瑜伽行派在中国的传承

瑜伽行派在中国的传承
　　玄奘（600——664），俗姓陈，本名祎, 河南洛州缑氏县（今河南省偃师县南境）人。生于隋文帝开皇二十年（即公元600年），十一岁（610）就熟习《法华》、《维摩》，十三岁时（612）洛阳度僧，破格入选。唐高祖武德五年（622），玄奘在成都受具足戒。武德七年（624）离开成都，沿江东下，遍谒众师，备餐其说，详考其义，各擅宗途，验之圣教，亦隐显有异，莫知适从，乃誓游西方以问所惑，并取《十七地论》（即《瑜伽师地论》）以释众疑。贞观三年（629）去印度且行且学，至贞观七年（633）到达那烂陀寺。在寺学习五年（贞观八至十二年，634-638）。后在印度各地参访讲学。643年离开印度回国，沿途广泛参学弘布佛法，于贞观十九年（645）元月回到长安。长安民众万人空巷迎接法师归国。在朝廷的支持下组织了规模宏大的译场，从当年开始系统的翻译印度佛学典籍，到他圆寂前一个月为止，前后将近二十年，翻译工作从未中断。他的翻译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前六年（645-650）以翻译《瑜伽师地论》为中心，同时译了与此论学说有关的著作。如《显扬论》是此论的提要；《佛地论》是此论发展的归宿；《摄论》是此论发展中的枢纽。由此可见他是以《瑜伽》为一家学说的指针，也可见他是怎样来讲述的。中间的十年（651-660）则以翻译《俱舍论》为中心，遍及与它有关的著作。如《俱舍》之前的《发智》《婆沙》《六足》；《俱舍》之后对它批判的《顺正理》《显宗》等论。这段工作算是纠正了以前对《俱舍》翻译的错误，同时对于这一整个系统的思想作了介绍。尽管这些书的分量都很大，也并不是他所推崇的，为了学术的需要，他还是公正的原原本本的译传了它。并且还翻译了中观一派的著作《广百论释》。最后四年（660-664）则以《大般若经》的翻译为中心。它将瑜伽的学说上通到般若，就益见得渊源的深厚了。玄奘的翻译不管属于哪个阶段，他都逐一学说的源流变化，尽可能的作出完整的介绍。这也可以看出玄奘的学问，不但规模广阔，而且根底也是极其深厚的。
　　玄奘法师在十九年的译经事业中，共翻译各种经论七十五部，计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口授《大唐西域记》一部。他的翻译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说，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业。欧阳先生说：“奘师以九死余生，探五分秘要，回环师授，盖亦有年，是以一语之安，坚如磐石；一义之出，烂若星辰。”绝非溢美之词。门下有基师，神昉，嘉尚，普光，法宝，等，另有新罗弟子圆测，日本弟子道昭，智通。道昭初传慈恩宗到日本，成立了法相宗（南寺传）。法相宗在日本流传不断，至今还有传承。
　　玄奘法师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流的哲学家、佛教思想家、翻译家、旅行家，更是第一流的语言学家。他的翻译不仅沟通了中印两国的文化，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文化遗产，也是整个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
　　窥基（632-682）是玄奘的高足弟子，俗姓尉迟，因其著述常题名基，或大乘基。宋人称为窥基，不知何据。京兆长安人。贞观二十二年（648）十七岁时，正式舍家受度为玄奘弟子。他跟着玄奘参加慈恩、西明、玉华等译场的翻译，随从受业。玄奘在玉华宫译场逝世后，基师重新回到大慈恩寺，专事撰述。永淳元年（682）十一月十三日，基师在慈恩寺翻经院圆寂，终年五十一岁。
　　基师随侍玄奘参加译场，前后九年，担任多部论著的笔受，如《成唯识论》十卷、《辨中边论颂》一卷、《辨中边论》三卷、《唯识二十论》一卷、《异部宗轮论》一卷、《阿毗达磨界身足论》三卷。特别是《成唯识论》的翻译。是解释世亲所造《唯识三十颂》的，属于集注性质的论书，是瑜伽学一本十支中的主要一支。世亲造《三十颂》时，没有造释就去世了，后经亲胜、火辨、安慧、护法等十大论师相继作释。玄奘拟将十家注释各别译出。基师认为应将十家的注释糅合起来，成为一部，作出定解，以免后人无所适从。玄奘采纳了基师的建议，对于十家疏义，以护法的注释为主，加以抉择组织，糅译出了《成唯识论》，（翻译从公元659年闰十月二十七日译出第一卷，至十二月三十日译出第十卷。前后仅七十余日。）这种糅译的体裁是基师独创的。这标志了中国佛教慈恩宗的正式成立。欧阳先生说：“〈成唯识论〉百炼千锤成为利器，固法门最后之作品，亦学者神魂之依归。”（见〈藏要·成唯识论〉序）。印顺法师认为：“〈成唯识论〉的内容极其广大、辨析极其精密，虽摄取了众师的异说、种种论义，而对弥勒的瑜伽唯识来说是极其纯正的！这部代表西元七世纪初，唯识大乘正义的圣典；贯通〈阿含〉、〈般若〉而没有转化为本体论的圣典，留下了永久的不朽的价值。”（见英译〈成唯识论〉序）。
　　基师随侍玄奘法师多年，多闻第一，玄奘逝世后，学人都以基师为玄奘的继承者，讲习义理取为准绳，成为奘门的权威，为国内外同所景仰，他又是当时造疏最多的一人，称为百部疏主。他的注疏，很多是在玄奘亲自指导之下写成的。基师的著作，共四十三种，现存三十一种。主要有《瑜伽师地论略纂》、《成唯识论述记》、《成唯识论枢要》、《阿毗达磨杂集论述记》、《辩中边论述记》、《二十唯识论述记》、《因明入正理论疏》、《大乘法苑义林章》等。
　　基师通声明，擅因明，著述常以因明立说。现在要了解玄奘的学说，所可依据的，最主要的就是基师这些著作。他对于印度佛学理论的形式把握极其正确，为纯正的佛教在中国的弘布，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并开创了中国的法相唯识学。必将永载史册，垂之不朽！
　　慧沼（650-714）俗姓刘名玄，祖籍彭城，后迁淄州。十五岁时，受度出家。咸亨三年（672）始从基师、普光受学，慧解超群。禀受师说渐次写成《唯识》、《因明》诸疏，基师去世（682年）后，慧沼游行诸郡，讲经二十余年，写成了《金刚般若》等经疏，和《慧日论》、《成唯识论了义灯》等著作。慧沼晚年在义净译场任证义大德。思想受到义净的一些影响。慧沼于开元二年（714）十二月十七日去世。终年六十四岁。
　　慧沼的著作现存有十种，共四十卷：一、《金光明最胜王经疏》十卷，经文是武周长安二年（702）义净译。疏文也同时写出，发挥了三乘五性的宗义，并订正以真如为三身正因的旧说。二、《十一面神咒心经义疏》一卷，经文玄奘译。三、《法华玄赞义决》一卷，解释基师所著《法华玄赞》中难义。四、《成唯识论了义灯》十四卷，与基师的《成唯识论枢要》、智周的《成唯识论演秘》总称唯识三疏，多分祖述基师学说加以阐明补充；对圆测、道证等诸家异说作了澄清。五、《因明入正理论义纂要》一卷。六、《因明入正理论义断》二卷。七、《因明入正理论续疏》，慧沼自跋云：“于师曾获半珠，缘阙未蒙全宝”，这是因基师著《因明入正理论疏》到了喻过部分就绝笔了，慧沼接着做了下文的注解，所以称为《续疏》。八、《大乘法苑义林章补阙》八卷，现存卷四、卷七、卷八。九、《能显中边慧日论》四卷，略名《慧日论》。十、《劝发菩提心集》三卷，第二卷中有受菩萨戒仪轨。
　　玄奘所传的瑜伽唯识学，由基师的传述，建立了以三乘五性说为主的慈恩宗，基师是奠定者，智周为传播者，而作为他们中间枢纽的就是慧沼。玄奘的学说虽然通过基师等诸大弟子记录下来，但有许多微言奥义未见得尽能一一笔之于书。同时玄奘在世时，门下对于教理的见解本来就不一致，作为继承慈恩嫡传的慧沼，就担当了力排异说的任务。慧沼的著作充满了追求真理的精神，他为了对真理的探讨，做到了“当仁不让于师”的地步。在西明与慈恩的论争中，慈恩之能得到最后胜利，慧沼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慧沼的弟子中最著名的首推智周。智周的著作，很多是辅翼或解释慧沼的著述的。此外义忠、道巘、道邑、如理等当时也很出名。。
　　智周（668-723），俗姓徐，濮阳人，十九岁受戒，二十三岁入慧沼门下，得慈恩宗嫡传。专宏基师一系之说。于开元十一年（723）去世，年五十六岁。其后，慈恩宗骤衰，著述亦渐次零落。公元703年和706年，先后有新罗与日本僧人智凤、智鸾、智雄、玄昉等来从他受学，玄昉留学时间最久（716-735），他们返日后，即建立了法相宗（北寺传） ，为慈恩一系的海外传承。奘门诸师的著述亦赖以流传不绝。
　　智周的著作，据《东域传灯目录》所载有十三种，现存八种：１．《法华玄赞摄释》四卷， ２．《大乘法苑义林章决择记》四卷，３．《大乘入道次第》一卷，一作《入道章》，４．《因明入正理论疏记》三卷，亦名《前记》、《因明纪衡》，5．《因明入正理论疏后记》三卷，补《前记》之缺。6．《成唯识论枢要记》二卷，现存上卷，亦名《成唯识论方志》，或《枢要方志》。7．《成唯识论了义灯记》二卷，现存下卷（起《了义灯》卷三末至卷六末）。8．《成唯识论演秘（钞）》七卷。
　　智周的著述虽多从慧沼禀受而来，但也包含一部分由玄奘传来而未经前人记述的印土学说。例如：《枢要记》中释相见影质种子的异解，又如《演秘》卷四释《述记》所引和《瑜伽》五十二说“出世间法由真如所缘缘种子生”一义有关的天竺三释。又如《枢要记》述《能断金刚般若》用杜行顗梵本的经过，都可见智周著述是另有亲闻依据的。但慈恩宗的传承，到智周已成式微。他对于自宗的学说，只限于祖述师传，并没有显著的发展。
　　杨文会，字仁山，生于清道光十七年（公元1837年），逝世于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安徽石埭（今安徽石台）人，二十六岁开始信仰佛教，1866年仁山于南京设立“金陵刻经处”，专门刻印流通佛教典籍。在1886年（时年49岁）随同刘芝田出使英国时，在伦敦得与留英的日本佛教学者南条文雄相识，南条氏告知日本存有大量的中国已佚佛学典籍，仁山因得南条氏之助，从日本先后搜集到中国已佚的佛典近三百种，发愿择要刻印，及时流通，方便各界研究。在法相唯识著述方面，校刻了佚失已久的基师《成唯识论述记》等，在当时引起了思想界、学术界的极大兴趣，促进了近代法相唯识学研究的开展。1908年冬创办了“祇洹精舍”， 一同就学的有欧阳竟无，太虚，梅光羲，邱晞明，仁山，智光，开悟等。1910年在精舍停办后，仁山又在刻经处成立佛学研究会，每周讲经一次，并亲自主讲，成员中有欧阳竟无，梅光羲，沈子培，夏穗卿，陈伯严，李证刚，蒯若木，张孟劬，谭嗣同，桂伯华，黎端甫等人，推仁山为会长。金陵刻经处的成立对于近代佛教的传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深刻的改变了中国晚清、民国初年思想界的思想轨迹，产生了持久且深远的影响。
　　欧阳渐（1871至1943），字竟无，现代中国佛教思想家、支那内学院创办人。江西宜黄县人，生于1871年（清·同治十年），1904年（光绪三十年），他在南京受了杨仁山的启发，于是对佛学有了信仰。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三十六岁，生母逝世，他悲恸异常，即日发愿，舍弃世欲，全身心投入弘扬佛法的事业之中。1910年（宣统二年），赴南京，依杨老居士。第二年，老居士示寂，以刻经处编校相属。值革命军进攻南京，先生居危城中守经坊四十日，经版赖以保全。吕秋逸先生在《亲教师欧阳先生事略》中说：“师四十年来，笃学力行，皆激于身心而出，无丝毫假藉。尝曰：悲愤而后有学，盖切验之谈也。师既主编校，病刻经处规模未充，又乏资广刊要典，乃设研究部，只身走陇右，就同门蒯若木商刻费。比返，爱女兰已病卒刻经处，哀伤悱愤，治《瑜伽》，常达旦不休。稿久，乃晓然法相与唯识两宗本末各殊，未容淆乱。叙刻法相诸论，反复阐明” 。“至民国七年，遵老居士遗嘱，刻成《瑜伽》后五十卷，复为长叙，发一本十支之奥蕴，慈宗正义，日丽中天，自奘师以来所未有也。”1918年开始筹办支那内学院，便利研究，在1921年始克成立。内学院前后设立了研究部试学班，法相大学特科等，重点放在瑜伽系学说上。同时广刻唐人章疏，盛弘有关瑜伽唯识的种种原理。1927年（民国十六年）办学告一段落，编辑《藏要》。七七事变爆发后，他和内学院同人在江津设立内学院蜀院，继续刻经讲学的事业。1943年（民国三十二年）二月在江津病逝，终年七十三岁。平生著述因迁徙散失很多，晚年自订所存的成为《竟无内外学》凡二十六种，三十多卷。他一生校刻的佛典多达千余卷，现都保存在金陵刻经处。
　　吕瀓字秋逸（或作秋一、鹫子），生于清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1989年在北京逝世，江苏丹阳人，近代著名佛学学者，佛教思想家。
　　吕先生早年于中学毕业后，曾考入常州高等实业学校农科，一年后又转入民国大学经济系学习。其间，先生常随其胞兄吕凤子（著名画家）到金陵刻经处听杨仁山居士讲经、购买经书，由此结识了当时在该处任编校工作的欧阳竟无，经常向其请教佛学。1914年，民国大学停办，适逢欧阳竟无在金陵刻经处成立佛学研究部，聚众讲习，他即前往随竟无先生学佛学，成为佛学研究部的第一批成员（第一批成员仅四人，其余三人为：邱唏明、姚柏年、徐仲俊）。一年后，先生随其兄吕凤子东渡日本，入美术学院专攻美术。次年，先生因抗议日本侵华而罢学归国，随即为刘海粟先生聘任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务长，年仅二十一岁。先生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任职约两年，在此其间，他结合教学，先后编撰了许多种美术专著。如：《美学概论》、《美学浅说》、《现代美学思潮》、《西洋美术史》、《色彩学纲要》等，以后于1931至1933年间陆续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18年，他应欧阳竟无先生的邀请，到金陵刻经处研究部工作，协助竟无先生筹建支那内学院。从此以后，吕先生悉废原有旧学，专心佛学研究，终生不逾。
　　吕先生是欧阳竟无创办支那内学院的最得力助手，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没有秋逸先生的忘我工作，支那内学院也不可能有那么大的成绩。在办学培养佛学人才方面，1922年支那内学院成立后，吕先生担任教务长之职，负责全部日常教务工作。1925年，吕先生又协助竟无先生在内学院研究部中创立了法相大学部，第一批招生达64名之多。吕先生在开学典礼上作重要讲演，阐明创立法相大学之宗旨是求“纯正佛法之全体”，而“并不拘限于法相一宗”。他说：“我国佛法自奘师一系中绝以来，正统沉沦，经千余载。其间虽有净、密、台、禅之继起而盛，然于佛法精神背驰日远，无容讳言。吾侪大师（指欧阳竟无），苦心提倡，历十余年，卒在今日于佛法基础上立法相幢，慧日曙光，重睹一线。诸君认识既真，应不迟疑，应知提倡佛法实唯法相一途。绝非推尊一宗，亦非欲以一宗概括一切。正此趣向，专志精勤，必使纯正佛法遍世间。”（《内学》第二辑）1927年，法相大学因故停办，支那内学院研学方面仅存问学、研究两部，规模较前缩小。1937年，日军入侵，内学院由南京迁至四川江津，设立蜀院，继续聚众讲学，由欧阳和吕先生等轮流主讲。
　　1943年欧阳竟无先生病逝，吕先生继任内学院院长，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继承竟无先生遗志，继续组织人员，讲学不辍。在此期间，特别应当提到的是，吕先生为在内学院建立“佛学五科”的讲习体系所作的努力。早在1938年时，吕先生就对当年玄奘留学的印度那烂陀寺的讲习体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认为，那烂陀寺的讲习体系是将佛学分为六科，其次第为：毗昙――因明――戒律――中观――瑜伽――般若。而欲通佛学大纲，则必须完备此六科之讲习。于是，当他主持内学院工作后，在那烂陀寺六科讲习体系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佛学的具体情况，制订出了一个“佛学五科”的讲习体系，其次第是：毗昙――般若――瑜伽――涅槃―戒律。同时，在教学方法和步骤方面，也与那烂陀寺采用的学完一科再学一科的方法不一样。吕先生认为，“五科佛学，各以义理推阐，逐时开展。故必历三周而尽其学，合五科而识其全，经之纬之，成章以达。”（《内院佛学五科讲习纲要》）具体讲，则是选定五十部经典，分三个阶段进行讲习。在这三个阶段中，每一阶段都具五科，而以一主题要义贯通之。如，第一阶段，习十二部经典，以“心性本寂”为主题，称之为“知本”之学；第二阶段，习十九部经典，以“转依”为主题，称之为“正宗”之学；第三阶段，再习十九部经典，以“一法界”为主题，称之为“终鹄”（或“究竟”）之学。三个阶段的讲习期限，则需三至五年。由于当时环境的限制，吕先生的佛学教学体系未能得到完全实施。然而，吕先生的这一佛学教学体系原则和设想，对于今日佛学院教学体系的建设也仍然有其重要的参考价值。支那内学院在吕先生主持下一直维持到1952年，后经院董会议决定停办。1961年，吕瀓先生受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委托，在南京举办一个为期五年的佛学研究班，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批佛学研究人材。
　　支那内学院刊印的《藏要》和其他各种佛典，是迄今校勘最为精善的佛典版本，是内学院对近现代佛学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这一工作是由竟无先生发起、主持的，他亲自为其中的二十多种经论写了极有学术价值的“叙”，而各经论的校勘工作，则委托给了吕先生。《藏要》的校勘、出版，吕先生出力最多，贡献最大。诚如竟无先生所说的，“若夫继往开来之事，共建邦家之基，住宁二十五年不出户庭，蛩巨不离者，有吕秋一，《藏要》成，教义明，图书聚，修绠得。”（《经版图书展览缘起》）
　　吕先生不仅在中国近代佛学教育事业、佛学人材培养，以及佛经校勘出版等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而且在佛学研究方面也有着极高的造诣和成就。吕先生在佛学领域中可称得上是一位通才，无论是印、中佛教史，还是佛教各派各类学说，他无不委曲通晓，而对于佛教文献的考证、辨伪，则多有其独到的见解和精辟的辨析。
　　如前所述，吕先生认为，中土自玄奘一系中绝以后，伪说蔓延，背离佛法精神，而且越走越远。所以，他在佛学研究中，与其师竟无先生有一共同之处，即把重点放在辨清佛法之原义正解上，冀欲“使纯正佛法遍世间”。关于辨正佛法的研究，吕先生大致是从两方面入手的。一是文献辨伪，一是理论求真。在文献辨伪方面，吕先生尝指出说：“中土伪书由《起信》而《占察》，而《金刚三昧》，而《圆觉》，而《楞严》，一脉相承，无不从此讹传而出。”（《复熊十力书二》）其中，对于《大乘起信论》与《楞严经》，吕先生更作了详细的考辨。选入本书的《大乘起信论考证》与《楞严百伪》二文，充分反映了以欧阳竟无和吕秋逸为代表的支那内学院系统对这两部佛经的看法，同时也是近代有关辨析伪经方面的代表性论著。在理论求真方面，吕先生对于“性寂”和“性觉”之说的揭示和分疏是最有创见和值得注意的观点。吕先生认为，“心性本净一义，为佛学本源”。然而，对于“心性本净”一义的理解，在印度佛教与中土佛教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他在与熊十力先生辩佛学根本问题的一组书信中，曾反复强调说：“性寂与性觉两词，乃直截指出西方佛说与中土伪说根本不同之辨。”又说：“性寂乃心性本净之正解（虚妄分别之内证离言性，原非二取，故云寂也）。性觉亦从心性本净来，而望文生义，圣教无征，讹传而已。”（同前）为什么这样说呢？吕先生作了十分详细的阐述。他说：“要之，佛家者言，重在离染转依，而由虚妄实相（所谓幻也，染位仍妄），以着工夫，故立根本义曰心性本净。净之云者，妄法本相，非一切言执所得扰乱（净字梵文原是明净，与清净异），此即性寂之说也（自性涅槃不待觉而后存，故着不得觉字）。六代以来，讹译惑人，离言法性自内觉证者（不据名言，谓之曰内），一错而为自己觉证，再错而为来来觉证。于是，心性本净之解，乃成性觉。佛家真意，遂以荡然。”（《复熊十力书五》）总之，吕先生认为“性觉”说完全是“由译家错解文义而成”，它给正确理解佛学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吕先生自1953年起，先后任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名誉理事，中国佛学院院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哲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委员，第二、三、四、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等。吕先生一生著述甚多，1991年齐鲁书社出版的《吕瀓佛学论著选集》（五册），收入了吕先生佛学研究方面的主要论著。（摘自楼宇烈《吕瀓先生小传》）
　　韩清净（1884—1949）中国近代著名佛教思想家、学者。原名克忠，又名德清，法号清净。河北河间人。生于清光绪十年，幼习儒业，18岁时中乡试举人，曾为地方官，颇有声誉。中年开始学佛，因研读瑜伽、唯识著作而不解其义，从而发愿从事研究。1921年，于北京讲《成唯识论》，为讲经弘法之始。1924年春，他与四川江津朱芾煌共同创立法相研究会于北京； 1925年11月出席在日本召开的东亚佛教大会，宣读所著《十义量》一文，博得与会者赞许。1927年春，法相研究会改名为三时学会，随即成为北方研究玄奘一系的法相唯识学的中心；并与欧阳渐在南京创办的支那内学院互相呼应，遂有“南欧北韩”之称。学会讲学刻经并重。讲学专重唯识学，对六经十一论，作了深入的研究，并出版了多部专著；所刻经典，亦以法相唯识为主，且校勘、精细。著述有《唯识三十颂诠句》、《唯识三十论略解》、《唯识指掌》、《唯识论述记讲义》、《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略赞》、《大乘阿毗达磨集论科文、别释》、《摄大乘论科文》、《能断金刚经了义疏》、《佛法略谈》、《因明入正理论科释》、《瑜伽师地论科句·披寻记》等。弟子有周叔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