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僧会与江南佛教的传播

康僧会与江南佛教的传播
　　作者：杨容
　　[摘要]三国时期，江南佛教开始发展起来。当时在江南传教的人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东汉末年，从关中、洛阳南下避难的僧众，另一部分则是从南海由海道北上的僧人，康僧会就是其中之一。康僧会通过建立佛寺、译经、注经等一系列的传教活动，在江南传播独具特色的佛教“仁道”思想，是江南佛教传播史上颇具特色的人物，极大地促进了当时江南佛教的发展。
　　众所周知，西汉末年佛教思想已陆续传入我国。东汉桓帝、灵帝统治时期，佛教主要在北方传播，江南地区的佛教尚未发展。到三国时，佛教遂传到江南，并在江左建业（今江苏南京）一带传播开来。随着时间的流逝，佛教在江南吴地开花结果，“三国时佛教之重镇，北为洛阳，南为建业”[1]。如果我们考察江南佛教的发展历史，不难发现在其发展历程中，有一位高僧功不可没，那便是江南佛教的重要传播者——康僧会。康僧会通过建立佛寺、译经、注经等一系列的传教活动，在江南传播独具特色的佛教“仁道”思想，为江南地区的佛教传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三国时期江南佛教概况
　　三国时期，曹魏、刘蜀和孙吴政权三分天下。在三个政权各自统辖范围内，佛教的传播发展状况各异。刘蜀佛教的发展少有文字记载，其地佛教传播情况不详。曹魏所在之地开始有人从事翻译工作，如印度、西域僧人在洛阳从事译经传教活动，据载有昙柯迦罗、康僧铠等人。在曹魏时，中土僧人朱士行为了更好的理解佛教，更不远千里向西求法并且所获不少。吴主孙权222年在江南建立政权后，于公元229年迁都建业。吴国占据了长江中下游地区，南面的交州（古地名，今广东、广西大部，越南北部地区）也是其统治范围。据《出三藏记集》记载,先后在建业译经传教的外国僧人、居士有:安息人安世高、大月氏人支谦、天竺人维祇难和竺将炎、康居人康僧会等，其中对孙吴时江南佛教的发展影响最大的则是康僧会。
　　由于后汉末年的战乱，洛阳长安的居民大批南迁，其中有许多佛教僧侣也来到了江南。梁释慧皎《高僧传》载安世高于汉灵末因关洛动乱而振锡江南，抵广州而复会稽，似乎可以认为江南佛教由此开始。但《高僧传》所记安世高江南行迹掺杂了许多神话传说，称“或由传者纰缪，致成乖角”，所以安士高是否在汉末的时候到过江南还有待考证。
　　又据《高僧传》载，在康僧会来江南之前，有一位月氏人支谦（又名支越，字恭明）在江南译经。支谦是避难江南者之一。《高僧传》曰：“先有优婆塞支谦，字恭明，一名越，本月氏人，来游汉境。……谦以大教虽行，而经多梵文，未尽翻译，己妙善方言，乃收集众本，译为汉语。”[2]支谦翻译了《维摩》、《泥洹》、《法句》等佛经，为以后江南佛教的长足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支谦并未剃度出家，是一名在家居士，其活动多局限于内廷与社会上层，并不重视民间弘教，东吴普通百姓对佛教少有耳闻，所以他个人所从事的佛教事业对江南佛教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影响不大。
　　三国时期的南海交通渐次发达起来，佛教从海路经由林邑（今越南）、扶南（今柬埔寨）传到广州、交州。当时由海路来到建业的僧人大有人在，如天竺人维祇难和竺将炎、康居人康僧会等。维祇难于黄武三年（224年）携《昙钵偈经》（即《法句经》）的胡本到达武昌，并与竺将炎合作译出该经，对小乘佛教的传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除此之外，从南北上到达建业的僧人中，康僧会的传教活动对江南佛教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康僧会（公元？-280年），祖上为康居国（西域古国，约在今巴尔喀什湖与咸海之间）人，世居天竺，因其父经商而迁居交趾（今越南）。康僧会十余岁时，父母双亡，以至性奉孝，服完孝后旋即出家。康僧会精通梵文，而且还深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聪颖好学，颇有辩才和文采。他出家后，“励行甚峻，为人弘雅，有胆量，笃至好学。明解三藏，博览六经，天文图纬，多所综涉，辩于枢机，颇属文翰”[3]。康僧会曾跟从南阳韩林、颍川皮业、会稽陈慧学道。当时，“孙权已制江左，而佛教未行”，虽有支谦等人的译经活动，但“（佛教）风化为全”，康僧会有感于此，便前往建业，弘传佛法。康僧会把在吴地以传教弘法为己任，其传法活动，对江南佛教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康僧会在江南译经传法40余年，吴天纪四年（280年）九月，亦即晋太康元年，因病去世，世寿不详。
　　二、建初寺——江南建寺之始
　　东吴赤乌一〇年（公元247年）康僧会由海道从交趾北上建业，开始了其一生的传教活动，是有史记载的第一位自南而北传播佛教的僧侣。《高僧传》卷一《魏吴建业建初寺康僧会传》谓“时江左佛教初传，风化未全”，康僧会北上，“欲使道振江左，兴立图寺”。康僧会初到建业时，“营立茅茨，设像行道”。我们可以推知当时江南佛教尚未兴盛，初到僧人的待遇实在不能与佛教重镇洛阳的僧人相提并论，只能于闹市的一角，搭建茅屋以供放佛像，并在街上随机说法。“时吴国以初见沙门，覩形未及其道，疑为矫异”。从当时吴国人的反映，便知其时佛教于其地其人还是一件新鲜事，一种未为熟悉的新事物。
　　康僧会所着奇异服饰与其“矫异”行止不仅引起了路人的注意，更引起了官方的关注，有人上奏曰“有胡人入境，自称沙门，容服非恒，事应检查。”吴主孙权便召见康僧会，问其所传之法有何灵验之处。康僧会为了证实佛法的神通灵验之处，使孙权服膺佛教支持其传法活动，便烧香礼请佛祖显灵。经三七之期二十一天日日夜夜的虔诚祈求，佛舍利终于自天而降，大显神威。佛舍利五光十色，眩人眼目，坚实无比，无物可摧。东吴孙权不由赞叹不已，早已心服口服了，当即允诺建寺供佛舍利。因所建之寺为江南建寺之始，故名建初寺，其所在地取名为佛陀里。据梁启超考证，“在建业设建初寺，是为佛教输入江南之始”[4]。
　　传记中的建寺经过多少有些怪诞离奇的成分，但是康僧会令东吴君臣礼佛奉佛而略施小计、妙用法术惑人眼目也未为不可。佛教作为一种异域宗教，传入中土时必然会受到许多的阻力，采用神异的手段使当时的执权者服膺佛教是一种常用的手法，符合佛教初期传教僧人依仗神通术立足的特征。我们不能不赞叹康僧会的胆识和智慧，以及他对弘传佛教矢志不渝的志向。康僧会之后，有东晋梵僧帛尸密黎，永嘉之乱过江者入住建初寺。建初寺的建立开风气之先，为江南佛教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建初寺为初来江南沙门提供了稳定的生活起居之地，并未他们进行佛事活动提供了方便。
　　三、康僧会的译经事业
　　康僧会也是早期的译经家，翻译的佛经很多。有关康僧会在东吴的译经活动主要记载在《高僧传》中：“会（康僧会）于建初寺译出众经，所谓《阿难念弥》、《镜面王》、《察微王》、《梵皇经》等，又出《小品》及《六度集》、《杂譬喻》等，并妙得经体，文义允正。又传泥洹呗声，清糜哀亮，一代模式。又注《安般守意》、《法镜》、《道树》等三经，并制经序，辞趣雅便，义旨微密，并见于世。”[5]从此段记载来看，康僧会不但译经，而且注经并为经典写序。
　　据载，康僧会翻译的佛教经典有《阿难念弥经》、《镜面王经》、《察微王经》、《梵皇经》、《小品》及《六度集经》、《杂譬喻经》等，共计七部20卷。康僧会与支谦成长的环境有相似之处，祖上虽系西域人士，但生于中土，深受汉文化的熏陶，都是深通汉言的胡僧。康僧会如经传所说，所译经典“妙得经体，文义允正”，崇尚文雅，重视文辞藻饰，经常使用中华的名言警句和理论。康僧会的译经一反汉时崇尚直译之风，重视意译，质文并重，可视为中国佛典翻译的一大进步。翻译风格的变化，究其原因，与其自身的文化修养密不可分。《高僧传》又载其“传泥洹呗声，清糜哀亮，一代模式”，说明了康僧会译经还给江南的诗歌文学引进了新的血液。
　　除了从事译经活动外，康僧会在佛典方面的重要贡献还在于其为经典做注和撰写经序。其有三部注经，即：《安般守意经》、《法镜经》、《道树经》。这为江南佛教的进一步传播埋下了种子。在佛教传华初期，译经者大多只通晓梵语、胡语或者是汉语中的一种，即使兼善两种语言，也是非常粗浅的，这为“转胡为汉”，“改梵为秦”带来了很多的困难，所以佛教传入初期汉译佛经多有“胡音”，大大地影响了汉地信教群众对佛经本旨的理解。康僧会生于中国，深悉华文，在对佛经的理解方面更胜一筹。于是对佛经进行注释，以便其更好的流通。其所注经典有《安般守意经》、《法镜经》、《道树经》等。康僧会对佛经作注，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当时的汉土僧人，开始用中国固有的语言和思维习惯去融合佛经的思想，将西域的宗教思想为自己所用。这种注经活动也为佛教在普通民众之间传播起到了很好的桥梁作用。
　　四、佛教“仁道”思想在江南的传播
　　康僧会“明练三藏，博览六典，”熟读佛教经典，深谙儒家典籍，汤用彤在其著作《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说：“僧会译经中，现存有《六度集经》，文辞典雅，颇援引中国理论”[6]。康僧会所传佛教提倡“儒典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训也”。康僧会利用佛教“仁道”思想劝诫君王，吸引大众。这种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翻译的《六度集经》中，《六度集经》辑录各种佛经和佛经段落九十一种，按照“六度”（即：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的次序编排共八卷。
　　康僧会利用佛教“仁道”思想劝诫国主行“仁政”。在和孙皓辩护时曾经采用中国传统的儒家经典和天人感应论解释佛教教义，如“会（康僧会）曰：周孔所言，略示近迹。至于释教，则备极幽微。故行恶则有地狱长哭，修善则有天宫之乐”，将“儒典之格言”和“佛教之明训”等同起来，把佛教的幽远当作周孔名教的补充，希望当权者以孝慈仁德训世育物。[7]康僧会所译经典中大小乘思想均有之。他十分敬仰传授小乘禅法的安世高，曾向世高的弟子陈慧等人学习小乘禅法，并为早期流行于世的小乘经典《安般守意经》作序。而康僧会学习小乘禅法的目的是为了“止、观、还、净”，使人们的世俗情欲思恋得到净化，以便求得个人“正心”的修养。他“正心”修养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以佛明法，正心治国”，这与孟子的思想有许多不合而谋之处。作为儒家的代表人物，孟子主张行“仁政”，对人民怀有极深的悲悯和同情心，希望统治者用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康僧会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形成了他独特的佛教思想，他竭力用佛教以“无贪”和“施惠”为核心的“仁道”思想劝谏在位的君主施行“仁政”，给人民一个安居乐业的生活。他在《六度集经?戒度无极章》中宣扬：“则天行仁，无残民命；无苟贪，困黎庶；尊老若亲，爱民若子；慎修佛成，守道以死。”这主要提倡一种天子爱民如子，想人民所想，急人民所及的执政理念。此外，康僧会还要求当权者将佛教的五戒十善在全民中推行并恪守，即用五教治政，十善治国。
　　康僧会为推行“仁道”，将儒家的核心内容融合在佛教义理中，虽然有违佛教的正统思想，但却使佛教在初传时期容易为统治者和广大的民众所接受，特别在江南东吴时期狂敛暴征的环境下，在一定程度上给与软弱无力的劳动者一丝微妙的希望。读者通过佛书的阅读，会通儒佛，为佛教在江南的发展传播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康僧会自小就聪明好学，妙善梵语、华语，具有通达三藏、博览六典的功底。不但个人学识修养深厚，而且有宏图大志一心弘法，为其传教活动创造了条件。在佛法还未普及的三国江南地区，康僧会利用自身出色的能力和个人魅力，使东吴国主为其兴建寺庙，提供奉养，并使吴主服膺佛教，这让佛教在江南的发展有了一个好的开端。其后，他精进奋发，不辞辛苦的翻译佛经，注释佛典，为江南佛教的进一步发展有了文本依据。通过建立寺庙和翻译、注释佛经，康僧会为江南佛教的发展奠定了必要的硬件设施。而更重要的是，康僧会通过自己对佛经的理解并依附儒家的经典内容推行“仁道”佛教，使得佛教的基本教义在江南深得人心，进而使佛教在江南的发展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之势。晋时，人们为为康僧会作了一幅画挂在建初寺内，至梁时还保存完好，晋孙绰为之赞曰：“会公萧瑟，实惟令质。心无近累，情有余逸。历此幽夜，振彼尤黜。超然远诣，卓矣高出”[8]。这一切都证实了康僧会于建业的传教活动在江南佛教的形成和发展中，居有重要地位。
　　[参考文献]：
　　[1] 汤用彤.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M].载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汤用彤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92
　　[2][梁]释慧皎，汤用彤校注.《高僧传》[Z].北京：中华书局.1992，15
　　[3] [梁]释慧皎，汤用彤校注.《高僧传》[Z].北京：中华书局.1992，15
　　[4] 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3
　　[5] [梁]释慧皎，汤用彤校注.《高僧传》[Z].北京：中华书局.1992，18
　　[6] 汤用彤.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M].载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汤用彤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102
　　[7] 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一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180
　　[8] [梁]释慧皎，汤用彤校注.《高僧传》[Z].北京：中华书局.1992，18
　　作者简介：杨　容（1984-），女，重庆市长寿人，西南大学宗教研究所2006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