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译场概论

隋唐译场概论
　　王亚荣
　　隋唐时代是中国佛教发展之鼎盛时期，其突出的标志就是异常发达的义学，和由此而诞生的宗派。这些都和佛经翻译分不开。发达的义学固然由于国家统一以后南北之合流得到不少帮助，同时，亦有赖于持续不断的佛经翻译之支持。而佛经翻译之意义，不仅仅在于弘扬佛法，还在于它是一种技术性很强的社会性学术活动。
　　中国翻译事业开始于佛教经典之翻译，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占据重要一页。隋唐时代之佛经翻译，是自有佛经翻译以来成就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时代，形成了完善的译经程式与译场制度。在隋唐时代，出现了很多翻译大家，如“开皇三大师”和玄奘、义净、不空等，中西合璧，对隋唐佛学发展和佛教之流传作出了巨大贡献。还应该看到，保证隋唐译经顺利进行的是完善的译场制度。隋唐义学僧众多，有的偏重于创宗立派，著述立说，有的偏重于佛经翻译，有的两者兼而有之。有专业译经，有兼职译经；有的参与译事很长时间，有的时间很短。本文根据译场发展之脉络，着重从从事佛经翻译之角度来研究译场和译经僧的情况。
　　一、隋唐译场之设立
　　隋唐译经事业开始于隋代初期。在北周武帝禁佛之后，隋代复兴佛教，诏建译场翻译佛经，即所谓：“隋运兴法，翻译为初。”启发了隋唐译事之风潮。
　　译场，顾名思义，就是进行翻译的场所。佛经翻译有所谓“私译”和“官译”之分，一般以后秦为分界，之前属于“私译”时期；从后秦开始，进入“官译”阶段。隋唐佛经翻译属于“官译”，即由官府设立专门进行翻译佛教经典之“译场”，规格和待遇都比较高，有比较充分的人力资源与物力资源可供支配。
　　隋唐译场之设立与否由朝廷决定，并由朝廷直接管理。在肯定佛教对社会有正面影响之基础上，决定译场设立与否大约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朝廷的宗教态度。如隋代，文帝针对北周武帝残酷禁佛的局面，恢复佛教之合法地位，并以佛教之宽容精神治理社会，大力支持经典汉译。另如武则天鼓励译经事业，有为女主登基制造舆论之意图。另一方面的因素，是把翻译佛经作为重要的文治事业予以支持。如唐太宗贞观初期波颇译场之设立。还有，唐中宗恢复李唐之后朝廷返回长安，重新组织译场，以示新朝之气象，等等。
　　有没有翻译人才，特别是充当译主的人才，也是在决定译场设立与否时所必须考虑的。隋代大兴佛教，创开传译，因缺乏译主人才而四处征请，甚至远至突厥征请阉那崛多。一般情况下，凡是从西域来的传法僧和从西域取经归来的中土学问僧，朝廷都比较重视。
　　隋代的译场多设立于文帝执政时期。唐代的译场则集中在从唐太宗时期到“安史之乱”以前，之后的译经属于隋唐译事之余绪了。由于两代都是大统一王朝，译场自然都设在在京城地区，即长安和洛阳地区，而且设立在与皇室有关系的寺院里，或者是设在皇宫里。
　　隋唐两代三百多年，其中大约有二百年时间设立有译场。根据经录的记载，梳理《法经录》到《贞元录》，主要的译场有18座。隋代，从隋文帝开皇二年(582)的瞿昙法智译场开始，大约到炀帝大业七年(611)达摩笈多译场的终结，先后设立了5座译场。唐代时间长，译场设立不但数量多，而且译经僧的来源也更广泛。从唐太宗贞观三年(629)的波颇译场开始，到德宗贞元十四年(798)般若译场的终结，共设立过13座译场。隋唐所出汉译经典，绝大部分出自这18座译场。隋唐时代的译经人才，基本上也都集中在这18座译场中。
　　二、译场与朝廷之关系
　　隋唐两代的译场是在朝廷直接支持与管理下进行，作为国家独特的文化事业机构，得到了充分的重视。
　　首先是帝王的支持。唐太宗、高宗、武则天、中宗、睿宗等，都对译场新译经典写过序记，有的甚至亲自莅临译场，笔受开题，以示隆重的程度。例如菩提留志译场继承玄奘遗志翻译《大宝积经》，进入译场的除了译经僧外，还有著名的饱学之士徐坚、卢粲、卢藏用、王瑨、贺知章等，并由中书侍郎陆象先、侍中魏知古领衔监译。《大宝积经》的翻译历经7年，中宗、睿宗都曾先后亲临译场，笔受开题。
　　隋代官员直接进入译场的比较少，而唐代则比较多，反映了时代之差别。隋代译场得到了帝王比较完全的信任，独立性较强，少有朝廷官员进入译场，即使是监护一职，多委派高僧或昭玄统、昭玄都担任。唐代译场大多有朝廷官员奉命入译场。这些官员的使命有两种，一种是次文润色，如上述菩提留志译场的徐坚、贺知章等；一种是监护，如义净译场，担任次文润色职务的有修文馆大学士、兵部尚书、中书侍郎、吏部侍郎、兵部侍郎等20余人，并由左仆射舒国公韦巨源和右仆射许国公苏环监译。担任监护的是皇室的嗣虢王李邕。
　　译场之工作人员除了佛教经典的翻译之外，还承担有朝廷委派的其他任务。一是佛经之外的翻译。如隋代的彦琮、唐代的玄奘等，都有奉命将汉文著作翻译为外文，向西域传播。阉那崛多也曾奉命率助手在内史内省翻译外文著作，大概是属于天文地理之类的作品。二是校勘经典，编写经录。对各地所传佛经有疑义者，由译经僧甄别刊定。如隋代广州流传的《占察经》，真伪有疑问，最后由译场研判为伪经，朝廷下令禁止流传。隋代的三部经录，以及唐代的一些经录，都是由译场的译经僧编纂，由朝廷认定并颁发全国，以作各地经典流行之权威性目录版本。
　　隋唐两百年的译事，期间有大约四次翻译高潮。隋代到阁那崛多译场，译事达到高潮。唐代的译经高潮有三次，波颇、玄奘为第一次译经高潮之代表，义净、菩提流志为第二次高潮，不空、般若为第三次高潮。这三次高潮形成了三个比较大的翻译群体，即玄奘翻译集团、义净翻译集团和不空翻译集团，分别聚集了全国最优秀的佛经翻译人才。这四次译经高潮除了译经僧的努力外，朝廷均给予了大力支持。
　　三、隋代译场
　　隋代共设立了5座译场，分别是瞿昙法智译场、毗尼多流支译场、那连提黎耶舍译场、阉那崛多译场、达摩笈多译场。译场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低到高，又由高到低的抛物线盛衰过程。
　　瞿昙法智译场和毗尼多流支译场大约同时设立，维持时间较短。由于迁都，译事草创，条件有限。这两个译场应该是隋代译经之准备阶段。
　　瞿昙法智，中印度人。父亲般若流支，北魏时来中国，于邺城(今河北临漳附近)翻译《正法念处经》等。瞿昙法智随父亲研习，继承传译之业。北齐时，为朝廷所重，授昭玄都之职。北周灭北齐，继续推行禁佛政策，瞿昙法智转授俗官，任洋州郡(今陕西西乡)郡守。隋初，宝暹等从西域取经归来，文帝令求访译师，于是召法智人京，使掌翻译。开皇二年(582)三月，译出阿含部中《业报差别经》，1部1卷。因为是隋代首出之经，故名《大隋业报差别经》。瞿昙法智久居中土，“妙善隋梵二言，执本自翻，无劳传度”，故而译场的助译人员只有智铉一人，担任笔受文辞和诠序义理的工作。
　　毗尼多流支，北印度。开皇二年(582)二月至七月，译出《大乘方广总持经》、《象头精舍经》等2部2卷。此后，毗尼多流支行止不清楚，或谓从僧璨受习禅法，后在今越南之地传扬，创“灭喜禅派”。毗尼多流支译场的组织结构，给事李道宝、瞿昙法智之弟昙皮任传译(或称“传语”)，法纂笔受，彦琮制序。
　　从那连提黎耶舍译场开始，译场组织向规范化发展。到阉那崛多译场，因缘合和，条件具备，隋代译事发展到鼎盛时期。达摩笈多译场是隋代译事之尾声。炀帝敕令将译场迁至洛阳上林园，不久便因为变乱四起而终结。
　　那连提黎耶舍，北印度乌苌国人，与阉那崛多、达摩笈多并称“开皇三大师”。北齐天宝七年(556)，那连提黎耶舍人华，年届40岁。文宣帝极见殊历，安置在邺城天平寺，为建译场，令昭玄大统法上等20余人兼掌翻译，瞿昙法智与鲜卑居士万天懿等任传译，共译经50余卷。北齐被北周攻灭后，继续推行禁佛政策，耶舍乃外穿俗衣内着法服出逃他方，辗转4年。隋革周命，开皇二年(582)，文帝诏请耶舍人京弘法。七月，在弟子道密等侍奉下，那连提黎耶舍入京，奉命创设译场。文帝敕令昭玄统昙延等30余人参与译事，助耶舍译经。冬季，译场开始工作，首译《百佛名经》。至五年(585)十月，共译出《百佛名经》、《大方等大集日藏经》、《力庄严三昧经》等，共8部23卷。
　　那连提黎耶舍译场之组织，笔受者有翻经学士费长房、智铉、僧琨、慧献，度语为僧璨、明芬、给事李道宝、翻经学士昙皮。监掌译事的是昭玄统昙延、昭玄都大兴善寺寺主灵藏等30余人。相当于瞿昙法智译场和毗尼多流支译场，那连提黎耶舍译场显然是一个比较正规的译场。但遗憾的是译场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那连提黎耶舍任译主时已经92岁，故此有僧璨等4人“度语”。两年后，监掌译事的昙延等上奏朝廷，“躬当翻译，音义乖越”，那连提黎耶舍年事已高，不再适合担任译主一职，建议请敕追滞留突厥的阇那崛多还京执掌译事。
　　阇那崛多，北印度人，开皇四年(584)，被请人京，先令带6名助手人内史省翻译外文图书，费时七年才完成。阉那崛多译场是隋代最重要的译场，崛多本人也是隋代佛经翻译成就最大的译师，所主译的经本占隋代汉译佛典的半数以上。
　　阇那崛多精通三藏，久居中土，熟悉华梵，堪称隋代翻译水准最高的译主，很得京城诸义学僧的推崇，认为“试比先达抑亦继之”：“新至梵本众部弥多，或经或书，切内切外，诸有翻转必以崛多为主。佥以崛多言识异方字晓殊俗，故得宣辨自运，不劳传度。理会义门句圆词体，文义粗定铨本便成。笔受之徒不费其力，试比先达抑亦继之。”
　　开皇十二年(592)，崛多完成内史内省的任务后，始人译场专主译务。鉴于那连提黎耶舍译场的失误，朝廷重新组织了译场，敕令十位名闻遐迩的义学高僧为监护“十大德”。其中有著名的“六大德”僧休、昙迁、慧远、洪遵等，担任笔受的是道密、明芬、僧琨、道邃、僧昙和翻经学士费长房以及刘凭，明穆和彦琮任复勘。组成了隋代全国翻译人才最集中的译场。
　　至炀帝即位之初，译传停止工作，总计所出汉译经本，《开元释教录》厘定为39部、192卷。译场所出主要有《添品妙法莲华经》、《佛本行集经》、《起世经》，以及密部的陀罗尼两部40卷。
　　大业初，受滕王纶事件牵连，阇那崛多被流摈，译场工作停止，许多经本尚来不及改定。
　　达摩笈多译传是隋代最后一座译场，且工作时间不长便东迁洛阳上林园。
　　达摩笈多，南印度人。受具后与同伴数人北行游方弘化，越雪山，度砂碛，到达东土。开皇十年(591)十月，文帝敕令延人京城。未久，奉令人阇那崛多译场译经。阇那崛多因交通滕王纶离开译场后，达摩笈多乃专主译务。因成就卓著，也被尊为“开皇三大师”之一。
　　炀帝大业三年(605)，四月，炀帝人东都。达摩笈多“与诸沙门诣阙朝贺，特被召人内禁，叙故累宵”，“因即下敕，于洛阳上林园立翻经馆以处之。”达摩笈多译场所出经典有：《大方等大集菩萨念佛三昧经》、《药师如来本愿功德经》、《摄大乘论释论》等。译经僧似乎还是原阇那崛多译场的助译人员，有彦琮、明则、行矩等，多随译场在洛阳工作。
　　从大业七年至十年(611—614)，炀帝诏令以全国之力攻击高丽，中原大乱，隋代译事终结。
　　四、唐代译场基本概况
　　唐代大约有13座译场，即波颇译场、那提译场、玄奘译场、杜行顗译场、实叉难陀译场、义净译场、菩提留志译场、地婆诃罗译场、阿地瞿多译场、金刚智译场、善无畏译场、不空译场、般若译场。
　　唐代译经事业维持时间比较长。从唐太宗时波颇译场开始，首译《宝星陀罗尼经》，到德宗时般若译场出《华严经》，共延续了约169年。在这169年中，先后有10座译场依次衔接。各译传之间略有中断，有低潮，也有高潮。唐代译场比较多，由于篇幅有限，这里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译场作研究对象，即首尾的波颇译场、般若译场，以及玄奘、义净、不空三大译场。
　　与隋代一样，似乎唐代译经之初期都不大顺利。波颇，印度摩揭陀人，曾在那烂陀从戒贤法师学习。贞观元年(627)十一月二十日，波颇率崛多等5人携带大量梵本经卷与使节人长安，很受敬重，“帝心简在，皇储礼敬。其博闻强记，探幽洞微，京城大德，莫不推许。”太宗下令“所司搜扬硕德备经三教者一十九人”，O创开大唐译经事业。从贞观三年(629)三月起首，至六年冬，译出《宝星陀罗尼经》、《般若灯论》、《大乘庄严经论》等3部35卷。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朝廷下令关闭译场，次年波颇病逝。
　　玄奘译场是唐代维持时间最长的一座译场。从太宗贞观十九年(645)四月组织，五月首译《大菩萨藏经》，到高宗麟德元年(664)正月初一翻译《咒五首经》为止，共约十八年七个月。除了偶有停顿外，绝大部分时间译经不辍。人员结构的职事在这十多年里有较大的变化，不断有译经僧出入译场的调整。
　　玄奘从印度回到长安后，太宗同意设立译场，“敕右仆射房玄龄、太子左庶子许敬宗，广召硕学沙门五十余人，襄助整比。”这批“硕学沙门”的来源以长安为主，次有长安周边各州，有23人人译场。
　　太宗时，译场仅派太子左庶子许敬宗“监译”。高宗显庆元年(656)正月，应玄奘之请，诏令左仆射于志宁、中书令来济、礼部侍郎许敬宗、黄门侍郎薛元超、中书郎李义府等参与译务，“有不稳妥，随事润色”，提高了译场之规格。
　　依据行止时间和所出经本的内容，玄奘译场的译经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法相唯识系列为主，第二个系列是阿毗达摩系列，第三个是大般若系列。总计玄奘译场共译出各类经典75部1335卷。
　　义净译场也是唐代维持时间比较长的译场，从武周久视元年(700)五月五日至唐玄宗先天元年(712)正月十七日，共十一年多。这期间横跨武周和李唐两个时代，但译经不辍，译场往来于洛阳和长安。译场在长安的时间比较多。武则天和唐中宗都对义净译经有很大的兴趣，相继都仿太宗故事写《圣教序》颁示天下。其中又经历了周唐革命，来往于洛阳、长安两地，所以译场人员和组织结构变化较多。
　　义净译场之规格比较高。在长安大内佛光殿翻译《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时，唐中宗李显亲自笔受开题。原经是玄奘翻译，李显被贬房州时常常念诵此经，因而复唐后令义净重译。皇帝、左右丞相和六部大臣等都参与了译事。尽管这些朝贵们参与译事象征性意义更大，但综观隋唐译经史，仅见此例。从这个角度来说，义净译场是隋唐译经史上规格最高的译场。
　　义净译场共译出经典的数量，据《开元释教录》卷九，为61部239卷，另有“七、八十卷，但出其本，未遑删缀”。至唐德宗时，圆照编《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又编入了一部分。《根本说一切有部药事》之下的7部71卷，就是后来圆照新编入的。睿宗先天二年(713)，义净病逝，译场工作停止。
　　不空即“开元三大士”之一，另两位是善无畏、金刚智，均以密教典籍的翻译为主。不空译场约从肃宗乾元元年(758)形成，至代宗大历九年(774)不空去世为止，维持了约16年时间。
　　不空虽然长期译经，翻译集团吸纳的人才也不少，但长期从事译务且业绩显著者并不多。与其他翻译译场相比，突出地表现担任笔受一职的人较少，明确记载的只有良贲、子邻，而良贲任青龙寺寺主，子邻也是大安国寺的上座，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职业译师。另外，朝廷官员参与译事的也较少。密教特殊性在经典翻译中也表现了出来。在玄奘翻译集团中，助译僧们，特别是长期追随玄奘者，大多对玄奘以师事之。不空集团则不然，不空的弟子们很少有人译场者。所以，不空翻译集团中的助译僧们多数不是密宗法系的人。
　　不空翻译集团的最大特点是松散，多数人不常住译场，另有他职。形成这种状况有几方面的原因。首先是不空集团是以翻译密教经典为中心，不同于其他典籍，对助译僧有特殊的要求。其次是“开元三大士”传纯密不久，擅长者不多，当时僧众的修习仍以显教为主。再次，密教的研习有较强的实践性，重在师资相传与仪轨之修持。最后，密教典籍的篇幅一般都比较小，不需要集中大量的人员长时间工作。
　　总计不空译场所出经本的数量，据大历六年(771)十月十二日代宗降诞日不空所上的《三朝所翻经请入目录流行表》，共77部101卷。“三朝”者，玄、肃、代三朝。大历六年之后又译出一些经，至大历九年(774)不空去世，译场停止。对勘典籍所记载，如《请人目录流行表》、《贞元录》、《贞元续开元录》等，不空译场所出总计110部142卷。
　　般若译场是隋唐译经的最后一座大型译场。般若，北天竺人迦毕试国人，人那烂陀学大乘，依止智护、进友等名师。德宗建德三年(782)，经海途人华到广州。因途中遭遇风暴，所持资财及梵夹经论多散没。人长安后，遇舅氏子神策将军罗好心，在其支持下开始译经。般若首译《大乘理趣六波罗蜜经》。翻译过两次，第一次失败，第二次成功。般若初人中土，不熟悉汉地文化，在罗好心支持下私译。无专设译场，以胡本《六波罗蜜经》为母本，请长安大秦寺景教僧景净为助手。景净不懂梵文，也不通佛理，勉强译出。贞元四年(788)四月十九日，朝廷作出决定：“释教深微，道俗虔敬，皆因梵本法被中华。宜令王希迁与所司精选有诸行僧，就西明寺重更翻译讫闻奏。”(o般若译场正式成立。
　　从贞元四年(788)到十四年(798)，十年间略有停顿，译出经典6部70卷。般若译场的代表作品是《华严经》，后世称为“四十华严”，以与东晋佛驮跋陀罗所译60卷本《华严》和唐实叉难陀80卷本《华严》相区别。般若所译《华严》，实际上是该经广本《人法界品》的译本，另卷末有普贤十大行愿王清净偈，为其他译本所没有。翻译《华严》时，担任监护的除南珍贡以外，其他为中官，有右街功德使霍仙鸣和左街功德使窦文场。
　　般若译场是唐代最后一座大型译场。此后，唐代译事即告衰歇。
　　五、隋唐译场的基本特点
　　根据以上所述，可以总结出隋唐译场及其制度的一些基本特点。
　　1、隋唐佛经翻译活动被定性为国家文化事业，接受朝廷管理。译主人选由朝廷决定，译场所需要之财力、物力都由官府有关机构拨付。译事集中在两京地区，译场一般也都设在与皇室有关的寺院，或者直接设在皇宫大内。
　　2、在汲取前代经验的基础上，隋唐建立了完善的译场制度。无论小型的译场还是大型的译场，内部译经工作之分工，外部与朝廷之关系等，并无大的区别。
　　3、译场内部分工严谨，形成制度化、规模化的翻译程序。以大型译场为例，按工作内容之需要，人译场人员可分为内和外两部分。内部由四部分人组成，从上到下分为四个层次，即译主、助译、监译和监护，分工合作，各负其责。助译的职责分得比较细，大多由学问僧担任。监译者有的由名僧担任，有的由文人士子担任。监护，即负责与朝廷沟通者，有时也由僧官担任，但多以大臣任之，甚至是宰相领衔。这四个层次乃就其事务而言，具体的名称叫法，各代并不完全相同。至于外部，则有围绕翻译活动进行服务的一般官吏和工作人员，如杂役、书手等。
　　4、隋唐译场之译主以来自西域的外国译师居多，反映了社会风气之开放及与外国文化关系之积极程度。总计18座译场，外国译师有15位，汉地译师只有玄奘、杜行颐和义净3位(译主中只有杜行颉为居士身份，译经数量很少，只翻译了《尊胜陀罗尼》。另瞿昙法智是否为僧人，也不大清楚)。隋代5座译场的译主全部是外国人，唐代也大部分是外国人，但是，两代在译场中直接担任助译职务的却大部分是汉地僧人，外国人很少。
　　5、隋唐译场吸收并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翻译人才，成为全社会对外国文化最了解的场所。除了高水准之中国译师外，译场还在各国留华人员中征请人才。例如义净译场，有吐火罗、中印度、东印度、厨宾、厨新罗、迦湿弥罗等国籍的人，充分表现了佛经翻译和佛教文化交流之国际性，以及佛教文化知识在社会上普及之程度。
　　(2004年11月14日厦门“佛学研究方法与佛教文化建设学术研讨会”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