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陈永革《佛教弘化的现代转型》

评陈永革《佛教弘化的现代转型》
　　陈 雷
　　近些年来，包括民国佛教在内的中国近现代佛教的历史发展，成为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焦点。一大批富有见地的相关成果问世，使这一领域的研究不再寂寞。这些研究成果，或全景式地展示近现代以来整个中国的佛教发展，如《中国佛教近代史》(释东初，1984　　年)、《中国近代佛教史稿》(郭朋等人，1989年)、《中国近代佛教思想的诤辩与发展》(江灿腾，1998)、《二十世纪中国佛教》(陈兵、邓子美，2000年)、《近代中国佛教的复兴与日本佛教界的交往录》(肖平，2003年)等；或侧重于某一时期、某一区域的佛教发展的介绍，如《台湾佛教百年史之研究》(江灿腾，1996)、《杭州近代佛教史》(冷晓，1995年)、《浙江佛教史》(陈荣富，2001年)等。陈永革新著《佛教弘化的现代转型：民国浙江佛教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以下简称《转型》)当属后者。
　　作为断代的、区域性的佛教研究成果，《转型》一书值得称道的地方很多。
　　首先，研究的视角较为独特：着眼于细微处，以小见大。
　　佛教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它是由诸多因素构成的综合体，其中包括教理、教义、教徒组织、清规戒律、仪轨制度和情感体验等等。佛教的变迁或曰转型，大体上不外乎上述这些佛教的构成要素的变迁或曰转型。我们发现，《转型》一书在论及民国浙江佛教的转型时，避开了广角式的泛泛而谈，其视线相当集中，关注的焦点始终为民国浙江佛教弘化(弘法教化)的现代转型，围绕此焦点再论及其他。这一点从体系的编排上可以一目了然。当然，有鉴于民国时期浙江佛门龙象辈出，RY．是当时中国佛教弘化活动相当活跃的一大典型地区，因此，从这种转型中又可折射出民国浙江佛教乃至中国佛教的复兴气象，故又可谓是以小见大。诚如《转型》一书所述：“既然是‘佛教的复兴’，终究归于佛教僧人为主体的全体佛教徒共同推动的结果。故本研究专注于民国时期以浙江佛教僧人为导向的佛法修学及其弘化活动的全面阐述……”(P21)
　　其次，对民国浙江佛教的弘化转型的归因分析，较为全面、深刻，并且又具有厚重的历史感。
　　《转型》一书认为，民国浙江佛教的弘化转型是民国时期中国社会转型的当然反映。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由传统封建帝制国家转变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进程中，从社会构成来说，明显地表现为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行政控制大为加强，其中自然包括对佛教的行政控制的加强。在传统型的小农社会结构中，中国佛教曾经长期占有相对独立的社会地位，是时，佛教开始逐渐被纳归于社会化“行政管理”的范围，并且越来越多地受制于社会性的行政规范。自晚清张之洞首先提议“庙产兴学”以来，以行政手段整治佛教事件的层出不穷正是这种行政制约的具体表征。至民国初期，地方政府对佛教寺院征收“经忏捐”、出售“戒牒”甚至直接参与佛教传统名山的“香会”经营活动等，更是出于现实的经济目的。这一切对于习惯于放任自为的传统佛教来说，无疑构成了严峻的现实挑战，使之不得不着眼于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变化而调整其弘法取向，这是民国浙江佛教弘化转型的现实契机。再者，民国伊始着眼于“革除旧俗、改良社会”，迅速使中国从传统国家走向现代国家的世俗性的经世思潮，对于包括佛教在内的任何具有追寻“神圣意义”信仰祈向的宗教类型来说，无疑具有显而易见的冲击作用。当是时，许多传统佛事活动被误解为“迷信陋俗”，成为不合现代文明之时宜者，属于革除之列。这种现实情形，促使包括浙江佛教在内的中国佛教重新审视智慧解脱的弘法教化传统，并重新调整自身的弘法范式以适应现实社会的需要，这些构成了民国浙江佛教弘化转型的直接外缘。
　　《转型》一书还认为，促成民国浙江佛教弘化的现代转型，还有出自佛教弘化的内在需求方面的原因。
　　这种内在需求主要表现为佛教要证明自身存在的正当性。《转型》一书分析道：佛教的正当性证明既是认识性的或者规范性的，同时更应是意义性的或者说是价值性的。所谓认识性的或者规范性的证明，就是对“佛教是什么”的本原性认识；而所谓意义性的或者说是价值性的证明，则必须说明“皈依佛教对于皈依者的生活意味着什么”的主体实践问题。传统佛教以“出世”成佛为修行旨趣和不二法门，但现代国家却把佛教归人社会化、制度化的行政管理序列，因此，如何让传统形态下的出世佛法与面向现实人生的即世佛行相结合，就必然成为佛教弘化的一大时代课题。
　　再次，在对比中透析民国浙江佛教的弘化特点，进而推及弘化转型的向度，层层递进，逻辑性强。《转型》一书在对比的架构下，对民国浙江佛教的弘化特点作了概略的说明，认为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民国浙江佛教以丛林佛教、寺僧佛教或僧团佛教占主导地位的佛教格局，决定着民国浙江佛教的弘化主要表现为僧人弘化为主体。这一点不同于上海、南京等地的佛教弘化。上海以相对健全的佛教组织、慈善机构及佛教文化为内容的都市型佛教，表现为以社会名流密切参与其中的佛教教化；作为京城的南京则体现出以居士佛教为主体而倡导专宗研究的学术弘化。其二，民国的浙江佛教，名僧辈出，特别是天台宗匠和丛林禅匠更为首屈一指，且丛林代表僧人还表现出多元的志行取向和弘法取向。其三，民国的浙江佛教，还表现出积极展开海外弘法或求法的开放性取向。其四，民国的浙江佛教，与香港、台湾的佛教弘化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
　　上述说明是概括民国浙江佛教弘化的转型向度的逻辑前提。在上述基础上，《转型》一书认为，民国浙江佛教弘化的转型向度有二：其一为“宗教化”向度；其二为“社会化”向度。试图通过传统佛教的“制度化”或“组织化”建设(主要表现为开展佛教组织建设、推广佛教教育及加强佛事活动管理等)，从而对“迷信化”、“天神化”为导向的民间佛教俗信活动加强佛教正法的融摄作用，这种取向可称之为民国浙江佛教弘化的“宗教化”向度；试图通过改变传统佛教的自闭性，积极主动地介人民众的社会人心生活，因此构成了与“宗教化”向度密切相关的“社会化”向度。前者主要表现为对传统佛教的继承，表现为固本；后者则表现为对传统佛教的变革，表现为开新。在《转型》一书看来，民国浙江佛教的弘化过程中，将对传统佛教的继承与变革、固本与开新较好地统一了起来。
　　最后，在体系的安排和人物的拣择上，《转型》一书也显现出了自己的特色。围绕着民国时期浙江佛教弘化转型这一主题，《转型》一书依次论述了民国时期浙江佛教组织建构、僧教育展开、徒众修学活动、显密交涉、居士佛教及其广泛的社会效应，这种由宏观到微观，由显到密，由出家僧众到在家居士的结构安排，颇具工夫。如前所述，民国时期浙江佛门龙象辈出，如何借助于他们展示当时弘化活动的现代转型，人物取舍自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看到《转型》一书在这方面做的比较合理，禅、教各派的代表性人物依其突出的作为，获得了相应的地位和规定性：有重视僧伽制度之改革者，如太虚法师等；有注重佛教敦伦教化的社会功能者，如印光法师等；有兼顾丛林修学与大众教化者，如谛闲法师及其门下、圆瑛法师、慧明法师等；有力倡律净兼修者，如弘一法师等；有弘学东密者，如持松、显萌法师等；有以佛教教育显著者，如范古农居士等；有以“知性化”佛学见称者，如马一　　浮居士……上述体系安排和人物拣择，客观上有助于较好地综合展示民国浙江佛教弘化基于“政教并进”与“政教分立”这一弘法格局的时势判断，在“宗教化”与“社会化”的结构张力中所展开的现代转型。
　　总之，《转型》一书对于关注中国近现代佛教的历史发展、特别是浙江地区佛教的历史发展的教内、教外人士来说，是一本耐读的书，值得一读。
　　(《佛教弘化的现代转型》，30万字，陈永革著，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10月出版)
　　(本文作者陈雷系浙江工程学院法政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