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展现内学院一系的佛学成就——评刘成有《近现代居士佛学研究》

全面展现内学院一系的佛学成就——评刘成有《近现代居士佛学研究》
　　韩 焕 忠
　　中国近现代的佛教，即鸦片战争以来的佛教，在欧风美雨的飘摇中，在激烈的社会动荡和变革中，一改明清以来数百年的衰颓，呈现出某种程度的复兴趋势。这种发展趋势不但在多位高僧的出世弘法上有所体现，而且更集中地反映在居士佛学的蔚然兴起上。因　　此，对居士佛学的研究就成为近现代佛教研究的热门话题，而在近现代众多的居士佛学家和居士佛学团体中，杨文会、欧阳渐等金陵内学院一系的成就和影响尤其受到研究者们的关注，于此涌现了不少的学术成果。刘成有博士《近现代居士佛学研究》就是在综合和吸收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全面展现内学院一系佛学成就的一部力作。
　　1．在宏大的背景中理解近现代居士佛学。
　　佛教自两汉之际输人中土，历经汉魏两晋南北朝将近600年左右的消化、吸收，佛教义理在汉语语境中得以重构，出现了天台、华严、禅、净等几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派，形成了灿烂辉煌的义学高峰。经五代两宋，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间实现了近乎完美的融合。一方面佛学义理受到主流文化的精英，即士大夫们的喜爱，在传统文化结构中取得了与儒道鼎足而立的地位；另一方面佛教作为一种信仰也在下层社会传播开来，对风俗民情发生着显著的影响，在中华大地上获得了草根性。但元明以降，随着佛教义学高峰的渐行渐远、儒家思想的重新兴起，佛教逐渐从学术思想领域里淡出，以至最终成为经忏佛事、超生度死的“鬼教”、“神教”、“死教”(太虚语)，出家事佛也就蜕变为少数贫弱之人谋取衣食的一条生路，佛教的社会形象欠佳，以僧侣为人天导师则更近于笑谈。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外国列强的坚船利炮又叩开了天朝上国的大门。他们在扰乱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同时，也扰乱了中国人的思想世界。中国历史上这一“两千年未有之变局”，对于本来已处于弱势、衰败至极、举步维艰的佛教来讲，无疑于雪上加霜。这不仅表现在基督教以及日本佛教的大肆输入使中国佛教的宗教资源大量流失，更表现在佛教作为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在谋求富国强兵的活动中被视为无用且有害的赘疣。披着基督教外衣的太平天国运动焚经毁像、拆庙戮僧，已使苟延残喘的江南佛教受到致命打击；清末民初的庙产兴学风潮，进一步将佛教推向了存亡续绝的生死关头；而解放前的历次革命与解放后的各种“左倾”运动，也无不将佛教列入打击对象的行列，使这种以出世解脱为宗旨的宗教饱尝尘世的忧患。但佛教毕竟是一种拥有几千年历史的宗教，具有非常丰富的思想底蕴和深厚的文化积淀。外来的打击虽然沉重，却没有使佛教就此消亡，而是激起了那些真心信仰佛教的人士护教、兴教的决心和意志，由此促进了中国佛教在近代社会转型中的自觉调适，形成近现代佛学复兴的契机。
　　刘成有博士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理解近现代居士佛学的兴起，对于准确把握近现代居士佛学的发生发展、存在形态、主要内容及其基本特征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以内学院一系为例具有典型意义。
　　对于什么是居士佛学，刘成有博士有自己的界定。他将“居士佛教”与“居士佛学”两个概念进行了辨析，认为：“居士佛教一般是指在家信众于世俗生活中所从事的信仰活动，以佛教理论的信仰和佛事活动为主；而居士佛学则是在家信众偏重于对佛教义理和佛教发展历史的理性研究。”(49页)这种辨析指明了居士佛学“以理性研究为主”的基本特征。
　　佛教在中国的繁荣，不仅得力于历代的高僧大德，也获益于为数众多的佛教居士。高僧以出家人的身分住持佛法，弘扬大教，居士做为善男信女为佛教的存续提供了群众基础、物质支持、文化氛围。高僧弘扬佛法，必须注意“契理契机”，即依据受众的心理特征、个性差异等条件宣扬佛理；居士接受佛教，也往往从自己的喜好出发而有所选择。高僧与居士之间的这种互动关系，共同作用于佛教在中国的弘传，形成了中国佛教的具体面貌。此外，还有一些文化素养比较高的居士，如汉末之牟子、晋之宗炳、雷次宗，唐之李通玄、梁肃，宋之张商英、苏轼，明之袁宏道，清之彭际清等，他们深通佛理，长于著述，由此形成中国佛教史上源远流长的居士佛学传统，这些人的佛教活动及其相关著作，在义理精粹上或不能比肩各宗的祖师，但以其学士、名流、通儒、巨宦的身分，对中国佛教的发展自有着特殊的影响，且至为深远、广大。
　　而居士佛学对于中国佛教发展之重要意义，尤见于近现代。概近代以来，中国佛教衰败至极，而又遭时艰虞，命途多舛，僧界虽有敬安、太虚、虚云、谛闲、印光、圆瑛等诸宿奋起，欲挽狂澜于既倒，无奈教内沉疴久积，二三才俊难扶大厦之将倾。于是自南至北，有诸多的居士起而弘法，如杨文会、欧阳渐、吕澂、韩清净、周叔迦、赵朴初、蒋维乔、黄忏华、黄念祖等，他们流通佛经，著书立说，创刊办报，组建研究机构，培育佛学人才，开展宣讲和研究活动，以白衣而住持佛法，续佛慧命，希望通过他们自己的努力，使佛教获得新的生命力。在众多的居士及其团体中，以杨文会、欧阳渐、吕澂等内学院一系为翘楚。刘成有博士通过全面展现他们的佛学成就而研究近现代居士佛学，抓住了典型，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概观全局的独特视角。
　　3．抓住各阶段的主要特点进行论述。
　　刘成有博士认为，杨文会、欧阳渐、吕澂虽有师弟相继、薪火相传的一面，但由于他们各生活于晚清、民国、新中国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深受时势的影响，因而他们“不仅代表着中国近现代居士佛学发展的三个阶段，更体现着居士佛学的三种精神。……杨文会的佛学思想具有‘兴教’与‘救世’的意识形态功能，欧阳渐对佛法的抉择与圆融具有个体生命的解脱与提升等个人身心安顿的意蕴，吕澂对佛教真理的探索则偏重于把佛教学术化和佛学学科化处理的学术关怀并在这种关怀中提升人类智慧的倾向。”(8页)应该说，这是刘成有博士在深人体会他们著作的基础上对三人佛学特点所作的精当而独到的概括。
　　对于刘成有博士的这种精当而独到的概括，我们千万不要作机械的理解，不可认为兴教救世唯在文会、安顿身心独许竞无而对佛学的学科化处理只有吕澂。如果我们将这种论断理解为是刘成有博士对他们师弟间佛学大相径庭之差异的概括的话，不仅误会了刘成有博士的深心，而且就不好理解他们之间师门对于弟子的欣赏以至将自己视为生命依托的刻经处、内学院递相付托，也无法理解他们之间弟子对于师门的尊崇皈依、生死相从乃至感念没齿了。我们毋宁认为，兴教救世、安顿身心、学科化处理是内学院一系居士佛学促成佛法观念的近代调适中所共有的特征，只不过夤缘际会时势之风云，在某一个历史阶段某一种特征特别突出罢了。对佛学的学科化处理固然极成于吕澂，但杨文会佛学中体现的“对西方科学理性精神和人文主义精神的积极回应”(107页)实已启其端绪，而杨文会在佛教寻到了安身立命之地，此亦不待言，只不过与其后继者相比，他的兴教救世之热肠更为突出罢了。而欧阳渐关于“佛法非宗教非哲学而为今时所必须”的著名论断自然也有兴教救世的意味，吕澂对中印佛教史的考辨，特别是他对佛教批判精神的失落所作的解释，既可以视为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佛教存在价值的辩护，亦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看作他的生命贞认。
　　以杨文会、欧阳渐、吕澂分别代表的近现代居士佛学之所以呈现出阶段性的特点，与近现代思想文化的发展变化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杨文会生当满清末造，以儒学为主、佛道为辅的传统文化结构虽然受到巨大的冲击，但仍然维持着摇摇不坠的局面，当他备感身世家国之忧患时，佛教便当然是寻觅出路的非常重要的诉求资源，兴教，化导人心，消除盛行社会的贪欲与弥漫人间的戾气，从而实现国泰民安，在那时的许多具有佛教信仰的人看来都是社会的必然出路。欧阳渐主要生活于民国时期，以儒学为主、佛道为辅的传统文化结构已被社会变革的暴风骤雨冲破、撕裂，整个思想界都在为引进西方的思想和文化而努力，传统思想即便不必自惭形秽，但也必须为自身的价值进行论证，欧阳渐正是要通过强调佛学安心立命的价值而为佛教的存在与发展确立坚实的基础。吕澂的代表性成就是在解放后作出的，那时佛教的地位更加边缘化，但佛教作为一种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悠久历史传统的宗教，本身具有学科化的条件，而当时全国的知识分子都经受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的洗礼，佛教必须在马克思主义严格的社会文化批判面前实现有效的辩解，学科化几乎是佛教所能选择的最好的存在方式。欧阳渐、吕澂等莫不以完成先师未竟之事业为职志，然不能不与先师之思想学问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概时势使然，他们也不得不然。
　　此上诸义，实已寓于刘成有博士的行文之中，或可以从刘成有博士行文中自然的推导而出，余以为这正是此书鞭辟人里的地方，可以帮助读者认清近现代居士佛学与当时思想文化及历史形势之间的关系。
　　4．书中有许多堪称真知灼见的观点。
　　刘成有博士通过细密分疏杨文会、欧阳渐、吕澂三位大师的著述，提出了许多堪称真知灼见的观点。例如，对于杨文会的佛学成就，一般认为主要限于刊刻经典，开启风气，至于理论水平，则无多高的评价，而梁启超独谓杨文会“深通法相、华严两宗”，但此论颇显孤起，于学界少有应者，或者以为此不过任公论学之“虚誉”之语而已。刘成有博士通过对杨文会的书信、评论、文序等著作的疏理，得出一个可以使人信得过的结论，“其佛学思想还是比较丰富的，其中有着一根红线‘一以贯之’，那就是以净土信仰为中心，以华严宗的圆融精神和唯识宗的理性精神作为两翼，借以回应西方人文精神与理性精神对中国的冲击，这是杨文会对于中国传统佛学‘脱胎换骨’式的彻底改造，从而直接促成了中国传统佛教的现代转换。”(102页)此种评论，或不及梁启超之推重，然较之一般之论，已属较深一步的理解，而其对杨文会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重大作用的估价，则又是梁启超所不能道者。
　　又如，刘成有博士在详细分疏欧阳渐著述的基础上，指出“欧阳渐对于法相宗名相的重视，对于因明学的强调，以及对于身心安顿的特别关注，在某种程度上都体现出时代思潮对他的影响，也反映着他对时代思潮的积极回应。正是在这种双向作用中，欧阳渐意识到了传统佛教救世功能的局限性，并自觉地将佛教的功能转向个人的安身立命。”(182页)意谓欧阳渐的佛学思想也是时代的产物，具有时代的特征。刘成有博士将之概括为四点，即“重建民族主体信仰的忧患意识”(183页)、“返本开新的时代自觉”(185页)、“身心安顿的终极关怀”(189页)、“去伪存真的理性诉求”(190页)。考之于欧阳渐的著作，应该说刘成有博士的这些论断都是非常准确的。
　　再如，吕澂的佛学论著在教、学两界都具有极其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但有关吕澂的研究目前尚少有开展，刘成有博士设立“新中国时期吕澂对佛教哲理的探索”专章，对于丰富这方面的话语积累意义是非常大的。刘成有博士透过吕澂那清醒冷静的文风，看到了深隐于文中而为宗教家特有的终极关怀的意味，这就跳出了仅仅视吕澂为佛教学者的窠臼，全方位展现了一代佛学大师作为宗教家的淑世情怀。刘成有博士指出，“吕澂对于印度佛学、特别是唯识宗的强调，实际上蕴含着对印度源头佛教的肯定。”“吕澂区分中印佛学实质差异的目的，具有批判社会现实的目的。”(300页)依笔者浅见，这里所谓的“批判社会现实”，并不是对新中国的社会现实进行批判，而是在新中国重视批判旧社会的具体语境中，申明佛教具有社会批判功能，从而为佛教的存在价值进行论证，为佛教在新时代的发展寻求方向。
　　其他如刘成有博士对近现代居士佛学困境的思索，指出他们面临着“中国佛学和印度佛学取舍的困境”(303页)、“佛教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内在冲突”(305页)、“理性与信仰之间的张力”等，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意义。当然，任何的摘记都会使那些富有真知灼见的论述因脱离具体语境而显得单调，就像将美丽的花朵摘离花丛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其生命力一样。通读刘成有博士的这本书，还会发现他在梳理原典方面具有深厚的功力和精湛的艺术，这也是本书之所以成功的学养保证。
　　与时下学风相比，刘成有博士的这本书颇具学术的凝重和厚实之感。笔者认为，此书成功的关键在于作者对近现代思想发展大势的准确把握，更在于作者对杨文会、欧阳渐、吕澂等人作品的细致而缜密的分疏与解释，其中深含着作者甘于寂寞的学术精神、求真务实的学术品格，这些都是非常值得赞扬和学习的。
　　(《近现代居士佛学研究》，20万字，刘成有著，巴蜀书社，1992年9月出版)
　　(本文作者韩焕忠系苏州大学哲学系教师，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