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坛经考证”

胡适的“坛经考证”

　　蔡惠明

　　胡适先生（一八九一——一九六二）字适之，安徽积溪人。一九一零年赴美国，先后就读于康乃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是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学生。一九一七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曾提倡文学改革，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一九一九年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论文，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研究方法，对学术界颇有影响。他还编写过“中国哲学史一，半途辍笔，因为他当时不懂佛学，写不下去了。

　　一九三零年一月七日，胡适写了“坛经考之一”是作为“曹溪大师别传”跋文的。后来又继续撰作“坛经考之二”，（“记北宋本的：八祖坛经’”）对被认为是中国禅宗的宗经——：八砠法宝坛经’进行了一番考证，虽然有些观点属于牵强附会，但有些见解确也有独到之处。今试作介绍，以供读者参考。

　　六租大师圆寂后，“坛经”几经窜改，出现了几种不同的本子。胡适在“坛经考之一”中写道：

　　“我们试取教煌本“坛经’和明藏本相此较，可以知道明藏本此教煌本多出百分之四十。这多出的百分之四十，内中有一部份是宋以后陆续增加进去的。但其中有一部份是契嵩采自‘曹溪大师别传’的。”他列举了明藏本的行由第一、机缘第七、顿渐第八、宣诏第九、付嘱第十等五处与“别传”对勘，发现有很多变动。他因此得到结论说：

　　“我曾细细校勘‘坛经’各本，试作一图，略表‘坛经’的演变史：

　　从上表可以看到，胡适是根据宋郎简二八祖坛经序”中所说：“更二载，嵩果得曹溪古本，校之，勒成三卷”而言的。但现存的契嵩本“坛经”只有一卷，没有人见过二二卷本”的契嵩本“坛经”，恐怕连胡适自己也不曾见过。

　　还有，胡迈认为“明藏本即是契嵩改本”，这是不妥的，因为明藏本坛经，并非一种，不能把契嵩本称“明藏本”。而且“曹溪大师别传”也不能与‘坛经”并列，因为它不是一种不同本子的“坛经”。还有在“坛经考之二”中被胡适认为“是人间第二最古的‘坛经’的惠昕真本，他却末列入“表”内，在为表明“坛经的演变”史而作出的几种不同本子的“坛经”的图表，竟然没有这本“人间第二最古‘坛经’”，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疏漏。

　　印顺老法师在他所著“中国禅宗史”第六章“坛经之成立及其演变”中说：

　　“‘坛经’的各种本子，从大类上去分，可统摄为四种本子：教煌本、古本、惠昕本、至元本。’

　　教煌本就是教煌写本，亦即法海本。印老认为它虽“已不是‘坛经’原型”，但却是“现存各本中最古的”，特别是关于六祖事迹的记载“最为古朴”。而“古本”则将“别传”的传说编入，又将六砠与弟子们的问答机缘也采录进去，“这虽被称为古本，而成立的时代要比教煌本（七八〇—八〇〇），别传（七八一）宝林传（八〇一）迟些。且这一古本，“是从古人记述中知道其存在的。”惠昕本，系“参考古本而改编成的，所依底本，近于教煌本”。至一兀本，包括德异本和宗宝本。印老列举的四种本子中，没有契嵩本，但在叙述中也谈到了契嵩校改“坛经”的事实。

　　日本学者宇井伯寿在“禅宗史研究”中指出：“在现今的‘坛经’里，大体可分为教煌本，惠昕本，德异本——宗实本的三个系统。”宇并把德异本说是“亦郎曹溪原本”，其实所谓“德异本”，不过是契嵩本的义一种传抄本而已，因此确切地说，“三个系统”实则上是教煌本（法海本）、惠昕本、契嵩本和宗宝本“四个系统”，其余的都不过是这四种本子中的一些不同翻刻本或传抄本吧了。胡适的考证与他作的图解显然是不够全面的。

　　胡适在“坛经考之二”中在对教煌本（一万二千字），惠昕本（一万四千字）和明藏本（郎契嵩本，二万一千字）三本“坛经”的字数作了一个统计比较后说：“这可见……禅宗和尚妄改古书的大咀真可令人骇怪了。”他还说：“惠昕增添了许多很浅薄的禅宗滥调，而契嵩以俊多沿用他的改本。……惠昕改动的地方，大致都是这样‘添枝添叶’的增加，但他也有删节原本的地方，也有改换原本各部份次第的地方。”胡适认为：

　　“总之，惠昕本虽然有了不少的增改，但不失为‘去古末远’之本，我们因此可以考见今本‘坛经’的那些部份是北宋增改的，那些部份是契嵩以俊的人增改的。”

　　胡适的这些看法反映了他的一定的历史观点，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他在“坛经考之二”中又坚持说“坛经”系神会所作，却是荒唐而没有根据的。

　　印顺老法师在“中国禅宗史”中提出两种见解：一、“‘坛经’是先径集成的，并有过修改与补充。”二、“从‘坛经’原本到教煌本，至少已有二次重大的修补，此后流传中的‘坛经’，不断的刊行，变化是非常多的。”印老对某些本子“坛经”的一些内容，竟然“大致与“景德传灯录’相近”感到惊异。他又指出：“现存的‘坛经’应分别为二部份：一、‘坛经’主体，是大梵寺开法纪录。二、‘坛经’附录，是六祖平时与弟子的问答，临终付嘱，以及临终身后的情形。二者性质不同，集录也有先后的差别。在‘坛经’的研究上，这是应该分别处理的。”这种分析，对从事“坛经”研究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日本学者忽滑谷快天在“禅学思想史”中对三本“坛经”的不同曾说：“作为慧能语录的‘坛经’，由于传写时文字的改换，以致在‘坛经’裹存在着‘玉石相混’的情况。可见在“坛经’晚出的本子裹，确有膺品和私货，这是中外学者所公认的。

　　胡适在“坛经考之一”中对“曹溪大师别传”作了一番考证之俊，最后写道：

　　“总之，‘别傅’的作者是一个无学问的陋僧，他闭门虚造曹溪大师的故事，装上许多年月，俨然像一部有根据的传记了。可惜他没有最浅近的算学知识，下笔便错，处处露出作伪的痕迹。不幸契嵩上了他的当，把此传认作‘曹溪古本’，采取了不少材料到‘坛经’里去，遂使此书欺骗世人至九百年之久!幸而一千多年前最澄大师留下了这一本，保存至今，使我们可以考证契嵩改本的根据。我们对于那位渡海求法的日本大师，不能不表示很深的谢意。”这段话倒是很客观、中肯的。

　　据说，胡适先生在晚年，对佛学也曾有过浓厚的兴趣，发表了一些有价值的见解，可惜笔者手头没有可供引用的参考资料，待以后有机缘再作补充吧!

　　摘自《内明》第17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