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律异相》及其主编释宝唱

《经律异相》及其主编释宝唱
　　北京大学图书馆系 白化文 李鼎霞
　　一、《经律异相》及其著录中的相关问题
　　《经律异相》五十卷，今人藏，具存。又目录5卷，今佚。书前有序，述编纂经过与旨趣甚明。以其与下文之讨论有关，辄节引其后半如下：
　　……若乃刘向校书，玄言久蕴；汉明感梦，灵证弥彰。自兹厥後，翻译相继。三藏奥典，虽已略同；九部杂言，通未区集。皇帝同契等觉，比德遍知；大弘经教，并利法俗；广延博古，旁采遗文。于是散偈流章，往往复出。今之所获，盖亦多矣。圣旨以为“像正浸末，信乐弥衰；文句浩漫，少能该治”。以天监七年，敕释僧呈等备钞众典，显证深文，控会神宗，辞略意晓，于钻求者已有太半之益。但希有异相，犹散众篇；难闻秘说，未加标显。又以十五年末，敕宝唱钞经律要事。皆使以类相从，令览者易了。又敉新安寺释僧豪、兴皇寺释法生等相助检读。于是博综经籍，搜采秘要。上询宸虑，取则成规。已为五十卷，又目录五卷。分为五帙，名为《经律异相》。将来学者可不劳而博矣。
　　此书纂成后即收入经藏，流传有绪。自《历代三宝记》以下，现存历代经录均沿袭著录。今录《历代三宝记》著录中有关下文讨论之内容如下：
　　萧衍，兰陵人，受齐禅，亦都建康。帝既登极，思与苍生同契等觉，共会遍知。垂拱临朝，盛敷经教。广延博古，旁采遗文。扇以淳风，利于法俗。至天监七年，以为正像渐末，信乐弥衰，三藏浩漫，鲜能该洽。敕沙门僧曼、宝唱等录经律要事，以类相从，名《经律异相》，凡50卷。至十四年，又敕沙门僧绍撰《华林佛殿众经目录》四卷。犹以未委，
　　至十七年，又敕沙门宝唱更撰《经目》四卷。显有无译，登真伪经，凡十七科，颇为见缕，
　　(卷十一)
　　值得注意的是，同在《三宝记》卷十一，集录宝唱著作八种一百零七卷的条目中，却明确标明：
　　《经律异相》一部并目录五十五卷 天监十五年敕撰
　　令庄严寺沙门释宝唱等总撰集录
　　此后，《法经录》《仁寿录》《静泰录》均著录《经律异相》为五十卷，足证诸家未见目录五卷。著者项则概称“梁武帝令宝唱等撰。”《大唐内典录》内有关《经律异相》著录均袭白《三宝记》，过录时还产生新的错误：
　　天监七年，帝以正像浸末，信重渐微，三藏弥纶，鲜能该洽，敕沙门僧呈等撰《经律异
　　相》，以类相从，凡五十卷。皇太子纲撰《法宝联璧》二百余卷。诸余杂集，其徒定繁。又
　　敕沙门僧绍撰《华林佛殿众经目录》四卷。帝具省之，周洽未委。又敕沙门宝唱更缵经
　　目，乃显译有无，证经真伪，凡十七科，颇为视缕。
　　《内典录》卷四集录宝唱著作，也是全抄《三宝记》，只是增加了飞出要律仪》二十卷”，成为九种一百二十七卷。解题全同。卷十“历代道俗述作注解录，，中集录宝唱项下，也明确著录：
　　梁杨都庄严寺沙门释宝唱奉敕撰
　　诸经律相合一百余卷：
　　《经律异相》并目 五十五卷
　　可以看出，《内典录》全袭《三宝记》，而且进一步抄错。就连著录的《经律异相》的“五十五卷”卷数，也让人怀疑：道宣是否亲验原卷，还是仅照《三宝记》一抄。
　　倒是《开元释教录》照馆藏著录，传达了准确的信息。其卷第六“总括群经录上之六”“梁代”中记云：
　　《经律异相》五十卷 天监十五年奉敕撰录。云并目录五十五卷。今阙其目，但五
　　十卷。其目但纂篇题，应无别事。见《宝唱录》及《长房录》。
　　《开元释教录》卷第十三“总录·有译有本录中圣贤传记录第三·此方撰述集传”：
　　《经律异相》五十卷五帙 粱天监十五年敕沙门宝唱等撰 出《长房录》，新编入藏。
　　卷第十七“别录·补阙拾遗录中此方所撰传记”(于大法裨助光扬，故补先阙，编之见录)：
　　《经律异相》五十卷 梁敕沙门宝唱等撰
　　卷第二十 人藏录下：
　　《经律异相》五十卷 五帙八百二十七纸
　　《开元释教录略出》卷四更明载用纸数、帙号：
　　《经律异相》五十卷 梁天监十五年敕沙门宝唱等撰 自五帙计八百五十四纸
　　灵丙舍傍启[按：帙号]
　　《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全抄《开元录》。这就说明，到唐末为止，所有的经录，在单独著录《经律异相》时，著者项都是写的“宝唱等”。“人藏”的写本上，著者也是这样写的；；
　　可是，到了宋代，王古根据刻本《开宝藏》等作成的《大藏圣教法宝标目》，著录并提要却是这样写的了：
　　《经律异相》五十卷
　　仙灵丙舍傍[按：帙号]
　　右梁天监中，敉僧昊等及禀武帝，节略经律论事。凡六部：一天，二地，三佛，四诸
　　释，五菩萨，六声闻、比丘、比丘尼、人、鬼、神、杂畜、地狱。
　　这就显示出，从世界上第一部刻本大藏经《开宝藏》起，《经律异相》的著者项著录就有了新的提法。以后的刻本、铅印本、影印本大藏，著者项著录相当混乱。以下结合人藏情况，简述如下：
　　北宋版《开宝藏》首刻人藏，今佚。童玮《北宋(开宝大藏经)雕印考释及目录还原》(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中《还原目录》列人“十五 此方撰述集传”，著录为：
　　丙舍傍启甲[按：《千字文》号] 一集五十卷五帙
　　《经律异相》五十卷 梁·宝唱等撰
　　著者项大约是童先生据唐代经录推论填人的。
　　国内现存的最早人藏刻本，为现藏于北京图书馆的南宋绍兴十八年(1148)福州开元寺刻《毗卢藏》本残卷三卷。据程有庆君检读后见告：存卷十二(《千字文》“丙”字号)，二卜一(“舍”字号，《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著录误印为“二十二”)二十九(“舍”字号)。著者项题“梁沙门宝唱等译”。
　　《金藏》“广胜寺本”中有本书残卷，影印收入《中华大藏经》第五十二、五十三两册中。据“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王克禄君见告：“广胜寺本”卷三、五、八、九、十、十一、二十五、三十三、三十七、四十四、五十等计十一卷全佚，又，卷七残存一至四饭，卷四十七之一至二十二版全佚。以上共十三卷，影印本均用《再刻高丽藏》本配补。两藏帙号全同，为“仙、灵、丙、舍、傍”。《再刻高丽藏》五十卷全备，为现存最早的完整刻本，且存有全部雕版。《高丽藏》的影印本，有新文丰出版公司复印的1976年韩国“高丽大藏经完刻推进委员会”影印本，书名《影印高丽大藏经》，附新编总目、索引、解题。《金藏》《高丽藏》著者项并题“梁沙门僧曼、宝唱等集”。
　　《碛砂藏》中，本书收入“灵、丙、舍、傍、启”五帙，据卷四十一、四十六两卷尾题，刻成于元大德五年(1301)九月。1934年，上海影印宋版藏经会《影印宋碛砂版大藏经》收入第440至第444册。其中有七整版(“灵”帙第二十二至第二十八版)用《普宁藏》版影配。尚有十二版(“灵”帙第三十六版下至四十八版下)、一版(“舍”帙第五十版下至五十一版上)、六版半(“傍”帙第十二至十四版、四十六版下至四十七版上，五十六版下，七十四版，八十一版)、十版(“启”帙第七十四至八十三版)等二十九版半用《思溪藏》版影配。共计影配三十六版半。198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影印碛砂藏》本再影印。以其单行易得，故详记其补版情况于此，以便一般读者注意检用。《碛砂藏》本每卷之首，书题之下列出帙、卷号，如“《经律异相》卷第七·灵七”，次行著录作者为“梁沙门宝唱等撰”。但自第三十一卷以下，著录作者改为“梁沙门僧曼、宝唱等集”。
　　南宋版各藏及元《普宁藏》，均将本书列入“灵、丙、舍、傍、启”五帙。这几种大藏均题“天监十五年沙门宝唱等奉敕撰”。
　　《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将本书列入“回、汉、惠、说、感”五帙。其卷十中提要为：“《经律异相》五十卷 总二十一部共六百三十九条 梁天监十五年敕宝唱等译 出《长房录》”。
　　明永乐《南藏》，列人“路、侠、槐、卿、户”五帙。明《北藏》与《清藏》(《乾隆藏》)，均列人“经、府、罗、将、相”五帙。《清藏》雕版现存。这几种大藏，于书题下署“沙门宝唱撰”，但在卷第一序文后目录前加上一行十八个小字：“经律异相第一梁沙门僧曼、宝唱等奉敕撰”。
　　日本弘教书院刊印的《大藏经》(《弘教藏》)，收入“雨”函之二至四册。
　　日本藏经书院刊印的《大藏经》(《卍字藏》)，收人第二十七套之四至六册。
　　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用《高丽藏》本为底本排印，用宋、元、明藏中各一本校勘，出校记。收入其第53卷。日本各藏，均并署著者为僧曼、宝唱二人。
　　本书宋代以下人藏及著录情况，大致如是。
　　这里，先谈一谈我们对佚失的《开宝藏》与《辽藏》(契丹藏)中《经律异相》帙号的推想。按：现存宋刻诸藏，本书的《千字文》帙号均为“灵、丙、舍、傍、启”，与《开元释教录略出》相同。《金藏》与《再雕高丽藏》、《千字文》号均为“仙、灵、丙、舍、傍”。它们都源自《开宝藏》。估计《开宝藏》的《千字文》号恐与其中之一种相同。童玮所拟“丙、舍、榜、启、甲”的帙号并无确据。
　　可作为佐证的，是宋代释惟白等编撰的《大藏经纲目指要录》卷八，和宋代王古编撰的《大藏圣教法宝标目》，均将本书帙号列为“仙、灵、丙、舍、傍”。他们所阅的大藏，估计均为《开宝藏》，因此，推断《开宝藏》的本书帙号，原为“仙、灵、丙、舍、傍”，而不是“丙、舍、傍、启、甲”。再从而旁推受《开宝藏》影响的《辽藏》(《契丹藏》)，还可从与《辽藏》有渊源的《金藏》与《再雕高丽藏》逆推《辽藏》，上下推断，《辽藏》的帙号，恐亦为“仙、灵、丙、舍、傍”。
　　下面要推究的是：《经律异相》的编纂者究竟是谁，以及诸多混乱著录之由来。
　　我们认为，根据前引自序，并参考自唐代经录而上均明确著录“敕宝唱等撰”的事实，说明著者为“宝唱等”，在唐代和唐代以上本不成问题。成问题的是宋代大藏以下误读了我们前引的《三宝记》那段记录，再加上《内典录》跟着错了下去，致使后来诸藏著录时模棱两可，引出在僧曼《众经要抄》基础上改编之或说。
　　我们的推论，可以先从书名谈起。
　　书名《经律异相》：“经律”二字，应该看成是对译自西土而非此方著述的概括性总称，也就是译经的总称。佛经分类习称经、律、论三藏，此书中也选录了《大智度论》等论藏材料，按说应加个“论”字，却省略了。揆其原因，恐怕一因按翻译佛经常用的四个音节一次停顿来取名，所以省略一字。二因当时中国(此方)僧俗人等写的论文，与佛教有关或无关的，也常加“论”字，即以佛教论文为例，如《出三藏记集》卷十二著录的“论”就不少，很容易导致误解。再则，按佛藏分类法，此方著述常附于“论”部之下。“经律”足以赅括译出全藏，加上“论”字倒有可能导致淆乱。“异相”二字，则是对“同相”而言。它们合称“二相”，是一组内涵相对又相成的佛教术语。“同相”指事物的共性，按佛教的说法，它是“真如”，是“本原”。也就是说，它是带有总的规律性的理论性的东西。“异相”则是表现于存在中(包括神话、故事等)的实在的具体形象，它们表现出千差万别的“差别相”，它们是“真如”的具体体现。《大乘起信论》曾用一个譬喻来说明：“言同相者，如种种瓦器皆同土相。……言异相者，如种种瓦器各各不同。”译经中的“异相”，指的是为说明佛教教理而讲述的故事、寓言、譬喻、传说。包括本生经，佛传，西土佛教史话，为解经而采用的寓言、譬喻、故事等等。书名《经律异相》，很明确，它就是译经三藏中“异相”的分类选辑汇编，属于佛教类书范畴。实际上，前引《(经律异相)序》中，已将选辑汇编旨趣与全书内涵说得很清楚：梁武帝在天监七年(508)敕释僧曼等编辑一部佛教教理分类选辑汇编。据《历代三宝记》卷十二的著录，这部书是《众经要抄》并目录八十八卷。天监七年十一月开始编纂，天监八年(509)夏四月完成。可惜，这部大类书大约 ．在唐代佚失，《开元释教录》的“人藏录”中对它已不作记录了。宝唱参与了《众经要抄》的编纂。但他并未居功，在他编辑的经录中(《历代三宝记》引《宝唱录》)，没有把自己的名字写上。到了天监十五年末，梁武帝认为，《众经要抄》虽然“于钻求者已有大半之益”——也就是说，还缺乏另外的“少半之益”，那就是“希有异相，犹散众篇。难闻秘说，未加标显”。于是敕宝唱编辑《经律异相》，并敕释僧豪、释法生等相助。对照来看，我们的理解是：《众经要抄》主要是编录“同相”资料的类书，就是夹杂点“异相”，也不会多。《经律异相》则是专录“异相”的。按编纂意图，两部书有明确分工。两书的主编，一为僧曼，宝唱助编；一为宝唱，僧曼未参加。可是，又怎样理解前引《三宝记》《内典录》那两段话呢?这两部经录(以及其他隋唐经录)在单独著录《经律异相》时，著者项又明确地著录为“宝唱(或：宝唱等)”，这个矛盾又怎样解释呢?
　　我们大胆的假设是：《历代三宝记》卷十一中那段讲梁武帝敕令编出的话，在费长房编写当时，或在后来的转录中，抄丢了一段。试据《经律异相·序》，酌为试补如下：
　　……至天监七年，以为“正像渐末，信乐弥衰，三藏浩漫，鲜能该洽”，敕沙门僧呈[等
　　备钞众典，显证深文，控会神宗，辞略意晓，于钻求者已有太半之益。但希有异相，犹散
　　众篇；难闻秘说，未加标显。又以十五年末，敕]宝唱等录经律要事，以类相从，名《经律
　　异相》，凡五十卷。
　　方括弧内是我们试补的。以上这段文字，是费长房抄的《经律异相·序》，不知是费长房当时就抄漏了，还是后人转录时抄丢了，总之抄漏了51个字。按当时抄佛经每行17字计，正好三行。丢三行后，前后句意又能勉强对得上，其疏漏不易发现。编辑《大唐内典录》时，道宣所见已是这个没抄全的本子，照抄不误，可就沿袭其误了。后来一误再误，均源于此。此外，还有个旁证。《续高僧传》卷五“僧曼传”：
　　……六年(按：天监六年；下“十一年”同)……仍选才学道俗释僧智、僧晃、临川王记
　　室东莞刘勰等三十人，同集上定林寺，抄一切经论，以类相从，凡八十卷(按：这就是《众
　　经要抄》)，皆令取衷于曼。十一年春，忽感风疾，后虽小间，心犹忘误，言语迟蹇。……
　　僧曼的病，显然是脑中风失语后遗症。据僧曼传，为恢复健康，僧曼用好几年时间“礼忏”。在我们看来，这是一种具有坚强信仰的良好心理治疗，外加柔软体操。僧曼擅长和最有兴趣的是讲经，与宝唱的致力于编纂不同。据本传，他在天监末年(当指天监十七、十八年)病初愈后复出，主要仍事讲经。据此，我们认为，他在天监十五年参加编纂《经律异相》的可能性不大。
　　总括我们的意见是：《经律异相》的主编是宝唱，助编是僧豪、法生。僧曼没有参加编纂。《经律异相》并不是在《众经要抄》的基础上改编的。它们一录“异相”，一录“同相”，是内容不同的两部书。
　　二、释宝唱的生平及其述作
　　释宝唱的生平，主要见于《续高僧传》卷一“宝唱传”。此传是最奇特的僧传之一。它把宝唱的传记分割成三部分，头一部分记述宝唱前半生情况和他参与敕撰内典的活动，正值他的上升时期。第二部分却是梁武帝兴佛崇法的记录，简直就是小半部武帝本纪。第三部分，主要记述宝唱自己的编纂工作，和他受谴的情况，是他没落时期的记录。这篇僧传的缺点是叙事前后颠倒之处颇多。为了便于说明问题，具录此传第一、第三部分如下：
　　释宝唱，姓岑氏，吴郡人——即有吴建国之旧壤也。少怀恢敏，清贞自蓄。顾惟只
　　立，勤田为业，资养所费，终于十亩。至于傍求，佣书取济。寓目流略，便能强识。文采
　　铺赡，义理有闻。年十八，投僧佑律师而出家焉。佑江表僧望，多所制述，具如前传纪之。唱既始陶津，经律谘禀。承风建德，有声宗嗣，住庄严寺。博采群言，酌其精理。又惟开悟土俗，要以通济为先，乃从处士顾道旷、吕僧智学，习听经、史、《庄》、《易》，略通大义。时以其游涉世务，谓有俗志，为访家室，执固不回。将及三十，天阴既崩，丧事云毕。建武二年，摆拨常习，出都专听。涉历五载，又中风疾。会齐氏云季，遭乱入东，远至闽越，讨论旧业。天监四年，便还都下，乃敕为新安寺主。帝以时会云雷，远近清晏，风雨调畅，百谷年登，岂非上资三宝，中赖四天，下藉神龙，幽灵叶赞，方乃福被黔黎，歆兹厚德。但文散群部，难可备寻，下敕，令唱总撰集录，以拟时要。或建福禳灾，或礼忏除障，或飨接神鬼，或祭祀龙王。部类区分，近将百卷。八部神名以为三卷。包括幽奥，详略古今。故诸所祈求，帝必亲览，指事祠祷，多感威灵。所以五十许年，江表无事，兆民荷赖，缘斯力也。天监七年，帝以法海浩汗，浅识难寻，敕庄严僧昊于定林上寺缵《众经要抄》八十八卷；又敕开善智藏缵众经理义，号曰《义林》，八十卷；又敕建元僧朗注《大般涅盘经》七十二卷。并唱奉别敕，兼赞其功，纶综终始，缉成部帙。及简文之在春坊，尤耽内教，撰《法宝联璧》二百余卷，别令宝唱缀纰，区别其类——《遍略》之流。帝以佛法冲奥，近识难通，自非才学，无由造极，又敕唱：“自大教东流，道门俗士有叙佛理著作弘义，并通鸠聚。”号曰《续法轮论》，合七十余卷。“使夫迷悟之宝，见便归信。”深助道法，无以加焉。又撰《法集》一百四十卷。并唱独断专虑，撰结成部。既上亲览，流通内外。十四年，敕安乐寺僧绍撰《华林佛殿经目》。虽复勒成，未惬帝旨。又敉唱重撰。乃因绍前录，注述合离，甚有科据——一帙四卷。雅惬时望，遂敕掌华林园宝云经藏。搜求遗逸，皆令具足。备造三本，以用供上。缘是又敕撰《经律异相》五十五卷，《饭圣僧法》五卷。
　　唱当斯盛世，频奉玺书，预参翻译，具如别传。初唱天监九年先疾复动，便发二愿：遍寻经论，使无遗失；搜括列代僧录，创区别之，撰为部帙——号曰《名僧传》，三十一卷。至十三年，始就条例。其序略云：“夫深求寂灭者，在于视听之表；考乎心行者，谅须丹青之工。是知万象森罗，立言之不可以巳者也。大梁之有天下也，威加赤县，功济苍生；皇上化范九畴，神游八正；顶载法桥，伏膺甘露。窃以外典鸿文，布在方册；九品六艺，尺寸罔遗。而沙门净行，独亡纪述。玄宗敏德，名绝终古；拥叹长怀，靡兹永岁。律师释僧佑，道心贞固，高行超邈，著述集记，振发宏要。宝唱不敏，预班二落。礼诵余日，捃拾遗漏。”文广不载。初以脚气连发，入东治疗。去后敕追，因此抵罪，谪配越州。寻令依律，以法处断。僧正慧超任情乖旨，摈徙广州：“先忏京师大僧寺遍，方徙岭表，永弃荒裔+”遂令鸠集，为役多阙，书则伏忏，夜便缵录。加又官私催逼，惟日弗暇。中甄条流，文词坠落。将发之日，遂以奏闻。有敕停摈，令住翻译。而此僧史方将刊定，改前宿繁。更加芟定。故其传后自序云：“岂敢谓僧之董狐，庶无曲笔耳。”然唱之所撰，文胜其质。后人凭据，揣而用之。故数陈赏要，为时所列。不测其终。下面，以本传为主，参稽诸家经录、僧传、史志等，大致按年代先后，勾稽宝唱生平。
　　宝唱生卒年，研究者皆云不详。我们推论：宝唱大约生于466年或467年，即宋明帝泰始二年至三年之间。理由是：一、本传“将及三十，天阴既崩，丧事云毕”后，紧接着叙述建武二年(495)出都事。估计那一年宝唱约30岁。二、宝唱18岁时投人僧佑门下。据《高僧传》卷十一“法颖传”，卷十一、十二中僧佑的传记和相关记载，并参稽宝唱传，可知：僧佑的业师法颖，建元四年(482)人寂。僧佑大事开讲律学，并奉敕往三吴试简僧众，都是永明年中(483—493年)的事。三吴是六朝时习用的一个地区总称，具体说法有二，但都包括宝唱少年时务农的老家吴郡。结合上项估计，宝唱最早也得在484—485年之间才能投僧佑出家。
　　宝唱出家后，随僧佑住建康(今南京市)宣阳门外庄严寺。这是个大寺，刘宋大明三年(459)路太后捐资兴建，有七重塔。僧曼也在这里住过。宝唱从僧佑努力学习经律，在僧佑的众多“宗嗣”中表现突出。他又随处士顾道旷、吕僧智等学习儒、道两家经典，以致有人误会他要还俗。估计这是485年至494年十年间的事。这十年左右，是他的学习、准备时期。约在建武二年(495)，他在为所亲办完丧事后不久，离开建康云游五年。后来中了“风疾”，这大约是499年左右的事。其时他年约35岁。永元元年(499)八月，齐始安王遥光起事，败死后，齐帝大杀群臣。永元二年(500)八月，魏大败齐兵；十一月，萧衍起兵襄阳；十二月，萧颖胄起兵江陵。永元三年(501)正月，萧宝融在江陵自立为帝(和帝)；六月，齐巴陵王萧昭胄谋自立，事泄，死。十月，萧衍兵围建康，十二月人城，齐帝被杀。永元四年(502)四月，萧衍即帝位，至八月，局面大致平定。在这一段时间里，宝唱先逃难到浙江绍兴一带，后来又远游福建沿海。
　　天监四年(505)，他回到建康，奉敕为新安寺主。新安寺是当时名寺，刘宋以来屡有名僧住持，宝唱得膺此职，说明他已有相当声望。从此以后，直到有明确记录的天监十七年(518)为止，宝唱颇受梁武帝萧衍宠眷，成为御用僧人，干了大量的佛经编纂工作。这段时间约十三四年，还可加上推知的三、四年，宝唱的年岁，大约在40岁至五十六七岁之间，正当壮年。这是他一生中成就最辉煌的时期。排比这一时期他所作的主要工作，大致如下：
　　一、从天监五年(506)到普通元年(520年)奉敕列席僧伽婆罗为译主的译场，担任笔受。共译出11部38卷。参译的同事有慧超(太原王氏，曾为“寿光学士”，不是另一位阳平廉氏任僧正的慧超)、僧智、法云、袁昙允(居士)等，都是一时之选。以上情况，具见《续高僧传》中“僧伽婆罗传”及慧超、法云等传。并《三宝记》以下诸家经录。“僧伽婆罗传”中称译出“四十八卷”、“四”为“三”字之误，应以经录为准。宝唱是有心人，究心译学，学会了梵文。
　　二、奉敕参加建元寺释法朗为《大般涅盘经》作“子注”的工作。时间在“天监初”，估计在天监四年(505)后，天监七年(508)前。以上系参稽法朗传记(《续传》卷七)及经录推出。
　　三、奉敕参加僧曼(467—527)主编的《众经要钞》八十八卷的编纂工作。参加的人还有僧亮、僧晃、刘勰等，也都是一时之选。时间是天监七年(508年)十一月至八年(509年)四月。地点在上定林寺。如此大部头类书能这样迅速地完成，估计与很好地利用了定林寺经藏有关。该经藏是当时收藏最完备的佛教专业图书馆，长期由刘勰主持。这次工作，在图书馆业务和类书编纂工作两方面，对宝唱这位有心人来说，都是一次很好的锻炼。以上具见《续高僧传》相关传记及诸家经录，并参稽了《梁书·刘勰传》。
　　四、天监十五年至十六年(516—517年)之间，以宝唱为主编，奉敕编纂出八部书，包括《经律异相》在内。此外，宝唱自编《名僧传》《比丘尼传》两部，合共十种。周叔迦先生《释典业录》中“经律异相”一则提要所论极为简要，节引如下：
　　……考《历代三宝记》载唱所撰集凡八部，一百七卷。其中《众经诸佛名》二卷，所以
　　建福禳灾者也；《众经忏悔灭罪法》三卷，即今之《慈悲道场忏法》，所以礼忏除障者也；
　　《众经护国鬼神名录》三卷，所以飨接神鬼者也；《众经拥护国土诸龙王名录》三卷，所以
　　祭祀龙王者也。此外则《众经目录》、《供圣众法》、《名僧传》、《经律异相》四部。《大唐内
　　典录》增《出要律仪》二十卷，《开元释教录》增《比丘尼传》四卷，而前九种中惟载《经律异
　　相》五十卷，是其目五卷已阙废矣。
　　这十种书中，《经律异相》与《比丘尼传》具存。其它，则：
　　《名僧传》原本三十卷，目一卷。现有日本僧人节抄本《名僧传抄》一卷，卷首具载原目。据卷末题记，系日本文历二年(1235年，宋理宗端平二年)五月十五日至十八日(是年九月改元“嘉祯”)，在日本笠置寺节抄，所据《名僧传》，乃日本东大寺东南院经藏藏书，不知今日尚在否?周叔迦先生《释典丛录》中有：“《名僧传抄》一卷”“《比丘尼传》四卷”的提要，均载于《周叔迦佛学论著集》下册，请参阅，不赘述。《名僧传抄》收人《大日本续藏经》乙编第七套第一册，中国有1923年商务影印本，不难得到。《比丘尼传》则诸藏均收。
　　《众经忏悔灭罪法》三卷，后来衍化为《慈悲道场忏法》十卷，具存，人藏。周叔迦先生《释典丛录》中有提要，述其源流甚明。亦请参阅，不赘述。
　　又，《翻梵语》十卷，撰者不详，由日本人唐求法僧圆仁携回日本，今收入《大正藏》第五十四卷中。此书保存有宝唱《翻梵言》、《出要律仪》两书的片断。
　　其余诸书均佚。
　　五、此外，尚有奉敕编纂的《续法轮论》《法集》一百四十卷，“并唱独断专虑，缵结成部。既上亲览，流通内外。”
　　六、天监十四年(515)，敕命安乐寺释僧绍撰写皇家佛经图书馆馆藏图书目录《华林佛殿众经目录》四卷。“未惬帝旨”，又敕命宝唱改编这部目录，天监十五年完成。但《三宝记》卷十五记为“十七年”，可能十五年奉敕，十七年完成。《三宝记》卷十五著录此书为《梁世众经目录》。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中(第250页)以为：
　　原名必为“大梁”，而非“梁世”。极确。《三宝记》备载此书四卷的目录，据以知其分类：“都二十件，凡一千四百三十三部，三千一百四十一卷。”
　　这是我国第一部国家(而非佛寺)佛教专业图书馆馆藏分类目录。其中新立类七类，乃是宝唱的创造。补说一句，“件”是当时习用语“件目”的略语，略与现代语“细目”义近。
　　这部目录完成后“雅惬时望，遂敕掌华林园宝云经藏。搜求遗逸，皆令具足。备选三本，以用供上”。(本传)宝唱是已知我国以僧人执掌国家佛教图书馆的第一位专家(馆长)。从他编目、访书和抄录复本的工作量考虑，他在馆工作时间不会少于四五年。估计从天监十五年(516)，至少得干到普通元年(520)。以后，他又参加了下面所说的工作，未必能专心致志于图书馆事业了。
　　七、参加敕命开善寺释智藏(458—522年)等“二十大德”编纂的《义林》八十卷的编纂。时间：《三宝记》云“普通年”，当在普通元年(520)至普通三年(522)之间。《内典录》误书为“大通年”。
　　以上七大项工作，大致都是宝唱在天监五年至普通三年(506—522年)之间参与或独立完成了的。当时他的年岁，约在40岁到五十六七岁之间。这段时间，也正值梁初政治安定、大兴佛法之时。时势给宝唱创造了良好条件，宝唱也尽了最大努力来利用这良好的条件。在这里补说一下，《续高僧传》把梁武帝兴佛的事迹，也就是相当于半部武帝本纪的传记，插入宝唱传中叙述，看来不伦不类，内中似有深意存焉。似乎是在点明：梁武帝的兴佛工作，特别是编译典藏业务，与宝唱密不可分。连武帝自己注经，可能也有宝唱的翊赞。他们之间的关系，在某些方面似与清乾隆帝与纪晓岚的关系相似。
　　宝唱出身白耕农，早年主要靠自学，后来转益多师，学习勤奋。在上述十七八年的工作中，他作了非常人所能完成的大量工作，成绩优异。这说明，他是个勤奋自励的人。他三十多岁就得过轻微中风，天监九年(510)约四十五岁左右时，这个病又犯了。接着又连发脚气(软脚病)。可以想象，在四十岁至五十六七岁的十六七年间，他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带病工作。他的性格一定非常坚毅，信仰异常坚定，方能如此。这也是中国许多学问湛深专事著作的高僧——如后来的玄奘等均如是——的共同性格。
　　估计在普通三年到四年之间，宝唱“以脚气连发，人东治疗。去后敕追，因此抵罪，谪配越州(按：这是朝廷的司法处置)。寻令依律，以法处断(按：这是僧正依僧律加国法判决)”。“僧正慧超任情乖旨，摈徒广州”。判决很严厉：“先忏京师大僧寺遍，方徙岭表，永弃荒裔!”
　　梁武帝周围的高级僧人是相当多的。慧超(阳平廉氏)是其中之一。据《续高僧传》卷六慧超的本传，他在梁初即为僧正，颇受宠幸，“天子给传诏羊车、局足、健步。”(本传)直到普通六年(525)，他的同门法云(比他辈分高)代他为止。慧超于普通七年(526)五月人寂。慧超是在临淄建安寺出家的，属鸠摩罗什法系慧次一支。后来游化江南。他善俳谐，工草隶，长于占卜星相。这都说明，他受北朝僧人传统影响较大，是一种特殊身份的高级清客。这与南朝道安人洛前传下来的一派佛学研究家，特别是僧佑系统的人，风格很不相同。梁武帝兼收并蓄，各有各的用处，估计僧人间潜在的派系斗争难免。附带说一下，梁代僧正主持的僧省设在华林园。华林园经藏似也在其主管范围之内。
　　宝唱因病擅离，以他与梁武帝的多年关系，为梁武帝卖的力气，受谪发配的处罚似乎太重。这就使人怀疑，是否他泄漏了什么宫廷秘事，如后来清代沈德潜泄漏为皇帝代笔作诗之类，因而受到如纪昀谪戌乌鲁木齐那样的惩罚。慧超落井下石，说明他们之间多年在帝座之侧结怨不小。或许，宝唱擅离的是华林园内的职位，那就更让慧超生气着急，因而主张严办。慧超叫宝唱在各大寺忏悔，等于在首都全体僧人前多次宣布自己的罪过。到了这时候，宝唱还在夜里赶自订的编写任务，真能坚持!幸而梁武帝后来发现，停止发遣。可是，圣眷必然大衰，宝唱只能转为太子萧纲(后来的简文帝)服务去了。宝唱获罪时间，应在普通四年至五年之间。他当时约五十七八岁。
　　此后，宝唱又参加了萧纲主持的佛教大类书《法宝联璧》的编纂工作。此书系萧纲在东宫时所纂。按，中大通三年(531)四月，昭明太子薨。五月，萧纲立为太子；七月，临轩策拜；以修缮东宫，四年(532)九月方人宫。据《广弘明集》卷四所载湘东王萧绎(后为梁元帝)的《(法宝联壁)序》，此书纂成于中大通六年(534)。编纂的时间，当在532—534年之间。萧绎的《序》，历记参与纂修者共三十八人的仕履、年岁，没有一个僧人。可见宝唱等是在幕后工作的无名英雄。附带说一下，《法宝联璧》，经录著录为二百卷。《序》称二百二十卷，大约是连二十卷目录计算在内。这个时期的佛教大类书，前面常附很长的细目，兼具索引功能。《众经要抄》有“并目录八十八卷，，(‘八十卷”两种记录，便是旁证。《梁书》和《南史》的梁简文帝本纪均载“《法宝联璧》三百卷”，“三”字恐系“二”字之误。
　　宝唱的生平，大约只能追溯到中大通四年至六年间为止。当时他年约六十五岁以上，六十八岁以下。此后，“不测其终”。
　　按宝唱在梁武帝朝僧人中的地位，当然不能与僧佑、僧曼、慧超、法云等前后等列，起码要低一个级别。可是，宝唱在编纂、著录、典藏内典方面的工作量，却可说是梁武帝朝第一。当然，僧佑的工作范围全面，影响巨大，非宝唱能比。若专论编纂之功，宝唱不但光耀一时，在中国佛经编译、类书等工具书编纂、目录学、图书馆典藏这些学术领域，自有其巨大贡献，功勋不可磨灭。惜乎过去表而出之者太少。再有，梁武帝于著名僧人接遇和饰终之典向来优厚，可是宝唱一蹶之后，竟然“不测其终”，本传中这句委婉的结束语使人怀疑：结局恐怕凶多吉少。
　　最后，似应指出两点：
　　(一)南朝重门第，自然会影响到统治者对不同出身的僧人的态度和使用。梁武帝推崇的“三大家”均出高门：僧曼是孙权之后；法云是周处七世孙；智藏出身吴郡顾氏，又是宋明帝的出家替身。此外，僧佑虽出身不高，但他在齐世早已成名，有多方面成就。兼又弟子众多，颇近于有教无类之通天教主，皇帝不能不买他的账。宝唱之能成为僧佑高弟，又在梁武帝手下只能当工具使用而不受尊崇，使人不能不感到：才秀人微。僧佑于天监十七年人寂，宝唱便无所依归。
　　(二)宝唱写《名僧传》，颇遭非议，被认为“颇多浮沉”，所以，书成后不过两三年，慧皎就作《高僧传》来唱对台戏。宝唱身为僧人，岂能不知师传法统派系之重要，得罪一位就得罪一大片。他为什么这样做，这本书与宝唱晚年挨整有何微妙联系，都值得探讨。
　　三、《经律异相》是一部独具特色的
　　现存最早的类书
　　《经律异相》是一部类书。这一节，我们就从类书研究的不同角度，探讨一些问题。
　　首先，看一看《经律异相》的结构及其内涵。《大藏圣教法宝标目》云：
　　凡六部：一天，二地，三佛，四诸释，五菩萨，六声闻、比丘、比丘尼、人、鬼、神、杂畜、
　　地狱。显然，王古这个分析极为疏略。第一，他不明白《经律异相》中“诸释”这个意译性词语，因杂录各书，在不同地方有不同涵义。“诸释”的一种涵义大致相当于“声闻”，即释迦牟尼住世时亲组的教团内的弟子；另一种涵义是释迦牟尼的本家，大致相当于“释种”。这两种涵义常融和在某个具体的人身上，如阿难；但不一定在每个人身上都重合。更重要的，它和人轮回与否的“十法界”中的各概念不属一类，从逻辑上说，无法并列。而从“十法界”角度看，王古分出的第六类中共八小类，也是老子与韩非合传，不伦不类。
　　现代研究者则常据书中细目分部并统计所收故事则数，非常细致。今举代表性的两种如下：
　　田光烈氏在《中国佛教》第四册之《经律异相》一书解题中，将“各类的分类内容”定为“总共二十二部，细分五十一项，共收七百八十二事”。田氏文中详列各“部”则数，请参看，不赘述。
　　陈士强氏在《(经律异相)大意》一文中，则分为：
　　全书以天、地、佛、菩萨、僧、国王、国王夫人、太子、国王女、长者、优婆塞、优婆夷、外
　　道仙人、梵志、婆罗门、居士、贾客、庶人、鬼神、畜生、地狱为序，分为三十九部。每部下
　　面又分子类和细项，层层剖分，最细的分类自“部”算起达四级(如天部、地部)。共收佛
　　教“四圣”(佛、菩萨、缘觉、声闻)、“六凡”(天、人、阿修罗、饿鬼、畜生、地狱)和“境”(境
　　界、处所)、“行”(修行)、“果”(修行所获的果报)方面的故事和物类(统称子目)七百六十
　　五则(笔者自计，以下各项统计数均同)。
　　由于所分的三十九部中，有些部的性质相近，相当于某一大部下的小部，故大而统
　　之，可依次归纳为十二大类，才艮据习惯，乃称十二部。陈氏文中亦详列各“部”则数，请参看，亦不赘引。
　　此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影印碛砂藏本，新编了目录，据而定全书载有故事传说669则。
　　按，魏晋南北朝是我国编纂类书的发轫期，所编大类书多依儒家的“天地人三才”宇宙本体观系列编排，这也成为后来中国编类书，特别是大型综合性类书的主要编排形式。《经律异相》的编排方式，也是按宇宙本体观来安排，不过它始于“天部”，终于“地狱部”，其编排次序与内容，是按佛教的宇宙本体观，将三千大干世界的事件、人物，以佛教教理所述为内涵，层层编排。周叔迦先生给《经律异相》写的提要，在这点上说得最为简明扼要：
　　是书乃总集经论所说十法界中一切依正二报，以及如来并诸弟子本生本事之文，分
　　为四十部：天地有三部，佛有四部，菩萨有四部，声闻有六部，人趣中国王、夫人、王子、王
　　女、长者、仙人、庶民等凡有十八部，鬼神有一部，畜生有三部，地狱有一部。各部复有子
　　目，凡有六百五十六目，而子目之中或复有科目焉。凡集经论二百七十种，间有佚经之
　　文，而震旦感应之缘不预焉。
　　这是对《经律异相》内容、分部、则数统计(解决了诸家计数不同之纠纷)等方面所作的最明晰精当的综述。
　　第二，从佛教类书的角度看，《经律异相》也有它独有的特点，上引周先生文中也作了概括。那就是：一、“集经论”，“震旦感应之缘不与焉”。它是专门纂集译出的佛经的，中国的材料一点也没有。在现存中国佛教类书中，《经律异相》是仅有的一部不收中国佛教材料的；在现存的中国类书中，《经律异相》也是仅有的一部不收中国材料的。这是此书的一大特点。二、它的编排，略依中国佛教徒当时所理解的佛家宇宙观，暗含着一些与佛家宇宙观不过分抵触的“天地人三才”编排思想。它的编排是：开头有分量不大的天部、地部，主干是大致相当于“人部”的“十法界”系统，基本取单线串联到底的形式。这种安排，使人从宏观的角度对佛家宇宙观系统一目了然，学术性很强。后来的《法苑珠林》、《释氏六帖》等佛教类书，兼收中国佛教资料，旁及儒、道材料，内容庞杂。这就迫使它们，一方面采取“十法界”这种从上界到下界的经线安排，以维持佛家宇宙观特点；另一方面，对中国材料如感应、征引，和其它既不属同相又非异相的器物、酒食，以及道教的神仙高士等，只能以纬线方式插入，另行立部。这种双线编织法，固然能包容更多的各类资料，学术性却较差。作为中国佛教类书的源头之一，《经律异相》可说是源自南亚次大陆的一条溪水，它是清澈见本源的。它的下游诸水，却都是融汇九流十派了。
　　中国类书史的规律之一是：同类型的书，隔一段时期便有规抚旧钞的新编出现。特别在写本时代，这样就常导致旧编的书佚失。佛教类书亦如此。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编纂类书的发轫期和头一个高潮；南北朝又是中国编纂佛教类书的发轫期和头一个高潮。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编纂的类书，成部的全都佚失。如成书时间与《经律异相》相近的《类苑》和《华林遍略》，早已不复存在。现存最早的完整类书，只有成于隋炀帝大业年间(605—618年)的《北堂书钞》了。比《经律异相》成书约晚一百年。南北朝时期编纂的佛教类书，如宝唱参与辑录的多种，亦均不复存在。《法苑珠林》比《经律异相》成书晚一百五十年。
　　《经律异相》是我国现存的成部的最早的类书和佛教类书。是我国现存的成部的南北朝时期的惟一类书。
　　为什么《经律异相》能巍然独存?我们的见解是：正如上述，它特殊，以后没有同类著作出现——这大约与中国佛教越来越汉化，越来越主体化有关。它编得好，有阅读、学习、使用价值——无论从佛教、佛学还是从其它方面说。而且，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会越来越发现，此书有其新的使用价值。
　　第三，研究中国图书史、类书史的著作，常把佛教和道教著作排除在外，这不公平，也没有好处。例如，讲丛书，只从南宋的《儒学警悟》等说起。实际上，南北朝已编佛藏，唐代已编道藏，非丛书而何?这一点，解放后已有人指出，如北大图书馆学系校友，已故的卢中岳就提出过，不过注意的人不多。至于讲类书，更是很少谈到佛教类书。有的讲类书的书，著录了佚失的《法宝联璧》，却是一叶障目，不见《经律异相》，不知何故。如果注意到佛教类书，现在的中国类书史将全部改写，内容将大为丰富。
　　类书在学术上的特殊作用，常被提到的，一是辑佚，二是校勘现存古籍。这两种工作的可用性和准确性，依赖于该类书本身篇幅是不是够大，抄录方式是否完善。若从这两方面来衡量《经律异相》，它是大大地不合格。首先说辑佚。田光烈氏统计，它保存佚书“约有一百四十种之多，但大半为别生抄经”。陈士强氏《{经律异相)大意》一文中则举出许多例证，兹引述如下：
　　《经律异相》引用的“经”一类的著作中，有许多是当时见行而后散落绝传的珍本或孤本。尽管书中摘录的仅是经本的片断，而不是全部，但这些片断对于推知全经大意，具有它书无法替代的史料价值。
　　在《经律异相》辑存的佚经中，属于“大乘经单译阙本”的，有《善信磨视论》(又名《善信摩足经》、《善行经》，有上下卷，见本书卷三十八和卷三，疑是姚秦鸠摩罗什译的《善信摩诃神咒经》)；
　　属于“小乘经单译阙本”的有《三乘名数经》(见卷一，疑是东晋道安所辑“凉土异经”中的《三乘经》)、《众生未然三界经》(见卷三，西晋法矩译)、《贫女为国王夫人经》(见卷二十三，西晋竺法护译)，《蓝达王经》(见卷二十七，吴国支谦译)、《请般特比丘经》(见卷二十八，刘宋求那跋陀罗译)、《阿质国王经》(见卷二十九，支谦译)、《问地狱经》(见卷四十九，疑是后汉康巨译的《问地狱事经》)；
　　属于“伪经”的，有《现佛胸万字经》(又称《胸有万字经》或《胸现万字经》，见卷五)；
　　此外还有一些未见任何佛经目录记载的佚经，如《折伏罗汉经》(见卷二)、《当来选
　　择诸恶世界经》(见卷十)、《跋陀罗比丘尼经》(见卷二十三)、《功德庄严王请佛供养出家
　　得道经》(见卷二十七)、《月明菩萨三昧经》(见卷三十一)、《摩那只舍身入地狱经》(见卷
　　四十五)、《野干两舌经》(见卷四十七)、《赤嘴鸟喻经》(见卷四十八)等。这中间有些或
　　许是异名的别生经。
　　田、陈二氏都明确指出，《经律异相》引据的书，多仅存片断。因此，仅据《经律异相》一书，吉光片羽，辑佚效果太差，只可借以“推知全经大意”而已。
　　再说校勘。《经律异相》辑录的最大问题是用摘录法，只要能存大意，便隔三跳五。因此，用它来校现存各经，除个别字句外，简直不行。在读《经律异相》时，还得使用现存诸经来补《经律异相》中阙文。
　　那么，《经律异相》还有什么新的使用价值呢?
　　从某种意义上说，《经律异相》可说是一部译经故事大系。它是大藏经中最大最集中的一部译经故事库。从比较文学的角度看，中国古代许多小说和戏曲的源头都可从《经律异相》中寻觅。当然，此书未收的，散在其它佛经中的也不少。可是要找比较文学史的灵感触机，此书却是最便当的。这就是它的一种新的使用价值。所谓“触机”，我们的意思是说，不仅仅停留在挖掘故事来源，那是简单的工作；看看中国人怎样改造，生发，洋为中用，化洋为土，就要多动点脑筋。再研究研究，有些翻译过来的东西，为什么在中国生不下根来，那个联系面可就更大了。
　　当然，《经律异相》引原书，多半是隔三跳五地摘抄。这一点就不如《中国新文学大系》之类汇编性总集之成篇不动式引录。《经律异相》更像是一部故事梗概大全。因此，在这部书中找到文料触机后，必须尽可能地检对所据原书，那样，才能全睹原故事的风采。
　　在这方面，笔者曾写过两篇文章：
　　一篇是《“一角仙人”与月明和尚》，载于《周一良先生八十生日庆祝论文集》。“一角仙人”的故事，在《经律异相》中题为《独角仙人情染世欲为淫女所骑》，载于卷三十九，系白《大智度论》卷十七中转录。《佛本生集经》卷十六《佛所行赞》卷一等书中，也载有这个故事+故事本身是佛教从古代神话中截取而来，印度伟大史诗《罗摩衍那》第一篇八、九、十等三章中讲的就是。可以把它看作是我国古代对这部大史诗的片断简单节译本。
　　另一篇《龙女报恩故事的来龙去脉》，载于《文学遗产》1992年第3期。按中国六朝末年出现龙女，拙稿中论证其渊源可追溯到南亚次大陆的神话传说。《经律异相》卷四十三所载《商人驱牛以赎龙女得金奉亲》(引自《摩诃僧只律》卷三十二)是其来龙，去脉中最有代表性的青出于蓝之作是《柳毅传》。后来如宋代的《朱蛇记》，清代《聊斋志异》中《西湖主》等渚篇，相承不绝。要是缺了这些，世界文学史上水生异类女神与人类恋爱的浪漫题材作品中，怕就没有中国人的份儿啦。
　　话又说回来，中国人对于外来事物，也是挑挑拣拣，洋为中用，取自己能要的。过于洋化不合国情的，就扎不下根来。
　　载于《经律异相》中的，可举原出于《菩萨从兜述天降神母胎说广普经》卷七和《譬喻经》卷下等处的“罗喉罗有女帝释强求出兵攻战”故事。《经律异相》卷四十六载之。它实际上是两个部族间为争一个美女而战的故事的高度神异化。在欧洲以至南亚次大陆的神话传说中，这种事常成为引起冲突的导火线，并成为延续到底的故事主线。希腊神话中，美女海伦被拐，引起特洛伊战争，成为荷马史诗的题材；罗摩之妻悉多遭劫持，引起与罗刹的长期战争，则成为印度《罗摩衍那》史诗的主干，等等。汉族务实，对女性往往从政治、社会伦理角度观察处置。为一个女人和外族打仗的事，简直是绝无仅有。送美女和亲，倒是世代相传。由于和汉族固有思想与行事相差太远，所以这种夺美类型故事就扎不下根来。再则，佛教本身利用它的价值也不大。所以，隋唐以下，这类故事逐渐湮没，要待“五四”以后再次翻译新潮掀起时，才被重新引进。可还没有汉化，只不过当西洋稀罕儿听罢了。
　　《经律异相》也能为中古汉语研究作贡献。有关这方面将另撰文专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