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S．1344《鸠摩罗什法师通韵》再论玄奘的正音问题

从S．1344《鸠摩罗什法师通韵》再论玄奘的正音问题
　　龙晦
　　四川尼众佛学院暨峨眉山佛学院教授
　　教煌语言文学研究会第一次大会在杭州召开，我幸获参与，曾读到饶宗愿先生{鸠摩罗什通韵笺) ，对他学问之精博，论证之不苟，甚表佩服，以后又读到他的《梵学集》 ，其中涉及“悉昙颂”的论文多篇，无不洋洋洒洒，融贯中西，以后在教煌开会，曾当面妪衣请益，他诲人不倦，蔼然仁者的风貌，至今犹存记忆中，但对他的(鸠摩罗什通韵笺)一文，仍不无献疑之处。
　　(通韵笺)云： “三身摄六贾，鲁留而成班，文杂难知，会二四而不取。”断句是严格按照《教煌语言文学论文集》第一集，及《梵学集》所载该文的断句， 《梵学集》出版于1993年，时间最晚，可见饶先生是坚持这种断句的，他于此句下笺云： “三身指法身、报身、应(化)身：六贾下文作六道，……谓地狱、饿鬼、畜生、阿修罗、人、天六趣……”“鲁留而成班……此但举鲁留以概“鲁留卢楼”四流音，此四字被称为别“摩多”(ma^ta^五)，指母音之别者” ，至于“鲁留而成班”如何而成班竟无一字涉及。
　　按罗什《通韵》在S．1344中，从“鸠摩罗什通韵”起，至“故略要文，后有学之所知焉尔”止，下留了一空白，显示以此第一段，从“又复悉谈(昙)章”起至“了了分明，古今不失”止。全文述及“悉昙”编制之内容，当为第二段，饶先生以此分段，论证它们的思惟是非常正确的。
　　按罗什《通韵》是典型的骈文， “三身摄六贾，鲁留而成班：文杂难知，会二四而不取” ，是五五、四六句法，显与骈文四六体的句法不合，又三身佛如何与主题声韵相关?下文是“文杂难知，会二四而不取” ，下文指文，则上联必指声韵，因此三身应校为“三声” ，身， 《广韵》失人切：声， 《广韵》书盈切，均是审母三等字，身在真韵，韵母为“en”：声在清韵，韵母为“eng” ，在某些地区是不分的，因此很可能因书手的方音误书。“贾”字不当连上读，当属下读，读为“三声摄六，贾鲁留而成班：文杂难知，会二四而不取” ，句法是四六四六，这样便很台骈文六体的规范了。
　　至于贾，当校为“睱” ，它们都在《广韵，码韵》 ，均古讶切，是同音字·三声是指毗声、超声、呼声三种发声，这三种发声据佛教所说可以描写四生六道所发之声，故云“三声摄六”。下文也说“六道殊胜语言悉摄在中” ，可见摄六道语言系“三声” ，而不是“三身” ，这样才可以与下文“文杂难知”为对偶。“假鲁留而成班”承上文“三声摄六”，是指三种发声不是各种方言均有三声，有些地方三声全，有些地方三声不全，比如“鲁留卢娄” ，在梵文里没有ou的双元音，因此它便没有“留”与“楼”的发音，而龟兹文没有“卢”与“鲁”的发音，所以他们遇到梵文发“鲁”与“卢”，他们都读为“留”或“楼(娄)”，具体的字如garuda，玄奘正音认为当为“揭路茶” ，而鸠摩罗什他们译为“迦楼罗” ，①类此的例甚多。班， 《说文·玉部》“分瑞玉也，从珏刀”，段注云：“会意，刀所以分也” ， “三声摄六，假鲁留而成班” ，其意为“三声虽能摹肖四生六道所发之音，但并不是所有语言三声俱全，靠著「鲁留卢楼”的区别，可以分辨出梵文与龟兹文的发音不同”。这个审音规则非常重要，这正与教煌歌词中(悉昙颂)三组里都提到“亦以鸠摩罗什通韵鲁留卢楼为首，所说相符。《大唐西域记》卷l(屈支(即龟兹)国)： ，(屈支)文字取则印度，粗有改变。”要认识这种“粗有改变”最重要(即为首)，了解了这种语音规律，早期僧人，特别是龟兹人如鸠摩罗什的译音，可以很快地折合成梵文的读音，对于两晋所译佛典中的复杂异译，便可灼然而知其歧异之由，不必为这些歧异而烦恼与困惑。
　　鸠摩罗什《通韵》是根据龟兹音的实际情况编写的， “恐人疑谤，故略要文” ，说明这一段文字是《通韵》中删去了相当部分，它的原貌恐不止此。原文既已不传，要多熟悉点《通韵》的内容，就只有靠研究昙无谶，他们时代相同又同一地区，龟兹区域不大，恐怕说的是十分相同的龟兹语吧。昙无谶，中天竺人，因得罪于王，遂赍《大涅槃经》前分12卷及其他经书奔龟兹，因此他深通梵文并熟悉中印正音和龟兹音，由他来写十四音总结中天竺正音与龟兹音的比较，是最合适不过的人选，又由他来探索鸠摩罗什的《通韵》，也是最适合不过的途径。慧琳在!《一切经音义》卷25云： “经言十四音者是译经主昙无谶法师依龟兹国文字取舍不同，用字差别也，若依中天竺国音旨，其实不尔。”又云： “此经是北凉小国玄始四年岁次乙卯，当东晋义熙十一年(41 5)昙无谶法师于姑臧(即凉州)依龟兹国胡本文字翻译此经，遂与中天音旨不同，取舍差别，言十四音者错之甚矣，误除暗恶两声，错取“鲁留卢娄”为数，所以言其十四，未审如何用此翻字。”最后还自称“慧琳幼年亦曾禀受安西学士②，称诵书学龟兹国悉谈文字，实亦不曾用“鲁留卢娄”翻字，亦不除暗恶二声，即今见有龟兹字母梵夹仍存，亦只用十二音，取暗恶为声翻一切字，不知何人作此妄说，改易常规，谬言十四音，甚无义理” 。
　　昙无谶“十四音”中有“鲁留卢娄”特别重要，而且奇怪的是慧琳亲眼看到的龟兹文字“不曾用鲁留卢娄翻字”，这是为什么呢?对此怀疑多年。最近因把“三声摄六，假鲁留而成班：文杂难知，会二四而不取”讲通了，才豁然有所悟， “鲁留卢楼”不参与拚音，正如慧琳所说“未审如何用此翻字” ，这种龟兹国悉昙文字是教龟兹国人学自己的龟兹文，当然不用“鲁留卢楼型 ，也就用不著以此翻字了。有“鲁留卢楼”的“十四音”是梵文与龟兹文对照的，是用来解决梵文与龟兹文发音比较的，这就得把梵文与龟兹文发音上最大的差别标示出来，差别最大就是梵文无ou，梵文读u，龟兹文读ou，“假鲁留而成班”就是讲梵文与龟兹文发音的差别，主要特点在是。“假鲁留而成班”只能有此一解，也仅有此解才能解决两晋以来译音的歧异问题。
　　“鲁留卢楼”近代通梵文的先生们总要以“四流母音”去解释，但对“鲁留卢楼”四字，悉昙家不取者多，如智秀(438—502)便“不取鲁流四字为音，明此四字，直是“利”前音，非是音也”：真观(538~611)说：“若鲁留卢楼是音者，何不在音次第，而在字后安之?”谢灵运也是把“(鲁流卢楼)四字世希用，故别明也”。甚至力倡中天竺正音的玄奘大师也没把“鲁流卢楼”包括在47个根本字母之内，可见以“鲁留卢楼为首”与其后不取“鲁留卢楼” ，将它排斥于四十七音之外，两者理解是不同的，慧琳的“实亦不曾用鲁留卢娄翻字”、“未审如何用此翻字”的唠叨便是不懂得这两种《悉昙》因文字编写用途不同而编材取舍方法不同，后世悉昙家把“鲁留卢楼”不取，或把它放在字母序列之末，他们是受何影响，是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索的。
　　那么罗什《通韵》是何人何时所作，周广荣先生依照王邦维教授{鸠摩罗什《通韵》的考疑暨教煌写卷S．1344号相关问题)提出《通韵》的转字法则与宋代的《韵镜》相通，它应迟于全真的《辨梵文汉字功德及出生一切文字根本次第》 ，而全真的《次第记》有广大和四年(830)八月一日修毕”一语，断定《通韵》当成书于大和4年至咸通3年(862)间，把《通韵》的时间压得很晚·饶先生则断《通韵》为唐以前之作，理由有三：一是《通韵》文云“大秦小秦” ，言秦而不及“唐”，又云“胡音汉音”、“兼胡兼汉” ，与僧祐《出三藏记集》中(胡汉译经文字音义同异记)相同，但言胡汉，不涉“唐”字，可见原本必为唐以前之作品；二是《通韵》下面接书《修多罗法门》卷第一为纪王府掾太原郭圭奉教撰，此郭圭题官衔为纪王府掾，其绝对年代正是贞观1 0年，可见《通韵》决在贞观以前已早流传：三是宝历5年(按唐敬宗宝历无五年)僧行愿翻刻本《涅槃经文字品》“悉昙罗文”中之序文有“本音梵语汉言，并是菩提流支翻注”，末亦题曰“罗什法师翻译”，因此他断言： “唐时以《通韵》为鸠摩罗什所作，流传有自，且在菩捉流支之前矣。”并认为“全真误作“横即双声，竖则叠韵” ，则扦格难通，复以汉字说之，更为枘凿不相入矣”，并认为飞通韵》一文之出现，足以修正其说”，这到底怎样理解。
　　这与唐代正音派提出梵音有轻重，梵音有楚夏有关，玄奘评论旧译梵音有楚夏，梵音有轻重，多少还照顾到旧译的面子，也照顾到当时语言存在地域差异的实际。到了慧琳手里，他就破口大骂： “自佛法东流，翻译之中，西晋译最拙” ，在注释“由提迦花”时说： “迦，姜怯反，借音字，为梵语声近，……转读者多执本音为“加”……，愚惑之甚矣。”他对于昙无谶法师甚至指名道姓说： “此经是北凉小国玄始四年岁次乙卯，当东晋义熙十一年，昙无谶法师于姑臧依龟兹国胡本文字翻译此经，遂与中天音旨不同，取舍差别，言十四音者错之甚矣。”北凉为沮渠蒙逊所建，五胡十六国之一，确实是个小国，但形诸文字，批评昙无谶已够强烈的了，连昙无谶所依靠以译经的北凉，也表明是小国，无非言出诸小国的昙无谶译本不可信，已经去僧人的规范甚远，这是正音派的情况，他骂昙无谶，不骂罗什，为什么呢?因为罗什名望大，昙无谶比之罗什名气小，骂罗什要惹众怒。
　　守旧音的人会不会甘心接受自玄奘而下的批评呢?不会，他们要申张鸠摩罗什，这样才有”作出或改编出鸠摩罗什《通韵》的需要，他们藉此对正音派的批评作出适当的反应，你说梵音有楚夏，我就歌颂“并合秦音彼鸠摩罗什《通韵》”，慧琳《一切经音义》的成书年代为贞元4年(788)至元和5年(810)，因此《通韵》之作或改编必不会晚至大和4年(830)至咸通3年(862)间。
　　龟兹文与梵文最大的差别在于“鲁留卢楼”。因为玄奘已说过，屈支(即龟兹)文字取则印度，粗有改变” ，只要掌握著「鲁留卢楼”的音韵折合规律，完全可以转换，何必以大棒似的恶言相向?因此《通韵》提出了“三声摄六，假鲁留而成班” ，而三组(悉昙颂)里两组序文里都有，鲁留卢楼为首”，每组的支曲里都要掺入“鲁留卢楼”类似和声加强记忆，以示对“鲁留卢楼”这条音韵折合规律的尊重。了解这个分歧，便可作出正音的读法，明乎此来评论饶、周二先生之分歧，就好评得多。
　　要造《通韵》或改编《通韵》 ，使人相信，必得要摭取旧说，以示有本。这正如饶先生第一条理由， 《通韵》言“大秦小秦”而不及“唐” ，又云“胡音汉音”、“兼胡兼汉” ，与僧祐《出三藏记集》中{胡汉译经文字音义同异记)相同，但言胡汉，不涉“唐”字，做出真是唐以前之作的样子；至于饶先生的第二条理由，就很难成立，我们知道教煌卷子的抄写，有部分是正规的，它可以按时代先后为序，有时则抄写者任意书写，这就很难据以作品出现在抄件前后的顺序来判定作品的时代，S，1344是两面书写的抄件，据翟理斯《目录》正面有西元674(咸亨5年)至714年(开元2年)之敕书，我仔细看了胶片，有1 5封敕书，1 5封敕书时间次序极紊乱，例如咸亨5年敕书最早，反位于第4，而开元2年之敕书反位第1，甚至荒唐到有唐元年，排居第1 3，要以如此混乱之抄写次序，据以断定《通韵》在唐前似难以成立；至于第三个理由，据行愿本《悉昙罗文》末题“罗什法师翻译”，再加上大正6年罗振玉将《通韵》与行愿之《音注梵字次第记》合刊，目为什公原本，因《悉昙罗文》末题“罗什法师翻译”与罗振玉“目为什公原本”。遂断《通韵》为罗什所作，不但证据晚出，且证据薄弱，因此他的论断为周广荣先生所不信，是不无道理的。
　　至于周先生据《通韵》有“竖则双声，横则叠韵”的排字法，与末代《韵镜》排法相同，而将《通韵》成书或改编时间压得很晚，但《韵镜》一书，日人大矢透(韵镜考)云： “《韵镜》原型起于隋唐。”罗常培(代景印元至治本《通志，七音略》序)：“案翼祖为宋太祖追封其祖之尊号，如《韵镜》作于末人，则宜自始避讳，何须复从本名，傥从本名，必当出于前代，此一证也：《韵镜》转次则显系依《广韵》重加排定，惟殿以蒸、登，犹可见其原型本以陆、孙之韵次为例。”按《韵镜》排图42转，装载206韵，是多么细密繁复的工作，仅凭“竖则双声，横则叠韵”一个十分原始的排列方法(应该承认这是一重要的改变) ，要把《通韵》的时代与《韵镜》成于宋的时代拉得很近，是不合情理的。也存在有难通之处。
　　笔者认为，饶先生将《通韵》分为2篇，第1篇为《通韵》前段，饶先生在前段笺云： “《通韵》虽题“鸠摩罗什”，但无从证明为什公自撰，抑为门下所笔录，惟由什公传授之学则属可信。”慧琳对西晋译音批评甚厉，笔锋直指无谶，没有涉及到鸠摩罗什，罗什名气大，固是原因之一，恐怕没有见到《通韵》具体的书，也许是一个原因，他总结不能无的放矢，因此饶先生对《通韵》这些意见是正确的，非常平允可据：至于《通韵》后半部分涉及《悉昙》则没有考虑到“竖则双声，横则叠韵”与《韵镜》的排字法一致，它不能早于唐代。又前半段有“或作吴地而唱经，复似婆罗门而诵咒” ，饶先生在(通韵笺)里虽举了僧弼与庐山来就学于罗什的僧人多有其人，似乎那是一个多么和平的时代，但考其实不符，后秦，姚兴基本上与东晋对立，彼此勾心斗角，姚兴在四川扶植谯纵，于义熙5年(409)拜谯纵为大都督、相国、蜀王、加九锡、承制封拜，悉如王者之仪。当刘裕派兵伐谯纵，纵乞师于兴，兴谴平西姚赏，南梁州刺史王敏，率众二万救之，王师引还：另外还招纳东晋的叛亡，义熙11年(41 5)东晋司马休之与鲁宗之均得罪于刘裕，司马休之降于兴，休之因辞请与鲁宗之等扰动襄阳、淮汉，乃以休之为扬州刺史，⑩宗之等并有拜授，扬州是东晋的要地，据《晋书，地理志》：“扬州合统郡十八，县一百七十三”，连东晋首辅王导也曾拜扬州刺史，显然这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策略，试问这样的与东晋冲突不断的情况下，会让大批僧人把吴地的唱经带到敌对的姚兴去吗?就“或作吴地而唱经，复似婆罗门而诵咒”不正说明是发生在一个天下一统的时代，而且很显然是盛唐气象吗?因此我觉得这部分为盛唐时人所作，它的出现迟于玄奘起来唱正音之后，但决不迟于周广荣先生所说大和4年(830)以后，在3组《悉昙颂》中的“鲁留卢楼”每一支都重复，是提醒重视梵语与龟兹语的语言折合规律，而与和声无关。
　　摘自《普门学报》4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