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修年谱要规范凡例——林子青《弘一大师新谱》存在问题之一（一）

编修年谱要规范凡例——林子青《弘一大师新谱》存在问题之一（一）
　　秦启明
　　一
　　年谱是古代先贤创造的传记体裁之一。按照编年史形式，本著「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㈩”的原则，通过逐一记载历史人物（谱主）的生平事迹，全面正确地反映谱主由生而卒的全部生平活动。宗旨是“知往而鉴今”，即通过回顾历史人物一生的成败得失，从中引出经验与教训，让今人受到有益的启示，以便更好地“事今”“图今”。因此之故，年谱成为认识历史人物的重要依据。所以自唐、宋以来，编修年谱便相沿成习。今存之宋，吕大防《韩吏部文公集年谱》、赵又梁之《杜工部年谱》便是例证。逮入二十世纪以来，编修年谱依然长盛不衰，且已被列入社会科学研究范畴。修谱的对象也不再局限于文人，涉及到历史人物的方方面面：既有风云一时的革命领袖，也有中途变节沦为民族败类的反面人物；既有学界泰斗诗人文学家，也有“逃儒归释”才能出众的僧人。与此同时，年谱从形式到内容，也有了长足的发展。透过目前可见的三种不同类型，人们可以从中看到干百年来年谱发展的基本轮廓—
　　二）大事年表式 这是最早的年表形式，亦称“年表”。将谱主的生平活动，择要加以归纳，按照编年史形式，逐年记载。行文个要，条缕清晰，记事醒目，一览无余。一般不逐条注明资料出处，只在篇末附列“参考文献”。
　　二；正文加注式 这是由大事年表发展而来，包括正文与注释二部份。将谱主的生平活动，逐一加以归纳，按照时序先后，用简练的语言，分别写入正文有关时限，条末以注释名义，逐一扼要摘录有关资料，并注明资料文名、作者与出处。
　　三；系时记事式 系由上述二类年谱发展而来。将谱主一生的生平活动，按照繁年繁月繁日的形式，逐一记事，无论活动大小亘细，皆尽量力求入谱收录无遗。所有记事条文，皆有编修者根据本人已掌握资料，逐一予以归纳撰写。并在每一记事条目，分别用括弧形式，注明所据资料的文名、作者与出处。
　　年谱的基本类型有如此这般之别，可是对修谱者的要求都完全一致：必须全面了解谱主一生的生平活动，必须全面了解谱主生平活动中的人和事，必须全面了解谱主生平活动中的相关知识与背景材料。一旦落笔行文，还必须力求做到
　　（1）秉笔直书，不隐恶扬善
　　（2）言必有据，事事可考：
　　（3）生平大事，记载无遗；
　　（4）不作评议，不生枝蔓；
　　上述四条，是千百年来各家年谱的经验总结，也是各家年谱约定俗成的惯例，作为修谱者必须严格遵循。目的是要求修谱者以第三者身份，通过年谱这一形式，替代谱主真言不讳自己一生的生平活动。举凡功过是非，任凭他人另行为文评说。为了达到预期目标，修谱还必须研究一番编纂学根据谱主一生的活动，结合手中掌握的资料、确定编纂体例，然后详细审订成书凡例，逐一明确编修细则，严予规范，奉为圭臬。
　　通过上述回顾，我们已对年谱的意义、由来、发展，有了基本了解，我们对如何评价年谱，也有了标准和依据，下面就可进入正题。
　　二
　　一九九三年四月，林子青先生的《弘一大师新谱》，在台北东大图书公司印行问世。这是在四十年前的《弘一大师年谱》的基础上，编者经多年积累资料，重行修订增补而成。为海峡两岸学术界研究弘一大师，提供了新的成果。面对林先生付出的劳动，笔者表示同情与理解。为了“知往而鉴今”，笔者愿就书中的存在问题，斗胆提出来，向赴会的专家学者求正，祈请学术界同好批评赐教之。
　　笔者认为，《弘一大师新谱》存在的首要问题是：没有规范凡例。导致全书体例失控。盖因编者一心增加篇福，使之增福为二十五万字的洋洋大著，故而在成书之前，未能详订细则，规范编纂体例，致使《新谱》“先天不足”，植下了无可挽回的严重缺憾。如君有疑，不妨先审视一下《新谱》卷首编者自订的《凡例》—
　　“一”本年谱之目的，在于搜集有关弘一大师之研究资料，试图将他的生平事迹，勾出一个比较符合事实的轮廓，提供给敬仰大师的读者。
　　二、本年谱初版至今，已近半个世纪。其间新资料之发现需要增补，初版年谱之记事与错字及繁年之有误者需要订正，故称为《弘一大师新谱》。
　　三、本年谱之体裁，大体以初版之内容结构为基础。追加资料约较初版增加两三倍，多是不易得到的资料。
　　四、本年谱于每年开始，作一扼要概述，简明扼要。乐简易者，阅览提要，即可知其一年事迹。每年所系各事，顺序逐条编入，皆用数字号码（1）（2）（3）（4）等标出，以便对号检读原文。凡同一记事而材料各别者，则列于主要记事之次，而以“又”字冠其首。
　　五、本年谱记事所用年月，根据谱主所作序跋题记，及书札所署年月，以阴历为主：但纪念文字用阳历者则仍其旧。各刊物之文字记载，多凭记忆为作，年月有出入者，则以所知比较推算而订正之。
　　六、本年谱所引用之文字记载，皆于每篇之首标明作者及其题目：谱主自作则记标题名以资识别。
　　七、近代学者著书或为论文，引用文字之处，每禅繁琐，常以“见某书某章某页”略之，而不引用原文。本年谱所引谱主撰述，无论长短，皆尽量引用，以省读者检索之劳，而得直接欣赏大师文字之风格。
　　八、本年谱除谱主称大师或单称师外，其余引用文字作者姓名，概略敬称倒。
　　据此对照《新谱》，可知编者对正文如何记事，如何引文注释正文，直至全书随处可见所谓（按一语，在《凡例》中，没有一一详加审订，并逐一规定用法，造成无约可依，无章可循，编纂失控，体例混乱。令人殊为遗憾!下面即就《新谱》体例中的存在问题，分别予以讨论之。三
　　现将《弘一大师新谱》体例缺憾，归纳成四个方面，逐一加以论证。
　　（一）正文记事 一无约束 按照修谱惯例，正文记事必须秉笔实录，事事有据，行文简洁，脉络清晰。可是《新谱》却与此大相迳庭，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
　　（1）未有确据 录入正文如一九O二年二一十三岁）条正文云：“据其俗淫李圣章对著者（按指林子青—笔者）说：“师为重振家声，是秋曾赴河南纳监应乡试，未中试。”然此事未见文字记载。惟于是年九月见其《致许幻园书》中有，弟于昨日自汴返沪，之语，知不无关系（3）。”前者所言“此事未见文字记载”表明无法核实；后者所言“知不无关系”，仅是编者的猜测之词，依然没有根据，既然未有确据，有何必要入谱录入正文引
　　（2）正文开首 彰扬他人，如一九四二年二八十三岁）条正文开首云：“师居福林寺时，邂逅檀林乡杜安人诊疗所医师杜培材（字安人，原籍惠安。毕业某医科学校，医术精湛，学术丰富，信奉基督教），在檀林乡行医多年，远近闻名……㈧。”这段表彰文长达三百余字，可谓编者苦心所立的“杜安人小传”。殊不知此举大惇年谱惯例，造成“喧宾夺主”，本末倒置。
　　（3）编者评议 录入正文如一八八O年二岁）条正文云：“传说大师生时，有雀街松枝降其室，认为大师生有异征，其实并无此事（5）。又如一八九六年（十七岁）条正文云：“据其淫对我说，他认识英文字第一个字母A字，就是他三叔教的㈤。”如前所述，修谱者只是谱主的代言人，毫无理由在年谱正文妄加评议，故此，举凡年谱正文中出现编者的评论也好，提供证词也好，皆不合年谱规范。（待续）
　　摘自《十方》19卷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