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足观佛

大足观佛
　　程明琤
　　走在大足走在历史中
　　去年二九八四）夏天，我从桂林飞重庆。本来只想搭船看三峡，后来听到有关大足的石刻，就在桂林打电报去旅游社，要求备车，开赴大足，希望在那里过一夜。第二天可以一整天在崖旁观赏佛像，黄昏时再返回重庆，第三天搭船东行。
　　大足离重庆有一百六十五公里，深处群山环抱之中，规模上属于小型县市。从重庆到大足已修筑柏油公路，但多属山行，路面不宽，曲折蜿蜒，车行缓慢。飞机到达重庆是正午，两两在机场餐厅午膳后即首途大足。抵达大足时已夕照冉冉。
　　“大足”这个名字很特殊，我怀疑和它的特殊街形有关。大足全境就那么东西t条大街，廷绵十多里，街两边店铺民居杂陈。暮霭晚凉里，沿街信步，街道上几乎没有车辆，只行人闲闲往返。街边有居民坐在门口聊天、抽烟、观望。入夜的市面，仅见小贩零售冰棒、水果和杂食，还有三两处小小的书摊。我站在一个书摊边浏览时，身旁一个戴眼镜的白发长者，忽然用英语问我从那里来?我微微一惊，连忙回答说从美国来。他高兴地继续用英语和我攀谈，有些话我听懂了，有些听不懂，他说，三四十年没说过英文了，英文也生锈了。离开小书摊继续前行，街边有个年轻的母亲，正带着她胖胖的小娃娃在屋门口玩耍。见我拿着照像机，玩笑地朝我说，替孩子照张像吧!我答应了，并向她要地址，以便日后将照片寄上。我低头在笔记本上记下她的住址，那是大足东街。我走了那么老半天，仍逗在那条街道的东端。要走完那条长街，真的是需要一双“大足”。
　　大足古属昌州。目前的大足虽然不大，唐朝时代却是昌州的首县。一千多年，韶光在那条长街潺潺而流。带走了唐，带走了宋，带走了元、明、清，也带走了那个白发长者的青春。一眨眼，年轻母亲的怀抱里，又茁长菪那胖胖的小孩童。历史的古老，何碍生命的常新?大足街上的夜市、人群、笑语，何异千百年前的昌州往昔?虽然，历史的轨辙不曾显著于那条长街，附近周遭的山崖石壁上；五万多尊佛雕石刻，昭显著历史透过人类心灵的伟迹。
　　大足今名虽不美，却有很美的古名。大足县志记载着，唐代多种海棠，各处海棠有色无香，唯昌州海棠色香兼具，历代诗人多加吟哦，号称“海棠香国”，又名“棠城”。张大干先生故乡内江县离大足不远，内江古名嘉州。在一幅赠画家张采芹的“海棠圆”上，大干先生这样题诗：“锦绣里城亿旧游，昌州香梦接嘉州，卅年家国关忧乐，画里应嗟我白头。”大干先生已然长逝，想心魂一点，已超越海空，去到昌州和花魂同住。而我，一昼夜大足驻足，只略观“佛容”，未见“花容”。
　　大足一条街佛像五万尊
　　依大足文物保管处的资料提示：分布于大足群山间的摩崖石刻，共有四十多处，造像达五万多躯，以佛像为主，道教儒家雕像间有穿插，还有历史人物的纪念像；如巧匠鲁班、齐文宣王，以及始倡大足石刻的唐靖南军使韦君靖。此外更有文字碑刻；如北山石窟的“韦君靖碑文”、古文“孝经”二十二章，以及宝顶山大佛湾的“父母恩重经变圆”铭文。由此可知大足石刻艺术所表现的，是中国文化融合儒释道的整体精神。
　　我在大足所看到的石刻，限于北山和宝顶山两处。这两处是大足石刻区的重点文物，规模最大，艺术特出，时间上也概括了大足石刻所属的晚唐南宋始末期。
　　北山由大足长街右转北行，距街市仅两公里之遥，由山下开路建阶，直达摩崖石窟。路宽阶齐，沿途有矮丛山花，让我想起从前爬过的木栅指南宫石级山路。到达石窟时，首先看到的是韦君靖遗像石刻。北山一带是韦君靖当年屯兵贮粮的永昌寨。唐景福元年（八九二年）首先于北山摩崖壁湾营造佛像。韦像之左所刻碑文纪年唐乾宁二年（八九五年），文中述及北山造像之始，以及黄巢之乱、晚唐川东形势等史实。韦君靖所遥佛像，据碑文所记，有“金刚杵菩萨”、“毗沙天王”、“千手观音”、“释迦佛”等。造像遵唐风，体态丰满、气质浑厚、衣饰无华。
　　北山佛像中以宋刻为精华，造像也最多。刻像体态渐多变化，衣饰也趋于繁丽。佛像在宗教意义上的超越“神性”，逐渐融铸于中国文化观念里而予以“人化”了。在造形艺术上更能表现亲切生动的美感。“心神车窟”是一座最大的宋刻石窟，堪称北山石刻中的明珠。窟中雕刻完好如新。窟中心是一座八柱镂空的心神车，象徽常转的法轮。“法轮”后正壁上是释迦佛租，左右及两侧窟壁上，有文殊、普贤、观音等二十多尊菩萨。耐人寻味的是，普贤菩萨已非常见的男身，而是一个笑容甜美衣饰华丽的女像。女像造形中除普贤外以观音形象最为称著。心神车窟中的“天印”、“净瓶”、“数珠”、“日月”等观音像，都是精美之作。此外还有独据一窟的“水月观音”，以及俗称“媚态观音”的三尺立像壁刻。
　　宝顶山的著名石刻多汇聚于大佛湾的窟壁，距大足有十五公里。入山之前的路边摩崖壁上，就开始出现零星石刻。到达佛湾时，首先映现眼前的是寺塔庙宇，大佛湾就处于塔庙之下的一个亘大凹型崖谷中。崖谷东南北三面岩壁上刻藩数以万计的石像，分龛成组，叙说了不同的佛经故事。佛湾入口处有榜文简述宝顶石刻的历史宗教背景及创建人物。
　　宝顶山在宋代是一处佛教胜地。唐末时期，四川成都密宗瑜伽派始租柳本尊，苦行修炼，创立教统，承续了当时几乎绝迹的密宗教派，并使之盛行于川东地带。南宋时，大足倌人赵智凤，十六岁西行云游，习柳本算法旨，三载后返回大足，于宝顶山开宗传教，号称六代祖师。当今宝顶山大佛湾的东北岩壁，刻有赵智凤生前老中青三时期修行法相。而柳本尊行化道场图像，则见于西北岩末端巨龛中。赵智凤在宝顶山大小佛湾主持刻石造像，历时七十多年，当年香火之盛和峨嵋山齐名，所谓“上朝峨帽，下朝宝顶”成为一时鼎盛的十方丛林。
　　宝顶山在赵智凤年代称为密宗道扬。什么是密宗?时下台北的众影星，卜卦算命看风水，好像也归之于密宗，可见密宗在观念上演变的混淆。据佛学辞典（丁福保编）称，密宗是公元五世纪后由大乘佛教演出的一支教派；针对凡众生皆可宏法成佛的显教而言，密教认为佛法内证，非属内人不传，是为密。此外另一说是，大乘显教以释迦为本尊，密教则以大日如来为本尊，大日佛象徽宇宙生命，庄严奥秘，是为密。然而纵观宝顶大佛湾众多的刻像，虽有密教三尊的大日、文殊、普贤亘像，但佛湾里最庞大的佛像是“释迦涅槃”。此外描述释迦出生的石刻，有“九龙浴佛乙。北崖中段一组重要石刻，是唐人所撰“佛说父母恩重经变”。南崖东端亘窟中独据千手观音金像。南崖西端的“牧牛图”，本是禅宗描述禅修的十个进境图颁。如此看来，宝顶石刻可以说，是佛教在中国民族化后掺融各教派的艺术表现，不必规限于密宗一派。
　　北山女菩萨造形最动人
　　北山女菩萨的造型中，最动人心弦的，一是那身高不过三尺的壁刻“媚态观音”，二是那心神车窟中面带甜笑的普贤菩萨。
　　“媚态观音”的立像；是一个窈窕少女之身。头戴花冠，胸垂璎珞，腰间的飘带迎风而起，足下的裙裾随波微扬，分踏在两朵莲花上的双脚，赤裸半露。她的脸容不是一般观音所表现的慈祥和悯穆，而是笑意隐约的妩媚，好像不经意地触到心灵里一个可欣悦的秘密。我们在她身上看到的不是“神”的崇高和超越，而是“人”的烂漫和青春。想当年；刻像的艺师在创作过程中所揣摩的形象，必也是“人”。而这“人”的品质意态藉着造“神”的心念而完美化了。
　　普贤菩萨在华严经里，和文殊、毗庐迦那共称三圣。毗庐迦那代表光明彻悟，文殊代表智慧才学，而普贤则是纳智学于行动的创造精神。通常所见三圣多为男像，宝顶山所刻三圣巨像亦复如此。北山心神车窟中的文殊，是个传统造型中持剑骑狮的男身，而骑在白象莲座上的普贤，却是一个温婉华贵，甜笑莞尔的美丽女菩萨。这种造型上的转移，令人寻思。
　　是谁说的呢?“美，是?永生”的揽镜自照。”生命的内在品质要藉外形来投射表达。艺术是表达美的形式；将生命质朴的原型提炼引渡到美的境地。“女性”是一种生命原型，将这原型资质中的妩媚、优雅、华贵提炼出来而形象化，就是造像雕刻艺术上的表达了。本来，菩萨无所谓性别，外形上的女貌或男貌?都是内在精神品质的一种提示。神、佛和菩萨，基本上都是人心对某种精神品质至高至善至美的投射。普贤代表了引接智慧，使之超越到彻悟的动力。这种动力不是刚厉的权威，而是潜柔的化力。女性的温婉当更切恰地表达那样的力量，普贤也因而成为女菩萨了。这和观音因抉危救苦的慈悲品质而在中国化为女身，是同样的造型心理。
　　千手观音的造型，却是女性资质中另一种层面的表达了。现实生活中的女性，习于校枝节节的忙碌和关注。她的权能不表现于统治和制范，而是无远弗届无微不至的庇怀和护佑。千手观音的千手和千眼，不正是那种届远至微的象征吗?宝顶山佛湾南崖东端的石窟大悲殿里，坐镇着那金身辉煌的千手观音，据说是全中国千手观音遥像中最大的一座，本像并不高大，容颜也十分慈和。但她身后支天而起的一千零七只手，持法器，执慧眼，显得气象森严。瞻仰的人也在眼花撩乱中心生一分敬畏。
　　探讨宝顶石刻中的生死境界
　　北山石刻所表现的多为个别佛像的形象美；宝顶山的石刻，却透过成组的群像及辅佐的铭文，叙述了佛经的故事。这种形象文字并列而具叙述性的石刻艺术，据说是全中国绝无仅有的一处。因为有故事，也就有故事所透露的思想。宝顶观佛，寻思石刻故事中的思想境界，无非有关人世的生生死死。
　　宝顶北崖中段岩石上的“父母恩重”图像，虽然在思想主题上强调了“孝”字，在石像分组的艺术表达上，我们看到的是一幅一幅的生活景象，一段一段的人生过程——佛前求子、怀孕哺育、远行怀念、为子婚嫁……以至念念于八十儿的百岁终程，强调的尽管都是一个“孝”字，展现眼前的图像，却是生生不绝绵绵相续的人世，千余年前生命的基本型态虽无异当今，而“孝”，落入现代生活里，就需要思索它更丰富的涵义，本来，古人也曾提到“孝”这一概念中所含藏的人性问题。北山石窟所刻古文“孝经”，就有这样一句话：“……当不义弗争（诤）而从父之命，焉得为孝乎?”父母生我，故有恩，父母是人，当亦有过，不义便是人性在道德范畴里表现的错失。在同为“社会人”的基本立足点上，父母和成年子女是相等而立的，因此，在人性的缺憾上，父母子女相互间都有指责诤谏的责任。子女婚嫁后，也同样将为人父母。在这个知识繁复价值混淆的当今社会里，仅仅行守对上一代的孝行，是不足以为下一代的典范的。而且，当今的父母；也不能只尽养育而坐待反哺，必须以身作则来进行教化——辨是非、明善恶、拓识见、去愚顽……这不仅是为父母的责任，也是为人的内在奋勉，人生是一种过程，必须一步一步励进和跋涉。人和人之间，包括父母子女之间，是日新又新的境地和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各就各位（因而造成代沟）。我但愿“父母恩重”石刻所激发的人心反应也能与月俱新。艺术就可以因而永生了。
　　宝顶佛湾各雕像中，最庞大的，是那几乎占据整个东崖的佛陀涅槃像。佛像全长三十一米，膝部以下匿入山岩，使上半身的涅槃卧像更为显著突出。卧身之前，有十多弟子的立像，下半身都隐埋地中未予刻出，一如佛陀卧身之下半部匿隐山岩。弟子身形比例在庞大的涅槃佛像前，显得十分傈小。弟子手上各捧香花、净瓶、宝衣……身上方刻有九个衣带飘然的女像，象征九天仙女，各捧花果相迎。涅槃像之侧的东北崖角，有“九龙浴太子”石刻描写佛陀出生，这是宝顶造像艺术中巧取天然的手法，东北崖顶有泉池，利用天然岩石结构引泉人龙，使龙口终年喷水，浴在佛像身上。此初生佛陀刻像只有普通儿童大小，盘膝而坐，低眉俯首，双手交抚胸前，符合佛像一贯的悲悯沉潜形象，和一般其他佛出生造像不同。常见的佛出生像，是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天上地下唯我独尊”。总觉得这种“除了我，你不可敬拜别的神”一般的霸气，全然不符合佛教的无我宗旨。宝顶的初生佛，更能切合佛陀一贯所表现的慈穆。这个“佛之生”的浴佛像和“佛之死”的涅槃像，紧相连接。而造像的大小却有别天坏。为何将佛之灭度表现得那样巨大宏伟呢?佛之生，有如一切人之生，而佛之修行、顿悟、宏法、救世而至于圆寂，是自身生命的无限扩大和圆满，苦海无边的人间世，因而展现了方向和涯岸，佛之死，诚然“大”矣。
　　宝顶山石刻中，表现死亡的还有西北崖的“地狱经变图”。虽然在行教的意义上是劝善诚恶。从深处想，地狱之苦也是人世之苦。因果轮回，“死”不是最后的终结。一个人的罪行恶思，不会因形逝而消灭，或多或少遗留世间而酿成灾害。而且，一种罪恶所造成一个家庭一个社会的创伤，也可能不是一个世代可以疗补弥缝的。这样一种人的死，卑秽一如鬼魅。
　　在“涅槃”和“地狱”之前，佛湾入口边的南崖悬壁上，立着一个恐怖巨大的阎罗形象，捧着一个法输，小鬼列在两侧推动而使输回不息，那就是所谓的“六道轮回”图了。在那巨大的法轮中心，刻着一个坐姿人像，从那人心窝里发出六道豪光，而豪光闪处，一连串全是“人”自己的形象，就在这些“自我形象”下轮盘的规格中，旋转出人世的无常运命——贵贱、兴亡、离合、悲欢……，轮回无常的人世，其实就是千千万万“自我”的“境由心造”。佛家认为一切罪恶起自“无明” （愚昧），而无明源出“我执”。以“自我”为世界中心是“我执”，人若不断地极尽“自我”，就断绝阻挡了一切可能心智上的提升和突破。就如豪光六遗，成不了普照，闪闪烁烁，总是一个中心自我。
　　牧牛坪上天人无心
　　宝顶观佛，一路观去，总是凝重肃穆惊怖。离开了西崖末的“地狱”，拾级下阶，由谷底转上南岩西端，去看那一组光天化日下的“牧牛圃”。
　　“牧牛图”的意象构思；是北宋禅师廓庵始创，将禅的修行过程喻为牧童之于牛的关系，由寻牛、见迹、见牛、牧牛、骑牛还家、忘牛、人牛两忘、返本归源；这样十个进境完成禅修。据日本铃木大拙所说，廓庵之后还有三个不同画本，世上所见“牧牛图”有此四种。如今加上宝顶石刻，也可说有五种了。不同的是，宝顶石刻不是一幅一幅个别地象征宗教心灵的层次进境，而是完整的浑然一体，像一首乡野田原的牧歌。大足人称此“牧牛图”为牧牛坪。
　　牧牛坪上的“牧童”，有的在相互调笑，有的在吹笛自娱，有的，干脆仰天席地睡着大觉，“牛”呢？或吃草，或饮水、或休憩，林泉间，“小猴子”伸手探身，想捉弄睡觉的牧童，更有“白鹤”悠然栖息。石刻所呈现的不是兢兢业业的宗教修炼，而是天人之间的舒徐谐和，以及生命所表现的天真活泼。于此，轮回、涅槃、地狱，都一下子忘得精光。心情也由凝重肃穆惊怖中脱出，变得简净纯明。我立在岩畔，伸手去摸“牧童”；仰卧袒身的胖肚皮，一笑莞尔。
　　想当年，雕刻的艺师刻这一组“牧牛图”像时，他们的创作意识中可能根本就没有宗教理念，有的，怕只是他们十分熟悉的生活意境，创造这一组图像时，想他们也必最感亲切快乐。寻寻觅觅?思思索索，一路刻来，最好的境界还不是涅槃，而是这样一种天人无心的归真反璞在那样的境界里，生死疑难，不见痕迹。佛，可以相忘了。
　　后 记
　　大足石刻区在年代上比敦煌云冈为晚，规模也较小。但石刻雕像保存完好的程度上，却非前二者可比。敦煌云冈石窟中所藏经卷、圆书、壁画、塑像等，在二十世纪初到三十年代间，先后被英、法、日、、美诸国偷运盗凿。而大足石刻区，深藏于川蜀天险，不为人知，加之大足人的捍卫，既不曾为外侮所辱，也不曾为内愚所毁。
　　台湾某些人士认为发现大足石刻的是杨家骆先生，并不正确。第一个开始记载并研究大足石刻的人是清代的张澍，著有“蜀典”一书，是有关四川的重要文献。十九世纪初张澍在大足渡过夏暑和春寒，半年之间，登山越谷，寻采佛迹，著有诗文描述佛刻。杨家骆是一九四五年应大足陈羽珊先生之邀，组团前往考察。当时大足当局正拟修县志而特请杨家骆等专家前往（据大足文物保管处资料）。那以后大足石刻才为人周知。文革时，愚昧的红小兵藉着“破旧”之名，毁壤了无数中国文物，造成空前的文化浩劫。但大足石刻却幸免于难。据说，大足人对捍卫本地传统是闻名史册的。清光绪年间，欧洲传教士到大足兴建教堂，受到大足人的群起反抗。大足的佛像仍在大足人的香火中活着。当年的红小兵要是冒犯了他们的圣地，定会在大足人眼中死有余辜?
　　我在宝顶山观佛时，就看到一个乡人背着一筐香纸，一路焚香礼敬。我的眼光不自主地一直随着他虔诚专注的眼神和身姿，直到他消失远处人群中。黄昏时，我下山搭车返回来处，路途遥遥，车子在辉煌的夕照中扬尘行驶。我试着回想一天来所观“佛容”，但出现脑中的，总是那个乡人虔诚专注的脸。佛呢?佛呢?
　　佛就是众生。（转载中国时报副刊）
　　摘自《海潮音》总第69卷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