24］这亦应是这由西藏流传河西的遗迹。
　　拙文探索如无大误，对施降魔印佛造像不妨作这样认识：菩萨装施降魔印佛尊，是7世纪初印度密教初兴时假“神灵”推崇的本尊像，尊名“毗卢遮那”，颂为“如来成佛时降魔妙像”。时因尊像装束与传统佛像相悖，故至玄奘法师出使西域间，毗卢遮那佛的尊名、尊像，尚未被印度道俗理解和认同，故王玄策图写时曰：“且录摩诃菩提树像。”
　　王氏图写“菩提树像”的图样疑似单体，亦未详其轨范。《陀罗尼集经》载施降魔印佛像的仪范经轨，借此可见阿地瞿多来华时印度降魔印佛尊像的尊名尚未被道俗确认，故《陀罗尼集经》详尊像仪范而尊名却泛称“佛顶像”。
　　“开元三大士”来华弘传密教，善无畏译出《佛顶尊胜心破地狱转业障出三界秘密三身佛果三种悉地真言仪轨》云：“尊胜佛顶者，即是毗卢遮那如来身。”不言而喻，《陀罗尼集经》云的“佛顶像”即是毗卢遮那（大日如来）毋疑！初唐广元“菩提瑞像”窟，五代越国夫人曰“重装毗卢遮那佛一龛”，也就可以理解了。
　　晚唐、两宋，作摩尼珠顶的施降魔印佛像流传到云南，宋大理国世僧俗依唐达磨栖那译《大妙金刚大甘露军拏利焰鬘炽盛佛顶经》，高度崇奉为“大日遍照佛”，石窟造像、寺庙供奉、绘画和金铜玉雕像等，流布民间。至此，初唐传入中土、尊名未定的施降魔印佛尊像，五代前蜀、南宋大理国道俗据唐时译经证其名曰“毗卢遮那”、“大日遍照佛”，即大日如来。
　　上述认识如若成立，初唐石窟遗存的菩萨装施降魔印的佛尊像，即是印度密教初兴推崇、传入中土的毗卢遮那本尊像。有关学者把唐开元之前的这类尊像定为“释迦佛顶佛”，认为不是大日如来，而对开元之后继续流通的这类尊像则未理喻。然按唐人译经和五代、两宋道俗证名的大日如来，则就说不通了。该学者还认为，智拳印大日如来“定式不变”。南宋大足宝顶山造像证明，由西藏流传四川的印度不同派别密教推崇的本尊像即结最上菩提印，元代又流传河西走廊并造像。于是可见，智拳印佛“定式不变”的认定是对石窟遗存的密教本尊像未作全面考察和系统研究之故。
　　笔者揣度：印度密教在发展进程中形成了不同的派别，对推崇的本尊像至少在手印的认识上不尽一致。菩萨装施降魔印佛像是密教初兴时推崇的毗卢遮那尊像，至阿地瞿多来华译《陀罗尼集经》还曰：右手掌当右膝上，“指头垂下到于华上”。迨到菩提流志来华译《真言经》却曰：“毗卢遮那如来，右手作摩顶像。”这就是初露端倪。“开元三大士”来华译经推崇的又是结智拳印的大日如来，与前举佛尊的手印显异。“开元三大士”教派疑似印度密教时兴流行的派别，其所推崇的佛尊像，由于传播中土，流传东亚，故中土等地智拳印佛尊像遗存于今。蜀东、河西石窟遗存宋、元时的结最上菩提印的毗卢如来尊像，应是唐代传入西藏的印度不同派别密教推崇的本尊像，西藏、蜀东、河西石窟遗存唐宋元代的毗卢如来尊像，即是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