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时建康的佛经翻译中心道场寺

东晋时建康的佛经翻译中心道场寺
　　刘大任
　　西元三一七年，晋元帝司马睿在建康三下南京）即位，建立了东晋王朝。过江的北方士族与南方士族彼此联合，维持了偏安局面。首都建康一时成了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样相对安定繁荣的社会条件下，建康的佛教也很活跃。
　　两晋之际，尤其东晋建立后，中原不少佛教名僧避难南下来到建康一带，他们在东晋诸帝和王公士大夫赞许支持下，积极开展佛教译传活动。建寺安僧，几成时尚。东晋时期，建康究竟建了多少佛教寺院?据唐法琳《辨正论》卷三载，东晋一百零四年间，建寺达一七六八座。这个数字，根据何来，可靠程度，已难稽考，却也可想见东晋兴建佛寺数量之大。但据《高僧传》、《建康实录》、《景定建康志》、《至正金陵新志》、《金陵梵刹志》，以及清代刘世珩《南朝寺考》和陈作霖《南朝佛寺志》等记载，建康地区有文字可查六朝历代所建佛寺二二六座，其中东晋时建三十七座。如道场寺、高座寺、瓦官寺、新亭寺、枳园寺，以及青园寺、庄严寺、临秦寺和安乐寺等。本文专介绍当时的佛经翻译中心道场寺。
　　始建年代和地理位置
　　道场寺，又名斗场寺，以所在地斗场里（村）得名，《高僧传》的著者慧皎（四九七—五五四）以为“斗”字“非佛旨”，以“道字音近而呼”为道场寺。寺前有市称为斗场市（此斗场市犹见于《景定建康志》）。又说，寺为可空谢石所建，称谢司空寺。据《齐书·祥符志》：“永明九年，袜陵县斗场里明安寺古树，众僧架屋宇伐以为薪，剖树里自然有法大德三字”此时的道场寺已名为明安寺了。
　　道场寺始建年代。根据全局僧传·佛驮跋陀罗传》记载，义熙八年（西元四一二）刘裕讨刘毅于江陵，遇见佛驮跋陀罗，甚加崇敬，邀归南下。次年（西元四一三）春，佛驮跋陀罗随刘裕（即后来的宋武帝）到达建康，被请住在道场寺。法显于同年秋，也到了道场寺。可以想见道场寺在此时，一定已很具规模了，以至可以安置刘裕请来的尊贵“外宾”天竺僧人佛驮跋陀罗，还有西行求法归来的法显。那么道场寺的始建，当在这此前，至少不迟于西元四二一年。
　　还有一说，据近代佛学泰斗吕澄先生考证，道场寺为谢石所建。谢石（三二七—三八八）东晋名将，乃谢安之弟。太元八年（西元三八三）八月秦兵大举南侵，孝武帝司马曜任命尚书仆射谢石为征讨大都督，统兵御前秦。赖谢玄、刘牢之等率兵力战，取得淝水之战的胜利。十一月归建康后，治宗庙金石之乐。据此，可以推断，谢石建寺，应在淝水之战得胜回建康后，关注礼乐之治时。那么道场寺的始建年代，又可认为在太元八年到谢石去世的太元十三年（西元三八三—三八八）之间。
　　道场寺的具体地理位置，究竟在现在什么地方?笔者在工作中接待过尼泊尔、印度、日本等外国佛教界朋友都问过这个问题。一九九八年春，山西省电视台《法显传记》拍摄组也专门采访过笔者。
　　几乎所有的史料中都交待，斗（道）场寺在“秣陵县三桥篱门外斗场里”，又说“当在今聚宝门外赤石矶左近”，或者干脆说“在今中华门外”。为此，笔者曾请教过在南京地名办工作的方诚修老先生，当年（一九九二）方老先生说过：“在雨花斗外土城头路底南端西侧今雨花村所在，属七里镇双桥门居委会”。方老汪伪时在南京警察局管过户籍，对南京地名，尤其是城南地名颇有研究，他这么说一定有依据，只是当年不好意思细追，现在方老已作古，也只有遗憾而已。
　　依这个提示，笔者查阅史料，并多次去实地考查。道场寺地理位置在双桥门一带的雨花村应大致不错。只是具体锁定何处?还甚费周寻。
　　《金陵梵刹志》中并没有道场寺的记载，却记有一处西天寺。“在都门外南城重译街，又名驯象街，西北去聚宝门一里，即近所领报恩寺后垣”。这个方位，与史料记录的三桥篱门外“在今聚宝门外赤石矶左近”的方位较为相符。无独有偶，洪武年间，有位班立答大禅师也是来之佛驮跋陀罗的故乡古印度迦维罗卫国，于元至正年间（西元一三四一—一三六八）来中国，甚受元帝君臣尊崇，明初“国朝统有天下，钖杖来朝”，明太祖朱元璋礼遇有加，授以善世大禅师称号，于钟山“而庵居焉”，朱元璋“车驾每幸钟山，必过师室，言论栘时”这位班立答大禅师于洪武十四年（西元一三八一）圆寂，荼毗后“获五色舍利无算”。建塔藏之且建祠宇，赐名西天寺。这座西天寺向南，明清时还有座德恩寺，是在普光寺遗址上重建的。
　　建寺院一般会在古刹旧址废墟上重建，这座西天寺很可能用的就是道场寺遗址。西天寺的所在地称为重译街，或可附会道场寺的译场而命名。只是重译街、重译桥、重译楼之称，到了明初宁出现，并不见于前代志书。这就不好说了。
　　再者，这里还有座古长干寺（即后来的报恩寺），虽传说为古印度的阿育王遗夜叉所建，但真正有势头还是在梁武帝时。东晋时道场寺与长干寺相邻，也为可信。或者说长干寺以道场寺为邻，未尝不可。
　　另一方面，道场院寺在东晋、刘宋两朝，盛极一时，因何此后湮没无闻，不留踪迹。会不会是古长千寺不断宏大，尤其到了梁武帝时，地位仅次同泰寺，对前朝名寺有意不提，洽在情理之中。以后又代有增建，渐次兼并，也未可知。
　　根据有关史料，查阅了《南京建置志》（一九九四年出版）所附《明应天府城图》、《清江宁省城图》、《民国时南京街道详图》、《南京市区街道图》，以及《南京地名录》附六朝、宋、明、清各种地图。再经实地考查，对照最新《南京地图》。笔者臆测，指认今永红造纸厂南面，晨光厂大院内老洋楼一片，为道场寺遗址。
　　还有一例，拟可佐证。根据《清江宁省城图》所标，晨光机器厂前身江南机器制造局用的地皮（即现晨光厂东面老洋楼一片），是西天寺遗址。直到一九五八年在这一片地皮的北端，今永红造纸厂处还有座消灾庵，南端今雨花村处有座宝林寺。也许为当年孑遗。
　　佛驮跋陀罗、法显等高僧
　　佛驮跋陀罗是来之释迦牟尼佛的故乡，与鸠摩罗什同时代的佛经翻译家。法显是早于唐玄奘三百多年西行求法的高僧、旅行家。他们与道场寺有甚深因缘。至今仍然有海内外的佛教学人到南京来寻觅他们的踪迹，研究他们在道场寺的史实。作为中国人更应有所了解。
　　佛驮跋陀罗（三五九—四二九）汉文名觉贤。古印度迦维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释迦族人，乃释迦牟尼佛的父亲净饭王的兄弟甘露王的后裔。十七岁出家，以禅律驰名，在厨宾三下克什米尔一带）遇游学西域的中国僧人智严，被邀来中国，约束晋义熙四年（西元四O八）到长安，弘传禅数之教。后因与鸠摩罗什的门徒意见相左，遂与弟子慧观等南下至卢山，与慧远相会译出《达摩多罗禅经》。义熙九年（西元四一三年）在荆州遇到太尉刘裕，被请至建康（今南京）住道场寺，后与法显、法业等先后译出《摩诃僧只律》、《大般涅槃经》、《大方等如来藏经》、《大方广佛华严经》等十二部一二三卷。其中所译《华严经》六十卷最为著名，又称《晋译华严》或《六十华严》其翻译的场所也以华严堂命名。
　　佛驮跋陀罗于刘宋元嘉六年（西元四二九）圆寂，年七十一岁。
　　法显（约三三七—约四二二），俗姓龚，平阳武阳三下山西襄垣）人。三岁出家做沙弥，二十岁受大戒。慨律藏不全，誓志寻求，于隆安三年（西元三九九），法显以六十多岁的高龄和同学慧景、慧应等从长安出发，西度流沙，翻越葱岭，到天竺求法，遍历北、西、中、东天竺，获得《方等般泥洹经》、《摩诃僧祗律）、《萨婆多律抄》、《杂阿毗昙心论）等梵本。后搭乘商船到狮子国三下斯里兰卡）住两年，又获《弥沙塞律》、《杂阿含》、《杂藏》等梵本。由海路归国，途中过大风，在海上飘流九十天到达了耶婆提国（在今印度尼西亚爪畦。近几年又有学者考证耶婆提国即今墨西哥，也就是说中国人早在一千五百多年前已经到达了美洲）。于义熙八年（西元四二二到达青州牢山（今山东青岛崂山）。前后凡十四年，历经艰险，游三十余国，携回大量梵本佛经。
　　义熙九年（西元四一三）到达建康（今南京），后于道场寺与佛驮跋陀罗共译《大般泥洹经》及《摩诃僧抵律》、《方等般泥洹经》、《杂藏》等。又记旅行见闻，撰《历游天竺记传》（即《佛国记》）。法显早唐玄奘西游（西元六二九年）三百多年，他为后来人的西行，不仅留下宝贵资料，也做出了伟大榜样。
　　法显在建康约住了四、五年，于译事告一段落之后，又转往荆州住卒寺，约在刘宋永初三年（西元四二二）圆寂。
　　当时在道场寺相从佛驮跋陀罗和法显研习禅律、参与译事的还有智严、慧观、宝云等人。
　　智严，凉州人。二十岁左右出家。为“博事名师，广求经诰”，西行至罽宾，入摩天陀罗精舍，从佛驮先北丘咨受禅法，后遇佛驮跋陀罗，相从求教，又请他来中国弘法，一同东归至后秦都长安，住大寺。后佛驮跋陀罗南下，智严亦离大寺另居别处，致力学修。东晋义熙十三年（西元四一七）刘裕率兵伐西安，应邀随至建康，先后住始兴寺、枳园寺。亦参与过道场寺译事。刘宋元嘉四年（西元四二七），与宝云共译出《普曜经》、《四天王经》、《广博严净经》等。晚年又泛海至天竺，归国途中圆寂于厨宾，年七十八岁。
　　慧观（?—四五三）先曾师事慧远，既而听说鸣摩罗什到了长安，又往从请问佛学。当时鸠摩罗什称赞他说：“通情则生人道生）、融（道融）上首，精难则观（慧观）、肇（僧肇）第一乙。慧观跟随佛驮跋陀罗南下，辗转去到建康，住道场寺。昙无谶的大本《涅槃经》传到建康，他参与慧严、谢灵运的修订。所著《辩宗论》、《论顿悟渐悟义》等。他又立“二教五时”的教判，此是中国判教的嚆矢。
　　宝云（三七六—四四九）传为凉州（今甘肃武威）人。少年出家，精勤于学。东晋隆安初年（西元三九七）远游西域诸国，遍学梵书，对“天竺诸国，音宇诘训，悉皆备解”。后还长安，依止佛驮跋陀罗治学。又随师南至建康道场寺，襄理译事，晚年住六合山寺，译有《新无量寿经》、《佛所行赞》等。刘末元嘉二十六年（西元四四九）圆寂，年七十四岁。
　　历史地位和现实影响
　　东晋时期的佛经翻译，作出了许多超越前人的业绩。当时中外高僧、佛教学者、佛经翻译家佛驮跋陀罗、法显、慧观、慧严、法业、宝云、慧义等都聚集在道场寺，相与问题，从事佛经传译、禅观修习。前承吴魏，后启宋齐梁陈，乃至远及隋唐。时人称道场寺为“禅师窟”。略见影响之大。
　　他们在道场寺的译著丰厚，对中国佛教贡献巨大，影响深远，难以尽述，这里只作略要展示。
　　义熙九年（西元四一三）起四、五年间，佛驮跋陀罗与法显合作翻译了《摩诃僧抵律》四O卷、《僧只比丘戒本》一卷、《僧只比丘尼戒本》一卷、《大泥垣经》六卷、《杂藏经》一卷。旧传他们还共译了《杂阿毗昙论》十三卷（其本早夫，待考）。
　　《摩诃僧抵律》及《比丘戒本》、《比丘尼戒本》，为印度大众部所传持的戒律。法显西行的目的就是“慨经律舛阙乙、“至天竺寻求戒律乙。在此前所翻译的戒本仅为某一部戒律的一部分。佛教传人中国此时已历四百余年，没有完备的戒律是不能适应佛教的深人发展的要求的。《摩诃僧抵律》等的翻译，完备了中国佛教在戒律方面的需要，从而巩固了佛教在中国发展的基础。至今，这部律及其戒本，仍然是中国僧人求戒，即取得僧人资格和研习戒律的根本典据。
　　佛驮跋陀罗于义熙十四年（西元四一八年）受孟顗、褚叔度的启请和慧严、法业等一百余人，于三年中翻译了《大方广佛华严经》六O卷（又称晋译《六十华严》），法显此时，应还未离开道场寺，虽已高龄，或参加了《六十华严》的译事。所以后人有称《六十华严》为佛驮跋陀罗、法显共译。
　　《大方广佛华严经》（简称《华严经》），是释迦牟尼佛成道后，在菩提场等处，藉普贤、文殊诸大菩萨显示佛陀的因行果德如杂华庄严，广大圆满、无尽无碍的妙旨，以及揭现幽深玄微的芥子纳须弥的华藏世界。为佛教根本法宝。
　　佛驮跋陀罗等翻译的《六十华严》，它的梵文原本三万六干偈，是由慧远的弟子支法领从于阗（今新疆和田一带）得来，于义熙十四年（西元四一八二二月十日开始翻译，当时道场寺的译场规模完善，由佛驮跋陀罗手执梵本译为汉语，法业等笔受，慧严、慧观等润文，吴郡内史孟韵、右卫将军褚叔度为施主供给所需，于元熙二年（西元四二O）六月十日译竟，刘宋永初二年（西元四二二复校完毕。初译时分五十卷，后改为六十卷。由此译事，也可证明称道场寺为当时的佛经翻译中心当下为过。
　　佛教传人中国后，从东汉以来，《华严经v的别行本虽陆续译出不少，但传播还不见兴盛。到了佛驮跋陀罗译出后，此经才受到汉地佛教学人的重视，对它传诵、讲习乃至注释也渐行热烈。最初参与此经翻译的法业，曾亲承佛驮跋陀罗的口讲而撰成《华严经义记》二卷，开“华严学”的先河。此经译出对后世佛教义学有很大影响，随著此经在隋、唐时代盛行流传，渐渐形成了专弘这一经的教观为主的贤首宗（也称华严宗）。唐代以后，此经的弘扬讲习仍相当殷盛，历代研习的学人不断，留有许多重要注疏。以此经的观行为目标的华严宗风，从唐代以来即远播于海外，在日本、韩国佛教界代有传人，沿袭至今。
　　另一方面，在道场寺译出的《华严经》，不仅是汉传佛教重要经典，也是中国文学宝库中的稀有巨制，它以壮阔的文澜开演微妙的教理，辞章宏伟瑰奇，从此佛经作为翻译作品渗入文学领域，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发展。
　　法显还详述西行求法的经历，留下《历游天竺记传》 （即《佛国记》） 一卷。此书成于义熙十二年（西元四一六），为中国古代以亲自经历介绍印度和斯里兰卡等国情况的第一部旅行记。同时在这部书里，还保存了有关西域、中亚、南亚诸国的许多可贵的古代史地资料，极为各国历史和考古学者重视。
　　从以上简单介绍中，读者对道场寺的历史业绩和地位，以及在现今的影响和作用，一定能做出正确的评估。这是历史留给我们后代人的一笔灿烂的文化财产，我们将如何去开发和利用呢?
　　二OOO年七月九日
　　摘自《海潮音》总第81卷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