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间洛阳佛教述略

汉唐间洛阳佛教述略
　　作者：郭绍林，原载中华书局《文史知识》1994年第10期
　　东汉初期明帝感梦遣使求法一事，历来被认为是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汉地的正式标志。关于此事的最早记载见于东汉末年的牟子《理惑论》，说：明帝“梦见神人，身有日光，飞在殿前”。他问起群臣，傅毅解释道：“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之曰佛，飞行虚空，身有日光，殆将其神也。”明帝于是“遣使者张骞、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于大月支（氏）写佛经四十二章，……时于洛阳城西雍门外起佛寺”。后出的一些文献把早于明帝一个半世纪以上的西汉人张骞换成蔡愔，又冒出了天竺僧摄摩腾、竺法兰随同他一起来洛阳并译出《四十二章经》的情节，还说遣使在永平七年（64），三年后回国，佛寺也被称为白马寺。这些说法扑朔迷离，引起中外学者的疑问，但考察此前已有佛教初传汉地的记载，因而刮垢磨光后，依然能发现体现历史真实的一面。于是乎多数人承认，第一位引进佛教的皇帝，第一部佛经译本，第一所佛寺，都在洛阳。白马寺的名称出现较晚。《魏书·释老志》解释其得名是由于蔡氏一行返回洛阳时“以白马负经而至”。但《高僧传·摄摩腾传》却说：“外国国王尝毁破诸寺，唯招提寺未及毁坏，夜有一白马绕塔悲鸣，即以启王，王即停坏诸寺，因改招提以为白马。故诸寺立名多取则焉。”两晋时期，长安、襄阳、建康都有白马寺，但洛阳白马寺最早，故称“释源”。
　　东汉后期，一些佛经在洛阳译出。安息僧安世高于建和二年（148）来洛阳，译出30多部经典，系统介绍了小乘禅数学说。同时，大月氏僧支娄迦谶译的则是大乘般若学经典。稍后，第一位汉族出家人严佛调，还同抵达洛阳的安息商人安玄合译，自己担任笔受。
　　曹魏嘉平二年（250）天竺僧昙柯迦罗来洛阳，译出《僧祗戒心》，还请梵僧担任戒师，按羯磨法授戒。汉地从此有了戒律，结束了出家人只以剃发与俗人相区别的历史。按这种仪式在洛阳剃度的第一位汉僧是朱士行。他比非受戒出家的严佛调晚近百年，浙江杭州飞来峰龙泓洞的宋代浮雕造像题记称他为“朱八戒”。他还是第一位西行求法的汉僧，不过没到天竺，只在甘露五年（260）到了于阗。西晋太康三年（282），他派弟子把所抄正品梵书胡本90章60馀万言送回洛阳，自己后来以80岁高龄客死于阗。元康元年（291），这部佛经由河南居士竺叔兰同于阗僧无罗叉译为《放光般若经》。
　　西晋时洛阳出现了第一批汉族尼姑。其代表人物是净检，俗名仲令仪。她在洛阳听僧人讲法而警悟，立志出家，与其余23位妇女由胡僧智山剃发受戒。在洛阳竹林寺修行。这时洛阳共有佛寺42所。进入东晋时期，净检等4人请胡僧昙摩羯多建立戒坛，受具足戒，正式度为尼姑。
　　太和十八年（494），北魏由平城迁都洛阳，开始在城南伊阙凿龛造像，后称龙门石窟。景明元年（500），宣武帝诏令依据平城云冈石窟，在伊阙为孝文帝和文昭皇太后各造一窟，因为规模太大，没能完成，五年后又诏令缩小规模继续修造。永平年间（508－512），又为宣武帝造一窟。这便是宾阳洞三窟。龙门现存窟龛2345个，北魏占三分之一，唐代占三分之二。
　　北魏洛阳城内有佛寺1367所，有的是皇帝、后妃、贵族、官僚、宦官营造的。《洛阳伽蓝记》卷1 记载：熙平元年（516），灵太后胡氏立永宁寺，有僧房千馀间，九层木塔一座。塔身高90丈（《魏书·释老志》说40余丈），塔刹高10丈。刹上有金宝瓶，容量为25斛。瓶下有承露金盘11重。金盘周边和塔身各层四角都悬挂铃铎，夜静风起，声闻十多里。天竺僧菩提达摩“见金盘炫日，光照云表，宝铎含风，响出天外”，不禁感叹自己“历游诸国，靡不周遍，而此寺精丽，阎浮（世间）所无也”。可惜这座木塔没有避雷装置，建成仅16年，便在永熙三年（534）毁于雷火。1979年考古工作者清理遗址，测得该寺东西215米，南北305米，塔基高出地面5米，分为两层，下层基座东西101米，南北98米，中有128个方柱础。我国现存最早的塔是在洛阳东南嵩岳太室山南麓正光元年（520）修建的砖塔，15层，高39.8米。这里原是北魏帝王的离宫，后来建为佛寺，修塔时名叫闲居寺。
　　佛教对洛阳的社会生活提供了娱乐的内容，特别是四月八日佛诞节，僧俗同欢，热闹无比。《洛阳伽蓝记》卷3记载：京师各佛寺的金铜佛像提前一天集中到城南的景明寺，佛诞节依次进城游行，在阊阖宫门前受皇帝散花。“于时金花映日，宝盖浮云，幡幢若林，香烟似雾，梵乐法音，聒动天地。百戏腾骧，所在骈比，名僧德众，负锡为群，信徒法侣，持花成薮。车骑填咽，繁衍相倾。”
　　僧人破天荒作为官派使者西行求法，出现在神龟元年（518）。当时，京师崇立寺僧惠生和敦煌籍洛阳市民宋雲，受灵太后委派，携带诏敕和大量五色百尺幡、锦香袋，从洛阳出发，经由今青海、新疆，到达今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几个古国。他们在乌苌国逗留两年，还到其西南的乾陀罗国，遍礼佛教传说中的如来投身饲虎、晒衣、舍头施人、挑眼施人等圣地。正光三年（522），他们返回洛阳，带回大乘妙典170部。
　　同时，外国僧人也络绎不绝地涌入洛阳，盛时超过三千。宣武帝特立永明寺安置他们。《洛阳伽蓝记》卷4说永明寺有千余间僧房，“庭列修竹，檐拂高松，奇花异草，骈阗阶砌”。天竺僧菩提流支、勒那摩提、佛陀扇多等人在洛阳译经，对佛教学派和宗派的产生有一定的影响。
　　《续高僧传·昙鸾传》记载：汉僧昙鸾早先曾因患病寻求长生术，到萧梁境内拜访著名道教徒陶弘景，从受《仙经》。昙鸾来洛阳后，问起菩提流支：“佛法中颇有长生不死法，胜此土仙经者乎？”流支答道：“是何言欤，非相比也。此方何处有长生法？纵得长年，少时不死，终更轮回三有（即天、人、阿修罗三善道）耳。”遂授以《观无量寿经》，交代道：“此大仙方，依之修行，当得解脱生死。”昙鸾于是烧掉《仙经》，专一研究弥陀净土学说。后来的净土宗便是基于这次洛阳问道而成立的。
　　天竺僧跋陀在平城时就受到孝文帝的礼遇，迁都时随同来洛阳。迁都次年，孝文帝诏令专门为他立一寺，由他任寺主，并由官府供应全寺所需衣物。该寺在嵩岳少室山北麓，周围林木蓊郁，因而命名为少林寺。这时南北分裂，佛教旨趣也不同，南方重义理，北方重实践。菩提达摩来华，先到建康，和梁武帝交谈，机缘不契，遂于正光元年（520）来少林寺，从事禅观实践，从学者甚众。他以《楞伽经》为心要，提出二入四行的禅法。二入是理入和行入，理入要求舍伪归真，属于理论思考，行入要求去欲修行，属于宗教实践。四行是报怨行、随缘行、无所求行和称法行。报怨行针对过去，认为过去的种种恶业，必定得到与之相应的苦恼果报。随缘行针对现在，主张对于各种苦乐遭遇，应以无我的观点对待，不必计较得失。无所求行针对未来，把三界看成如同火宅一般，应求出离，不加贪著。称法行指依照佛法观照修行，即与性净之理相应，达到行无所行的自然境界。这种禅法以壁观法门为中心。他躬自实行，面壁而坐，终日默然，长达九年，因而有壁观婆罗门之称。这种禅法曾长期地影响着中国的佛教界。后来禅宗成立，法门与此迥乎不同，但依然奉他为东土初祖。
　　对于禅观，洛阳当时的禅僧还编造神话，以推波助澜。《洛阳伽蓝记》卷2载：崇真寺僧慧嶷死后七日复活，说阎罗王覆审，自己以错招而放回阳间；二僧生前分别以坐禅、诵经为业，俱升天堂；另外三僧生前分别讲经、造经像、造寺，俱入地狱。灵太后因此在内殿供养百名禅僧，并下令禁止僧人持经像乞讨。“自此以后，京邑比丘皆事禅诵，不复以讲经为意。”
　　隋炀帝任扬州总管时，在当地设过慧日、法云两个佛教道场，登极后又在东都洛阳的宫廷里设内慧日道场，令僧智果在其中编撰佛经目录，并礼遇慧乘等等高僧。这是内道场名称之始。炀帝还在洛阳上林园设翻经馆，由僧彦琮主其事，组织中外僧人译经。从国外获得的佛经包括昆仑（南洋）书和多梨树叶（贝叶经），都送入馆中，由彦琮披览，编叙目录。炀帝还在洛阳设无遮大会，度120人为僧尼。
　　武德三年（620），唐高祖派次子李世民讨伐割据洛阳僭称天子的隋旧将王世充，少林寺僧协同作战，擒拿凶孽，维护统一，因而得到千段绢帛的赏赐，昙宗等僧还被封为大将军。僧人介入朝廷的军事行动，这是首例。
　　隋末唐初，洛州缑氏僧玄奘崭露头角。他少时随二兄长捷法师在洛阳净土寺诵经，被隋官府特许度为沙弥；后来云游四方，发现佛教说法歧异，决心西游天竺，寻根问底。他遍游西域、天竺后，于贞观十九年（645）回到长安，半月后奉诏来洛阳宫拜见唐太宗李世民。在关于西行经历的问对中，太宗发现他的经历超过了张骞通西域的壮举，其见闻是自《史记》、《汉书》以来不曾详载的，因而指示撰为一书，《大唐西域记》于是在长安修蒇呈上。玄奘多次请求住进少林寺，翻译由天竺带回的佛典，但未获得太宗、高宗的批准。他弘扬法相学说，弟子窥基创立为法相宗。高宗上元二年（675），龙门石窟卢舍那佛像雕造完成，皇后武则天曾捐钱赞助。造像极为精美，面部为人间罕见，追求的是日月般圣洁慈悲的理想化状态。
　　武后曾陪同高宗长驻洛阳，高宗死后，又先后以皇太后和女皇帝的身份在洛阳执政。天授元年（690），薛怀義等九僧利用前代资料编造《大云经》，说她前世是男身菩萨弥勒，从佛授记，将继承释迦牟尼而成为未来佛，现在为了解救众生，故现女身，下生世间作转轮圣王。她于是下制颁布《大云经》于天下，革唐命建周朝，当上皇帝。洛阳长安两京和诸州，各置大云寺一所。九僧封以县公爵位，按照高级官员的服饰，赐给紫色袈裟和金鱼袋。在洛阳立佛授记寺。她接受群臣所上的四个尊号，都有“金轮圣神皇帝”字样，其一还冠以“慈氏越古”四字，慈氏即弥勒的意译。本来，李唐统治者自称是道教祖老子李耳的后裔，奉行道先佛后的政策；武则天因佛教开革命之阶，便调整为佛先道后。洛阳大恒观道士杜炼师顺应形势，弃道入佛，被武则天安排在佛授记寺，法名玄嶷，并特赐夏腊（僧龄）30年，以提高其地位。官寺统一命名，僧人封爵赐紫赐夏腊，都是第一次。
　　武则天尽管推崇佛教，却不能不顾忌中国传统文化和世俗政治，让佛教完全占上风。如意元年（692）阴历七月十五日，是中元节，她在洛阳举行盂兰盆会，就体现了儒家文化对佛教的改造。盂兰盆会是依据佛教故事，结合儒家孝道，所举行的国事大典或民间活动，用五味百果供养十方僧众，以超度已故的七世祖宗脱离饿鬼道，升至人、天道享受清福。时人杨炯《盂兰盆赋》记载：武则天头戴通天冠，身佩玉玺，站在洛城南门楼上主持大典，官员们“穆穆然南面以观”，再拜稽首而言：“圣人之德，无以加于孝乎！”《登科记考》卷3记载：长寿三年（694），制举策问试卷以她的口气问道：僧人良莠杂糅，予以沙汰，“恐乖智海之宏规”，为了“王化”，请问：“施张之术，去就何从？”这体现了她的宗教信仰不得不从属于世俗利益。
　　僧人夤缘时会，空前活跃。证圣元年（695），义净游学天竺25年而回国，带回经律梵本，武则天亲临上东门迎候，把他安排到佛授记寺译经，还为之作序。天竺僧菩提流志、宝思惟、慧智，于阗僧实叉难陀，康国血统的中国籍僧法藏，都在洛阳译经。《华严经》新译开局后，法藏担任笔受，武则天多次到译场视察，施供食馔，还写了序言。圣历二年（699），武则天在宫中听法藏宣讲经义，对于《华严经》深奥复杂的义理茫然不解，法藏就以殿前的金属狮子为教具，撰写《金师子章》来加以开导。在武则天的支持下，法藏在洛阳创立了华严宗。久视元年（700），武则天遣使迎请时年90岁的湖北当阳玉泉寺禅僧神秀来洛阳。神秀乘肩舆上殿，武则天亲自跪迎，拜为帝师，时时问道，安排在内道场，享受着丰厚的供施。这可能与武则天年迈体弱、企图延年益寿有关。长安年间（701－704），她指示在佛寺创设悲田养病坊，由僧人负责社会慈善活动。这可能还是出于自己延年益寿的目的，做些好事，以求好报。长安四年（704）腊月，她已卧病数月，法藏供奉于内道场，建置华严法会，为她祈祷。法藏同她谈起自己16岁时，曾炼一指于岐州法门寺舍利塔前，作法供养，这里珍藏着一节佛指骨舍利，是阿育王所分发的。唐人认为迎请供养这节佛骨，便能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祛病除灾、延年益寿。武则天于是派了一位宰相，陪同法藏前往法门寺迎佛骨。次年正月，佛骨迎至洛阳。武则天下令王公百官和洛阳的善男信女，都制作精美华贵的幡华幢盖，由太常寺演奏庄严的乐曲，将佛骨迎入宫中的明堂。正月十五日，武则天沐浴打扮，虔诚礼敬，由法藏捧持佛骨，为她祈祷。唐代帝王迎请法门寺佛骨至宫中，一共三次，武则天开其先河。
　　神龙二年（706），神秀在洛阳天宫寺逝世。唐中宗册谥他为大通禅师，遵其遗愿，归葬当阳。中宗登上龙门山，目送灵柩在太常寺悲切的鼓吹声中缓缓南去。神秀和慧能原来都在禅宗东土五祖弘忍门下学道，二人见解不同。慧能到岭南创立了禅宗，主张单刀直入，顿悟成佛，不立文字，不坐禅，是所谓教外别传，称为祖师禅。而神秀继承菩提达摩以来的禅学，主张坐禅诵经，渐悟成佛，这是藉教悟宗，称为如来禅。为了区别，慧能系的禅宗称为南宗，神秀系的禅学称为北宗。由于传统的因素，北宗在以嵩洛为中心的北方依然有很大的势力和影响。《宋高僧传·神会传》说：唐玄宗开元八年（720）以后，慧能的弟子神会“于洛阳大行禅法”，“南北二宗时始判焉”；而“先是，两京之间皆宗神秀”。同书《神秀传》又说：与此同时，神秀“门人普寂、义福，并为朝野所重”。这二位僧人去世后，河南尹裴宽全家和中书侍郎严挺之，都身着丧服哭临，甚至洛阳倾城送葬，闾里一空。
　　天竺僧善无畏、金刚智、不空，开元年间来华，号称开元三大士。他们都来过洛阳，前二人都葬在龙门。他们创立了密宗，长安大兴善寺是其祖庭。开元十二年（724），善无畏随玄宗来洛阳，奉诏在福先寺译出《大日经》，是密宗的主要经典，嵩岳僧一行笔受并作疏。善无畏、金刚智都曾在洛阳奉诏以咒语祈雨。《宋高僧传·善无畏传》还记载：善无畏见邙山巨蛇，叹道：“欲决潴洛阳城耶？”遂以天竺语念咒数百声，数日蛇死，“乃安禄山陷洛阳之兆也”。这些事使玄宗重道抑佛的主张出现动摇，对佛教转而一度归仰。开元二十一年（733），日本僧人荣睿、普照来华求学，发现中国佛教界极重视戒律，不持戒便不被看作僧人，而本国尚无传戒人，于是把求学戒律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玄宗提供方便，安排他们在大福先寺随定宾律师受学。该寺僧人道璿律师应这两位日本僧人的邀请，于开元二十四年（736）东渡扶桑，为日本僧人开讲《律藏行事钞》，使日本律宗得以顺利发展。他还弘扬华严学说、天台学说和北宗禅，成为日本华严宗首传祖师。日本奈良东大寺卢舍那佛像开光供养时，就是由他充当咒愿师的。他广纳门徒，诲人不倦，客死日本，受到日本人民的高度尊敬。
　　安史乱中，朝廷决定置坛度僧收香水钱，以缓解财政困难，神会被邀请在洛阳主持其事。《宋高僧传·神会传》说：“所获财帛，顿支军费”，对于朝廷收复东西两京，“颇有力焉”。唐肃宗于是诏令将作大匠，为神会在洛阳荷泽寺内修造禅宇，以示褒奖。
　　唐宪宗元和十年（815），嵩岳僧圆净勾结淄青藩镇，在洛阳阴谋叛乱。《资治通鉴》卷239记载他被捕后嚣张地感叹道：“误我事，不得使洛城流血。”他并非虔诚的佛教徒，而是隐藏在僧侣中的前安史叛军将领。两年后，宰相裴度主持平定了淮西藩镇的叛乱。他用所得巨额赏赐重修洛阳福先寺，以超度阵亡者。国家对僧人实行着严格的管束。《唐诗纪事》卷40说：洛阳县令不许僧人午后出寺，贾岛还俗前法名无本，作诗抱怨道：“不如牛与羊，犹得日暮归。”但僧人只要遵纪守法，国家并不干涉他们的活动。白居易与龙门香山寺禅僧如满等人结为僧社，谈禅咏诗，游赏消日。
　　后来，随着经历了唐武宗和五代周世宗的两度毁佛和洛阳都城地位的失去，洛阳佛教便处在抱残守缺的状态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