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杨文会的忧教兴教事业

论杨文会的忧教兴教事业
　　黄志强
　　世界宗教史反复表明，历史上的伟大转捩点往往伴随著宗教的变迁。在辛亥革命准备时期动荡流转、交光驳杂的社会场景中，传统的佛教也在固有的轨道上发生震荡和位移，一批具有远识慧眼的佛教界人士奋起振衰祛弊，从而逐渐形成一个佛教革新运动，它与同时期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诸领域的变动发生程度不等的碰撞交融，从而构成历史转捩点上的一个闪光点，成为清末民初一股比较重要的社会思潮。杨文会无疑是这一运动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他首开风气，在40余年的从佛生涯中解行并持、精进不殆，不懈谋求复兴佛学和革新佛教，潞膨响了几代中国思想文化界。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确认他“栖身内典，学问博而道行高。……故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而凡有真信仰者，率皈依文会。”因此，具体剖析杨文会的佛学思想及其主倡的佛教革新运动，无疑是认识清末思想文化全貌不可或缺的部分，也是探讨中国和世界佛教史不可跳越的章节，而且从中可以发掘蕴涵于其中的佛学发展规律。
　　一、开创居士佛学的新风气
　　1840年以后，由于中西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激烈碰撞，导致中国传统的全面崩解，各种麻木的文化神经都受到了强有力的触动，佛教开始了自身的复苏过程。但由于封建化的佛教已经积累了庞大的寺院财产，培养了一大批食利者阶层，因而即使面对“庙产兴学”的政治威胁，许多侩人想的依然是保产而不是保纫“庙既可保，教可不论”)，其主要的佛教活动也日益世俗化和民间宗教化。正如牟钟鉴、张践先生所说：“清后期……侩侣在寺宇或士民家中作‘佛事’ ，收取钱财成了重要的‘宗教活动’ ，精通经典的高侩大德乃凤毛麟角，侩团的衰落成为一种有目共睹的事实。”尽管僧尼人数随总人数的增加而有所膨腻太虚在《整理侩伽制度论》中估计有80万)，一些寺院拥有相当的经济实力，如镇江金山寺拥有良田万亩，号称“金山庄” ，但出家者多为衣食无著的贫苦农民，文化素质普遍较低，难以承担复兴佛教的重任。牟先生以“佛教宗派的苟延”来标识此时佛教界的状况，应该说是甚为贴切的。
　　在佛教历史上，侩人一直占据著佛教界的领导地位，在家居士则是其附属，而随著清朝佛教界僧人素质的普遍下降，僧侣在佛教界的主导地位发生了动摇，居土们以其自由的身份而受到较少的约束，思想自然也较僧人们活跃，这种隋况到晚清时期益发明显。鸦片战争以后，正是由于杨文会的贡献，中国佛教的面貌才得到了彻底的改观，他本人也因此成为中国佛教史上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与同时代的佛门中人和居士相比，无论是对中国佛教发展的影响（杨文会对欧阳渐。太虚的影响以及二人在中国近现代佛教界的地位)，还是对当时中国思想界的影响(如他对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等人的启迪)，杨文会都是当之无隗的领军人物，对中国近代佛教的复兴做出了巨大贡献。有人称他为“近代佛教的先觉者”、 “近代复兴佛教的一代宗师”、 “现代中国佛教之父”。已故的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指出：
　　“近代佛教昌明，义学振兴，居士(指杨文会)之功居首。”(见《杨仁山全集》’黄山书社2000年，页624：以下凡引此书，仅注页码)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分析。杨文会为振兴佛教，毕生致力于刻经、办学、研究等佛教事业。由于他的努力，许多基本的、珍贵的佛教典籍才得以重新在中国面世，并获得广泛流通，为佛学在近现代复兴奠定了文本基础：同时还网罗、培养了一大批佛学研究人才，在当时思想界造成广泛的影响。因此，作为晚清时期最杰出的佛教居±，杨文会的确开创了近现代居士佛学的新风气，是中国近现代居士佛学乃至佛教蓬勃发展的“源头活水”。
　　二、佛教忧患意识
　　按照宗教心理学的说法，在人类的正常心理结构中普遍存在著一种追求信仰的倾向，这种倾向不时处于人的潜意识中，而在社会环境作用下造成心理危机或心理失调时，它就会呈现为表像意识，每当社会动乱之际，通常有大批人信教的“宗教热”出现，而每当个人身心受至重懂大挫折时，不少人会皈依宗教。所以，杨文会在国、家与个人遭际巨变之后转向佛门，一心从中寻求一条达到个人心理平衡、自我抚慰的出路，是非常具有典型意义的，它深刻反映了清末佛教重兴的社会历史根源和心理根源。
　　杨文会，字仁山，1837年出生于安徽石埭(今石台)的一个仕宦之家，自幼聪颖过人，10岁受读，14岁能文，性格豪爽任侠，喜习驰射击刺之术，又好读奇书，举凡音韵历算、天文舆地，黄老庄列之术无不购览。曾有一无名老尼授其《金刚经》一卷，他展读之后，猝难获解，却觉甚微妙。17岁时(1853年)，因太平天国之战，全家转徒于安徽、江西、浙江、江苏各地，前后达十年之久。1861—1$62年问，夜坑州侍父避祸，与邻居才女巧姐牵涉出一段恋情，因受阻而一时万念俱灰，常到西湖边徘徊遗愁，偶于书肆看到《起信论》—册，购回阅读，但因心烦意乱，未能领晤其中三昧。1864年他回乡料理父亲的丧事时，又不幸感染时疫一场，在养病期间，翻出《大乘起信论》反复研读，对其中所讲义理有了进一步的领会，开始广求佛经披阅。一次在书肆读《楞严经》’几乎忘归，对佛学产生更为浓厚的兴趣，切身感到佛教是其安身立命之所，也是增进国民道德的思想利器，从此“一心学佛，悉废弃其向所为学”(页624)，选择振兴佛教作为自己献身的事业。
　　历史资料表明，杨居士致力于佛教复兴事业首先是从搜求佛典、刻经流通开始的，而从刻经人手又是以认识晚清佛教现状为先导的。如所周知，佛教在中国度过了隋唐时代的黄金岁月之后，便呈江河日下之颓势，至晚清更甚。晚清佛学有种种衰败景象，但最突出的衰微标志，在杨仁山看来，一是佛教大量经典散佚流失，二是僧才的稀少奇缺，三是经版的毁坏，更遑论彼时佛教界思想的停滞、研究的消沉和义理传承的中断。因此杨居士尽力搜罗佛教典籍，刻印流通而利济案生为首务，让知识人士有佛典研习，从而创发新思想作为佛教振兴的基础。他生前主持金陵刻经处亥懈事业近五十年，呕心沥血，刻印佛经三千余卷，其中有许多是佚失已久的唯识宗典籍，引起学术界的浓厚兴趣，促进了近代法相唯识学的振兴。
　　杨文会的忧教活动不仅表现在刻经上，而且表现在培养佛学人才上。他认识到佛教在近代的衰败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学问侩的缺乏，致使义学不振，他以金陵亥懈处为基础，开办佛学堂，举办佛学研究会，与四方求学者—起探讨佛学，黎端甫、桂伯华、谭嗣同、章太炎等都曾跟随左右。针对当时国内“释氏之徒，不学无术，安于固陋”的衰败境况，他认为要振兴佛学，必须“自开学堂始”，培养一批有学识的侩侣，他亲自订立“释氏学堂内班课程”计划，主张“仿照小学、中学、大学之例，能令天下侩尼人人讲求如来教法。(页342)。按照课程规定，学完三年受沙弥戒，再学三年受比丘戒，之后学三年受菩萨戒，这时“方能作方丈，开堂说法，升座讲经，登坛传戒，始得称大和尚。(页334)，对僧人的培养提出了系统的设想。1895年，因锡兰(今斯里兰卡脂人达磨波罗邀约创立大菩提会，去印度复兴佛法的因缘，他更加热心于创办佛教学校的工作，动手编写了《佛教初学课本》，并致信日本学侩南条文雄，索取日“佛教各宗大小学校种种章程，以备参考”(页507)。但因经费等多种因素困扰，直到1907年秋，他的愿望才得以实现，在金陵刻经处办起。只洹精舍”。当时，来入学的僧俗学生约二十人，太虚是学侩之一。后因经费缺乏，只洹精舍只办了两年。但杨居上并没有灰心，1910年叉发起组织“佛学研究会” ，每月开会一次，每七日讲经一次，欧阳渐即是此时正式依侍杨文会的。此外，先后出于杨氏门下的著名佛教学者，还有梅撷芸、蒯若木，李证刚、孙少侯、邱曦明等。近代侩俗两界的人才辈出，与杨文会的辛勤育才是密不可分的。杨居士兴办新式学堂、培育佛教英才，于近代佛教复兴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其历史意义在于所授课程不同于传统佛教教育固守佛教经论，而增添了西方科学知识的新内容，即就佛学课程来说也是偏重知识陆质的“唯识”和“因明”：其根本的文化价值是，开近代创办佛学院之先风，成为培养知识居士和复兴佛教人才的摇篮。
　　三，佛教振兴理念
　　杨文会的兴教事业与他的“世界眼光”(印顺语）有很大关系。1878年，他随曾纪泽出使欧洲考察西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他认识到：
　　泰西各国振兴之法，约有两端：一日通商，一日传教。通商以损益有无，传教以联合声气。我国推行商业者，渐有其人：而流传宗教者，独付缺如。设有人焉，欲以宗教传于各国，当以何为先?统地球大势论之，能通行而无悖者，莫如佛教。……今欲重兴释迦真实教义，当从印度入手，然后遍及全球，……为全球第一宗教，厥功岂不伟哉!(页332-333)
　　可见，杨文会振兴佛教，一个重要动力就是他对欧洲列强发展经验的总结与概括，正是认识到欧洲发展背后宗教因素的重要性，以及对中国当时经商有人而传教无人状况的了解，他才决心回国后摒绝俗务而专心于佛教的振兴事业。
　　在欧洲考察期间，杨文会还结识了当时正在牛津大学留学的日本净土真宗学侩南条文雄，并建立了深厚友谊。此后三十多年间，两人书信往来频繁，互赠经书，切磋学问，拉开了近代中国与日本佛教交流的新篇章。1890年，他趁内弟苏少波东渡日本之机，致书南条文雄，请其代为求购中国失传的佛籍：
　　唐以前佚书，贵国间有存者，弟欲觅晋时支道林、竺道生著述，另开于后。如可觅得，祈代购数种。倘寺内尊藏之本，不能购买，可嘱苏君钞稿寄回，不胜盼祷。
　　南条文雄接书后即设法求购，并复书曰：
　　贵嘱支道林、竺道生著述，弟未见闻其现存，故无由钞出之。别单所记《陀罗尼》等诸书，亦未保其尽存日本与否。弟今日邮致书目于西京经书局，命转送书籍。到之日，当交苏君转寄贵处。另开于后之外，恐未易觅得也。
　　杨文会展读来函后，对其开列的十八种书目表示了“渴望之至”的心情，并说：
　　此外如有古时支那人撰述各种，为明藏所无者，无论敞单已开未开，均祈代为寻觅。支道林、竺道生论著，甚为难得，贵国存储古书之所，若有陆澄所集《法论》，则其中当得几种也。
　　此后两年时间，杨文会与南条文雄因故中断书信往来。期间他准备亲赴日本搜集佚籍，但未成行，只好再次致函南条文雄：
　　未通音问者两年余矣!秋水伊人，时深葭溯，伏维道履增绥，至以为颂。弟比年来每思渡海而东，与诸上人畅谈衷曲，兼可求觅未得之典。弟以身体衰弱，艰于步履，又无传语之人得以偕行，因而中止。贵国寄来之书，现已刊出几种……再求代购释典……
　　他在信末附了长长的书目。不久，南条文雄根据他开列的书目购得若千种。杨文会收到书籍后深感欣慰，非可言喻，再次致书道：
　　古时著述，流传临境者，一旦复归本土，因缘时节，非偶然也。弟求法之心，无有厌足，兹续开单寄呈台端，祈属书肆觅购，不胜盼祷之至。唐法藏所撰(楞伽经疏)七卷，悬想甚殷，贵国既有玄义，古时当已并传，请向收藏占本之处求之，或购或写均可。……《法藏密严疏》……窥基有{密严经述赞》三卷，亦求代为觅购，或借本眷写，总以得见为幸。前年所得智者大师之《禅门章)内缺百三，百四，百五三页，如能写补最妙。
　　在南条文雄的帮助下，杨文会从日本，朝鲜等处访得中国上至梁隋下至宋元以后佚失的华严宗法藏、法相宗窥基、净土宗善导等人的重要经论注疏和撰述三百余种，购回后陆续选刻流通。欧阳渐《杨仁山居士传》中说： “居士于事叉能舍。金陵刻经处经营五十年，刻经三千卷，房屋数十问，悉举而公诸十方。”(《欧阳竟无先生内外学·内学杂著》)同时，当日本京都藏经书院计划刻印《续藏经》时，杨氏亦大力予以赞助，不仅对《续藏经》初拟目录提出增删意见，还多方为之搜集善本秘笈以供采用。《续藏经》编辑部主任中野达慧在《大日本续藏经编纂印行缘起》中说：“先是介南条博士，请金陵仁山杨君搜访秘笈，未几又得与浙宁芦山寺式静定禅师缔法门之交，雁鱼往来，不知几十回，二公皆嘉此举。或亲自检出，或派人旁搜，以集目录末收之书而见寄送者，前后数十次，幸而多获明清两朝之佛典。于每接一书，欢喜顶受，如获赵璧，礼拜蒸诵，不忍释手。”南条文雄在《序》中也言：“居士颇随喜此举，集藏外及未刊之书，邮政以充其材者，或可以十数也。” “藏经书院每月未曾误其发行之期，是居士之所以随喜供给其材料也。”有关双方的赠书情况，陈继东《有关在日本举行的杨文会居士追’阵会资料》和《清末日本传来佛教典籍考》(《原学》4．5劝两丈中有详细的记载，此处不再赘述。
　　由于杨文会具有欧洲考察的经历以及与日本佛教界的密切交往，从而使他在振兴中国近代佛教的过程中，始终能够把握时代脉搏，跟上世界发展的潮流，这是杨居士的佛教振兴事业得以成功的重要经验，值得后人认真地力拟总结。当然，从更广泛和更深刻的意义上说，杨氏对佛教的振兴活动，直接源于他对近代中国社会衰败景象的关注与思考，根源于他对中华民族深切的忧患意识，他对佛教的振兴旨在中华民族的复兴，这样不仅可以避免“贻笑邻邦” ，更可以使“国家得补助之益”(页332-333)，中华民族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更为重要的是，杨文会的忧患意识还触及到世界与人类，他在《观未来》一文中说：“世间治乱，莫肯龈知，然自冶眼人观之，贝侑可以预料者。且就目前世界论之，支那之衰坏极矣。有志之士，热肠百转，痛其江河日下，不能振兴。然揣度形势，下出百年，必与欧美诸国并驾齐驱。何则?人心之趋向，可为左券也。不变法不能自存，既变法矣，人人争竞，始而效法他国，既而求胜他国，年复一年，日兴月盛，不至登峰造极不止也。”(页330)但他又认为，竞争富强并不是好事，“盖各国齐兴，货物充溢，皆欲阻止他国货物，不令输入，而轮船无用矣。货物既不运售他国，则制造日减，而工人赋闲矣。工商以外，无生业者不计其数，呼饥号寒，哀声遍野，岂有不乱者乎?”其结果是： “先兴者先坏，后兴者后坏。统地球各国，坏至不可收拾，所有文学格致历算工艺—切尽废，仍变而为野蛮。”众生“营营扰扰，果何为也?”如果大家都在做梦，那么有没有觉者?杨文会肯定地回答： “释迦牟尼，皆觉者也。十方三世—切诸佛，皆觉者也。菩萨、罗汉、高僧、上士，觉而未至究竟者也。”因此，“欲醒此梦，非学佛不为功。三藏教典俱在，苟能用心，无不得人，而要以净土为归，方可醒此大梦也。”(页330--331)为了增进世界佛教的沟通与了解，一方面固然是重兴“释迦之真义” ，另一方面则主要给中国佛教复兴以强大援辅。
　　总之，杨居士的佛教活动大致可以概括为四方面：以搜求佛典、刻经流通为佛教振兴的首务和基础，以兴办学堂、培养人才为佛教振兴之重点，以研治佛学、弘扬佛法为佛教振兴的关键，以加强中外佛教文化交流为佛教振兴之援辅。从忧身出发，进而忧教、忧国，忧人类，尤其是忧教忧国的观念充满著中国传统知识份子的忧患意识，这不仅是那个时代知识界的共同心声，也是佛教界的基本理念，时代大势决定了人们的致思倾向，思想意识理所当然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佛教之所以得到迅速振兴，重要原因在相当程度上满足当时的社会需要。许多先进知识份子，女罗世派、学院派等知名人物，他们的思想与学术研究大多可以从社会现实中找到其思维脉络，佛教界寺僧、居士们的活动也基本上是围绕这条主线展开的。印光、月霞、谛闲、虚云以及郑学川、徐蔚如等，作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佛教人物，无论是刻经办学的规模与影响，还是佛学研究的深度，或是对世界发展趋势的把握和对近代理，陆与人文栉申的回应上，都明显逊色于杨文会。梁启超曾做过评论：晚清“有杨文会者，得力于《华严》而教人以‘净土’ ，流通经典，孜孜不借。今代治佛学者，十九皆闻文会之风而兴也。”正因为杨文会的思想境界和努力程度比同时代的佛学同仁高出一筹，对当时的思想界有如此重大的影响，他才获得中国近代佛教“复兴之父”的桂冠。因此，剖析杨文会的佛教理念，无疑是我们弄清中国近代佛教的基本状况、发展规律及其优劣得失的著眼点。
　　《十方》第23卷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