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写本〈坛经〉原本》整理说明

《敦煌写本〈坛经〉原本》整理说明
　　周绍良
　　《坛经》是禅宗一部重要典籍，是记载六祖慧能为奠定禅宗的基础而说法的一本书。它一直流传一千多年，宋代以前学者研习《坛经》的情况不详，但自宋代以后，大家研习的都是经过人们整理过的本子，最早慧能说法而由法海集记的原本，从来没有被人追踪而予以认定。由此可见，慧能的禅法思想还没能给人们以正确的认识。本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中出现了唐五代写本《坛经》，这是一桩重要发现。但经过七八十年，始终没有人对之加以认定，一直把它放在疑似之间，原因是没有人对它进行深入的研究。
　　《坛经》流传的一些整理本，全是宋代或以后的人加工的本子，从内容审之，它应该就是从敦煌所发现的本子而加以整理的，字数是加多了，但从框架看，显然是由敦煌这样本子增补而来，文采是增加了，错衍是没有了，说法更为圆融，增加了经典的分量，但实际慧能是一位识字不多、读经很少的修持者。他主张由参悟而达到解脱的境界，是不主张立文字的。我们不要把他的说法内涵要求极其圆成，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因之敦煌所发现的本子，正是法海集记的原本，这是毫无疑问的，现在为要搞清楚慧能禅宗思想，有必要把这个本子加以整理。
　　敦煌莫高窟所出《坛经》共有五个本子，它的抄写早晚，今依顺序列之于下：
　　一、北京图书馆藏残片一页，编号有字七九号。当是盛唐时代经生抄本，字体工整，每行十八(七)字，存四行半。用黄色写经纸抄录。大概由于发现抄写中间脱落一段，因而割下弃置。此虽一残页，但抄写年代较其他诸本《坛经》为早，显然是严肃认真之抄录本，而非一般个人学习使用之课本。由此可以说明在盛唐时代，当时流行之《坛经》即此本也。今从时代考定，此本当列为诸本之最早者，但不入校。
　　二、北京图书馆藏卷子本，编号冈字四八号，是用敦煌地方习用的写经纸抄写的，首缺，尾未抄完。从形式看，可能是敦煌地方僧人所录，时间当在唐代晚期，工整亦不及前一本残页。
　　三、敦煌博物馆藏册子本，馆藏编号为第O七七号，收集在一本禅宗资料合集中，包括《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南阳和尚顿教解脱禅门直了(见)性坛语》、《南宗定邪正五更转》、《南宗顿教最上大乘坛经一卷》(尾题)和《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共五种，字迹工整，但显然不是经生手笔；错误较少，抄写时期不会太早，可能是五代时期，原为敦煌人士认子宜旧藏。
　　四、英国伦敦大英图书馆所藏一本，亦为册子本，首尾完整，中间缺落三行文字。字迹拙朴，缺落字甚多。抄写时间与敦煌博物馆所藏一本相近。
　　五、原旅顺博物馆所藏原日人大谷光瑞所获一个册子本，据记载，原共45页。此件于50年代，由于调拨移动，导致迷失，至今下落不明，现仅存照片首尾三开(照片二帧)，且末尾并非《坛经》，但具有抄写年代：“显德五(六)年己未岁三月十五日”。这是惟一有明确年代记载的本子，形式与前二本相同，从形制、书法、纸张、装帧等研究，这三个本子似乎不是敦煌的产物。
　　依据这五个本子抄写内容看，虽然各有些脱落衍误，但从整体而论，应该都是属于一个系统的本子，来源是一致的。从这里可以考定，在五代以前，《坛经》的流传，显然没有其他的本子，不单敦煌地方抄本是这个系统的本子，包括非敦煌地方抄写的《坛经》也都是这个本子。因之可以考定，这就是法海集记的原本。
　　现在整理方法只是用敦煌所发现的四个本子，以敦煌博物馆藏册子本为底本，相互校定，取长废短，加以补缀。其有衍误无法校订者，就文义略加注明，而不取宋代及以后人的考定。也许所注相同，但可见古人今人认识是一样的。今成此本，以供研究《坛经》者继续整理之需。
　　至于整理校定体例，凡是校出的问题，一例用校记说明之。诸凡错误字均将原文录出，而将改正之字作注，以“()”符号表现之；增补之字则用“[]”符号表现之，均在校记中予以说明。其臆改、臆补之字，亦用“()”、“[]”符号表现之，但不出校记，以为识别。
　　(原载《敦煌写本{坛经)原本》文物出版社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