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史学的形成与发展

佛教史学的形成与发展
　　谢保成
　　中国佛教史学[1]，是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布与发展逐渐形成的。它一方面适应着佛教在中国传布的需要，另方面又深受中国传统史学的影响。通常人们只把它作为佛教史的一个分支，仅从佛教史、社会史等角度来审视某些佛教史籍的史料价值，却很少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考察这些史籍的史学意义。其实，佛教史学应该属于交叉学科。这里，从史学发展的角度来谈一点关于佛教史学的发展源流。
　　佛教自汉代传入，经魏晋南北朝至唐，达到鼎盛。宋元时期，又有新的发展。随着佛教在中土的长足发展，佛教史籍编纂逐渐呈现出三个阶段：东晋至唐初出现记录佛事的史籍，唐代佛教史籍范围不断拓展，宋元时期佛教史籍体裁不断完备。
　　一、最先记录佛事的史籍
　　佛教自汉代传入，经魏晋南北朝至唐初，西行求法高僧携回大批梵文佛经，译经水平不断提高，逐渐运用儒学注经的方式对佛经进行注疏，同时编纂各种工具性的著录。在这一过程中，自觉记述各个教派、众多名僧史事的文字、撰著不断涌现，反映着佛教史学的形成。
　　东晋南北朝时期，最先推出的记录佛事的史籍，大体有四种类型：一是有关佛教史的著述，二是关于阐扬佛理的史籍，三是记述佛教在中土传布的史籍，四是官方史书的记载。
　　一、有关佛教史的著述，东晋、南朝时期主要有《佛国记》、《释迦谱》。
　　《佛国记》1卷，沙门释法显撰。又名《高僧法显传》、《历游天竺记》。法显（约337－约422），俗姓龚，平阳武阳（今属山西临汾）人。“常慨经律舛阙，誓志寻求”。东晋安帝隆安三年（399），与同学等，“发自长安，西渡流沙”，越葱岭、度小雪山，“自力孤行，遂过山险”，遍历天竺及师子国。义熙八年（412）回到青州长广郡牢山（今山东青岛崂山），第二年至京师建康（今江苏南京）。《佛国记》为其西行求法，前后15年所见所闻。“凡所经历三十余国” [2]，不仅是4世纪亚洲佛教史的重要著述，还是中国与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国交往史的重要著述，也是中国现存史书中有关陆海交通最早、最详细的记录。“叙述古雅”，为游记的杰出代表，深受中外学术界重视。
　　《释迦谱》，僧祐撰。僧祐（445－518），本姓俞，其先彭城下邳（今江苏邳州）人，父世居建业（今江苏南京），《高僧传》卷11有传。“造立藏经，搜校卷轴”，开佛寺收藏佛教文献之先，撰有《出三藏记集》、《释迦谱》、《弘明集》等。《释迦谱》，是在当时谱系之风影响下出现的第一部记叙释迦族世系传说、释迦一生事迹至阿育王时佛教传布情况的专门著述，为中国撰著佛传之始。据唐代《开元释教录》卷6著录，此书有广、略二本，广本10卷，略本5卷。
　　二、关于阐扬佛理的史籍，主要有南朝时僧祐《弘明集》。
　　《弘明集》14卷，序云：“道以人弘，教以文明，弘道明教，故谓之《弘明集》。”选辑自东汉末至南朝梁阐扬佛理的论著，并保存有反对佛教的论著，如范缜《神灭论》等。入录共百人，僧人19。从文学的角度讲，颇类《文选》一类的总集；从史学的角度说，则近似于《尚书》记言体。
　　三、记述佛教在中土传布的史籍，以僧尼传为主，包括寺庙兴废。
　　1、僧尼传，以慧皎《高僧传》、宝唱《比丘尼传》为代表。
　　高僧传的出现，肇自晋代，真实记录了佛教在中土传播的实际。高僧传，见于著录的有虞孝敬《高僧传》6卷，释宝唱《名僧传》30卷，释慧皎《高僧传》14卷，释法进《江东名德传》3卷，王巾《法师传》10卷，裴子野《众僧传》20卷，释僧祐《萨婆多部传》5卷，释宝唱《尼传》2卷等。此外，还有名僧个人传记，如《梁故草堂法师传》1卷，《法显传》2卷，《法显行传》1卷等。其中，宝唱《名僧传》30卷，著录425位僧人，为最早的综合性僧传，但至宋代以后散佚，流传日本者仅存1卷抄本。
　　宝唱之后，慧皎《高僧传》14卷为现存高僧传系列之首。慧皎（497－554），不详姓氏，会稽上虞（今属浙江）人，《续高僧传》卷6有传。其书卷14《序录》对当时沙门或官员所撰“名僧传”、“僧史”等有简要介绍，较《隋书·经籍志二》杂传类著录为多，足见其搜集之广。自序其书体例如下：
　　开其德业，大为十例：一曰译经，二曰义解，三曰神异，四曰习禅，五曰明律，六曰遗身，七曰诵经，八曰兴福，九曰经师，十曰唱导。
　　前八科均有论、有赞，“经师”、“唱导”二科有论无赞。“论曰”概述本科主旨、沿流，评价成就突出的僧人，反映佛教传入中土在这一方面的情况。卷14为《序录》并各卷高僧正传目录，末附王曼颖与慧皎书札及慧皎笔答。关于其书命名，有这样一段文字：
　　自前代所撰，多曰名僧。然名者，本实之宾也。若实行潜光，则高而不名；寡德适时，则名而不高。名而不高，本非所纪；高而不名，则备今录。故省“名”音，代以“高”字。[3]
　　僧人以有德之隐逸者为高，慧皎选择入传僧人的标准，不取“寡德适时”即仅有知名度而少德者。作为迄今所存最早、最完备的高僧传，著录东汉、三国魏、吴、晋、北魏、后秦、南朝宋、齐、梁九朝高僧正传257人、附见274人。但因南北分隔，所记众僧以江南为多，北魏高僧仅得数人。就南朝而言，所记梁僧亦为数不多。
　　统观全书，以一篇篇高僧传记，表现出东汉至南朝梁初佛教的风貌、思想演变以及对于当时社会的影响。传中有关中印文化交流，中亚历史、地理，乃至南北朝史的记述，均有重要学术价值、史料价值，可与“正统”史书相互参证，补其不足。
　　所谓“释宝唱《尼传》2卷”，即传本《比丘尼传》4卷。宝唱，俗姓岑，吴郡（今江苏苏州）人，《续高僧传》卷1有传。梁武帝天监九年至十三年（510－514），撰《名僧传》31卷，又撰《比丘尼传》4卷。中国比丘尼始于西晋末凈检，自后代有其人。宝唱《比丘尼传》是第一部比丘尼专传，而且为民国以前中国惟一一部比丘尼传，著录晋、南朝宋、齐、梁四代比丘尼65人，附见51人，依时代先后，不分科目。因南北隔绝，书中所记多为江浙地区比丘尼。其中，一些比丘尼与皇室、王公颇有交往，足见其在上层社会的活动与影响。“妙音尼为（殷仲）堪图（荆）州”事[4]，可从《晋书》中得到印证，即是明显一例。
　　宝唱、慧皎开了中国佛教史学传写名僧、高僧和比丘尼之先河，影响远及唐、宋、元、明乃至民国，形成高僧系列史书。大凡此间问世的高僧传，都有这样三方面的价值：一，保存大量中西交通史的珍贵材料；二，可补史传记载之不足；三，提供研究佛教史的基本史料。
　　2、记寺庙兴废，以《洛阳伽蓝记》最为著名。
　　《洛阳伽蓝记》5卷，北魏杨衒之撰。伽（qie）蓝，梵语“僧伽蓝摩”略称，意为寺院。杨衒之，史无传，杨或作阳，或作羊，家世、爵里、生卒年均无考。书首所署官衔“魏抚军府司马杨衒之撰”，书中自述“自永安中衒之时为奉朝请”，“武定五年，余因行役，重览洛阳”，仅此而已。《广弘明集》卷6《叙列代王臣滞惑解》，首叙唐傅奕，引古来王臣讪谤佛法者25人为《高识传》，一帙十卷，有杨衒之小传，谓其为北平（今河北满城）人，元魏末为秘书监，见寺宇壮丽，损费金碧，王公相竞，侵鱼百姓，乃撰《洛阳伽蓝记》，言不恤众庶也。
　　据书序“武定五年，岁在丁卯，余因行役，重览洛阳”，“今日竂廓，钟声罕闻。恐后世无传，故撰斯《记》”，则其书撰写当在东魏孝静帝武定五年（丁卯，547）。
　　北魏洛阳的40年间，先是佛寺众多、壮丽，如今残破、凄凉；先前为王公、庶士挥霍无度的一大都会，眼下是农夫、牧竖耕种歇息的一片废墟。字面写洛阳佛寺盛衰，文心为北魏政权兴亡！不仅撰写主题明确，而且编纂有致，书序写道：
　　然寺数最多，不可遍写。今之所录，上大伽蓝。其中小者，取其详世谛事，因而出之。先以城内为始，次及城外，表列门名，以远近为五篇。[5]
　　根据这一编纂体例，人们可以准确地绘制出北魏京城洛阳图，并按照城门方位、城内外里坊远近，标注出书中所记伽蓝以及宫殿、官署、名胜的具体位置。
　　既以佛寺为主，重点突出，又用注释或追溯的手法，记每寺历史或故事，间或有相关神话、异闻。这决定其书具有两大特点：一、通过佛教寺塔兴废，反映北魏洛阳40年间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真实。二、所记神话、异闻，绝大多数独立成篇，为志怪小说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库馆臣评论说：“其文秾丽秀逸，烦而不厌，可与郦道元《水经注》肩随。其兼叙尔朱荣等变乱之事，委曲详尽，多足与史传参证。其他古迹艺文，及外国土风道里，采摭繁富，亦足以广异闻。”[6]其所采“外国土风道里”，则不仅仅“以广异闻”，而是具有重要学术意义。卷5城北，仅记2寺1里。其记禅虚、凝圆2寺不足200字，而记闻义里则为全书最长的长篇。这样开头：“闻义里有敦煌人宋云宅，云与惠生俱使西域也。神龟元年十一月冬，太后遣崇立寺比丘惠生向西域取经，凡得一百七十部，皆是大乘妙典。”以下记其行程。篇末记道：“衒之按惠生《行纪》事多不尽录，今依《道荣传》、《宋云家纪》，故并载之，以备缺文。”惠生西域求经，是法显之后、玄奘之前中国佛教史、中外交通史上的一件大事，《宋云家纪》、惠生《行纪》、《道荣传》等均已失传，《洛阳伽蓝记》“以备缺文”，成为惟一珍贵史料，深受海内外学术界重视。
　　四、官修史书记载，一是《魏书·释老志》，二是《隋书·经籍志》。
　　《释老志》1卷，为《魏书》独创，集中反映了北魏的宗教政策以及佛、道二教的发展演变趋势。志序从“佛道流通之渐也”开始，说明“浮屠正号曰佛陀”，简要介绍其“经旨”、服道者情况、佛祖世系、诸佛法身等基本知识。自东汉章帝始，历述佛教传入、经卷翻译等情况。佛教对北魏社会的影响，是其记述的重要内容，是为一篇北魏佛教兴衰史。指出：世祖太武帝毁佛，只看到佛教“至使王法废而不行”的一面；高宗文成帝修复佛法，只看到佛教“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的一面。同时，记录群臣以传统观念反佛、从国计民生出发反佛的不同上奏，反映当时兴佛、反佛的种种争执。
　　篇中对有影响的高僧，如鸠摩罗什、法显、昙曜、师贤等，均叙其事迹。各个时期“以义行知重”或“见知于当时”的沙门，均列其名。最后作以总结：
　　魏有天下，至于禅让，佛经流通，大集中国，凡有四百一十五部，合一千九百一十九卷。正光已后，天下多虞，王役尤甚，于是所在编民，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猥滥之极，自中国之有佛法，未之有也。略而计之，僧尼大众二百万矣，其寺三万有余。流弊不归，一至于此，识者所以叹息也。
　　《魏书·释老志》，开了官修“正史”设专篇记载佛教史事的先河。明初官修《元史》，专立类传《释老传》，显然是受《魏书·释老志》的影响。
　　佛教的传入、佛家典籍的大量涌现，《隋书·经籍志》给予了高度重视，这就是志四“凡四部经传三千一百二十七部，三万六千七百八卷”之后，著录的道经、佛经，为《魏书·释老志》后“正史”中又一关于道、佛二教的长篇，而且是以一统王朝的眼光进行阐述，兼具南北，较比《魏书·释老志》更加系统。其著录佛经：“大乘经六百一十七部，二千七十六卷……右一千九百五十部，六千一百九十八卷”。自“佛经者，西域天竺之迦维卫国净饭王太子释迦牟尼所说”以下，用了近2000字简述佛教缘起、承传，并从“推寻典籍”的角度追述佛教自汉至隋在中土的传布。
　　这一批专记中国佛教史事的著述，大体展示出早期佛教在中国传布的实际，也显现了中国佛教史学最初的规模。
　　这里特别要提出，隋代史官王劭对佛教史学的作用。宝唱之后，以皇家史官身份为比丘尼作传的第一人便是王劭。《续高僧传·道密传》有这样一大段记述：
　　同州大兴国寺，即文帝所生之地，其处本基般若尼寺也。帝以后魏大统七年六月十三日生于此寺中，于时赤光照室，流溢户外，紫气满庭，状如楼阁，色染人衣，内外惊禁，妳母以时炎热，就而扇之，寒甚几绝，困不能啼。有神尼者名曰智仙，河东蒲坂刘氏女也。少出家，有戒行。和尚失之，恐其堕井，见在佛屋，俨然坐定。时年七岁，遂以禅观为业。及帝诞日，无因而至，语太祖曰：“儿天佛所祐，勿忧也。”尼遂名帝为那罗延，言如金刚不可坏也。又曰：“此儿来处异伦，俗家秽杂，自为养之。”太祖乃割宅为寺，内通小门，以儿委尼，不敢名问。后皇妣来抱，忽见化而为龙，惊惶堕地。尼曰：“何因妄触我儿，遂令晚得天下。”及年七岁，告帝曰：“儿当大贵，从东国来。佛法当灭，由儿兴之。”而尼沉静寡言，时道成败、吉凶，莫不符验。初在寺，养帝年至十三，方始还家。积三十余岁，略不出门。及周灭二教，尼隐皇家，内著法衣，戒行不改。帝后果自山东入为天子，重兴佛法，皆如尼言。及登位后……乃命史官王劭为尼作传。[7]
　　从这段文字知道王劭曾经“为尼作传”,《广弘明集》所录王劭《舍利感应记》也有相同内容：“神尼智仙言曰：‘佛法将灭，一切神明今已西去，儿（按：指隋文帝）当为普天慈父，重兴佛法，一切神明还来。’”现今所见，《续高僧传·道密传》记比丘尼智仙的文字最为完整，道宣取材无疑出自“王劭为尼作传”，甚或就是“王劭为尼作传”的转录。
　　《续高僧传·道密传》传末还有这样一段文字：仁寿之末，寺本高显，素无泉水，须便下汲，“一夕之间，去塔五步，飞泉自涌有同浪，井广如王劭所纪。”王劭不仅记隋文帝降生的有关传说，还记当时佛教传播过程中的一些传说，反映当时佛教与宫廷的某种关系。
　　隋文帝兴佛，被唐初官修《隋书》说成“雅好符瑞”，王劭为文帝兴佛助澜，被唐初官修《隋书》说成“经营符瑞”。从佛教传播来审视，这两句话说得再确切不过了！王劭的确是为隋文帝兴佛助澜的最佳人选。在当时的史官中，虽然不能考定王劭信佛，但至少可以说明王劭有近佛的另一面。
　　北周灭佛之后，经隋文帝、炀帝重又兴佛，至唐才使佛教得以在中国逐渐兴盛。“专典国史”将20年的史官王劭，注意到正统史家未曾注重的佛教传播，表现出皇家史官的另外一面，以其修史实践推动着佛教史学！
　　二、佛教史籍门类的扩展
　　唐代是佛教传布最兴盛的时代，据《贞元新定释教目录》统计，德宗时入藏的佛教文献2447部、7399卷。其编录者圆照统计，自高祖武德元年至德宗贞元十六年的183年间，译经者46人，翻译佛经（包括史传）435部、2476卷。其中，流传至今的佛教史籍，为数甚多。经常为史学研究参考者，大致著于纂集部、传记部和目录部。
　　一、纂集部
　　这一类的史籍，主要有道宣《广弘明集》、《集古今佛道论衡》，道世《法苑珠林》等。
　　《广弘明集》30卷，释道宣撰。道宣（596－667），俗姓钱，丹徒（今江苏镇江）人，律宗三派之一的南山宗创始人，《宋高僧传》卷14有传。著述宏富，超过百卷。除律宗本派著述，有《广弘明集》30卷、《续高僧传》30卷、《集古今佛道论衡》4卷以及《大唐内典录》10卷、《释迦氏谱》1卷、《释迦方志》2卷等，可谓唐代一位佛教史学大家。
　　《广弘明集》虽为南朝梁僧祐《弘明集》续篇，但体例又不相同，故不用“续”字，而称“广”。前面已叙，《弘明集》不分篇，只选古今文论，唯于卷末有“弘明论”一则，实际是一种选辑阐扬佛教文论的总集。《广弘明集》则分全书为10篇，次第是：归正、辨惑、佛德、法义、僧行、慈济、戒功、启福、悔罪、统归。每篇前各有序，叙述历代佛法兴废、释道之争，辩论佛教义理。叙述、辩论、选辑，三者融于一书。所辑僧俗作者134人，南北朝106人，唐28人。其论佛文体，包括书启、表状、书序、论说、诏诰、诗赋、铭刻等，共433篇。卷3阮孝绪《七录序》及其分类，是目录学史上的重要材料。卷6《列代王臣滞惑解》所列兴隆佛教14人、毁灭佛教11人，是佛教史上的重要史料。严可均《全汉魏南北朝文》，除唐28人及有专书行世的汉魏南北朝人外，几乎将该书所辑全部收录。《广弘明集》的传本有两种：宋、元、高丽藏为30卷，明南北藏、清藏为40卷。通行本，吴惟明刻本（“四库全书”用此本）及频伽藏30卷，嘉兴方册藏及常州本（“四部备要”用此本）40卷。引用该书，应当交待版本。
　　《集古今佛道论衡》4卷，释道宣撰。这是一部佛教传入后至唐初有关佛、道二教论争的资料汇编，故序文在“论衡”2字之后有“实录”2字。自谓分上、中、下3卷，但各藏俱为4卷。甲、乙两卷，载隋以前资料，包括东汉佛、道“角法”传说，北魏、北周废佛等，大都见于《广弘明集》。丙、丁两卷，载唐初佛、道之争，包括高祖武德四年太史令傅奕奏废佛法、僧法琳著《破邪论》反驳，高宗显庆五年僧静泰与道士李荣关于《老子化胡经》的论争等。
　　《法苑珠林》100卷，释道世撰。道世，俗姓韩，其先为伊阙（今河南伊川）人，祖代因官为京兆（今陕西西安）人，字玄恽，为避太宗讳，以字行，《宋高僧传》卷4有传，始复称道世。高宗总章元年（668），撰成《法苑珠林》100卷。这是一部佛教类书，分类编排佛家故实。全书每篇之下分部，部又有小部，均以二字命题，总计640余目（小部），博引经、律、论原典分隶其下。篇首为“述意部”，即序，用骈体文。篇末或部末为“感应缘”，广引故事为证，凡证必注出典。引经、论，必以书名在前，称“依某经某论曰”。引传记，书名或在前或在后，在前者称“某书曰”，在后者注“出某书”、“见某书”。耳闻目睹，亦必注明某人所说。全书引据典籍，除佛经外，约有140余种。征引过百者，有王琰《冥祥记》、干宝《搜神记》；征引数十次者，有颜之推《冤魂志》、唐临《冥报记》、郎余令《冥报拾遗》。他如《续搜神记》、刘义庆《幽明录》、刘敬叔《异苑》、祖冲之《述异记》等，亦不下10余次。其中，绝大部分亡佚，可据此书为“搜讨之用”、“校补之资”。因此，清代汉学家特重该书。四库馆臣评曰：
　　此书作于唐初，去古未远。在彼法之中，犹为引经据典。虽其间荒唐悠谬之说与儒理抵牾，而要不与儒相乱，存之可考释氏之掌故。较后来侈谈心性、弥近理、大乱真者，固尚有间矣。[8]
　　自“四库全书”刊行之后，各图书志逐渐著录该书。但其所编录者，均为嘉兴藏本，与古本卷数不合。此书入藏，实自宋始。宋、元、明、清藏，皆为100卷，与书中《传记篇》及《大唐内典录》著录同。唯独明万历间嘉兴藏刻本改为120卷，“四库全书”收录、“四部丛刊”影印者均为嘉兴藏本。清道光时，常熟蒋氏刻本复为100卷，常州天宁寺刻本、频伽藏本亦为100卷。1936年上海影印碛砂藏本，为今之最古者。
　　二、传记部
　　有关唐代高僧传记的著述很多，见于著录者不下30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主要有道宣《续高僧传》，法藏《华严经传记》，智炬《宝林传》，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等。
　　《续高僧传》30卷，释道宣撰。因为是继南朝梁慧皎《高僧传》而作，故名《续高僧传》。自序称，“终唐贞观十九年”（645），当是该书初成之序。书中记事，实止于高宗麟德二年（665）年，为道宣卒前2年。就是说，自太宗贞观十九年至高宗乾封元年（666）的21年间，道宣一直在进行增补。这是一部类传，在体例上改《高僧传》“神异”为“感通”、“忘身”为“遗身”、“诵经”为“读经”，合“经师”、“唱导”为“杂科”，新增“护法”，仍分10科为：译经，4卷。义解，11卷。习禅，5卷。明律，2卷。护法，2卷。感通，2卷。遗身，1卷。读诵，1卷。兴福，1卷。杂科，1卷。每科末尾，均有道宣论述。“正传”记北魏、南朝梁以后至唐高宗麟德二年高僧485人，“附见”219人。慧皎《高僧传》撰于南朝偏安之际，多叙吴、越而略魏、燕。该书成于一统之时，文献齐备，搜罗既广，自然优于前者。特别是众僧如何创建教派、传布佛法、演进阐理、撰述著作，以推进佛教在唐代遍地开花、走向鼎盛，该书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史籍。此书版本问题较为复杂，并涉及所传人数多少不同。通行本有三种，一为30卷本，即高丽藏、频伽藏本；二为31卷本，即宋藏、元藏及碛砂藏本；三为40卷本，即嘉兴藏本、扬州本。据道宣自撰《大唐内典录》卷5著录，《续高僧传》30卷之外，另有《后集续高僧传》10卷。今见诸本，已无“后集”之说，而所记人数、下限均与道宣原序不合，似应是道宣前、后集的合并本。道宣卒于高宗乾封二年，今见诸本所记高僧，则无卒于是年以后者，而止于此前2年，即麟德末，是知《后集》成于乾封元年（666）。高丽藏即开始合前、后集为一书，宋、元藏进一步增补遗缺，多高丽藏本71传。前集30卷，至太宗末；后集增补至麟德末，10卷。宋代合二为一，起南朝梁，至唐麟德。宋、元藏卷数、人数的变动，正反映合前、后集的过程。至明，内容全同而分为40卷，显然是想恢复前、后集最初总卷数。引用该书，应当注意交待版本。
　　《华严经传记》5卷，释法藏撰。法藏（643－712），俗姓康，字贤首，号“贤首大师”， 世居康居（今中亚撒马尔罕一带），又号“康藏国师”，后迁入长安。华严宗实际创始人，被尊为三祖。《宋高僧传》卷5有传。圣历二年（699），诏于佛授记寺讲新译《华严经》，并召至长生殿为武则天讲经，使武则天“豁然领解”，睿宗从其受菩萨戒。书中所记，实为《华严经》在唐代流传情况以及华严宗一派形成经过。书分10门：部类、隐显、传译、支流、论释、讲解、讽诵、转读、书写、杂述。大体以传记为主，但并不全是人物传记。“部类”，说《华严经》有上、中、下3本。“传译”，介绍东晋至唐的译经者佛陀跋陀罗、唐地婆诃罗以及实叉难陀之传略。“支流”，列该书的节选本或单品共37种。“论释”，主要记载印度、中土论释《华严经》的论著。“讲解”，为历代宣讲《华严经》的僧徒立传。结合法藏的另几部“华严”撰著，可悟华严宗真谛。
　　《宝林传》10卷，智炬撰。智炬，德宗前后沙门。“宝林”者，禅宗实际创立者慧能（“六祖”）所居韶州（今广东韶关南）曹溪宝林寺。该书为研究禅宗史的最早史籍，也是唯一史籍。宋代《景德传灯录》、《传法正宗记》，均取材于该书。南宋末，本觉撰《释氏通鉴》，系此书于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下，称“金陵沙门惠炬，天竺三藏胜持，编次诸祖传法偈谶，及宗师机缘，为《宝林传》”。元代已有散佚，《至元法宝勘同录》著为9卷。元修《宋史》，《艺文志四》释氏类著录《宝林传录》1卷，注“不知作者”。明代，已不见著录。1933年，在日本发现卷6写本。1934年，在山西赵城广胜寺发现金初民间刻本一部，仅6卷，为卷一、卷二、卷三、卷四、卷五、卷八。第二年，收入“宋藏遗珍”，改为方册本，影印刊行。这样，全书仅缺3卷，即卷七、卷九、卷十。具体编排如下：卷一，释迦牟尼及禅宗所奉一祖，前缺3纸，不足千字。卷二，西土二祖至八祖，所缺均取《圣胄集》补入，《圣胄集》今亦佚。卷三，九祖至十七祖。卷四，十八祖至二十二祖。卷五，二十三、二十四祖及师子、弟子，前缺1纸。卷六，二十五、二十六祖，系以日本发现写本补入。卷七，缺。卷八，西土二十八祖、东土二祖，即二十八祖至三十祖。卷九，缺。卷十，缺。该书虽然“文字鄙俗，序致烦乱”，“或错误差舛，殆不可按”，然其撰自中唐，传世已古，足资考证，不可以其鄙俚而废弃。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10卷，慧立、彦悰撰。慧立，高宗时沙门，俗姓赵，为幽州（今北京）照仁寺住持，参预玄奘译经事达20年之久。玄奘逝后，因仰慕其师功业，遂“撰其事”，成书5卷。然“虑遗诸美，遂藏之地府”，秘不示人。及其临终之际，方命门徒取出，以备公之于世。慧立卒后，门人悲不自胜，其书流离分散。几经搜购，基本得全。武则天垂拱四年（688），玄奘另一弟子彦悰重加整理，即所谓“错综本文，笺为十卷”，因署名“唐沙门慧立本，释彦悰笺”。[9] 彦悰，《宋高僧传》卷4有传。前5卷，记玄奘家世、早年情况以及西行印度的经历。后5卷，记玄奘回到长安后主持译经的成就及其对于佛学的贡献。前5卷，无彦悰笺述夹于行文中。卷6、卷7中，各有“释彦悰笺述曰”一则。卷10，有“释慧立论曰”一则。全书末尾，又有“释彦悰笺述曰”一则。据此可知，前5卷为慧立所撰、后5卷为彦悰所补的说法似乎不妥。全书叙事，层次分明，行文典雅，修辞亦多特色，当出一人之手，即本于慧立。彦悰的工作，诚如其序所云，“错综本文，笺为十卷”。由于该书的特色和成就，梁启超曾赞誉说，在“古今所有名人谱传中，价值应推第一”[10]。流传抄本、刻本很多。1923年，支那内学院欧阳竟无等以日本“弘教正藏”本为底本，校以高丽藏本和宋、元、明藏本，并参校《大唐西域记》、可珙《音义》、慧琳《音义》等书，成一较精审的本子。后吕澂再加校订，补入《奘师表启补遗》为附录。1932年，日本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影印高丽藏本时，校以日本所见古本，写出详细的“考异”。1982年，中华书局以吕澂校支那内学院本为底本，校以日本京都研究所刊本和南宋碛砂藏本，标点出版，为目前最完备的一个单行本。
　　三、目录部
　　唐代佛教经典目录，见于著录者近20种。今存者不到10种，即道宣《大唐内典录》、明佺《大周刊定众经目录》、智升《开元释教录》、圆照《贞元新定释教目录》、静泰《大敬爱寺众经目录》、靖迈《古今译经图记》等。其中，以道宣、智升的两种撰录影响为大。
　　《大唐内典录》10卷，释道宣撰录，成于高宗麟德元年（664），简称《内典录》。在费长房《开皇三宝记》“历代译经录”和“大小乘经入藏目”两大部分外，加详加细了各种译本的分析和著录，即“历代众经举要转读录”部分，介绍重要佛经的优秀译本，并有评论。体例方面，也有创新。凡重译佛经，都标明一译二译。如《华严经》，当时有14种译本，该录着重推荐的是佛陀跋陀罗译60卷本。全录著东汉至唐初译经者共220人，翻译经典2487部、8476卷。其“入藏录”部分著大、小乘经、律及“圣贤集传”800部、3361卷。这是唐代第一部系统反映高宗以前佛教经典在中土传布盛况的著录。
　　《开元释教录》20卷，释智升撰录。智升，《宋高僧传》卷5有传，唐代著名佛典目录学家，著有《续大唐内典录》1卷、《开元释教录》20卷、《开元释教录略出》4卷、《续古今译经图记》1卷等4种。《开元释教录》撰成于玄宗开元十八年（730），简称《开元录》，是佛经目录体系中的杰出代表，流传最广，影响最深。全书分上、下录。上录10卷为“总括群经录”，以译经人为主，记东汉明帝至唐玄宗开元十八年译者176人，所出大小乘、三藏圣教、圣贤集传，并失译2278部，合7046卷。先列译人名氏，次列所译经名、卷数，或存或佚，末为小传。汉、魏1卷，吴、晋1卷，东晋、符秦1卷，姚秦、西凉、前凉、北凉1卷，宋1卷，南齐、梁、元魏、高齐1卷，周、陈、隋1卷，唐2卷。卷十为历代佛经目录，古目录25家，仅存其名；新目录16家，具列其数。下录10卷为“别分乘藏录”，以经为主。前8卷为“别录”，分为7类：1.有译有本录，著菩萨藏（大乘教）、声闻藏（小乘教）、圣贤传记。2.有译无本录，著译本亡佚而存其名者。3.支派别行录，著译经中的单行本。4.删略繁重录，著同本异名、删节改编而被芟除者。5.拾遗补阙录，著旧目未收、新译未载者。6.疑惑再详录，著有疑问而另加论述、订正者。7.伪妄乱真录，著各种伪经，共分十三方面。这是《大唐内典录》中“历代众经举要转读录”的扩大和发展。“有译有本录”中把大乘经分为般若、宝积、大集、华严、涅磐五大部，并注明重译、单译情况。这一著录方法，为后来的《大藏经》编目所遵循不改。最后的两卷，是“大乘入藏录”、“小乘入藏录”，总计为1076部、5048卷。从全书编录来看，上录的“总括群经录”是纲，下录的“大、小乘入藏录”是现存佛经分类目录，下录的“别录”七类是对佛经译本、别行、异名、阙题、疑惑、伪妄等问题的说明，三者相辅相成，构成佛经目录的完整体系。上录增前凉一代，是此前诸录所无，为稀有史料。陈垣誉此书集诸家之成，“可称后来居上”[11]。由于智升注重翻译，忽略中土高僧言论，以致著名高僧慧远所出经论14部、支道林所出7部、道安所出24部、僧肇所出4部、周亡名所出12部、隋灵裕所出8部，均未著录。甚至连最有名的《法苑珠林》100卷，亦遭摈弃。忽略中土著述，舍弃“历代道俗述作”门类，是其重大缺陷。然而，另有一个方面需要特别强调，这就是智升对于目录学的认识。《开元释教录序》云：
　　夫目录之兴也，盖所以别真伪，明是非，记人代（世）之古今，标卷帙之多少，摭拾遗漏，删夷骈赘，欲使正教纶理，金言有绪，提纲举要，历然可观也。
　　这不仅仅是论佛经著录，而是一段关于图书目录方法、功用和目的的定义，为众多的目录学家所首肯。历代藏经均有收录，另有“四库全书”本等。
　　《开元释教录略出》4卷，是智升将《开元释教录》中入藏目录以千字文编号，另行编录而成。目录学家认为，这是我国现存最古的排架号和索书号，反映我国8世纪初图书著录已达到相当科学的程度，为北宋以后雕版印刷“大藏经”所本。[12]
　　四、有关佛教史的著述
　　前面提到南朝梁僧祐的《释氏谱》，在唐代由道宣进一步发展，撰成《释迦氏谱》、《释迦方志》。
　　《释迦氏谱》1卷，释道宣撰。书分五科：所依贤劫、氏族根源、所托方土、法王化相、圣凡后胤。叙述释迦出世的时间（“贤劫”）、释迦族谱传说、释迦创教的地域、传教经过和释迦逝世后佛教的兴废等。
　　《释迦方志》2卷，释道宣撰。道宣因协助玄奘译经，接触大量梵文资料，认为《大唐西域记》“文广难寻，故略举其要”，撰成此书。上卷4篇，为封疆、统摄、中边、遗迹篇；下卷4篇，为游履、通局、时住、教相篇。其中，有节选自《大唐西域记》者，可借以校补其今本；也有不见于《大唐西域记》者，可补史籍之不足。叙述佛教产生和传播的地域，佛教传说的须弥山及四洲的相状，以及中印佛教交流的路线、16位入印求法僧俗的传略等，反映佛教传入华夏及其以后的演变。值得注意的是，书中除了引用佛教经传外，还引用一般史书、道教经书。其书向无单本，收入历代“藏经”，以南宋“碛砂藏经”本最古，1935年上海曾影印发行。日本弘教书院“大藏经”与“大正新修大藏经”本已作初步整理，附有校记，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过点校单行本。
　　从上述几个方面的佛教史籍可以看出，唐代佛教史学取得重大进展。纂集部的《广弘明集》、《法苑珠林》将佛教类书的编纂推进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并产生了久远的影响。传记部的《续高僧传》进一步完善了自魏晋以来的高僧、名僧传记体例，使得此后历代俱有此类僧传相续，成为一部完整的高僧史传系列。目录部的《开元释教录》差不多与“开元四部书录”同时编著完成，既受到开元编目的影响，又有《开元内外经录》提供的编著经验，因此它本身在目录学方法上也有自己的建树。
　　三、佛教史书编纂日趋完备
　　经过唐代的扩展，佛教史学在宋元时期又有新的发展。最明显的表现是，佛教史籍编纂更加完备。
　　一、纪传体佛史——《佛祖统纪》
　　《佛祖统纪》54卷，天台宗沙门志磐撰，南宋度宗咸淳五年（1269）成书。以南宋景迁《宗源录》、宗鉴《释门正统》二书为基础，仿照纪传体史书增编而成。本纪，叙释迦牟尼和天台宗所奉西土（古印度）二十四祖、东土十七祖（尊印度龙树为高祖，其他有慧文、慧思、智岂页……知礼）。世家，叙天台宗诸祖旁出诸师。列传，叙知礼法系诸师。表，为天台宗传教年表和世系表。志，分为六种：“山家教典志”录天台宗著作，“净土立教志”为净土宗僧俗传，“诸宗立教志”记禅宗、华严、法相、密教、律宗等创教简史，“法运通塞志”篇幅最大，编年记述历代佛教史迹，“名文光教志”载赞颂天台宗的志记碑文等，“历代会要志”记历代佛教兴废事。该书虽然奉天台宗为正宗，但因采择史料广泛，编选较为精审，通常认为是研究中国佛教史较好的参考书。
　　二、编年体佛史——《释氏通鉴》、《佛祖历代统载》、《释氏稽古略》等
　　这一系列佛教史籍的出现，明显的是受到宋代史学主通明变思潮的影响。《释氏通鉴》、《释氏稽古略》，仅从书名就可以看出是直接受司马光的影响。
　　《佛祖历代统载》22卷，临济宗沙门念常撰。念常（1282－？），俗姓黄，元华亭（今上海松江）人，《补续高僧传》18有传。遍游南北之胜览，博究群经，主姑苏万寿法席。“乃取佛祖往世之本末传授之源流，及夫时君世主之所尊尚、王臣将相之所护持，参异同，考讹正，运弘护之心，秉至公之笔，辑而成书，凡二十有二卷”，谓之《佛祖历代统载》，为编年体佛教通史。自佛教传说的过去七佛和中国的传说时代起，至元惠宗元统元年（1333）止，以禅宗为佛教正宗，广载佛教史事。按年记述历代皇室臣僚兴佛废教的事迹及有关文献，佛教与儒、道二教的关系，佛僧译经、撰述和传教活动等。以干支纪年，并附注帝纪年号。前数卷关于二十八祖的内容抄自宋道原《景德传灯录》，自东汉明帝至五代十国时期的十余卷，抄自南宋祖琇《隆兴佛教编年通论》。该书详于宋、元二代。记述较为繁冗，年代也有纰谬。
　　《释氏稽古略》4卷，僧觉岸撰。觉岸，俗姓吴，元吴兴（今浙江）人，又称“宝洲”、“宝洲上人”，《补续高僧传》卷18附念常传后。以念常所述，“理明事实，出入经典。考五宗传，殊有补于名教”，于是“采摭内外典籍成编，题曰《稽古录》”，为佛教编年体通史。自三皇五帝至南宋末，按干支帝纪记载历代沿革、佛教史迹，于历代名僧和僧界通用典故，搜采略备。不少资料取自南宋咸淳（1265－1274）间僧本觉所撰《释氏通鉴》，但所注出处有误。传称：与念常“两书并行于世，详略各得其宜”。明代，又有《续集》3卷，为明僧幻轮撰。始元至元元年（1264），止明天启七年（1627），围绕430余僧的事迹历述佛教史事，涉及佛教兴替、宗教政策、佛道关系等。
　　三、续修高僧传——《宋高僧传》、《明高僧传》、《续补高僧传》等
　　高僧传续修，如果说唐代仅仅是开端，则至宋便有形成系列的趋势。
　　1、《宋高僧传》30卷，释赞宁撰。赞宁（919－1001），俗姓高，祖籍渤海，生吴兴德清（今属浙江）。在杭州祥符寺出家，精南山律，时称“律虎”。北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至开封，赐号“通慧大师”。历任左街讲经首座、史馆编修，并掌洛京宗教诸事。七年（982），奉诏撰《大宋僧史》、《大宋高僧传》等。回杭州与弟子显忠、智轮编纂，历时7年，至端拱元年（988）成30卷书奏上，名为《大宋高僧传》。
　　其端拱元年（988）序，追述了魏晋南北朝以来僧史、僧传的纂修后，指出“爰自贞观命章之后，西明绝笔已还，此作蔑闻，斯文将缺”的情况，强调“浮图揭汉，梵夹翻华。将佛国之同风，与玉京而合制。慨兹释侶，代有其人。思景行之莫闻，实纪录之弥旷”，“乃循十科之旧制，辑万行之新名。或案诔铭，或征志记，或问輶轩之使者，或询耆旧之先民。研磨将经论略同，校雠与史书悬合。勒成三帙，上副九重”，“正传五百三十三人，附见一百三十人。”至道二年（996）重加修补，成为定本，又作“后序”表示：“俾将来君子知我者以《僧传》，罪我者亦以《僧传》”。《宋高僧传》30卷，是一部奉诏编纂的佛僧传记。分科与篇末之论，与唐道宣《续高僧传》体制全同。只是有些传末附以“系曰”申明作者旨意，或自为问答，以释疑难，则是前传所无。所记为唐、后梁、后唐、后汉、后周、北宋前期高僧，并补有前传所漏南朝宋、陈和北魏、隋的高僧。碛砂藏本正传531人，附见126人；大藏本正传532人，附见125人。“译经篇”记唐代新传入的密宗各大师事迹及译场的设官分职、译经的体例；“习禅篇”记禅宗五家七宗的成立、派别的分歧、南顿北渐的斗争；“明律篇”记南山、相部、东塔三派的争执等，都是佛教史上极为重要的史事。由于作者明悉掌故、重视体例、剪裁融汇，因此叙事详实、清新畅达。该书体例直接影响到《大明高僧传》、《续补高僧传》的编纂。
　　赞宁另有一部《大宋僧史略》3卷，亦为奉敕之作。书序云：“赞宁以太平兴国初，叠奉诏旨，《高僧传》外，别修《僧史》”，“始乎佛生，教法流衍，至于三宝住持，诸务事始一皆隐括，约成三卷，号《僧史略》焉，盖取裴子野《宋略》为目。”记东汉以来译经、讲经、出家以及僧尼礼仪、僧官制度、朝廷与佛教关系等。但其自谓“恨删采不周，表明多昧，不可鸿硕寓目”。崇宁四年（1105）与《宋高僧传》一同入藏，对研究佛教僧侣制度有一定参考价值。
　　2、《明高僧传》8卷，释如惺撰。如惺，浙江天台慈云寺僧，自万历二十八年（1600）随手记录，至四十五年（1617），得北宋末至明末180余僧，以为此书。万历丁巳（1617）叙写有这样一段文字：
　　夫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太史公作《史传》天下不肖者耻。今吾释氏而有是书，则使天下沙门非惟不作狮子身中虱，而甚有见贤思齐、默契乎言表，得兔亡罤者，讵可量哉！
　　其目的已经不只是为记高僧与佛教史事，而是要与传统史学名著——《春秋》、《史记》相提并论。虽有此愿望，但其书却未能如愿，为未完之作，仅有译经、义解、习禅三科，著录112人，附见68人，以南方为多，北方仅数人，不载辽僧，金僧只教亨、海慧2人，而且卷1、卷6重出“眉州中严寺沙门释祖觉传”。
　　3、《续补高僧传》26卷，释明河撰。明河（1588－1640），俗姓陈，南通州（今江苏南通）人。为续《宋高僧传》，往来于齐、鲁、燕、赵、湘、赣、闽、浙，寻觅碑刻，并托同学读彻于两粤、云南代为搜集资料；又参阅曹能始之藏书，引用宋、元、明人文集。经30余载，数易其稿，崇祯十三年（1640）临终，嘱其弟子道开续成之。经道开续补编纂、史家周永年参与研讨，至清顺治四年（1647）方始告成。这已不再是单单由僧人作高僧传，而是有学者、居士参预纂修的高僧传了。因其所记唐至明万历末高僧事迹，“不分宗派”，可补、续《宋高僧传》，故名《续补高僧传》。分科与《宋高僧传》同，只改“读诵”为“赞诵”。正传著录549人，附见75人。体例方面，新增合传，将事迹不多而行为近似的僧人合为一传。“习禅篇”中，有的传后有“系曰”，为对所传人物的评论，这是经过整理后的定稿。其他篇中，有的传后有“明河曰”，则为明河底稿，道开整理时直接录入。此外，尚有不署名的按语，则可能是道开所加。“习禅”篇幅过大，其余译经、明律、护法、赞诵、兴福等科则显得贫乏，辽金两代高僧入传者仍然不多。僧、尼传的续修，一直延续到民国年间。[13]
　　四、佛教类书——《释氏要览》问世
　　《释氏要览》3卷，释道诚辑。该书的编纂，无疑是在北宋前期编纂众多大型类书的影响下出现的。这是一部关于佛教基本概念、寺院仪则、法规和僧官制度等的词义汇编，以赞宁《大宋僧史略》为基础编写而成。书分27篇、679目。卷上9篇：姓氏、称谓、居处、出家、师资、剃发、法衣、戒法、中食。卷中9篇：礼薮、道具、制听、畏慎、勤懈、三宝、恩孝、界趣、习学。卷下9篇：说听、躁静、诤忍、入众、择友、住持、杂记、瞻病、送终。各篇子目不等。这些篇目，是依据《华严经》所说菩萨有十“知”而拟定。十“知”为：一知诸安立，二知诸语言，三知诸谈议，四知诸轨则，五知诸称谓，六知诸制令，七知其假名，八知其无尽，九知其寂灭，十知一切空。该书引证广博，保存了大量关于佛教制度、风俗等方面的史料，对研究佛教史有一定参考价值。
　　五、官修“正史”中的“释老传”
　　宋修国史中，已经出现“志释老”者。明初官修《元史》，专立《释老传》，就是因为“宋旧史尝志老、释，厥有旨焉。乃本其意，作《释老传》。”[14]
　　其序云：“释、老之教，行乎中国也，千数百年，而其盛衰，每系乎时君所好恶。是故，佛于晋、宋、梁、陈，黄、老于汉魏、唐、宋，而其效可睹矣。”特别强调：
　　元兴，崇尚释氏，而帝师之盛，尤不可与古昔同语。
　　因而传中依次叙帝师八思巴、亦怜真、胆巴等事，追述帝师在蒙元的发展：“元起朔方，固已崇尚释教。及得西域，世祖以其地广而险远，民犷而好斗，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乃郡县土番之地，设官分职，而领之于帝师。乃立宣政院，其为使位居第二者，必以僧为之，出帝师所辟举，而总其政于内外者，帅臣以下，亦必僧俗并用，而军民通摄。于是帝师之命，与诏敕并行于西土。”同时，又注意揭露其“怙势恣睢，日新月盈，气焰熏灼，延于四方，为害不可胜言”的另一面，认为“凡此皆有关乎一代之治体，故今备著焉。”
　　有意思的是，两部有“释老”的“正史”——《魏书》、《元史》，都是记少数族入主中原所建政权的官修史书。
　　至于佛学受到儒学指导下史学的排斥，以及佛教思想与史学思想的相互渗透和影响，更是传统史学与佛教史学共同研究的课题。
　　[1] “佛教史学”的提出，详见拙作《佛教史学与唐代佛教史籍》，《法门寺文化研究》通讯总第10期――’98法门寺唐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专号（1998年11月）。
　　[2] 参见释慧皎《高僧传》卷3《法显传》。（碛砂藏本，下同。）
　　[3] 释慧皎《高僧传》序、卷14《序录》。
　　[4] 沙门宝唱《比丘尼传》卷1《妙音尼传》。
　　[5] 《洛阳伽蓝记》序（如隐堂本，《四部丛刊》三编）。《汉魏丛书》本作“伽蓝记序例”。
　　[6] 《四库全书总目》卷70《地理类三》。
　　[7] 释道宣《续高僧传》卷28《道密传》。
　　[8]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45《释家类》。
　　[9] 参见彦悰《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序》。
　　[10] 梁启超《支那内学院精校本玄奘传书后》。
　　[11] 《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卷1，科学出版社1955年。
　　[12] 详见王重民《中国目录学史论丛》第129－130页，中华书局1984年。
　　[13] 民国时期续传有二，一僧、一尼：1）僧传为《新续高僧传四集》65卷，喻谦撰。喻谦（？－1933），湖南衡阳人。1919年，应北京法源寺方丈道阶聘，历时5年，编成该书。这已不再是僧人传高僧，而是学者的续修。引用佛教史籍灯录、传记、寺志与文集、辽宋金元诸史，据卷前《引用书目》统计，为64种，始自北宋，迄于清末。分科与《宋高僧传》基本相同，仅以“感通”易为“灵感”、“读诵”易为“净读”、“杂科”易为“杂识”。正传著录771人，附见617人。辽金元高僧均有记录，以元代为多，《明高僧传》亦全部录入。著录广泛，文字畅达。2）尼传为《续比丘尼传》6卷，释震华撰。震华（1909－1947），俗姓唐，江苏兴化人，上海玉佛寺主持。民国二十八年（1940）自序称：“原夫法性平等，本无男女差别”，“高僧独多，长史尽著简篇。幸赖宝唱一呼，仅存六十五传。何竟步尘无继，寥落千百余年”，（震）“华才实愧于赞宁，志窃希于司马”，“振襟而起”，“历时岁及三年，集稿垂成数帙”，不意托之非人，竟遭遗亡。“故业重寻”，“有志竟成”，编成其书，上续宝唱《比丘尼传》，著录梁、陈、北齐、隋、唐、五代、宋、元、明、清、民国比丘尼201人，附见47人。最末2篇，循《续高僧传》例，为当时在世之人。
　　[14] 《元史》卷202《释老传》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