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新本＜六祖坛经＞》自序

《敦煌新本＜六祖坛经＞》自序
　　杨曾文
　　隋唐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等富有民族特色的佛教宗派的相继形成，标志着佛教民族化历程的基本结束，此后进入中国民族佛教的持续和发展的新时期。
　　在这些佛教宗派中，以禅宗的民族特色尤为突出；它在唐末五代迅速传播，势力和影响远远超越于其他宗派之上。
　　禅宗虽尊奉北魏时来华的印度禅僧菩提达摩为初祖，但从现存资料考察，禅宗的真正创始人应是被奉为四祖的道信(580—651)和五祖弘忍(601—675)。他们在蕲州黄梅(在今湖北省)的双峰山和冯茂山(东山)传法，弟子达五百人以上，所谓“东山法门”禅法已远近闻名。弘忍死后，禅宗分裂为南北二宗。北宗以弘忍的弟子神秀(?—706)为代表，主要传播于以长安、洛阳两京为中心的广大北方地区，其禅法基本继承道信、弘忍的传统，主张坐禅修心，通过渐进的修行程序达到精神解脱。南宗以弘忍的另一个弟子慧能(或写作“惠能”，638—713)为代表，开始仅流传在南方部分地区，主张寄坐禅于日常生活之中，反对固守特定的修行方法和程序，强调自己“识心见性”，顿悟成佛。慧能的南宗禅法经其弟子神会(684-758)的大力宣传，特别在“安史之乱”后由于唐朝廷的有力支持，逐渐风行全国，成为禅宗主流，如柳宗元《赐谥大鉴禅师碑》所说：“凡言禅皆本曹溪。”此后的禅宗，实际只是慧能的南宗。因此学术界也有人以慧能为禅宗真正的创始人。
　　慧能被禅宗奉为直承弘忍之后的六祖，记载他的生平事迹和语录的《六祖坛经》是禅宗传教和教授禅法的主要依据。慧能死后，弟子们到各地传授南宗禅法，逐渐形成了传承世系和禅法风格各异的许多禅派。神会的一支称荷泽宗，在神会死后不久便衰微。慧能的另两个弟子青原行思(?—740)和南岳怀让(677—744)分别在吉州青原山(在今江西吉安市东南)、南岳(在今湖南衡山县)传法，门下弟子很多。行思门下有希迁(700-791)，后来形成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怀让之后有马祖道一(709—788)，后来形成临济宗、沩仰宗。以上史称禅门五家。禅宗尽管形成这样多派别，各派又有自家独特的禅法和传法方式，但实际皆以《六祖坛经》为基本依据。元代禅僧德异明确地说：“一门深入，五派同源，历遍炉锤，规模广大，原其五家纲要，尽出《坛经》。”(《坛经序》)
　　《六祖坛经》在禅宗中是如此重要，但它绝不是一次形成的，也不是只有一个本子。元代宗宝曾改编过《坛经》，学术界一般称此种《坛经》为宗宝本。明版《大藏经》所收的《坛经》即为宗宝本。此后，社会上最流行的《坛经》就是宗宝本，其他各种本子的《坛经》逐渐佚失。1923年日本学者矢吹庆辉(1879—1939)从伦敦大英博物馆收藏的敦煌文书中发现了手写本《六祖坛经》，1928年校写后收编到《大正新修大藏经》的第48卷之中。学术界称此为敦煌本《坛经》。敦煌本当抄写于唐末至宋初，篇幅比通行的宗宝本少得多，不分章节，言语朴素，可以看出它是早期的《坛经》，其中为后人附加的成分较少。人们由此得到启发，《坛经》不只有一种本子，宗宝本《坛经》不足以反映慧能的思想和南宗开创时的真实情况。此后，日本学者在京都的兴圣寺发现宋初乾德五年(967)惠昕改编的《坛经》的翻印本，后来在石川县大乘寺、名古屋’市真福寺等地也发现此类《坛经》抄本或刻本。经过对比研究，学者们认识到《坛经》有一个形成和演变的历史，是禅宗思想和历史发展的反映。
　　敦煌本因为是诸本《坛经》中最早的，所以更为学术界珍视。校本很多，除《大正藏》所收矢吹庆辉的校本外，日本铃木大拙(1870-1966)在1934年刊行的校订本《敦煌出土(六祖坛经)》(森江书店版)最为流行。全书分57节，并加校注，撰文解说。因为原敦煌写本字迹混乱，错讹太多，致使现在各种校本都有缺欠，某些字句仍难以读通。1943年中国史学家向达(1900-1966)到敦煌访查古写经，从当地名士任子宜收藏品中发现一册梵夹式蝶装本的抄经，载有四个禅宗文献，其中有唐独孤沛撰《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首缺)和《南宗顿教最上大乘坛经》。向达在1950年写的《西征小记》(后收入《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书中)对此作了介绍，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关注。日本学者柳田圣山在1974年出版的《禅家语录Ⅱ·禅籍解题》(日本筑摩书房版)中在介绍《敦煌本{六祖坛经)》时提到：“向达在《西征小记》中讲敦煌地方有归私人所有的一本，其所在不明。”此后1980年柳田为《讲座佛教8·敦煌佛教和禅》(大东出版社版)所写的《总说》中又提到此事，说他曾向中国方面多位学者打听任子宜本《坛经》的下落，但一无所获。顺便提一下，笔者在1982年初曾到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修三个月，参加过由柳田教授主持的“禅宗文献研究班”，当时班员分工注释宋惠洪的《禅林僧宝传》。回国前夕，柳田教授特为我复制了向达的《西行小记》，郑重嘱托回国后打听一下任子宜本《坛经》的去处。我此后虽多方了解，也无所获。1985年下半年我专程赴日考察日本对禅宗文献的研究和整理情况，对诸本《坛经》及它们各自的特点作了详细的调查。在1986年春，世界宗教研究所几位同志参加编《中国佛教丛书·禅宗编》(任继愈主编)，承蒙中国佛教协会周绍良先生提供一部完整的《坛经》照片。’我仔细一看，便知即是任子宜发现并珍藏多年的那部手抄本《坛经》。照片下部都署明“敦博O七七”，意为在敦煌县博物馆收藏的写经中它是七七号。我当时非常高兴，任子宜本《坛经》总算知道下落了!就在同年二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三辑的《敦煌县博物馆藏敦煌遗书目录》中也载录了编号O七七的《南宗顿教最上大乘般若波罗蜜经》的目录。研究所张新鹰同志特地为我复制了一份敦博本《坛经》、《定是非论》等，此后我便开始了校勘和研究。其间有朋友带着敦博本照片找笔者，希望合作研究，但此事最终未能成功。
　　本书在1986年底完成初稿，此后几经修改和补充，才成今天这个样子。1987年月10在北京召开中日第二次佛教学术会议，我作为中方代表之一发表了《中日的敦煌禅籍研究和敦博本{坛经)、{南宗定是非论)等文献的学术价值》(《世界宗教研究》1988年第1期)，对敦博本《坛经》等作了介绍，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兴趣，希望早日看到敦博本的发表。然而由于某种原因，一拖就是三年多。本书仅发表笔者据照片所作的敦博本《坛经》的校本，至于全部照片，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将要出版的《中国佛教丛书·禅宗编》中可以看到。《坛经》敦博本是敦煌本的同源异抄本，它的发表可以补敦煌本的不足，为《坛经》和禅宗研究提供新的资料。
　　本书在编排上分三大部分：一、正编，全文发表敦博本(也可称敦煌新本)的校写本。二、附编，全文转载日本铃木大拙所校惠昕本《坛经》之一的大乘寺本《坛经》。这是国内首次发表。又发表了约著于唐建中二年(781)的《曹溪大师傅》以及《六祖大师缘起外纪》等文字，可作为研究禅宗和《坛经》的参考资料。三、研究编，发表笔者所著《坛经敦博本的学术价值和关于坛经诸本演变、禅法思想的探讨》，其中有些见解还很不成熟，希望引起读者的兴趣，作进一步的研究。
　　借此机会向已故敦煌名士任子宜先生表示笔者的敬意。现称做敦博本或敦煌新本的《坛经》写本是任子宜先生1935年于敦煌千佛山的上寺发现并保存的，在1943年向达教授到敦煌时又慨然拿出所藏让他看。笔者也向已故向达教授表示敬意，正是向达教授首次向社会介绍任子宜本《坛经》等抄本，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最后还应特别感谢周绍良先生慷慨地把自己珍藏的敦博本照片献出，供研究和发表。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向以重效率为人称道，本书承蒙出版社领导和李剑雄同志的大力支持，得以顺利出版，敝人不胜感谢。
　　(原载《敦煌新本(六祖坛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