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罪与出罪

　　举罪与出罪

　　仁 俊
　　僧团的特质——清净，建立僧团是以清净（严持戒行）为因而又以清净（悟证法性）为果，在清净的贯彻中，佛法的深理正事始能从僧团 中显发出来。清净是维系而滋养三寳慧命的因素，三寳的存亡全看僧伽 能否保持清净而为断，佛与法本是清净的，僧，就有染净之别了，舍染趣净是凡夫僧的唯一天职。究竟清净的现证，务必实行两个法门：举罪与出罪。
　　举罪：卽是某比丘或某些比丘犯了戒，少数或多数比丘在大众「集 会」时检举他，经过大众详审而公正的评断（精通三藏的清净上座握有 适度的裁判权，确定了他所犯的戒的类性结了罪后，随时敌他忏悔并加 以洽罚。犯了罪就会被举，就要受到呵斥，大众纔会勤加警策、对治， 许多恶念、恶业便于无形中禁遏掉。凡夫僧绝不能不犯罪，犯了罪就举 ，举了就认罪、忏悔，则罪业的习势就会消灭而获得清净。譬如衣服上 有了污点，随时洗了就不会霉烂；举罪也一样，见到罪就举，举了就改 ，身心纔不会腐化。凡夫僧不以无罪为贵，有了罪敢举、肯改，这纔算 贵。如法的举罪、认罪、忏罪时常举行，这样的僧团就会清净、整齐而 兴盛。少数僧伽或多数僧伽都犯了罪，一味底掩饰、推诿或根本不承认 ，这样的僧团就必然会混浊、杂乱而衰败。敢不敢举罪是勇怯之分，肯 不肯认罪是智愚之分，耻怯而尚勇，厌愚而欣智，请先从勇于举罪与肯 于认罪而开始。律制特别着重这种精神的发扬与激励。
　　律，是治僧的准绳；僧，是应该践律的人。律，是断罪的前方便； 僧，是应该特重断罪的人。但是律的本身只是一些机械条文，它没有执 行的力量；能有力量执行这些条文的惟有僧伽。因此从客观边看，佛法 特重律治；从人为边看，就特重僧治了。这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最完善 的律治是最完善的僧治基础，僧治在律治的依据下，情执与意气纔会转 为客观与平允。在律治与僧治的双重运用下，人人是能治者，人人是所 治者，僧团中做到人人是能治，人人是所治的地步，其自治力就非常强 大、充实，真规制纔树得起来。世尊曾说「我不摄（统治）僧」，亦未 曾将「僧」指定某一个人「摄」，这，见出世尊无领袖欲，也不欲使弟 子们有领袖欲。僧团中一有了领袖（学湛德纯的上座做住持，不是领袖 而是标榜），就会划成能治与所洽的阶级， 一切权力被能治者独揽着 ，他就会妄作祸福，任意赏罚，在颠倒、混滥中犯了天大的罪，谁也不 敢举他，这怎能清净?世尊最了解这，所以他不用颔袖制度，而以治权 交给大众，在正法与净律的体持中，大众善于相化也勤于相举，在这种 亦和亦严的相处中，安乐与谨肃纔会调得恰好。「责善」是人类的特点 ，人类精神、知见、行为的上进，这是一最大的启导力。愈肯向上的比 丘责善的观念愈强，僧团的兴衰与责善此丘的有无成了正比例，大众都 肯在责善中相见、相提，纔不会在矫情搪塞中相误、相堕。举罪，是责 善的最好表示。僧团中无视或仇视举罪者，罪恶就会愈积愈多，这是个 天大的问题。怕因果，重清议，这问题纔会减轻哩，
　　僧伽举僧伽的罪，不限年龄大小，凡是受过（具足）戒没有犯戒都 可以举，戒腊深的固然该举戒腊浅的罪，戒腊浅的也该举戒腊深的罪。 见到对方犯了戒不举，也算是犯戒，在恶势力威胁得太凶的情况下例外 。但举罪绝不能随便地举，一定要在适时适地的「集会」中，还要自己 具有举罪资格（律中说有五种）这纔能举；「犯重比丘」、「授学此丘 」就没有这资格了。举罪，不知道举罪的方法及应守的道德，这样就会 惹许多麻烦。见罪不举固然不对，但一味底「讦直」，也非常讨厌，这 一点我们务要谨防。
　　隋唐前的中国佛教，「法」与「律」并未分开，学法与学律并重， 律成为学法者的生活轨仪，「共相谏诲」是僧团的通例。迨入隋唐，「 教」与「禅」特别发达，戒律也成了专宗之学，教者以解慧为主而旁涉 于律，禅者则以悟心为主而不重律了（这风气中唐后纔开始）。这样， 就取范与倾向上说，学教与学禅的就被「法师」与「禅师」的精神、风 格所吸住、所笼罩，他们践律与否就不大注意了。就训诚与治罚上说， 法师与禅师多少带点自我性格（少数例）’在爱与恶的现行中，对弟子 们就难免有过严过松的措施，于是，公是公非就难说了。在情感崇敬与 主观用事中，共相谏诲只成了个名相，到现在简直遗忘了!「父子相隐 」的观念是促成这加速崩溃的副因。依佛法说，师弟（及同辈）不贵相 隐而贵相举，相隐罪恶是另一更大，或更多罪恶的繁殖力，在罪恶的繁 殖中只有造成更深的晅落与痛苦，举罪，是严防罪恶，限止堕落与痛苦 的绝妙法门。警力，是僧团保持清净的要着，相举是相警的实践，水远 相举就会永远相警，在永远相警中纔会相逼而练成精神的自动防恶力。 求真是僧伽的共旨，罪是障真的主因，相举而认真对治了它，「如实道 」的体见始能无遮。凡夫总有自昧性的，自己的心眼尚不能洞察自己现 生中所有的一切过非，何况无始来由戒论所熏成的粗细业习的现行?这 样，罪业的彻底认识与消灭，师友们的相互料正与点示就显得异常重要 ，大众的眼睛是监察网，大众的口舌是警告组；重视而敬惧大众的眼睛 与口舌，纔不会由消极随缘而滑入积极恣意的罪薮。「强」与「健」是 菩萨的胜行，「直」与「争」是声闻的特征，在直心与净心的相照、相 关、相举、相警的无怖无怨的生活下，清净的习性与气氛纔会练成，纔 会充塞。墉波难陀比丘最爱闹调皮，他的哥哥畜了个沙弥，有一天他带 着他出外乞食，放逸习气熬急了，他于是乎对这沙弥说：「你是我哥哥 的沙弥，我是你的师叔，我出外放了逸，你别要对大众说啊，」这沙弥 冲口而答：「不成，就是我的祖翁犯了罪我也要说的！」这是声闻僧特 重于「直」的例证。被世尊称誉为诸此丘「乳母」的目犍连，他人定观 察事实，有的时候前后有点不符，大众认为他打了妄语，一起在世尊前 举他，经过世尊解释为「知入不知出」，大众也就不追问了。这种情形 有过好多次哩！从这两则故实看，声闻佛教是自由检举与严格警勉并重 的。相处必须笃践上下老小的道德，相举必须切遵毋袒毋诬的义务，在 这一不重情亦不轻情的实际作法中，清、严、和、勤的特殊精神与标格 　　始能高扬与光显。千百年来的中国佛教，家族气味与伦常观念太浓厚， 尤其到了现在，俗情的相尚、相沿代替而抹煞了整个律制，共相谏诲成 了一句最恼人的话。松弛浪漫得近乎「逸居」状态，使人感到佛法的存 在真是侥幸！突破而救洽这一腐恶情势，惟有仰仗二一僧团中的善知识 从沉痛、彻警中力倡相互举罪。
　　罪，不但凡夫滑有，圣者僧也偶尔有，不过极微细罢了。大迦叶、 阿那律曾被世尊结过「突吉罗」罪，戒律之前人人平等，声闻佛教最重 视这。在惑障阶段中的凡夫僧，不经惫地就会犯罪的，只要不太「离经 」，不管在家与出家者只应善勉而不可深责。由凡夫一转而为凡夫僧， 能当下超凡入圣的毕竟太少，要他全不犯罪，或见到犯罪就深恶痛绝， 这种过分要求与苛刻，反而是造成伪善与掩饰罪恶的基因。从正常心理 来看这种态度所引起的弊病，真是绝要不得，律制固重禁止犯罪，但对 犯罪此丘却采取宽紧相济的态度，尽管犯了许多戒，只要没有犯重戒， 肯得受举而悔除，僧伽绝不能疏远而驱槟他。举例说：「六羣比丘」在 僧团中算是够捣鬼的了，犯尽了不大不小的戒，一被大众举了，经过世 尊的呵斥、结罪，受了治罚以后，照常称为清净此丘。探求世尊制律的 本意，毋宁说是悲重于严，他尽量为大众的生活开（合理的）方便，为 大众的慧命留余地，甚至犯了根本戒，只要绝无「覆心」，肯得接受治 罚，仍可保留「授学比丘」的资格，但地位与权利大为降低。如从渐奋 中精进修学，得了道果，这些依然可以恢复。度比丘（等）并非简单事 ，必须从无限波折中广施善巧，考验根性，只要他有解脱的可能性，总 得尽量地体谅而含容，举得太苛与治得太紧，便往往易起退心而错过得 度因缘。直与悲配合得恰到好处而举罪，大众纔能真地去恶生善。
　　出罪（广律中的「出罪」与此稍异，是比丘犯了罪自动向大众「发 露」，请求大众接受忏悔而加以治罚。比丘犯戒有显有隐，在显处犯了 戒，大众都可以检举；在隐处犯了戒，全靠自动「发露」。这，较之举 罪是要难得多了，因为大众看到我犯了戒，人证（包括僧俗、物证俱在 ，狡赖不了，只有低头认罪、忏悔。隐处犯戒，大都是个人的身心放逸 （也包括与他人放逸），大众不易发觉，所犯的戒可能从「僧残」（也许犯重、「二不定乃至「突吉罗」。显中犯戒有时是「误犯」，隐中 犯戒大都是「故犯」，故犯者最怕出罪，这是僧团最难以实际清净的主 因；比丘等最易堕入三途者亦在此。尊严——我慢与私欲——我爱是妨 害出罪的二大魔怨，严斥而痛恶着这二者，我们纔有勇气出罪。
　　举罪与出罪是一种规制，也是一种风气，当这风气普徧流行时，举 罪与出罪者非常多，举罪者存着悲心举，被举者非但不恼火，而且生起 感恩报德的心；出罪者带着惭心出，大众非但不责备他，而且生起恭敬 鼓励的心；在这种风气下比丘们养成了个个敢举罪，个个敢出罪的公正 诚实的精神。三乘圣者都从这种精神中贯彻实践而来。不举行这规制， 不提倡这风气，僧团绝不会严净。现在中国僧伽要想从内在廓清而进入 外在鲜洁的境域中，惟有从这二者着实做起。但是，这种做法开头非常 难，要面子的长老不肯带头做，怕人笑的青年僧不敢抢先做，这样，大 众就都陷在相犯、相欺而又相轻的状态中，怎谈得到清净呢?有心的大 德们，对于这应该痛心，应该以身作则，这纔是最真切、最感动人的身 教，学人的直心与净心全靠着这启导而增长。世尊尚且命舍利弗举他的 罪，这么谦虚、客观，现在大德们应该会体认到的呀！
　　大德们多出一次罪，大众就少犯一次罪；大众多举一次罪，大德们 就多一次警觉，许多大祸大恶都是从怕出罪、怕举罪中酿成的，要消弭 大祸大恶，惟有勤出罪、多举罪。这两个自清清人的根本问题，我们不 积极地倡导而奉行，大祸大恶不久就快要临头了，警觉吧，
　　四十九年七月十八日写于警危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