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文会佛学思想特征初探

杨文会佛学思想特征初探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 刘成有
　　作为晚清时期中国居士佛学的典型代表，安徽人杨文会(1837—1911)的佛学思想具有明显的个性特征与时代特色。没有杨文会，后来中国居士佛学的复兴也就无从谈起；而没有清末民初居士佛学的兴起，中国近现代佛教的振兴历史也可能呈现出另外一种情态。至于杨文会个人的贡献，黄忏华曾经说：“嘉庆以后，佛教凌夷不振，既而迭遭兵事，寺院经典同罹劫火，仅而如线之佛教荡然无存。未几，石埭大师杨文会出，远绍紫柏之大业，刊行单行本藏经，弘布佛教于海内，又广求失佚之古本于海外，于是隋唐诸宗大德之章疏复归于中国，百年之绝学焕然中兴，中国之佛教自是进入一新时期。”这种评论，基本上是比较公允的。之所以称为“基本”，是因为这种评论没有着重探讨杨文会的佛学思想，给人的感觉似乎是杨文会的贡献仅仅局限在一些佛教活动上。但事实上并不尽然，在散见于杨文会的各种注疏、评论与通信中，其佛学思想还是比较丰富的，其中有着一根红线“一以贯之”，那就是以净土信仰为中心，以华严宗的圆融精神和唯识宗的理性精神作为两翼，借以回应西方人文精神与理性精神对中国的冲击，这是杨文会对于中国传统佛教“脱胎换骨”式的彻底改造，从而直接促成了中国传统佛教的现代转换。正是由于杨文会的这一努力，中国传统佛教具有近代意义的“复兴”才有了比较坚实的基础。因此，近代“中国佛教复兴之父”，是对杨文会佛教贡献的贴切表述。就其特色而言，我们认为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相对完整的佛学思想体系
　　中国传统思想家的著述方式，具有与西方思想家截然不同的表达系统。由于先秦时期的条件限制，流传下来的基本是竹简式的语录体文本；而汉代“定于一尊”的霸权话语，又开启了后代对经典的膜拜，从而养成了注疏经书的传统，所以古代思想家们一般不采取甲乙丙丁式的罗列叙述，而是往往把他们的思想贯穿在经典注疏以及诗文、书信中。因此，中国古代思想家们的思想，大多都是有感而发，具有较为明确的针对性和较为强烈的现实性。这种状况一直到清末民初，一批留学西方国家的知识分子回国以后，才有了较为明显的改观。作为一个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思想家，杨文会在表达自己思想的时候，所采取的也主要是传统的表达方式。
　　正是由于杨文会表达自己思想的这一特点，许多学者习惯于把他看成是一个佛教活动家，而对于他的思想，多以“驳杂不纯”论之。台湾的蓝吉富教授认为：“如果用比较严格的尺度来衡量，杨氏的佛学与世学都不算太好。……杨氏的佛学也并不精深。……有一点是必须特别声明的，即这里所说的‘杨氏佛学不精深’，只是指他未能像历代大师之成一家之言，并不是说他对佛教全无见解。”令人遗憾的是，蓝吉富先生的着力点在于说明杨文会与现代中国佛教的关系，而对于杨文会“佛教见解”的系统性，并没有进行深层次的挖掘。在我们看来，研究杨文会的佛学思想，要像研究孔子等历史上的思想家一样，必须透过他们看似零散的诗文、书信、注疏，总结概括出他“一以贯之”的东西。
　　对于杨文会佛学思想“驳杂不纯”背后“一以贯之”的红线，我们认为有这样的两点。首先，杨文会在考察分析儒、释、道、耶等各种思想体系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佛教至上的信仰框架，并认为唯有佛教才可以解救中国的苦难、才可以使人类摆脱困境。杨文会以佛释儒、以佛释道的做法，论者多已述及，此不多赘。至于他对基督教的看法，杨文会在讨论日本净土真宗的时候，曾经明确地提出过净土真宗与基督教的共同之处：“尝闻贵宗说法，专提他力，信心普被群机，摄受无遗。与今时传天主耶稣之教者，外同而内异也。”从这样的观念出发，我们再结合杨文会对日本净土真宗的批评，就不难明白他对基督教的态度。其次，在浩如烟海的佛教经典以及各种宗派中，杨文会着力校刻流通的主要是净土宗、华严宗和唯识宗的典籍，这本身就反映出他对佛经的取舍标准以及他自身的思想归向。对此，梁启超曾经指出，杨文会“深通法相、华严二宗，而以净土教人者”。可惜的是，梁启超的这一点睛之笔并没有得到他本人的系统阐述。根据我们的考察，杨文会的佛学思想，明显呈现出以净土信仰为底边、以华严圆融合唯识因明为两腰的三角形稳定形态。我们认为，正是杨文会佛学思想的这一特色，才确立了他在近代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崇高地位。
　　二、兴教与救世的密切结合
　　当然，杨文会对于佛教的信仰，并不完全是为了宗教的目的，他之所以致力于振兴佛教的事业，最现实、最直接的原因还在于救世的沉重责任。正如八指头陀敬安法师的一句诗所说：“法运都随国运移，一般同受外魔欺。”中华民族的衰败是中国佛教遭受欺凌的直接原因，因此，振兴佛教就成为佛教界同仁的共同责任，佛教界也自觉地把振兴佛教同中华民族的振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时代的思潮如此，杨文会的佛教事业自然也不能例外。
　　对于杨文会致力于佛教振兴的原因，他本人曾经说过：“泰西各国振兴之法，约有两端：一日通商，一曰传教。通商以损益有无，传教以联合声气。我国推行商业者，渐有其人；而流传宗教者，独付缺如。”有之，自当从杨文会开始。正是抱定了这样的信念，杨文会才会把一生的精力用在佛教振兴上。为了佛教的振兴，杨文会谢绝曾国藩、李鸿章等政界要人的邀约，远离仕途；为了佛教的振兴，杨文会舍弃家财，把家产捐给金陵刻经处永作公产。杨文会的这些做法，仅仅用宗教热情来解释是不够的，其背后，实际上还蕴含着深厚的民族忧患意识。借用古人的话说，那就是“作《易》者，其有忧患乎?”
　　由于晚清的衰败景象以及出使英法的实际考察经验，使得杨文会同当时许多先进人士一样，看到了整治世道人心对于民族振兴的重要性。所以，在杨文会那里，救心与救世是统一的。他对于中国、乃至世界之近世弊病，明确认为“不如以佛法导之，令其不造恶因，免受苦果，渐渐增进，以至成佛，则久远大梦，豁然顿醒”。就改变当时中国佛教的衰败状况而言，杨文会认为：“唯有开设释氏学堂，始有转机”。因为办学堂可以“兼习新法”，“如是，则佛教渐兴，新学日盛，世出世法，相辅而行”。这样，不仅可以丰富国家的物质财富，实现中华民族在物质方面的振兴，更可以促成中华民族精神的升华。
　　因此在杨文会看来，如果“地球各国皆以宗教维持世道人心，使人人深信善恶果报毫发不爽，则改恶迁善之心，自然从本性发现，人人感化，便成太平之世矣”。“太平之世”的到来，才是杨文会真正关心的焦点所在。他说：“世间治乱，莫能预知，然自冷眼人观之，则有可以逆料者。且就目前世界论之，支那之衰坏极矣。有志之士，热肠百转，痛其江河日下，不能振兴。然揣度形势，不出百年，必与欧美诸国并驾齐驱。”追求“与欧美诸国并驾齐驱”，正是杨文会致力于佛教振兴的重要支点。同时，也正由于杨文会具有这样的思想基础，才使得具有维新思想的谭嗣同、章太炎等纷纷皈依门下，从而间接地对维新运动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经过一个世纪的艰苦奋斗，回想起杨文会百年前“与欧美诸国并驾齐驱”的预言，我们不能不感慨前贤的民族情感和聪明睿智!
　　当然，杨文会也明确的说过，“今时盛谈维新，或问佛学研究会维新乎?曰：非也。然则守旧乎?曰：非也。既不维新，又不守旧，从何道也?曰：志在复古耳。”他的事业，—明显是打着“托古改制”的旗号进行的。但“托古改制”，是中国历史上许多有志之士常用的手法。杨文会的“复古”，也包含着对传统佛教末流的否定，所追求的，实际上是他理想中的佛教，“返本”是形式，“开新”才是目的。
　　三、对时代思潮的自觉回应
　　由于杨文会所处的特殊时代以及自身的特殊阅历，使得他的理论思维具有时代的内容，特别关注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主题。也就是说，作为时代大师级的人物，杨文会的理论建树必须要满足时代发展的需要。只有这样，他的理论思维才会具有现实的生命力。面对当时西方列强强加给中国人民的深重苦难，具有强烈忧患意识的士阶层的一员，义愤填膺、挺身而出，无疑是自然的选择；但面对西方强大的军事、富足的商品以及明显优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近代文明，仅有义愤填膺是远远不够的。如何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使之适应近代工商业文明，就成为先进知识分子关注的焦点所在。我们认为，杨文会的佛教振兴理念，正是围绕着这一‘时代主题展开的。
　　通常人们都说杨文会只是一个佛教活动家，实际上，杨文会的佛学思想是比较丰富的，也明显地呈现出时代的特征。他对于净土宗的论述，既表明了他对佛教基本理念的归心，也呈现出不同于传统信仰的时代内容，富有一定的时代精神，比如对“自力”、“他力”并用的强调，就体现出一定的圆融精神以及对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强调，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满足维新志士们倡导革命道德的需要。同时，他对华严宗的推崇以及对佛教各宗的平等态度，没有独尊一宗的宗派观念，这无疑也是对近代西方自由、民主与平等意识的自觉反映，体现出一定的现代意识。至于在他论述净土信仰时反复强调“唯心所现’’的唯识宗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唯识宗和因明学中所包含的近代西方式的科学理性基因的认可，并直接开启了近代中国对唯识学的研究风潮。总之，杨文会“深通法相唯识而以净土教人”的佛学思想，具有相对完整的理论形态，体现着杨文会对西方科学理性精神和人文主义精神的积极回应。正是由于杨文会的不懈努力，才促成了中国佛教在近代的成功转向。从这样的角度，我们对于Welch称赞杨文会为中国“近代佛教复兴之父”的含义，将会有更加深刻地理解。
　　在杨文会开办的培育佛门僧才的教育机构“祗洹精舍”中，二十岁的太虚大师“亦其中之一也”，与欧阳渐、梅光羲同学。因受时代思潮的激发，主张革除佛教积弊，以弘教护国，进而兴国救世。所以跟随杨文会学习后三年(1912)，他在追悼寄禅和尚的大会上，主张教理、教制、教产三大革命，撰文鼓吹佛教复兴运动，建立新僧团制度，从而正式拉开了中国佛教现代化的尝试，建设人间佛教的指导思想逐渐定型。就此而言，太虚大师的佛教理念，应该说是杨文会佛教理念的进一步发展。在纪念太虚大师圆寂六十周年之际，回顾近代佛教“复兴之父”杨文会的佛教建树，将有助于我们对于中国近现代佛教整体特征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