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禅宗文献研究》概要

《敦煌禅宗文献研究》概要
　　〔日〕田中良昭著 黎民译
　　本世纪初，在中国甘肃西部敦煌绿洲的莫高窟中发现有大量的古代文书(约有40000卷)，它们通称为“敦煌文献”、从语言上分，除了为数最多的汉文文献外，尚有用梵、吐蕃、粟特、回鹘、于阗和贵霜等语言文字书写的文书。在这些文献中，有87．5％是与佛教有关的。
　　由于这些书写于5—11世纪的写本，在11世纪初即被封闭于“藏经洞”(第l?窟)中，近900年间它们一直不为世人所知。然而，在本世纪初的1900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它们却为莫高窟的守卫者王圆篆道士所发现，敦煌一下子就变成了为世界各国探险家所注目的地方。在1907—1915年问，这些写本先后被匈牙利的奥利尔·斯坦因(他后来加入了英国国籍)、法国的保罗·伯希和、日本大谷探险队的橘瑞超、吉川小一郎和俄国的奥登堡陆续从原出土地运往不同的国家。此外，还有一部分被清政府运往北京，或流入其它国家。目前，现存写本的分布情况如下：
　　l、斯坦因收集品，现为伦敦大英图书馆所有。
　　2、伯希和收集品，现为巴黎法国同立图书馆所有。
　　3、大谷收集品，现为日本龙谷大学和大谷大学各图书馆所有。
　　4、奥登堡收集品，现为列宁格勒东方学研究所所有。
　　5、北京藏品，现为北京图书馆所有。
　　6、台湾藏品，现为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所有。
　　除这些之外，还有一些文献尚见藏于中国和日本的其它图书馆和私人手中。
　　对这些文献的整理、修复、鉴定和分类等工作现在正在进行着。涉及这些资料的目录也在逐步完成，其中有些著作现在已经见刊。目前，这些写本，除奥登堡收集品之外的绝大部分文书的缩微胶卷在日本都可以得至g。
　　于是，一门以这些资料作为研究对象的叫做“敦煌学”的分支学科开始形成，涉及到不同的学术领域，同时，新的发现物还在不断地得到刊布。
　　本书所说的“敦煌禅宗文献”并不包括吐蕃文献，收录范围局限于敦煌出土的有关汉地禅宗的那些汉文文献。这些文献包括某变种在内，约有300号左右，分属近100部经籍。
　　这些文献的时代，从总体上说，都与汉地禅宗的形成时代有关，主要集中于8世纪左右。这一时期早已亡佚的重要原始资源在敦煌遗书中重新发现是极有意义的，换句话说，敦煌写本的发现促使人们要对先前的有关“禅”的研究从根本上作出新的评估。
　　这些写本的研究。对于重新认识以前模糊不清的有关早期中国禅宗思想和历史是有其积极作用的。对于这一领域的研究，启始于矢吹庆辉教授，其后由胡适博士、铃木大拙、宇并伯寿、关口真大和柳田圣山等著名学者继承了这一工作。在他们的建议下，敦煌写本(奥登堡收集品除外)的绝大部分都已有了缩微胶卷复片。他们利用先前未知的和已知的版本对经籍进行校勘，在调查与研究中都取得了成功，人们期望着这一领域中的研究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本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它的大部分内容都是我个人的研究心得，我期望它能把这一领域的研究推向深入。
　　顺便提一句，我的研究沦题的选择实际上也是有一个过程的，包括好几个阶段。1956年，我完成了题为《大乘佛教中关于“空”的实践》的毕业论文，我探讨了《金刚经》“应无所在而生其心”一语中的“无所在”概念的实践本质，它曾教导六祖慧能的启蒙。在两年之后的1958年，我在题为《早期禅宗思想和心性问题》的硕士学位论文中，集中研究了“心性”的概念，因为它再度表现于慧能的思想中，尽管在我开始构思这一课题之前，关口真大已于1957年底发表了《达摩大师研究》。此文主要集中于对菩提达摩著述的细致考察以阐明早期禅宗思想发展的前后关系，他的观点和我已经选定且由敦煌遗书作了检验的论文所指出的是一样的。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中，敦煌遗书的重要性已是很清楚的了。1959年春，在我完成丁驹泽大学硕士学位的学业并进入本校攻读博士学位之后，我开始对东洋文库所藏敦煌遗书缩微胶卷进行调查。1962年春，我开始受雇于驹泽大学任教，在此期间，我继续了我的调查与研究。1972年，我有幸得到机会赴伦敦、巴黎对斯坦因、伯希和收集品分别作了现场调查，花费了七个月的时间。在调查中，一些新资料的发现使我对以前的研究增长了新的见解。而后，利用这些原始资料作为论题，我将这些发现物公诸于学术界，并在各种学术刊物上发表。从我开始调查算起，二十多年已经过去了，我觉得有必要也有责任将它们收为一书。所以，这本论著只不过是以前所做调查研究的编纂，并不是一本全新的论著。
　　从我以前的以零碎方式完成的研究著作中，我决定以写本本身的内容为依据，利用一种模式给这里刊布的写本进行分类。
　　第一章题为《传灯与继承关系诸文献》，内容包括与禅宗祖统有关的各种文献。在率先刊布北宗禅译本《楞伽师资记》之后，继之刊布了净众、保唐派《历代法宝记》之后作为第一手原始资料的《付法藏因缘传》和《付嘱法藏传略抄》，用于推断印度的祖统。继之为洪州派译本《祖师传教：西天廿八祖唐来六祖》和《圣胄集》，中间谈到了《宝林传》和《祖堂集>>，最后则为晚唐伪造密宗文献一《坛法仪则》的《付法藏品部第三十五》，包括一些为迎合密宗需要而改造的内容。
　　在第二章——《禅法、修道诸文献》中，我收集了那些与所谓的禅宗“语录”有关的各种文献，其记录的均为阐述禅的思想与实践的诸如说法和对话之类的事情。这里发表的有：菩提达摩阐释“二入四行”思想的《二入四行论长卷子》；似在东山法门影响下才成书的《天竹国菩提达摩禅师论》；密宗为适应自身需要而按昭禅与念佛行为加以改变的《南天竹国菩提达摩禅师观门》；北宗禅后期的册子书《大乘开心显性顿悟真宗论》；以及一门二答形式的《请二和尚答禅策十道》。该书看来是在南北二宗相互对立的影响下由南宗禅编撰的。
　　在第三章—一《铭、箴、赞、偈类》中，我收集了禅僧用韵文赞美行为与启蒙实践的偈语。这里发表的有亡名所著《亡名和尚绝学箴》，该书又称《息心铭》；三祖僧璨的《隋朝三祖信心铭》；永嘉玄觉的《禅门秘要诀》，亦即著名的《证道歌》；赞颂勤于实践的《行路难》与《安心难》；以及沩山灵祜所著《大沩警策》。
　　以上三章的绝大部分都按年代学排列，但在第四章一《其它诸文献》中，我收集了一些不能包括进以上三章中的有关禅的文献。前两种为《三宝四谛文》、《大乘中宗见解》、《法门名义集》和《大乘三窠》、《小乘三科>>、《三窠法义》，它们阐释了基本的佛教信条，如三宝、四谛、三科，有些文献是在吐蕃控制敦煌时期写成的。其次的两种为依据《大乘起信论》摘录编纂的《圆明论》和禅僧伪造的伪经《佛说法句经>>及其注本《法句经疏>>。本章末尾是宗密所著《禅源诸诠集都序》残片及其著作目录。
　　前四章均为对敦煌禅宗文献自身的研究，在以下三章中，收集了我以敦煌禅宗文献作为原始资料而作的各种研究，所有这些都归入《余论》。在第五章———《余论一：早期禅宗诸问题》中，我把诸如行实、箴言和早期北宗禅与南宗禅的辩论看作为基本的问题，并且考虑与同属佛教的密宗和佛教以外的道教的关系。
　　在第六章——《余论二：禅宗传灯诸说问题》中，我详考了以下诸问题：1)对作为北宗禅七祖的大照普寂入灭阶段经典的介绍与考察；2)与禅宗七祖有关的，如神会对普寂攻击的问题；3)密宗对第一章第4、5节所述的《圣胄集》的禅宗祖统的重新组建；4)对解释密宗伪经《坛法仪则·付法藏品部第三十五》中的禅宗祖统说的新发展。此经的全译本是我在法国逗留期间发现的。
　　在第七章—一—《余论三：禅宗传灯说的历史发展》，继续讨论第一章和第六章已公布过的发现物，我用历史的观点考虑了与禅宗祖统形成与发展的实际条件。
　　如上所述，本书的前四章涉及对文献本身的研究，对敦煌禅宗文献作了新的介绍；后三章则为对历史的研究。我对这些文献的研究结论作了评价，考虑了有关早期禅宗和禅宗祖统的诸问题。
　　总的来说，研究、收集、编排等基础工作是学术研究的基础。现在的研究即完成了这一任务。但这并不意味着对这些文献的研究已经结束了。我相信本书完成了自身的学术要求，但对诸如所有敦煌禅宗文献的系统研究和依据这些新资料对早期禅宗历史的认识等课题，仍需留待以后。
　　摘自《佛学知识》199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