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契丹藏有关的一件石刻——读辽咸雍四年刊《新赎大藏经建立香幢记》

与契丹藏有关的一件石刻——读辽咸雍四年刊《新赎大藏经建立香幢记》
　　杨卫东
　　前不久，河北省涿州市文保所征集到一件辽代刻石，其题记文字为研究当时燕京地区的地方历史、寺院经济，提供了第一手资料，特别是其中关于辽代大藏经（即《契丹藏》）的一些信息，更是弥足珍贵。
　　一、 刻石的概况
　　从形制和内容上看，此石属纪事类经幢，刊立于辽道宗咸雍四年（1068年）。出土时经幢的天盖与基座俱失，仅存幢身。幢身汉白玉石质，高67厘米，直径宽31.5厘米；八棱形，其中大面宽15.5厘米，小面宽10厘米。幢身八面刻文，均为正书、竖刻。首面额题“奉为圣文神武全功大略聪仁睿孝天佑皇帝特建香幢”22字，正书，竖刻，字径约5厘米。第二面至第七面为题记、题名与免税田亩的数量及界至，计29行，每行20至30字不等，字径1厘米左右。第八面为经文，首题“烧香真言曰”5字，真言（经文）3行，38字，字径2厘米。题记文字为：
　　“大辽国涿州范阳县歧沟关天王院大众等，各舍净财，赎杂宝大藏经，圆满周毕，欲集英鉴，具列如后：首座晓能　晓伦　晓寂　讲经律弘幽　晓进　晓俊　诵经晓赟□□晓临　弘净　道□　法俊　讲经律论方□前监寺观尚座讲论□□　法□　□□讲论弘宾弘纪　弘晟　道□　□□□□讲经论道□　弘□　□□讲经弘关　讲经迫祥　院主道信　□□道□道□讲经弘远　弘源　弘清　□□□□寺讲经论沙门晓□书　□□□刘司□□　　咸雍二年十月日大通田免税至四年六月七日新赎大藏经建立香幢记（以下为免税田亩方位、坐落及数量的具体明细，近600字，字多漫漶，略去不录——笔者注）”。
　　这件佛教石刻的撰文与书丹出于释子之手，从文章和书法的角度看，不仅记文粗略，而且笔力稚拙，且书写不循行款，实无佳处。然而，可喜的是，幢记中关于涿州范阳县歧沟关天王院僧众，在辽咸雍四年六月舍财“新赎大藏经”“圆满周毕”，与当时政府以免征田税的办法筹资刊印大藏经的政策，为我们今天了解距今九百多年前著名的《契丹藏》是如何刊印、流布的，提供了一些新的史料。在这个意义上说，这件《新赎大藏经幢》（为叙述方便，暂定此名——笔者），是继现存于北京西山大觉寺的咸雍四年《阳台山清水院创造藏经记碑》之后，第二件与《契丹藏》有关的辽代刻石，而且其文献意义，并不逊于前者。
　　为了深入了解这件石经幢的价值，有必要对于《契丹藏》及其研究情况，先做一点简要的叙述。
　　二、关于《契丹藏》
　　《契丹藏》是一部卷帙浩繁的佛教文化典籍，它的刊印与流布，是辽代中晚期社会文化与宗教活动中的一件大事。据上文提到的《阳台山清水院创造藏经记碑》碑文记载，《契丹藏》凡579帙，如果以每帙为10卷计算，共有5719卷。其实“契丹藏”是后世对辽刻佛教典籍的称谓，以别于历史上其它朝代的藏经之刻，而在辽代，则统称之为“大藏经”。
　　所谓大藏经者，即佛学经典的总集，也叫做一切经。有关学者研究认为，藏经之刻，首创于北宋太祖开宝年间（968～976年），后世称之曰《开宝藏》，可惜这部藏经已佚，目前所存残帙不足10卷，今天已难考出其具体的经目①。继《开宝藏》之后，便是辽代所辑刻的《契丹藏》了。
　　关于契丹大藏经雕印的具体时间，诸多研究者曾一度众说纷纭。叶恭绰《历代藏经考略》以为“约为辽兴宗（1031～1055年）迄辽道宗时（1055～1101年）”。罗炤先生认为“契丹藏雕印年代始自辽兴宗重熙年间，终于辽道宗咸雍四年（1068年）”②。据辽南京（今北京）著名僧人觉苑所述，兴宗命远近搜集的佛经，都付雕印，并要人详勘，觉苑因此参与校勘。重熙二十二年（1053年），辽兴中府建灵岩寺，曾购得藏经一部收藏，以广流通（耶律劭：《灵岩寺碑铭》），大抵当时契丹藏已经初步印行。道宗时，则继续收罗，校勘入藏，即《阳台山清水院创造藏经记》石碑所载：咸雍四年（1068年），“今优波赛南阳邓公从贵……又五十万及募同志助办印大藏经凡五百七十九帙，创内外藏而龛措之”③可为印证。此外，罗炤先生认为：“契丹藏前后有“统和本”与“重熙——咸雍本”两个版本：“统和本”共五百零五帙，编校主持人诠明，目录为《开元释教录》及诠明所撰《续开元释教录》三卷；“重熙——咸雍本”共五百七十九帙，编校主持人可能即是觉苑，目录是其太保大师（可能即觉苑）所撰的《契丹藏》入藏录。”④据罗炤先生之考证，则清水院之“大藏经凡五百七十九帙”实为《契丹藏》的重熙——咸雍本。另据《阳台山清水院创造藏经记》“燕京右街检校太保大卿师赐紫沙门觉苑，玉河县南安窠村邓从贵合家承办永为供养”的款识⑤，可确证“重熙——咸雍本”大藏经确为觉苑编校和主持雕印，而最后完成的时间，应该是辽道宗咸雍年间，这一点，新发现的《新赎大藏经建立香幢记》，亦可做辅证。
　　《契丹藏》失传已久，其“面貌”如何，历代研究者多有猜测而未敢定论。所幸1974年在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内，发现了《契丹藏》的少数残卷，为深入了解这部古代佛教文化典籍提供了实物资料，从而明确知道了其编辑及雕版印刷的地点在燕京（今北京）的寺院内（如弘法寺），董其事者，皆为当时的一些高僧大德。
　　三、“新赎大藏经幢”刊立的社会背景
　　经幢是佛教刻石中的一种，因其形似幢而得名。幢是佛教用品，原来是一种由丝帛制成的伞盖形状的装饰品，顶端装如意宝珠，下端装有长木杆，树立于佛像前；后来人们用石块模拟其形建造，是为石经幢。考古发现证明，石经幢的建造始于唐代初年，一般作八楞柱状，亦有六楞、四楞或用多种石块雕饰而成。柱顶有盖（俗称“天盖”）为檐，单檐、重檐、多檐不等，多雕垂幔、璎珞图案为饰。柱身刻经文或佛像，经文多汉、梵文相间，佛像则或浮雕、或线刻。经幢内容丰富，形制不一，往往先刻经文，后有题记和题名，文字多镌于幢身；造型或简或繁，有置多层“天盖”和须弥座者，雕饰亦渐趋繁复。经幢名称繁多，有称“八楞碑”、“石柱碑”、“八佛头”的，也有称“法幢”、“妙幢”、“宝幢”、“花幢”、“顶幢”、“香幢”的。如涿州文保所征集的这件经幢，额题中便自称“香幢”。
　　经幢以刻写佛教经文为主，原来的目的是用于留存和传播佛法，后来则主要用于祈福祛灾，也偶有用来纪事的（仅限于佛教活动），如这件《新赎大藏经幢》，可称为纪事幢。目前发现的辽代经幢，大都刻写《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也有刻写《金刚般若经》、《多心经》、《华严经》、《智矩如来破地狱真言》、《七惧藏佛母心大尊那真言》，而且大多梵、汉间书，也有全用梵文的。信奉佛教的人相信：刻写了经文的经幢，其影子映照在身上，其微尘沾染于身上，即所谓“尘沾影覆”，就能使人消除罪业，免入地狱；而建造经幢，更是功德无量。
　　《新赎大藏经幢》所刻经文仅38字，均为汉文，而且名为《烧香真言》，这在目前所知的辽代经幢中，十分罕见。烧香，是一种佛教仪式，为五种供养及六种供养之一。世谛的解释为拂邪气、请神灵；第一义谛的解释为能使所修之功德，遍及于一切处。按幢记中所记的涿州范阳县歧沟关天王院僧众们“各舍净财”赎大藏经的行为，自应是无量之功德，而弘扬这种功德使之遍布于一切处，便是其刻写《烧香真言》经而不用其它经文的原故了。
　　经幢是一种佛教石刻，也是古代的一种建筑小品。有辽一代，这种石刻十分流行，分布也很广泛。涿州在辽代隶属南京析津府，下领范阳、固安、新城、归义四县，其佛教文化活动的范围，应划入燕京（今北京）文化圈内。今北京地区的辽代经幢石刻，大多数发现于伽蓝旧地或市坊遗址，多为僧人或善男信女所建。其形制、规格各异：精美者奇巧胜出，简略者粗拙质朴；大者逾丈高，小者仅数尺。幢身以刻经为主，多数附有偈语颂赞，有的附有题记和序文，文后则大都刻写施助者的名姓与刊立年款。此《新赎大藏经幢》从仅存的幢身看，无疑是一通规格较小、形制简单的纪事幢。
　　此幢的幢身首面，竖刻“奉为圣文神武全功大略聪仁神睿孝天佑皇帝特建香幢”22字，明确表示建幢纪事是为祝延国祚和为皇上祈福的主旨——因为刊印和赎买藏经一事，乃是当时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倡导的。“圣文神武全功大略聪仁神睿孝天佑皇帝”是辽道宗耶律洪基的尊号。《辽史·道宗纪二》载：“咸雍元年春正月辛酉朔，文武百僚加上尊号曰圣文神武全功大略聪仁神睿孝天佑皇帝”。对照史籍，幢记中道宗的尊号为“广智”2字，又“聪仁”在《辽史》中作“总仁”。这些，都可以相互对照，以订史之误。
　　在道宗一朝的幢类刻石中，这类额题“奉为天佑皇帝……”的经幢，比较多见。如上文提到的大觉寺《阳台山清水院创造藏经记》、昌平龙泉寺《舍利塔记》及现存涿州市华阳公园内的歧沟村经幢，均题有“奉为天佑皇帝”的字样。
　　上述这种现象的出现，是有很深的社会原因的。因为在辽圣宗至辽道宗时期（983～1101年），是辽南京（今北京）地区佛教活动最兴盛的时期。在我们佛教史上，由于帝王扶持倡导而法事大兴者，虽不乏其例，但尤以辽代为甚。如辽圣宗耶律隆绪，用时人的语言来说，就是一位“垂衣而御宇宙，握镜以统黔黎”的人皇令主兼觉皇佛主的皇帝。据文献记载，圣宗统和六年（988年），耶律隆绪曾临幸燕京延寿寺和延洪寺礼佛；统和十二年（994年）十二月，以景宗像成，又幸延寿寺并饭僧；统和十五年（997年），再次临幸延寿寺。圣宗之子兴宗耶律宗真也是一位佞佛的皇帝，有记载重熙十一年（1042年）十二月，以宣献皇后忌日，兴宗与皇太后素服饭僧于燕京悯忠寺、延寿寺、三学寺。而道宗皇帝耶律洪基，不仅与其列祖一样崇信佛教，而且钻研教理，对佛学有较高的造诣。相关文献记载，道宗通晓梵文，深究佛理，据传他尤善佛教华严宗之教理，对佛教其它宗派的学说亦通二三。因而辽道宗在位的45年间，对隋唐时期形成的佛教各宗派均加弘扬，各佛教宗派于辽国流行之盛，超过了同时代的中原地区。当时有一位叫法悟的和尚，曾著文盛赞辽道宗佛学修养之深：陛下传刹利之华宗，嗣轮王之宝系；每除庶政，止味玄风。升御座以谈微，光流异端；穷圆宗而制赞，神告休征。在这各溢美之辞中，他指出了道宗深谙华严之学，并为华严之教亲制赞文。事实上，辽道宗的确对华严之学颇有研究，他曾著有《华严随品赞》、《华严经赞》和《华严经五颂》等文论，在当时颇有影响。而《契丹藏》能在咸雍年间刊印完毕，无疑与这位佞佛的皇帝有极大的关系。
　　四、《新赎大藏经建立香幢记》的文献价值
　　幢记的文字虽然较多，但去掉题名、免税田亩明细与界至及经文，与《契丹藏》相关的记述，则仅有二段，计68字。一为“大辽国涿州范阳县歧沟关天王院大众等，各舍净财，赎杂宝大藏经，圆满周毕。欲集英鉴，具列如后”。一为“咸雍二年十月日大通田免税至四年六月七日。新赎大藏经建立香幢记”。
　　前段文字中的范阳，是辽代涿州的倚郭县，辖域约略与今河北省涿州市相等。歧沟关，遗址在今涿州市松林店镇歧沟村，唐、宋时期幽州西南重要关隘。歧沟，地方文献中又写作祁沟或奇沟。这里唐末设关，元初改名歧沟镇，清中期又名歧沟村。辽金时期是涿州西南郊的一个较大邑落。天王院，当时辽金时期涿州域内的一座著名寺院（这一点，可以从该寺院僧众能够有财力赎购大藏经，并拥有的土地数量上看得出来）。
　　今天，这座寺院虽然仅存遗址，但历年都有零星文物出土，如现存涿州市文保所的歧沟经幢，就发现于歧沟村，而其上有辽、金两代天王院僧人的题记，据此可知，直到金代（1115～1234年），天王院大概仍是涿南的一座名刹。
　　“各舍净财，赎杂宝大藏经，圆满周毕。欲集英鉴，具列如后”是说本院僧众集资，以赎买的形式购藏了大藏经一种，事情结束后，将施助者的姓名镌于贞石，以垂后世。这里的“净财”，即干净的钱，佛教认为施助佛事的钱为“净财”。“杂宝大藏经”疑为指大藏经中的一部分。藏经中有《杂宝藏经》，北魏时吉迦夜译，内容是举王子以肉济父母百二十一条之因缘，劝人作福与持戒。但此经仅十卷，恐非幢记中所言赎购的“杂宝大藏经”。又近年山西应县木塔发现的辽代写经目录里，有《大乘杂宝藏经及唱词合册》一目，卷帙亦不甚众，恐怕也不是幢记所言的“杂宝大藏经”。另佛教有“杂藏”一语，指佛祖示寂后，佛教经典的结集，有二藏、三藏、四藏、五藏等之别。《分别功德论一》谓：“杂藏者，非一人说，或佛所说，或弟子所说，或诸天颂，或说宿缘三阿僧祇菩萨所生。文义非一，多于三藏，故曰杂藏”。推测，当时天王院僧众所赎的“杂宝大藏经”即是合而言之为五藏的“杂藏”。
　　幢记中另一段的“咸雍二年十月日通田免税至四年六月七日”一句，十分重要，但可惜语句欠通，易使人产生歧义多解。第一种解法是将“咸雍二年十月日”一句析出，归为上文题名的落款，那么，此石的刊立时间就应是咸雍二年（1066年）十月，而非咸雍四年（1068年）六月了。不过，此句另起一行，与“大通田……”相连做一行刻，这种刻写排列形式不像前文的结尾。而且，如将此句析出归上文，则下文“大通田免税至四年六月七日”则似缺文而不通，因“至”字上无起始之时限，则后面的“大通田免税至四年六月七日”便因无从止迄而费解。
　　因此，笔者将其连读为一句，理解为天王院僧众在“舍净财”赎购藏经后，将官府免其田税的承诺刊之于石，以立此存照。
　　其中免税优惠的“大通田”一词，也难确解。查《辽史·食货志》，载辽代有公田、私田与闲田三制，而无“大通田”之制。据幢记中所列“大通田”明细、数量，均在天王院周边，推测均为该院田产，即近代所谓的“香火地”、“功德田”，也许当时曾称之为“大通田”。按照幢记所列，天王院彼时享有免税优惠的大通田，计有591亩，估计这些只是其拥有农田的一部分。
　　依据此幢所记，可以推知，辽朝统治者在倡导刊印《契丹藏》这部卷帙浩繁的佛教经典时，曾广开筹资门路，除鼓励佛教信徒无偿施助外，还以免减寺院田亩税逐年补偿的方式，让一些较大的寺院出钱，提前“赎”购（“赎”其实是买的另一种说法，赎在这里谓“赎生”，原意是用钱买生物来放生，也是佛事活动的一种形式。寺院出钱购置大藏经不说买而说“赎”，应该是一种特定的用语——笔者注），以解决经费不足的困难。辽朝政府在刊印流布大藏经时的这种做法，史籍不载，所幸幢记为我们传递了历史上这样一个重要的信息。
　　还应该提到的是，记文末尾“新赎大藏经建立香幢记”10字，位置排列可能有误。这10个字本是记文的首题，应按序单列一行顶格排在“大辽国涿州……”之前，而不知为什么却刻在捐资僧人题名之后，与“咸雍二年……”挤在一行，字形甚小，且书写潦草。
　　清末叶昌炽认为，“辽碑文字，皆出释子及村学究，绝无佳迹。”⑥此论虽有以偏盖全之嫌，但如以此幢书法而言，也并非刻薄之评。不过，这件辽代刻石的书写与撰文虽然粗劣，却因为传递了重要的历史信息，其文献价值不容轻视。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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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周绍良《房山石经与“契丹藏”》，载北京辽金城垣博物馆编《北京辽金文物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版。
　　②见释成宽编《〈大藏目录〉与〈蓝本入藏目录〉比较分析》引文，载《中华佛学学报》第四期，1991年。
　　③见卢迎红等编《北京辽金史迹图志》（下），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年版。
　　④见释成宽编《〈大藏目录〉与〈蓝本入藏目录〉比较分析》引文，载《中华佛学学报》第四期，1991年。
　　⑤见卢迎红等编《北京辽金史迹图志》（下），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年版。
　　⑥清·叶昌炽《语石》卷1。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