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序

《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序
　　周绍良
　　《坛经》是佛教禅宗的一部重要典籍，过去由于人们认为这部书经过一些人增损，文字鄙俚繁杂(郎简《坛经序》)，是需要订正的，也有人自己承认为古本文繁，披览之徒，初忻后厌，于是加以厘定，加以分卷(沙门惠昕《坛经序》)，于是繁简真伪之争，至今未得定论。这是人所共知的。
　　自从敦煌石窟发现秘藏，曾出一钞本《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于是学界公认这是世界上最早的钞本，它应该比较接近曹溪原本。经过相互比勘，的确是与传世诸本如沙门惠昕序本《六祖坛经》、释契嵩编《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曹溪原本》、释宗宝跋本《六祖大师法宝坛经》等，是有很重要的出入，但是也有人认为敦煌石窟所发现这个本子是节略本。
　　我个人看法，敦煌石窟所发现的这本《坛经》还是应该承认是一部最早的钞本，从时间论，虽然很难确认它是唐代钞本，但至少不会晚于五代时期至宋初。因为它已经不是卷子钞本，而是用方册式样的册子钞写的。因为佛教典籍，一直到宋代初年刻《开宝藏》时还保存卷子形式，即使在民间或者已早有方册本流行，恐怕难以上推到唐代。并且从钞写形式论，敦煌经生一直是用卷子钞写经籍，中原地区更未见有以方册形式钞写佛教典籍的记载或宝物。所以个人考虑，这本《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或许还是粤越僧人的书籍，这是当时南方流行的形式，由他们从广东地方携来敦煌，时代或在宋初?如果这一推断可以成立，那么这个本子肯定录自曹溪，出自原本的。
　　现在这个本子原件保存在伦敦大英博物馆，研究《坛经》者大都辗转依赖照片或过录本进行工作。从照片看到，原钞本甚为草率，似非深于禅学者所录，因之中间错落衍误，举目皆是。像这样的钞本，居然不远万里，被带到敦煌。推其原故，大概禅宗修持，不立文字，所以对祖师垂训，只是随便请人钞录一份，以供参悟，钞手也就草率从事，并不忠实誊写。大概类似这种本子很多，以致后来研读《坛经》的人，感到文字鄙俚繁杂，遂各自加工整理，形成各式各样的定本。
　　由于《坛经》版本甚多，过去曾有意汇集成编，以便学者共同研究。同时，于《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所载“旅顺博物馆所存敦煌之佛教经典”中查出该馆藏有《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多经)》一目，知该馆也藏有钞本《坛经》。偶与向达先生谈及，承其见告，过去初至敦煌时，曾于当地收藏家任子宜处得见所藏《坛经》，形制与伦敦本极相似，不但钞写工整，而且文字少误。当时曾假归录副，后来返回重庆，偶与吕澄先生谈及；吕先生乞去，不得已赠之。二次再至敦煌，重新向任子宜借录一过，列入《敦煌杂录》(未出版)。可惜原书已不知散在何处云云。因举所过录本相示，展读之下，确比伦敦藏本完整少误。后来函致旅顺博物馆追踪所藏一本。得复云早已逸失，无从寻觅。又复多方探询任藏《坛经》，亦迄无消息。
　　1986年成立敦煌吐鲁番学会，承邀赴敦煌访问，在参观敦煌县博物馆时，于展柜中赫然陈列一本《坛经》，因请主事者提出细检，则任子宜旧藏本也。大喜过望。归来后因请古文献研究室邓文宽同志专程再去敦煌，蒙博物馆当局慨允借拍。旬日携返，细加检视，并出伦敦藏本照片对勘，其错落衍误者，大多得以补正。过去研究者据伦敦藏本加以臆测、考证、订补之处，得此本而霍然，毋庸费辞矣。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拟编《中国佛教丛书·禅宗编》，因举所得前述照片列入其中。然而此书之印，看来遥遥无期。杨曾文同志将其校本与日本发现之大乘寺藏《韶州曹溪山{六祖坛经)》汇印为一册，以公于世人。我想这对研究《坛经》是极为有用的。他还将他所研究《坛经》诸本演变之探讨文字附之于后，这更有便于学者之参考。杨曾文同志认为任子宜保存之功与向达先生发现此本之功皆不可没，嘱述其经过，以志老一辈对于学术之贡献。谨记其原委与个人认识于此。
　　(原载《敦煌新本(六祖坛经)》上海出版社19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