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唐朝的禅林经济

　　李豫川：略论唐朝的禅林经济

　　作者：李豫川

　　中国禅宗从初祖菩提达摩，到三祖僧(?-606年)，璨其门徒均为头陀行，居无常处，一衣一钵，随缘而住，息影江天，或岩栖穴居，或寄寓律寺。至隋代，僧侣创禅林定居者渐多。隋文帝杨坚偏重定门，于长安西南设置禅定寺，集禅门高僧一百二十人，四时供给，以为提倡，遂大开以习禅为重点的风气。唐初道宣律师所撰《续高僧传》记载：真慧“创筑禅宇，四众争趋，端居引学，蔚成定市。”志超“创立禅林，晓夕勤修。”唐武德元年(618)，四祖道信到湖北黄梅双峰山弘教，一住三十余年，徒众多至五百。他们日间从事劳动，夜晚静坐习禅，过着集体生活，实行生产自给，把搬柴运水等一切劳动都当作禅的修行。道信的高徒弘忍认为学道应该山居，远离尘嚣。六祖慧能在黄梅为行者(即未剃发，在寺院服役的人)时，亦曾“随众作务”，在碾房舂米，打柴推磨。(见《坛经校释》及北宋释赞宁《宋高僧传》)

　　农禅结合形式的倡导者是马祖道一，后世誉为禅宗八祖。慧能之后，以道一的门叶最为繁荣，禅宗至此而大盛。道一对禅林制度的肇兴有两大贡献：其一是广置禅林。道一之前，禅僧多住律寺，随着参学者日益增多，虽在律寺内另处别院，但于说法住持，都不能合法。道一痛感于此，乃开辟荒山幽谷，广建禅林。在五十余年的岁月里，他修禅弘教的足迹遍及今天的四川、湖南、湖北、江西、福建五省。笔者依据宋代释普济所撰《五灯会元》等史料作一粗略统计：与道一有关的禅院至今尚可查知的有二十八处，散布在唐代的十二个州，二十个县；其中十九处乃道一亲建。其二是创立农禅合一的传统。他在泐(音lè)潭山时，曾与高徒百丈怀海执役牵车。在石巩山时，曾与弟子慧藏牧牛作务。在南康龚公山(今属江西省)时，曾与其徒西堂智藏铲草取菜。以身作则，把各种生产劳动作为僧徒常课，使农禅结合成为固定的传法形式。

　　禅林经济成为寺院经济的亚种，是唐中叶由道一及其弟子确立的。道一的门徒达一百三十九人，分布在以赣、湘为中心，北至幽州，东抵明州的山区，各自创建禅林，聚徒传法，自耕自养。如智藏在龚公山，慧藏在石巩山，法会、惟建、常兴在泐潭山，承继了道一创建的禅林。怀海在洪州百丈山(今江西奉新县境内)，普愿在池州南泉山创建的两大禅林最为著名。还有大义在信州鹅湖山，道明在袁州南源山，大善在潭州石霜山，昙藏在澧州衡山(今属湖南省)……，恕不一一列举。约在唐宪宗李纯元和年间，一个分布在大江南北无数丘壑浅山中的禅宗丛林体系得以确立。元和九年(814)，怀海折衷大小乘戒律，制定了《百丈清规》，这是禅林制度确立的标志。清规的意思是丛林(禅林)组织的规程和僧众日常行事的章程；丛林的意思是取喻草木不乱生乱长，表示其中有规矩法度云尔(见《禅林宝训音义》)。

　　《大藏经·诸宗部·百丈山大智寿圣禅寺天下师表阁记》云：“佛之道以达摩而明，佛之事以百丈而备。”北宋释赞宁所撰《宋高僧传·怀海传》也说：“天下禅宗如风偃草，禅门独行，由(怀)海之始也。”对怀海备极推崇。

　　《百丈清规》在北宋末年即已失传，有关初期丛林的行政管理和经济运营情况已难知其详。宋代释道原所撰《景德传灯录》记载：“斋粥随宜，二时均便者，务于节俭，表法、食双运也。行普请法，上下均力也。”文中的“二时”，即“朝参夕聚”；“普请”即“集众作务”。元代元统三年(1335)，朝廷命百丈山住持释德辉重辑《敕修百丈清规》。该《清规》云：“凡安众处，有合资众力而办者，……除守寮、值堂、老病外，并宜齐趣(趋)”，正是“普请作务”制度在禅林的具体实行。在丛林初建时期，以“行普请法，上下均力”为生产原则，以“斋食均遍，务于节俭”为消费原则，是绝对可信的。劳则均力，食则均遍，体现了初期禅林的平等精神和勤俭精神。怀海本人也坚持“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凡作务执劳，必先于众”，以身作则，严格遵守丛林清规。

　　禅林生产的主要项目是种植稻、菜、茶等，产品只供僧侣维持生活，没有手工业生产，与市场联系少，对社会依赖性不大。只有少数必需品如镰刀、瓷器、食盐等要从市场购买。总之，整个禅林经济的生产体制是封闭的，生产规模是狭小的，生产力水平是十分低下的。处于简单自然经济的原始状态。它的整体财力寡弱，运营机制简拙，耕种所得，聊供果腹。这与唐初两京寺院的豪富，州县梵刹的丰盈，形成极其鲜明的对照。但它改变了人们视僧侣为寄生虫的印象，自食其力，合乎时代，系乎法脉，在当时颇具生机。

　　禅林经济兴起于八世纪末，其中心在湘赣一带的多山地区。这是因为：首先，其时均田制初废，在此之前限制寺田发展的官府禁令亦告失效，禅林增田无碍；其次，湘赣是南派禅宗两大主力南岳怀让法系和青原行思法系的根据地，便于开辟禅林；再次，唐初长江中游海拔二百米以下的平原地区，大多经过开发，可垦荒地甚少，缁流只好到低山丘陵“筚路篮缕，以启山林”。

　　九世纪中叶，禅林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主要表现为禅林增多，地域扩大，以及寺院经营方式的出现。

　　在道一、怀海诸大德奠定的基础上，灵祐、慧寂、希运等南岳下三世、四世法嗣一面经营老禅林，一面开辟新禅林。灵祐，原籍福州长溪，二十三岁时(794年)到洪州参谒百丈怀海，次日即同怀海入山劳动，是开发百丈禅林的功臣。宪宗元和九年(814)，司马头陀向怀海报告：湖南寻得一山，名大沩。怀海连夜召见灵祐，嘱曰：“吾化缘在此。沩山胜境，汝当居之，嗣续吾宗，广度后学。”元和十五年(820)，灵祐遵怀海之嘱，西至大沩山弘法。当时沩山极其峻峭，人迹罕见，山顶为广野；他与猿猱为伍，以橡栗为食，“经于五七载，绝无来者”，备尝艰辛。后其师兄大安等人前来支援，山下也来了许多百姓帮助他，创建起同庆寺(后改名密印寺)，始打开局面。据《五灯会元》记载：大安及灵高徒仰山慧寂在沩山多年从事平整梯田、刈茅、采茶、牧牛等劳动。尤其是慧寂(814-890年)，勤耕细作，“锄得一片畲，下得一箩种”，日晒雨淋，灵曾嗔怪他：“寂子，何得自伤己命!”沩山禅林的开创历程，充分体现了百丈丛林僧侣的弘法热诚和开拓进取精神。

　　怀海的另一高徒黄檗希运，早年曾随怀海开发百丈丛林，后又随普愿开发南泉丛林，再后到洪州高安县鹫峰山(在今福建福清县西二十里)建万福寺，改山名为黄檗山。他在这里与高徒临济义玄等人效法百丈清规，行普请法，至唐末发展为一大丛林。

　　在南岳法嗣们开辟沩山、黄檗诸禅林的同时，青原法嗣们也以百丈丛林为楷模，在湘、赣、闽山区兴起了开发禅林的热潮。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青原下三世昙晟率徒开发衡州云岩山、洪州洞山；青原下五世义成开辟福州雪峰山。昙晟出家后参学于怀海门下，受业达二十载之久，参加过百丈丛林的开发，熟悉《百丈清规》，后又师从药山惟俨。他晚年驻锡茶陵云岩山，效法怀海，亲率徒众如良价、僧密等人创建禅林。唐懿宗李漼咸通二年(861)，良价住持洞山，与其徒道膺、师虔、本寂等人如法仿效《百丈清规》，开山种稻，创建洞山禅林。德山宣鉴高徒雪峰义存，曾在洞山禅林参学作务，当过饭头。他后来在雪峰山行普请法，率众畲田，行用从洞山学来的《百丈清规》，冬夏僧侣达一千五百人之众。云岩、洞山、雪峰三处，辗转仿效百丈丛林，表明南岳、青原两系在建设禅林的事业中是并肩共进的。十方丛林规制同出一源，更加显示了怀海禅师的奠基之功。

　　丛林体系的迅速发展，使禅宗有了牢固的基础。一批禅僧在唐中叶后，致力于整顿改造业已衰敝的旧寺院，将其纳入禅林体系，形成禅林发展的新趋势，据《吉安府志·建置志》记载：吉州孝义寺，中唐衰废。敬宗李湛宝历二年(826)，青原下四世性空和尚来此驻锡，重兴古刹，实行农禅合一，“太和中(约830年)遂成丛林。”迨至北宋治平年间，该寺已有山林百余亩。然“视（吉）州之诸禅(寺)尤下”，可见当时吉州地区还有其它旧寺被整顿改造后形成的禅林，比孝义寺的规模还大。又据《天童寺志·卷2》记载：浙江宁波有晋初创建的太白精舍(天童山原名太白山)，后世迭经兴废。唐乾云二年(759)赐额天童寺，禅师清闲、昙德、藏奂先后来此修葺重建。武宗李炎会昌法难后，曾做过沙弥的宣宗李忱一登上皇位，立即于大中元年(847)诏令全国复兴佛教，并应启请颁赐天童寺为十方丛林。其时天童寺有田一万三千亩，所占地界跨数县，每年收租三万五千斛。《奉化县志·卷15》记载：邑中瀑布院始建于晋，大中十三年(859)毁于浙东裘甫之乱。昭宗李晔景福元年(892)，南岳下四世常通和尚来此驻锡，重兴古刹，后升为十方丛林。各地方志中此类事例，不胜枚举，限于篇幅，兹不赘引。总的说来，苏浙地区六朝古寺较多，唐初大盛，中唐迭遭世乱，一些寺院或毁于兵戈扰攘，或田产并于豪门士族。此后禅僧纷至沓来，依《百丈清规》将其修葺修饬，纳入禅林体系。这既是禅林经济扩大地域的途径，也是大批旧式寺院向新式禅林转变的重要历程，因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禅林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田庄大地产和租佃经营的出现。最早的禅林庄园，当推普愿任庄主的池州南泉庄。该庄园大约建于禅林经济蓬勃发展的九世纪初期。迨至晚唐，禅林庄园逐渐增多，举其著者，就有义存在福州的雪峰庄、智孚在信州的鹅湖庄、道膺在洪州云居山的麦庄等。《敕修百丈清规·两序章》云：禅林庄园的主事者为庄主，其职责主要为“视田界至，修理庄舍，提督农务，抚安庄佃，些少事故，随时消弭。”其中，“抚安庄佃”表明禅林庄园已实行租佃经营，“视田界至”则说明禅林与世俗之人的田产竞争已经开始。初期禅林“上下均力”的“普请”制度，逐渐发生变化。日僧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2》中说：山东赤山院每至收蔓菁萝卜时，寺中上座等职事人员尽出拣叶；如库头无柴时，院内僧侣尽出担柴；余如耕作采茶等劳动均不分贵贱，集体作务。但至唐末五代，农禅结合的优良传统逐渐被冷落下去。一部分僧人不再劳动，成为禅林中的上层和尚。“普请”制度也蜕变成象征性的轻微劳动，如农历四月初八佛诞日摘花，六月晒藏晒荐，平时偶尔到园中摘菜，至溪边搬柴，节前洒扫庭除等等，皆偶一为而已。“均力”、“均遍”的禅林经济体系，逐渐向寺院地主经济过渡。灵祐创建的沩山禅林，自唐文宗李昂大和二年(828)被李景让奏为同庆寺后，很快发展成大庄园。陶岳所撰《五代史补·僧齐己》记载：唐末“大沩同庆寺，僧多而地广，佃户仅十余家”，成为寺院大庄园的典型。寺院田产当不会全系僧侣自垦，而更多的是来自兼并。《五灯会元·如敏传》说：“千年田，八百主”，形容唐末五代时期田地主权转移之速，正是土地兼并盛行的写照。流风所及，整个禅林经济都和同庆寺一样，迅速地向寺院大土地制经济蜕变。这新式寺院庄园里的“庄佃”，已不同于旧式寺田上的佃客。《五代史补·僧齐己》记载：齐己为大沩同庆寺“佃户胡氏之子，七岁与诸童子为寺牧牛”后来成了唐末五代著名诗僧。这一事实说明了唐末庄佃对寺院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已相对地有所减弱，同时这也是与唐初佃客制寺院经济相区别的重要标志之一。

　　隋唐统治者热心护教的政策，给寺院经济带来繁荣。北魏以来断续颁行了二百余年的均田制，至唐玄宗李隆基开元年间(713-741)终告废弛。土地兼并日益激烈，比之西汉末，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唐宰相杜佑(734-812年)在所著《通典·田制》中说：“虽有此(均田)制，开元之季，天宝以来，法令驰坏，兼并之弊，有逾于汉成哀之间”。“开元十年(722)，玄宗改府兵制为募兵制，正是均田制失效的标志。《旧唐书·李炎传》叙述当时的情形说：“丁口转死，非旧名矣；田亩移换，非旧额矣；贫富升降，非旧第矣。”佃客脱籍，浮客遍天下。魏晋以来通行的部曲佃客制，已不能适应时代潮流，不得不向人身依附较为宽松的佃农制过渡。这是一场对唐代社会发展影响深远的历史性变动，它不可避免地冲击了寺院经济。当此之际的佛教各宗派，其赖以生存传衍的经济基础能否适应此番社会动荡，便成了决定其能否生存发展的首要因素。适者存、逆者亡，乃是被历史证明的客观规律。

　　唐初旧的寺院经济体系，和当时的佃客制封建地主土地制度无甚差别。初唐的寺院田产，有的是从南北朝时期传承而来，但更多的系李唐皇室、官吏贵族、土豪缙绅的施予。它仍然维持着旧时的生产关系，具有强烈的僧侣贵族经济色彩。这种旧式寺院经济对于朝廷的依附，导致了它的脆弱，朝廷可以通过田令和敕令控制寺院经济。《唐六典·卷3》规定僧人每人给田三十亩，尼姑每人给田二十亩。《唐会要·卷59》规定寺庙常住田“百人以上不得过十顷，五十人以上不得过七顷，五十人以下不得过五顷。”逾限则一切官收。无尽藏(寺院设置的当铺、钱庄)违制，也可以随时查封取缔。如此，寺院经济难以发展。所以，隋代佛学家费长房说：“教兴寄在帝王。”(见《大正藏·历代三宝记》)唐初唯识宗的创始人玄奘也说：“正法隆替，随君上所抑扬。”(见《大正藏·集古今佛道论衡》)如僧人失宠于朝廷权贵，或朝廷赏识的住持高僧圆寂，或遇灾荒战乱，朝廷自顾不暇；寺院田产往往会被官收，或被豪强地主兼并，甚至遭自耕农蚕食。唐初的天台宗、三论宗、唯识宗所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就是这种旧式寺院经济体系。这一体系在中唐时期的崩溃，便成为某些宗派逐渐衰歇的重要因素。相比之下，南派禅宗既有道一倡导于前，又有怀海擘画于后，创立农禅合一的禅林制度，法嗣们躬行实践于楚水吴山，大江南北，使丛林经济极一时之盛，在此崭新的基础上，禅宗徒孙自耕自食，水边林下，均可参证，不断发展，虽遭会昌法难，而影响不大，千余年来传承不绝。

　　禅林体制为已经崩溃的旧式寺院经济体制向顺应时代的新式寺院经济体制的过渡，提供了适宜的形式。大沩同庆寺庄园的出现，表明这一过渡在唐末已经完成。先前的旧式寺院经济体制经由禅林制度，已顺利地转换为自由兼并时代的、建立在佃农制寺院地主大土地制之上的新式寺院经济体制。至宋代，丛林建置益臻完备，禅众亦以集中居住为常，凡名德住持的丛林，都有千僧以上。《景德传灯录·卷26》记载：北宋太祖赵匡胤建隆二年(961)，延寿自杭州灵隐寺移住永明寺(今净慈寺)，僧侣多至二千。到徽宗赵佶崇宁二年(1103)，真定宗赜搜集诸方行法，编《禅苑清规》十卷，丛林制度已灿然大备。在新式寺院经济体制下，“恣人相吞，无复畔限”，寺院地主大土地制可以同世俗地主大土地制一样发展。这种新体制正是禅门五宗赖以发展的经济基础，禅宗的传承由此转入新阶段。宋明之际的禅林经济虽然对朝廷仍有一定的依附性，但朝廷对其已不再像唐代那样任意控制，而是因势利导，将其纳入与朝廷协调互适的轨道，如实行寺田课赋政策，免除寺院徭役等等。于是寺院地主经济与世俗地主经济之间的差别逐渐缩小，在此基础上，禅宗日益深入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