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经概述

佛经概述
　　戴月芳
　　一、前言——佛经的四次结集
　　在本文开始之前，有一件事情必须说明，就是本文是将佛经当史料处理，而不叙述任何的教义。
　　佛教的创始人为释迦牟尼佛，匡他原是印度北部迦毗罗国境内的王子，十五岁那年被他的父亲净饭王立为太子，十七岁结婚生子，因感人世生老病死的痔苦，于十九岁那年离家修行，匡先经历六年苦修无成，后到摩揭陀国境内之迦南地方，在一棵菩提树下静坐七天，终于夜睹明星而证道，目此以后他就以救渡众生为务，获得不少信徒，他的信徒尊称他为“佛陀”，意即“觉者”，含有自觉、觉他、觉行圆满的三重意思，这就是佛教的起源。
　　释迦牟尼大约在八十岁那年涅槃，由于他在世时仅用口头布道，未留下任何文字记载，只于涅槃前嘱咐弟子以法和律为师，于是有经典结集的必要。佛教的经典结集共有四次，对日后佛教的传布发展有重大的影响。
　　第一次结集是由释迦牟尼的大弟子大迦叶主持，阿难、优婆离主讲。这次结集的机缘，依现存巴利文律藏小品之说，佛灭度后有愚痴比丘善贤窈以为喜，谓不复有佛制戒律之拘束，大迦叶闻而有感，思编定佛说以防非法非律之流行，爱于王舍城附近集五百比丘大德，举行结集，所谓结集，原是梵文（Samgiti）会诵之义，这次结集由大迦叶居上座，先命优婆离结集律藏部份，大迦叶就戒律各条目质问优婆离，优婆离一一具答，五百比丘大众合诵，然后通过为佛所制，此为律藏之由来，所结集者即今八十诵律；次命阿难结集经藏部份（即法藏），阿难是释迦牟尼十大弟子之一，素以多闻著称，于此次结集前方开悟，故众嘱以大任，结集前仪式隆重，—以求征信，由大迦叶发问，阿难诵佛所说，首唱“如是我闻，一时，佛在……”一问一答，次第诵毕，五百比丘大众印可，遂泐为定本，历时七月完成，此为阿含经的由来，这次结集，并无书写记录，不过集众传诵，定其词句，不使纷歧而已，但已具日后藏经之骨干，因这次集五百比丘大德，故又称五百结集。
　　第二次结集由耶舍主持，萨婆迦主讲，时间是在释迦牟尼灭度后百年左右。这次结集的机缘有二：一是佛灭度后，弟子们分向印度南北发展，因地理环境、经济条件、社会情况、气侯（雨季）因素等限制，使他们不能常集合在一起，同时他们为求因地制宜，对于教义的施行，不能不斟酌损益，日久遂戍纷歧，于是有再度结集以求统一的必要。这次结集的另一机缘，根据巴利文经典所载，谓佛灭百年后，以毗舍离城跋舍着族比丘为中心的东方教团，关于戒律问题，流布十非法事，如午后得饮牛乳，得饮未拨酵酒，得受持金银等，被西方教团，耶舍长老摘发，因此机缘，乃举行第二次经典结集。参加者有七百比丘，由长老离婆多发问，萨婆迦讲解，主张维护正统规则，断十事为非法，洗净藏律，历时八月。区这次结集，已有上座派和大众派比丘之分，上座派以西方教团耶舍为首，大众派以东方教团跋舍耆为首，当耶舍等上座派结集时，大众派僧侣亦另开诵会，不相上下，是为佛教分派别之始。
　　第三次结集是由阿育王主持，自键连帝须主讲，时间在释迦牟尼灭度后二百年左右。阿育王是田度孔雀王朝田令主，他的性情原来很暴戾，后因改信佛教而广行仁政，并派僧侣四处弘法，并于即位的第十八年，邀集全国比丘大德千入于首都华氏城，作经典的第三次结集。这次结集了说事、宗义论、集义论，以调和上派和大众派之争，并将佛教教义分经、律、论三种体裁写下，合称三藏，这是佛教有正式经典之始。为了弘法方便起见，分别采用巴利文和梵文写下，巴利文传布地点以今锡闳岛为中心，散布于缅甸、泰国、越南，梵语本流传地点以今尼泊尔为中心，流传西域诸国和中国，并由中国传入韩国，日本。因经典用语不同，传布地点不同，对于经典结集和其他叙述，亦有不同之记载。
　　第四次结集由迦腻色迦王主持，胁尊者启示，世友主讲，时间在西元二世纪。这次结集的机缘是印度贵霜王朝迦腻色迦王受到胁尊者之启示，以为“如来去世，岁月愈邈，弟子部执，师资异端，各据闻见，发为矛盾。”而思整齐纷歧的教义，故召集高僧五百入，在今克什米尔的林环寺，作经典的第四次结集，以世友为上座，法座、妙音、胁尊者等注释经、律论三藏，今经、律二部注释已失传，所傅者仅论藏之注释。这次结集，因印度南部僧侣未出席，事后他们不承认这次结集，佛教就因此分裂为南北二大派。
　　所谓的佛经，是指释迦牟尼灭度后，他的弟子及后入结集写下的经典，包括经、律、论三部份，佛所说之法称经，佛所制止恶修善之戒称律，后入发挥经典，决择谲法性相为论，因均与佛有关，故普通以佛经称之。佛经中以第一次结集之阿含经距佛灭度时间最近，用字最朴实，比较接近原始佛教之教义。
　　二、佛经的文字
　　佛教右正式经典是在第三次结集时，当时因适应传教需要，分别用巴利文和梵文记载，是为佛教的原始经典。后根据梵文本翻译的有中文、藏文、西夏文、日文诺本。
　　巴利文经典，依锡兰岛史之说，乃当锡兰Abhaga-vatt—gamani王时，始于大奈集众传写，犹是依据旧日口传，录戍土语，时为西元前一世纪。四百余年后，中印度摩揭国有位硕学者觉音，南来锡兰，以印度本土之巴利语，重译锡兰土语之佛典，益以各种著述，三藏皆备，于是巴利文佛典见其大成，流传不绝。
　　梵文经典被发现是在十九世纪时，一八二二年英人荷德生（B.H. Hodgson）在今尼泊尔发现三百八十部梵文新旧写本。一八七三年至一八七六年英入莱特（P.Wright）继荷德之后，又得梵文本三百二十余部，同时兼得关于婆罗门教之多数古本，成绩在荷德氏之上。
　　据荷德及莱特之研究，尼泊尔所藏梵文经典，是西元九世纪前后，印度境内僧侣为避回教徒迫害，抱守遗籍至尼泊尔避难，以后辗转抄写保存而被发现。
　　本世纪初，在中国西北亦发现许多梵文经典，无论对佛学、语言学、考古学来说，均有特殊意义。这项发掘首先由英人斯坦因（M.A.Stein）在一九OO年至一九O一年于于阗发掘，一九O六年至一九O八年在敦煌发现。德人格隆灭（A.C.Griipwedel）于高昌收集；法入伯希和（P.Pelliot）于一九O九年在敦煌收集；日入亦在一九O九年至一九二二年在龟兹一带搜集，均有所得，陋最令人遗憾的，当上述外入来我国境内发掘搜寻时，我国竟毫不知情，致使这批史料流传国外。
　　根据梵文本所译的佛经中，以中译的佛经中，以中译本数量最多，保存最完全，价值最高，这和我国译经时间最久，译场制度完备，翻译人才鼎盛有关，以明万历刻本大藏经为例，搜集经典共六千七百七十一卷，其间不少为其他文字译本所无，有的甚至连梵文及巴利文本亦告失传，其价值于此可见。西藏文本佛经，有的直译于梵文本，有的重译于中文本，蒙文、满文、日文、西夏文则大部份译自中文本，对佛法流传，有特殊贡献。
　　在诸文译本中，较令人忽略的是西夏文本，因西夏文经典出土不多，且残缺不全，研究者少，故知道者不多。西夏文经典是由俄入柯智洛夫于宣统年间，在西夏故城黑水发现，继之右英人斯坦因，同时国立北平图书馆亦收购不少元刻本西夏文大藏经，匝经由陈寅恪和他的门生王静如研究，西夏文经典已可通解。西夏文佛经大部份由中文重译，另一小部份则译自藏文，其中有不少珍贵之处，如佛说宝雨经是译臼藏文，今藏文本已失传，中文本藏经亦无收辑，所发现的西夏文本可谓宇内孤本。另外在所发现的经典中，渗杂不少摩尼教哲理戍份，摩尼教自唐武宗禁教后，转向地下发展，成为日后秘密宗教的渊源，亦有少数佛、道二教合流，最后被佛、道一一教所同化，今研究摩尼教，可从西夏文经典中采查它的转化迹象，其价值不下于敦煌摩尼教经残卷的发现。
　　三、藏经介绍
　　藏经又称一切经，内分经、律、论三部，谓之三藏。所谓“藏”是梵文Pitaha的意译，原指竹箧之属可容花果者，以喻佛典集成之摄藏含容。“经”是梵文Sutra之译，本义是线，谓能贯穿花束合不散失，佛说教理，经以贯摄之，亦由线也，故译称经。
　　藏经是研究佛教最基本典籍，一切宗派论者之产生，均由藏经而来。现代的藏经，是由各朝代累集而来。早期的作品，大都由外人翻译，主要翻译家有鸠摩罗什、安世高、竺法护、支娄迦谶等人，这期的作品，可由广弘明集收集的北齐三部一切经愿文为代表，这期的特色较重文辨的修饰，有不少文学价值很高的经典。晚期以玄奘、义净、金刚智等人为代表，此期的特色是忠于佛典原意，文词表达不如前期。
　　唐玄宗开元十八年，智升撰有开元释教录，对于典籍区分，译经缘起，均有详细叙述，收集经文凡五千零四十八卷，全部四十八帙，以千字文为函架记号。北宋太祖开宝四年（西元九七一年），敕张从善往益州雕刻大藏经，至太宗太平兴国八年（西元九八三年）完成，号为蜀本，是我国雕刻大藏经之始，蜀本是根据开元释教录而来。以后宋神宗、徽宗亦各有藏经，今尚有存于日本者。南宋于高宗绍兴之年亦刻有藏经，较开元释教录多八百四十四卷，称为宋藏二兀世祖至元十四年（西元一二七七年）刻者称元藏，凡六千一十七卷。明太祖、成祖亦分别刻印，至英宗正统五年（西元一四四O年）始成，凡六千三百六十一卷、神宗万历十四年（西元一五八六年）密藏道开等于五台山刊行藏经，并改擂本为方册，后移径山楞严寺，凡六千七百七十一卷，世称万历本，亦称径山本，通称明藏，后来藏经印行均取法明藏。清代在上海频伽精舍亦刻有藏经，称为频伽本，频伽本是根据高丽本和宋二兀、明讲本细加校勘，注及异同，并增收宋代以降之经论著，和日本撰述者，凡八千五百”八十二卷，是诸藏中最好的版本。近日中国佛教会亦有刻辑藏之计划，若能完成，民国本藏经亦将在佛教史上占一重要地位。
　　我国刻行藏经的次序，大体依开元棒教录，先大分经、律、论三部，然后一 一区别大小乘，再将大乘分般若、宝积、大集、华严、涅槃五部次序排列，以般着（智慧之意）为首，盖取诸般若为谲佛母之意。至明代智旭遍阅大藏，著「阅藏知津”一书，对大藏的次序有所变动，他本天台宗五时之说，分大乘为华严、方等、般若、法华、捏盘五部，合宝积、大集和密经为方等，而别加法华，次涅槃之前，其他律、论二藏亦加以变更。此种方法后传到日本，为日本缩刷藏经所采用，是为藏经组织的一大革新。
　　四、研究经的方法
　　佛经因受体例，用字的限制，且数量庞大，对一个初学者来说，可能形成障碍，阻止了研究的兴趣，若研读得法，这些障碍是可以克服的。下面的研究法，是个人一向所采用的，写下来的目的，只是提供参考：
　　1、认识经典术语
　　因佛经是译文的原故，所以同一事物，也许因人、因时、因地而有不同的译法，例如释迦牟尼有加来、世尊、佛陀等十种名号，菩萨有十地五十二阶之别。同一名词，也有昔译，音译的区别，例如阿耨多罗三邈三菩提是音译，无上正等正觉则是意译。这些不同的译名常使初学者混淆不清，进而视读佛经为畏途，这点在佛学上称为“文字障”，克服之道可预备一本佛学常见词汇或佛学词典等工具书，或看有详细注释的佛经，看完几部注本佛经后，则一般术语将不成问题。
　　2、先看小乘经典
　　释迦牟尼在世时，因众生根器不同而随缘说法，一般说来，现在所称的小乘经典较合乎佛教的原始教义，且道理平常易懂，如四圣谛、十二因缘、因果报应、六道轮回等观念。大乘经典是建立在小乘之上，高深处已脱离宗教躯壳，到达哲理探讨的境界，如因明、唯识等探讨，若无佛学基本概念者，骤然接触，可能无从下手，或因理路不通而产生“理障”，故佛学研究从小乘进到大乘是较实际的。
　　3、认清缘起
　　缘起的观念是佛教和其他宗教不同之点。所谓缘起，是指造成事件法起的机缘，亦即探讨事情法理的第一因，如人生痛苦在无常，而人生感到无常是因无明，故无明是人生痛苦的缘起。后来佛教形成各种不同的宗派，就是因为他们对于缘起的看法不同，于是各有各的开宗缘起，修持方法和经典，认清缘起，可避免因宗派不同而产生的争执。
　　4、应证经典
　　有关佛坚的论著，均本之经典而来，故对佛毕之疑点，当以佛经应证，凡不合乎佛经记载者，不可轻易相信，如魏、晋和宋、明之入常喜将佛学附会儒、道二家学说，若轻易相信，则容易认伪作真，曲解义理，产生错误论断。
　　5、由中文译本推及其他文字译本
　　史家王国维对历史研究，提出所谓的“二重证据法”，以地下遗物印证文字记载，以边疆记载印证本部记载，以外国记载印证中国记载，如此反覆论证，以求新的发现、新的解释·一个研究历史的，只读中译本佛经是不够的，最好能研究其他文字的佛经，如梵文、巴利文、蒙文、藏文、满文或西夏文本，研究这些文字佛经需要有边疆语文、历史的辅助，研究边疆语文，最重要的是入门书籍的指引，这些入门书籍，在中国来说是较缺乏的，必须借重外入著作；若由懂得边疆语文者教读，将可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普通一个熟读中译本佛经者，再研读其他译本，是不太困难的。
　　五、结语
　　佛教流传中土，对中国历史发生重大的影响，佛教教义充实中国思想内容，成为中国思想的三大支柱之一；因佛经的流传，使中国声韵产生革新——平上去入四声的使用，佛经亦是研究中国中古声韵的重要材料；佛经偈语，韵语的型式，弹词的运用，对中国文学发展有引导的作用，因佛教强调抄写经文的功德，间接促使雕板印刷的发达。同时各种文字译本的佛经，是我们研究边疆民族、历史、语言、中西交通史的重要史料，加果将中国历史抽去佛教部份不谈，则历史将有许多地方将无法理解。
　　近代历史大师，如梁启超、陈寅恪、王国维、钱穆诸入，他们对佛经均有很透彻的认识，俗谓“泰山不让细土，故能成其大”。历史研究一味的排斥宗教是不必要的，历史研究亦不能同宗教人士一般，本著门户主义，排斥其他宗教。
　　而任何一种宗教，流行于不同的国度，经过长久时间，它的教义必须经过改造，以适应于当国的人民，如中国佛教不同于印度，锡兰佛教不同于尼泊尔，这点必须通过民族心理学方能理解。
　　摘自《中国佛教》第28卷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