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版中国：永远的敦煌（1）

绝版中国：永远的敦煌
　　艾绍强
　　生于水或将死于水
　　尽管去了三次敦煌，但是我没有去看过著名的月牙泉——因为不想破坏心中的美好，不想失望。但是下一次去敦煌时，一定要去看看月牙泉——我不想等到有生之年去一个沙窝边凭吊曾经的一泓神泉！
　　毫无疑问，敦煌莫高窟是一个伟大的存在。当然，我们也毫不怀疑这个伟大存在也会有消亡的一天。从最晚的西夏壁画开始算，那些保存到现在的珍宝也有近千年的历史了，更不用说那些南北朝、隋唐的壁画雕塑，全都在千年以上。泥土塑造、颜料绘制、纸张书写的东西，能够保存这么长久，我们真该感谢造化之功。
　　从历史记载到考古发现证明，数千年来敦煌一带干旱少雨多风沙的气候特征几乎没有多大变化。可以说是水孕育了敦煌，因为有了敦煌绿洲，才逐渐形成了敦煌这个丝绸之路上的军事重镇、商旅大埠、佛教圣地。这也造就了莫高窟这个伟大的存在。
　　但是，水对于敦煌来说又是一个十分现实的矛盾。因为人口增加，开采过度，敦煌的水现在已经开始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求，不仅地面干渴，连地下也干枯了。没有了水哪还会有生命？尽管有人不断地呼喊敦煌会变为第二个楼兰，但这个声音又有多少人听见了呢？
　　敦煌害怕没有水，莫高窟却怕水。许多衰老变质乃至消失的壁画，最主要的是因为有水的侵蚀，但是洞窟里的水从哪里来，至今仍然搞不清楚。清楚的是，大量涌入洞窟的人群呼出的水汽，长时间足以毁掉壁画。敦煌因水而生，也许有一天敦煌会因为水而死，这是一种宿命。自然的规律不可抗拒，但是人们还在不懈地努力，利用一切手段，尽可能地延长那些稀世之宝的寿命。只要尽力了，我们的后人会理解的。
　　水孕育出大敦煌
　　2005年冬天，河西走廊罕见地普降大雪。我们从兰州驱车向西而行，被雪遮盖的大地白茫茫一片，尽管坐着日行千里的汽车，但是连续几小时看着寸草不生、鸟兽绝迹的戈壁荒漠，不由地一种无法言说的凄凉与孤寂一阵阵袭上心头，西行之路今天仍然让人望而生畏。
　　从兰州一线过了黄河往西，北边是大山荒漠，南边是高山冰原，中间留了一条狭长的廊道——河西走廊，顺着廊道西行越往西离大海越远，远到了带水的东南季风根本不能够吹到的地方，大地一片荒凉，除了戈壁就是沙漠。
　　天无绝人之意，大自然给西行的人留了生路，在这条狭长的廊道上，数十、数百里地就会有一块绿洲，这些绿洲都是依靠南面祁连山的冰雪融水而形成的。祁连山西起敦煌西南的当金山口，东至黄河谷地，全长将近1000公里，山峰大多海拔4000～5000米，4000米以上的山峰终年积雪，高山积雪形成了硕长而宽阔的3000多条冰川。据估计，祁连山冰川储的水量将近1000亿立方米，一年融化冰雪数十亿立方米，冰雪融水有的潜入地下，到山前低地露出形成泉水，有的流入低洼地带形成沼泽湖泊，祁连山的融水在河西走廊汇集成了50多条大小河流，就这样在整个河西走廊连珠穿玉形成一系列绿洲。可以说，没有祁连山的冰川，就没有河西走廊富庶的绿洲粮仓。于是我们看到了武威、张掖、酒泉这几个几乎均匀分布的地名，这些地方每个都是汉代以来丝绸之路上赫赫有名的大驿站、大城镇，同时也是大粮仓。
　　出了嘉峪关往西，公路两边更加宽阔荒凉，雪雾迷蒙望不到前路，也看不到归途，荒凉之意愈加强烈，就在莫名的绝望袭来之时，看到了人烟，绝处逢生之感油然而生——我们终于到了位于河西走廊最西端的敦煌。我们从兰州到敦煌汽车走了两天，而敦煌研究院的一位老先生回忆，1948年他第一次到敦煌时，从兰州到敦煌一路居然走了将近40天。在唐代或更早的汉代，从长安出发到敦煌有4000多里路，古人以年月来计算行程，他们的行旅要比我们艰难百倍、千倍，但他们依然执著前行。到了敦煌虽然已经走了几千里，但对于他们来说，这才仅仅是开始，因为从长安到敦煌虽然遥远，但路途中毕竟还有绿洲驿站，而出了敦煌往西，“黄沙万里白草枯”，就是更加荒凉的西域了。
　　“敦煌雪山为城，青海为池，鸣沙为环，党河为带；前阳关后玉门，控伊西而制漠北，全陕之咽喉，极边之锁钥。”明代修撰的《沙州卫志》这样描述敦煌，作为战略要地的敦煌地理形势的确重要——我们不禁感叹古人的阔大胸襟与宏伟气度，在五六百年以前，他们就完全像今天观看对于我们考察敦煌来说，这段话最重要的当是“雪山为城”与“党河为带”。敦煌遗书唐代著录的《敦煌录》记“鸣沙山近南有甘泉，自沙山南，其上源出大雪山，于西南寿昌县界入敦煌，以其沃润之功，俗号甘泉。”甘泉水就是现在的党河，上源在祁连山脉的党河南山北坡冰川和疏勒南山南坡冰川。这两座山常年积雪，遍地冰川，古人统称为大雪山，是河西走廊西部和柴达木盆地众水之源，也是河西走廊同柴达木盆地南北两大区域的分水岭。
　　中国人讲究名有所出，然而直到现在对于“敦煌”一名的来历依然众说纷纭。《汉书?地理志》东汉应劭注释“敦煌”二字的意义时说：“敦，大也。煌，盛也。”认为敦煌是一个繁华的城市。《元和郡县图志》中解释说：“敦，大也，以其广开西域，故以盛名。”认为此地对于广开西域有重要作用，所以名之为敦煌。但这样的解释总感觉有点不伦不类，许多学者认为“敦煌”一词应是少数民族所呼地名的音译，但到底是哪一个少数民族对地名的称呼，学术界也莫衷一是，有匈奴语音译、吐火罗的音译、羌语的音译等多种说法。甚至还有学者认为，“敦煌”一词既不是汉语语词，也不是少数民族语词，而可能与希腊人有关。
　　新疆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的钱伯泉先生从语言学角度考证后认为，“敦煌”应该是“敦物”的异写或异读，是操阿尔泰语系突厥语的戎狄人的词汇，意为“接连不断”“绵亘”，原来指的是姜姓和戎姓所居的太白山以西的秦岭，因戎狄语中的“敦物”与“瓜”和“九”读音相近，敦物山周围之地就被华夏民族误称为“瓜州”“九州”，后来周王扩张领土，部分戎狄西迁今敦煌一带，因为他们看到南面的大山连绵，就将敦物山之名应用于此，称野马南山和党河南山为敦物山。后异读为敦煌，西汉时西迁的汉族同时也将其误称为“瓜州”。因山名而设敦煌郡后，山名就成为地名了。多数学者认为“祁连”一词就是古匈奴语“天山”的意思，这样连起来看有一定道理，正是因为有南面接连不断的天山，有山上融冰雪而来的水，才形成了敦煌这一块水草丰茂的绿洲，成为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
　　河西走廊多数地区降水量远低于蒸发量，地处走廊最西端的敦煌地区，年均降水量仅为40毫米左右，而蒸发量却在2400毫米以上，所以多数地方是戈壁荒漠。敦煌地区主要就是由党河洪积平原、大泉河洪积平原以及党河、疏勒河冲积平原组成的。因为有了发源于党河南山冰川北坡和疏勒南山南坡的党河、发源于讨赖南山一带的疏勒河，才孕育了敦煌绿洲，而三危山南部盆地和山中裂隙渗出的西水沟泉水汇集成的大泉河，则是莫高窟一带唯一的长年水源。
　　因为有山上下来的水，在敦煌一带不仅形成绿洲，而且还形成了沼泽湿地和湖泊。敦煌藏经洞出土《沙州都督府图经》等文献记载，“卌里泽东西十五里，南北五里”；“曲泽，东西十三里，南北十五里”；兴胡泊“东西十九里，南北九里，深五尺”；东盐池水“东西二百步，南北三里”……可见在唐代，敦煌四周还是湖泊遍布。
　　有水就有生命，在今敦煌县南湖乡的墩墩滩出土文物表明，早在距今四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这一地区不仅有人类生息繁衍，而且已有了高度发达的农业。但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敦煌一带活动的大多是游牧民族。
　　史籍记载，春秋战国时期，敦煌地区是乌孙人放牧和繁衍生息之所。大约在秦朝末年，游牧的月氏人势力日益强盛，其势力从蒙古高原西部一直延伸到河西走廊西端，不仅占有敦煌地区，而且一直扩展至新疆天山以北到阿尔泰山附近。他们击败乌孙人，迫使其西迁到天山以北地区，而且不断打击以强悍著称的匈奴，使匈奴单于头曼不得不把儿子冒顿入质于月氏。
　　冒顿从月氏逃脱回去射杀头曼自立为单于，匈奴在冒顿单于的率领下迅速强大起来，先是打败东胡，而当时正值秦汉战乱之际，“中国扰乱，诸秦所徙适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夺取了河套以南的鄂尔多斯地区，然后西击月氏，迫使月氏人大举西迁。河西走廊从此归入匈奴治下，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走廊西部由匈奴浑邪王统治，东部则由休屠王驻守。此后，匈奴又向南吞并楼烦王、白羊王、河南王的领地，并控制了西域。匈奴占据河西和西域之后，不仅阻隔了东西交通，而且严重威胁着汉朝的安全。
　　匈奴隔断东西交通，也阻挡了一种对于中原地区非常重要的物资——玉的流通。大量历史资料和出土文物证明，中原地区与西域的文化与商贸交流的第一媒介，既不是丝绸，也不是瓷器，而是产自新疆的和田玉。玉是先民从石头中筛选出来的“石之美者”。玉在中国历史上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越绝书》说“夫玉，亦神物也”，一定程度上，玉甚至代表着文化正统的传承。上古时代以琮、璧为代表的玉器，既是巫觋事神媚神的神圣器物，又是巫觋灵魂升天的入门券。到了夏商周，王成了神的代言人，玉亦由巫之神器变为王之祭器。《周礼》所记之圭、璋、璧、琮、琥、璜等六器，都是王祭祀用的礼器。而《周礼》记：“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说明玉也是王侯的信符。《说文》释圭为“瑞玉也，上圜下方，圭以封诸侯，故从重圭”。镇有安抚、重压之意，所以镇圭就是王权的象征。《周礼》说“天子用全，上公用龙，侯用瓒，伯用埒。”《说文》释全为“纯玉也”，龙为“四玉、一石”，瓒为“三玉、二石”，埒为“玉、石半相埒也”，可知古人用玉的品质与其地位尊卑密不可分。所谓“纯玉”即后世说的真玉，和田玉因为“声沉重而性温润”而被视为真玉，商周以来一直是天子用玉。
　　《穆天子传》载，周穆王一路西行，来到昆仑山北麓，受到西王母的盛情款待，返回时接受了西王母送给他的大量玉石，这说明早在3000年前，新疆玉已大量流入内地。而从史前遗址所出和田玉器推断，和田玉在五六千年前就流向中原了。周穆王西巡的路线，也大致说明了当时新疆到中原地区“玉石之路”的路线，即从昆仑北坡的于阗向东，穿过大漠通过河西走廊、黄河上游、中游，由近到远不断延长，直至中原。
　　春秋战国时期，玉石之路上出现了月氏，《管子》记载除了“昆山之玉”外还有“禺氏之玉”也就是“月氏之玉”。这说明中原诸侯国不能从昆仑直接买玉，和田玉必须经过月氏商人转手方可买到，但玉路没有中断，中原地区诸侯各国的玉石需求还可以满足。月氏不敌匈奴而逃窜到中亚，匈奴占领河西走廊与汉室为敌，玉石之路隔断，等于断绝了中原王朝玉石的来源，而玉对于王朝来说是极其重要的物资，对于此汉王朝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容忍的。为了沟通东西于是就有了张骞的出使西域。张骞通西域，其实走的就是玉石之路，他凿通的东西之路实际上也是玉帛之路。因此，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推测，正是因为于阗的玉通过敦煌源源不断运进中原地区，所以汉武帝时在敦煌西北设置的第一座关就叫玉门关。
　　因为马而成就了敦煌
　　以今天的地理概念看，对于远在大陆腹地的敦煌，我们很难想象和理解它曾经的繁华和对汉王朝的重要性。起先是因为战争需要，更具体一点说是因为马。匈奴完全阻断了玉石之路，东西交通不畅，而虎视眈眈的匈奴，对于大汉帝国实在是心腹之患。要解决之，需要良马。马，是汉家几代帝王的心腹之痛。冷兵器时代，战马对于任何一方都是至关重要的。马上得江山，这一句中国的古话充分说明了马的重要。春秋战国以来，中原的诸侯国在步战上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经验，但马上作战并不是长项。战国时期赵国首先“胡服骑射”，向马上民族学习，一时所向披靡，可惜赵国并没有因为有了强大的骑兵而在战国纷争中取胜，最后获得胜利的是祖先给周王室放马的秦赢政。秦的祖先虽然给周王室牧马，但秦的骑兵仍然没有强大到足以和北方匈奴对抗的地步，秦帝国仍然不时受到匈奴的侵袭，于是修筑了万里长城，用墙来阻挡骑兵，虽然不能够根本解决问题，但也挡了一阵。汉高祖刘邦灭秦之后，来自北方匈奴的威胁依然，但是由于多年的征战，大汉王朝初期，竟然在全国之内找不到四匹毛色相同的马来给皇帝驾车。而北方的匈奴却恃数十万骑兵虎视眈眈，刘邦想一举解决北方匈奴的威胁，于是御驾亲征，但在白登城被匈奴围困七昼夜之后，刘邦深切体会到了缺乏精锐骑兵之苦。高帝刘邦以后的惠帝、文帝、景帝，韬光养晦，用“和亲”隐忍了几十年，通过减轻税负徭役，休养生息，强盛国力。到汉武帝刘彻时，全国已有三十余万匹马，汉王朝决定反击匈奴了，武帝仍觉得马匹不够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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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的是没有足够的好马——因为当时汉帝国骑兵的马和匈奴一样，都是蒙古马，个头比较小。而西域有优良的高头大马，武帝希望引进西域的良种改进大汉的马种，建立一支占优势的骑兵，这样就能很快打败匈奴了。汉武帝刘彻喜欢良驹，甚至到了痴迷的地步。那时乌孙还在河西走廊一带活动，武帝听说乌孙的马好，便将江都燕王刘建的女儿细君嫁给乌孙王，得到了一千匹乌孙马，但这远远不能够满足征伐匈奴的需要。后来乌孙被月氏赶到了西边，汉王朝便想联合大月氏，一方面共同抗击匈奴——因为他们曾经强大到迫使匈奴头曼单于将儿子冒顿当人质；另一方面想通过月氏去西域找更好更多的马。有一天，武帝刘彻为求马而占卜，结果得到了“神马当从西北来”的卦辞。于是，在即位的第二年即建元二年（前139），汉武帝就派张骞出使西域，去联合大月氏、寻找好马。
　　张骞一路西行并不顺利，走了七八年还不见返回，于是不等张骞回来，元朔二年（前127）开始，汉武帝向匈奴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卫青、李息出云中，收复河南地区，解除了匈奴对长安的威胁；元狩二年（前121），骠骑将军霍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过焉耆山千余里，得胡首虏八千余级，得休屠王祭天金人。”“数万骑出陇西、北地二千里，过居延，攻祁连山，得胡首虏三万余级，裨小王以下十余人”，不仅生擒了浑邪王的儿子，还缴获了匈奴的“祭天金人”，给河西的匈奴势力以沉重的打击。出于统战的需要，当时汉武帝把“祭天金人”这一战利品放置在甘泉宫加以祭供，莫高窟第323窟北壁绘有此段故事。这样连续攻击之下，“金城、河西并南山（祁连山）至盐泽（罗布泊），空无匈奴”。
　　元狩二年（前121），汉王朝于河西置武威、酒泉二郡，当时敦煌地区归酒泉郡管辖。元鼎六年（前111），分武威、酒泉两郡之地，设张掖、敦煌二郡“徙民以实之”，同时将长城从令居修筑到酒泉。元封五年（前106），又从酒泉修筑到敦煌以西的玉门，在敦煌的西面分设玉门关和阳关，扼守西域进入河西和中原的大门，形成了“列四郡，据两关”的控制西域之势。天汉年间（前100～前97），又将长城修筑至盐泽，并在长城沿线置烽燧亭障，这样既可以有效地防备匈奴的进犯，又保障了通往西域的道路畅通。
　　由于有了安全保障，汉帝国和西域的交往日渐频繁，开始是不绝于道的大汉与西域各国使节，紧跟在使节们后面来的，就是各国的商人。出敦煌市城区，沿着215国道一直向西南，公路两边几乎没有任何植被，全是荒凉的戈壁沙漠。行走将近50公里之后，左边的山前出现了一小片绿洲，这里便是敦煌绿洲赖以生存的党河河口，一座大水库将河口两边的山体连到了一起，在山下根本看不到水的影子。215国道过了党河水库不远就拐向南边奔青海而去，顺着县乡公路继续往西，行十来公里，又是一大片绿洲，与敦煌其他地方不同的是，我们在这里看到许多在新疆才能看到的建筑——四面由砖砌花栏墙壁构成的晾晒葡萄干的房屋——晾房，这里便是敦煌市南湖乡，因为气候和土壤适合栽种葡萄，已经成为专业葡萄生产基地，当地人说这里是“中国第二葡萄沟”——第一是吐鲁番的葡萄沟。
　　往西不远处的古董滩上便是汉代的阳关。“西出阳关无故人”，这里是丝绸之路西出敦煌，通西域南道的必经关卡，关城早已湮没无存，我们能够看到的只有一座被称为“阳关耳目”的烽墩，远望西天，大戈壁苍茫无际。转身回望，山前的绿洲一片生机，绿洲之上曾经是汉代的龙勒县、唐代的寿昌县辖地，现在是敦煌市南湖乡。南湖乡所在的这一片绿洲，现在的面积为32平方公里，而在汉代，绿洲的面积远大于此。现在南湖绿洲山前有一座叫黄水坝的水库，在没有水库之前，这里不仅有绿洲，还有沼泽湿地，水库所淹没的地方，汉代称渥洼水，是水草丰美的牧场。据侯仁之先生记录，1940年代南湖绿洲“胡杨以外茂密生长的还有芦苇、红柳以及芨芨草等。草木之中有黄羊出没，还有野马、骆驼和狼群……野鸭和天鹅也不少”，汉代当然比这更甚。
　　在西汉敦煌郡还没有设立之时，敦煌一带除了守卫边关的官兵，就是流放屯田放牧的犯人。可以肯定，汉代的敦煌南湖绿洲上，一定有众多野生动物，野马不过是其中最寻常的一种。但是，当时从这里捕获的一匹野马却让汉武帝很是高兴了一阵。
　　《汉书?武帝纪》记载：元鼎四年（前113）“秋，马生渥洼水中。”在敦煌南湖一带流放的犯人中，有一个来自南阳新野叫暴利长的，这是个有心计的家伙。他在渥洼水边放马时发现，一群野马常来饮水，其中有一匹野马长得神骏非凡，便想逮住它，但野马警惕异常，轻易逮获谈何容易。于是暴利长用泥塑了一个假人，泥人手持套马杆立在水旁。时间长了，来饮水的野马见水边的泥人没有动静，便不再警惕。有一天，暴利长
　　将自己打扮成土人立于水旁，那群野马果然又来饮水，其中就有那匹骏马，趁野马不备时，暴利长挥杆抛套将其套住。暴利长当过小官，知道武帝好马，便千里迢迢到长安，将野马献给了武帝。献马时暴利长称马是从水中跃出的，武帝喜出望外，这正好应了“神马当从西北来”的爻文，认定此马是太一神所赐，兴之所至，作了一首《天马》之歌：
　　太一贡兮天马下，沾赤汗兮沫流赭。骋容与兮跇万里，今安匹兮龙为友。就在汉武帝开始征伐匈奴的第二年，也就是元朔三年（前126），张骞趁匈奴内乱，带着妻子和助手甘父逃回了汉地。张骞带回了西域的诸多信息，其中一条就是大宛有汗血宝马，说在大宛国贰师城（今土库曼阿斯哈巴特城，一说即现乌兹别克的费尔干纳一带）附近有一座高山，山上生有野马，奔跃如飞，无法捕捉。大宛人春天晚上把五色母马放在山下，野马与母马交配，便生下汗血宝马，汗血宝马出汗时肩上殷红如血，胁如插翅，日行千里。对于如此好马，汉武帝当然动心，便不断派遣使者出访大宛，以至于通往大宛的道路上，汉朝的使节不断，多的时候达到几百人，少的时候也达到百余人，他们带着钱币和节牌，希望购买到大宛良马。长安距大宛数千里之遥，“汉使数百人常乏食，死者过半”，代价不谓不大。但汉武帝要获得汗血马的欲望，却一点也得不到满足，大宛人不仅不给卖马，甚至将马藏了起来，汉使连看一眼都不成。
　　武帝当然不肯就此罢休，为得好马在所不惜：“上遣使者持千金及金马，以请宛善马。”大宛王却以为奇货可居，金马换马也不干。汉使一气之下大骂一通，用金马捶地而去，大宛王觉得汉使欺人太甚，便命令手下在半路拦截，不仅夺了汉使财物，而且将其杀害。马没买到，而且抢掠了财物，杀害了使节，闻此消息，汉武帝怒不可遏，决定惩罚大宛。太初元年（前104），汉武帝封宠妃李夫人之弟李广利为贰师将军，率领数万人出征讨伐大宛。长途劳顿李广利的大军到达大宛已经是兵困马乏，一战不利，且伤亡惨重，人马只剩下十分之一二，只好退回敦煌，向皇帝请援。汉武帝闻听兵败消息不禁大怒，下令玉门关守将，对退入玉门关者立斩，于是李广利的部队只好驻扎在敦煌外，不敢入玉门关半步。太初四年（前101）春，汉武帝下令李广利再次征伐大宛。这一次征伐实际是一次全国总动员，武帝“赦囚徒扞寇盗，发恶少年及边骑”，全国军民“传相奉伐宛”，史书记载当时是“天下骚动”。从各地调发来的兵士6万人，马3万匹，牛10万头，以及转运粮草的驴、骡、骆驼万余和不计其数的民夫，一时间边关小城敦煌车辚辚马啸啸，千军万马准备出征。为配合伐大宛，同时还发了18万大军到酒泉、张掖北部的居延、休屠防范匈奴。征伐时，为了断绝大宛王城的水源，派了水工专家；为了选马，还带了两名相马专家。
　　李广利率领大军越盐泽（罗布泊）、涉流沙（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围攻大宛城四十多日，杀死大宛兵将无数。眼看汉军就要打下大宛城，大宛城内上下惊恐不安，发生政变，众人斩杀了国王与汉军议和。《史记》记载，大宛人与汉军相约：“汉无攻我，我尽出良马，姿所取，而给汉军食。即不听我，我尽杀善马。”允许汉军自行选马，并约定以后每年大宛向汉朝选送两匹良马。于是李广利挑选了良马数十匹，中等以下公母马3000匹，选了一个过去对汉使友好的人当大宛国王，然后与大宛订了盟约，引兵返回。经过长途跋涉，到达玉门关时仅余马1000多匹。这一次伐大宛，李广利获得的千里马名为“蒲梢”，武帝将其命名为天马，又作了诗歌一首：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征伐大宛不仅获得了汉武帝梦寐以求的汗血宝马，而且在征伐的过程中，“所至小国莫不迎，出食给军”，大军一路宣扬大汉的国威，震慑了西域各国，扫清了大汉通往西域的障碍，因此《史记》说“汉既诛大宛，威震外国。”
　　从建元二年（前139）张骞出使西域开始，到元鼎六年（前111）汉王朝正式设立敦煌郡，再到太初四年（前101）完全清除通往西域的障碍，因为有了品种优良的马匹，大汉帝国的军力逐渐强大，西域逐渐安靖，大汉与西域交往由此走向了正常。
　　华戎所交一都会
　　司马迁将张骞出使西域称为“凿空”之行，意思是说张骞出使西域，开通了西域道，打开了双方交流之路，使汉与西域诸国互有了解，而从此之后丝绸之路等于正式开通，成为国家的、正规的中西通途。不过，“丝绸之路”这个名称并不是中国人所发明，在古代并没有这一称呼。这个东西往来交通路线总括性的名称，是1877年由德国著名地质学家、地理学家里希霍芬（F.VonRichtyofen）首先提出的，他在其《中国——我的旅行志研究》一书中，用了“丝路”（Seiden—strasen）一词，得到众多学者的赞同。1910年，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A.Herrmann）在所著《中国和叙利亚间的古代丝路》中，对丝路做了进一步的文献考察，于是“丝绸之路”名称正式确立。
　　今天我们乘车沿丝绸之路西行，过玉门、安西之后如果不是刻意去敦煌，顺着312国道一直往西就直接进入新疆了，但是从汉代一直到隋唐，西行之路无论如何都是绕不开敦煌的。
　　汉帝国通往西域的道路，从长安或洛阳出发，经咸阳，一路沿泾河，经固原、景泰进入河西走廊；一路沿渭河，经陇西、金城（兰州）进入河西走廊。然后两路合并经武威、张掖、酒泉、安西到敦煌，从敦煌向西道路一分为二，分别从玉门关、阳关西出为南北二道。
　　《汉书?西域传》载：
　　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廷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
　　今人考证，南道是从敦煌阳关（今南湖）出，西南沿阿尔金山北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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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伊循（今新疆木兰），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至且末（今且末）、精绝（今民丰）、扜罙（今策勒）、于阗（今和阗）、皮山（今皮山）、莎车（今莎车），由此经蒲犁（今塔什库尔干），越过葱岭，出明铁盖山口（阿赖山脉，今吉尔吉斯共和国境内），沿兴都库什山北麓、喷赤河上游至大月氏（定都巴尔克）和安息（赫康托姆菲勒斯）。北道是出玉门关西行，过榆树泉，经贝什托格拉克，穿越汉代称为白龙堆的罗布泊碱滩北头，由罗布泊北经楼兰，沿孔雀河北岸西抵库尔勒，再往西到焉耆、轮台、龟兹（今库车），再至姑墨（今阿克苏）、温宿（今乌什）、尉头（今阿合奇）至疏勒（今喀什），经捐毒（今乌恰），从西姆哈拉越过帕米尔高原到大宛（费尔干纳盆地）、康居（撒马尔罕及其附近）。从康居西北可通奄蔡（咸海东北），向南可到大月氏，西南可通安息。
　　通往西域路线由于战争等因素，时有变化，或改变方向或绕道而行，到了隋代裴矩《西域图记》记载，赴西域之路有了三条道。北道自敦煌至伊吾，经蒲类、铁勒部，渡今楚河、锡尔河而达西海；中道出敦煌至高昌，经焉耆、龟兹、疏勒，越葱岭，再经费尔干纳、乌拉提尤别等地而至波斯；南道出敦煌自鄯善，经于阗、朱俱波、渴盘陀，越葱岭，再经阿富汗、巴基斯坦而至印度各地。但是，北、中、南三条道路，无论走哪一道，都是“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可见隋代的敦煌仍然是出西域的咽喉之地。
　　西汉设立敦煌郡之后，为了充实边防，一方面征发调集大批兵士到敦煌戍守，一面大量迁徙内地的贫民、囚犯来敦煌定居。实行“屯田戍边”，也就是且守且耕，亦农亦兵。汉朝形成的屯田制度，被后世的许多王朝应用，这样，不仅就地解决了边防的给养，省了转运粮秣的大量人力物力，而且还可以将结余供应往来的使者和商人，甚至还可以出售牟利。广袤肥沃的土地和丰富的冰川融水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加上中原先进农耕技术随着移民的传入，敦煌的农业生产飞速发展了起来，不长时间内就可以保证移民和驻军的需用。李广利初次征伐大宛时，敦煌郡建立不到10年，但当时的敦煌已经可以供应李广利败退回来数千兵士、牛马的粮草，可见屯田面积不小，粮食产量不低，粮库有足够的粮食可以供应。敦煌的粮食不仅自给自足，而且在中原地区发生饥荒和灾难时，还能调拨出大量的粮食予以支援，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了唐代。《太平广记》记录：河州敦煌道，岁屯田，实边食，余粟转输灵州，漕下黄河，入太原仓，备关中凶年。
　　西汉时敦煌是一个面积广阔的大郡，回溯历史我们发现，敦煌是一个庞大的地理概念。汉代一直到两晋敦煌范围包括党河流域和疏勒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包括今天的敦煌市、安西县、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和肃北蒙古自治县的一部分，一度时期甚至连罗布泊地区都囊括进去了，总面积将近17万平方公里，与现在的贵州省一样大；唐代的面积亦达到15万平方公里，大小差不多接近现在的山东省。西汉敦煌郡下领敦煌、效谷、冥安、渊泉
　　2
　　龙勒6县，元始二年（公元2年）统计，总共11200户38335人，还没有现在中原地区一个普通乡镇的人多。曾经在西部边疆生活了三十多年的班超说：“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顺孙，皆以罪过徙补边屯。”大量迁徙到敦煌的移民中，虽然多数是普通贫民和罪犯，但也有一些是因犯罪而贬谪徙边的世家豪族、犯罪官员、叛逆书生。比如武帝征和二年（前91）戾太子刘据叛乱事件之后，受到牵连的许多官兵被发配流放到了敦煌，《汉书》记：“吏士劫略者，皆徙敦煌郡”。这些人大多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他们的到来，使中原汉文化传播到了敦煌地区，他们本人及其后裔也成为当地的望族和大姓，如敦煌地区的翟姓，即是汉朝著名宰相翟方进的后裔。这样虽然直接推动了敦煌社会文化的发展，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一直到东汉前期，敦煌仍旧是一重要边防军镇，还没有发展成为商贸城市。
　　由于北匈奴的不断侵扰，东汉时通往西域之路曾经“三通三绝”，但经窦固、班超等人苦心经营，得以保持连通。东汉后期，敦煌逐渐发展成为经营西域的中心，控制中西交通孔道的咽喉要冲。
　　汉末一直到两晋十六国，数百年间，中原地区战火弥漫，干戈不息，“秦雍之人死者十八九”，长安有民谣曰：“秦川中，血没腕，唯有凉州倚柱观。”敦煌地区却因为远离政治中心，成为一个政治相对稳定、经济繁荣的独特地域。这便使得“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385年江汉百1万户、中原百姓7000余户到敦煌。395年后凉内乱，西奔敦煌、晋昌的武威、张掖以东之人有数千户之多。此时，武威、张掖、敦煌一带居住的移民多达23000余户、10万余人。
　　敦煌地方政权在安抚流民同时，积极发展农业，进行了一系列的水利建设。前凉沙州刺史杨宣在州南修阳开渠15里，又在州东修北府渠长45里；前凉敦煌太守阴澹在州西南修阴安渠7里；后凉敦煌太守孟敏在州西南修孟敏渠(又称孟授渠)20里。在重视农耕经济发展的同时，更依赖于敦煌总凑西海之道的有利条件，地方政府大力发展了商业。三国曹魏时敦煌太守仓慈，打击豪强大族解除其武装，鼓励胡汉通婚，为往来胡商提供种种方便，促进了贸易的发展，使“商侣往来，无有停绝”，“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敦煌逐渐成为商贾云集、贸易发达的商业都会。
　　汉以来，敦煌文人学士大量涌现，已是文化极盛之地。魏晋以后世家大族的到来，更使敦煌地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兴盛，涌现出了一大批硕儒大家。有历西凉、北凉和北魏三朝的大儒刘昞，在西凉任儒林祭酒、中郎、护军等职；北凉为秘书郎，掌管著书证史，一度被尊为国师，文武百官一律听其讲学。还将所著的《敦煌实录》十卷、《凉书》十卷献于南朝的刘宋。北魏灭北凉后，年近古稀的刘昞再入北魏，对于北魏朝政和文物制度
　　的建立多有贡献。刘昞一生著有《略记》、《凉书》、《敦煌实录》、《方言》等著作；并注疏《周易》、《韩子》、《人物志》、《黄石公三略》等书。其《敦煌实录》，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实录性的史书，在中国史学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
　　也有后魏时“博通经传，聪敏过人，三史群言，经目则诵，时人谓之宿儒”的阚駰。他曾撰《十三州志》等著作。《十三州志》是继《后汉书?郡国志》之后的又一部重要史地著作。书中对河流山川、地名物产等都作了认真的考证，在很多地方纠正了前人的错谬，极具学术价值。
　　还有生于累世宦族之家，在西晋王朝任驸马都尉、雁门都尉、酒泉太守等职的大书法家索靖，他与同在太学学习过的汜衷、张甝、索玠、索永被称为“敦煌五龙”，俱以文学闻名当时。索靖博通经史，在文学和书法艺术上造诣尤深，其书法气势雄厚，古朴似汉隶，转折似今草，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著有书法学专著《草书状》等。
　　在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列为中国古代科学家之一的赵，曾任北凉太史令。十六国时著名的天文学家和历学家，著有《七曜历数算经》、《河西甲寅之历》、《阴阳历书》等。此外还有东晋时期的宋纤、宋繇，十六国时期的索绥、索袭，都是各有所长的学者。最有名的当推东汉大将张奂和其子张芝、张昶。张奂少年立志：“大丈夫处世，当为国家立功边境”，后来成为骁勇善战的名将。辍官后闭门讲学，授徒千人，著《尚书记难》三十余万言。其子张芝、张昶均擅书，分别被后人尊为“草圣”、“亚圣”，而索靖则是张芝姐姐的孙子。
　　从魏晋一直到隋的大多数时间里，敦煌地区社会安定、商贸繁荣、文化发达、百姓乐业。隋代大业年间，隋炀帝杨广在张掖铺设盛会，宴请西域27国首领，这一史无前例的国际性交流活动，正说明了西域之路的畅通。唐前期的敦煌，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唐朝的各种制度有效地在敦煌实施，敦煌的生产稳步发展。水渠灌溉系统得到完善，敦煌城四周就有5条水系、84条水渠构成的水利网。此外，还配以严密的管水配水制度，设置专职官员和管理人员对水资源进行管理，耕地面积扩大，敦煌农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唐王朝还十分重视河西的畜牧业，并以一套严密的组织机构进行管理。进入七世纪后，大唐王朝的富庶和开放，使丝绸之路贸易更达到了鼎盛。当时与敦煌发生贸易关系的地区范围非常广泛，市场上有来自中原的丝绸、瓷器，也有来自新疆西藏的玉石、珍宝；有北方的驼马、毛织品，
　　也有本地出土的五谷。还有来自高丽、波斯、印度、东罗马等东亚、西亚、南亚及欧洲等地的货物，商品种类有棉布、丝织品、铁器、银器、玉器、竹器、畜牧产品、药材、化妆品、食品、颜料、兵器等20多种，贸易兴盛可见一斑。这些物品除了部分为敦煌当地消费之外，大部分易手后再销往其他地区。
　　在敦煌和丝绸之路沿线，除了往来不断的朝贡、外交使团在从事官方贸易之外，当时已经有一批职业商人在从事长途贩运贸易，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就是来自中亚地区的粟特人，他们许多人在敦煌定居，除了从事经常性商业活动之外，还在敦煌开办了酒店、旅馆等。据统计西晋时居住在敦煌的粟特人就有百家之多，到唐朝，粟特人集中聚居于敦煌县城东的安城，被编为从化乡，唐天宝九年（750）有300多户1400人。
　　正是因为丝绸之路的兴盛，东西方文明交融汇聚，西传东渐，使敦煌成为中原与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吐纳口，南朝刘昭注《后汉书》时，引《耆旧志》说敦煌：国当乾位，地列艮墟；水有县（悬）泉之神，山有鸣沙之异；川无蛇虺，泽无兕虎；华戎所交，一都会也。
　　“神圣”的金光闪耀之地
　　到敦煌莫高窟之前，我从来没有到过敦煌市，更不用说莫高窟了。印象中的石窟一般开在高山峭壁之上，崖体也应该是质地比较均匀的砂岩之类，比如龙门石窟、云冈石窟。所以，我想象莫高窟的地形一定也是有高山更有峭壁。
　　从敦煌市区去莫高窟时，敦煌研究院的人说：“到山上去。”这更加深了我对山的想象。然而从市区出来往东走了十公里左右，一直没有看
　　到山，公路往南一拐，在一片戈壁滩走了15公里，同行的人说莫高窟到了——大山显然还在远处，但确实是上山了，“莫高窟洞前比敦煌市区要高出200米。”敦煌研究院的人告诉我。
　　远远望去东边有几座高耸的山头，敦煌研究院的人告诉我那是三危山。有不少人认为那就是《尚书》里提到的三危地，并且写出长篇大论，但严肃的学者认为二者根本没有关系。往右看，北边的戈壁开始渐渐由北向南升高，出现一条长长的峭壁，没有想象的高，由北向南顺着一条小河边伸向高处，很显然这是山前洪积扇经过河水侵蚀下切形成的。
　　地质工程专家、敦煌研究院副院长王旭东研究员解答了我的猜疑。
　　王旭东告诉我，从大的地理位置看，敦煌莫高窟位于青藏高原西北缘，在距今2.85亿年的古生代二叠纪以前，这里还是一片浩瀚的大海，
　　二叠纪以后结束海水浸漫。随着南部的祁连山、阿尔金山逐渐上升，洪
　　水携带大量砾石、砂土等向北边盆地倾泻堆积，在三危山一带逐渐堆积
　　形成由砾石、细砂和钙泥质胶结的、厚达一二百米的砂砾岩体——玉门砾岩、酒泉砾岩。
　　王旭东他们的研究表明，距今250万年的更新世以后，由于山前盆地发
　　生了缓慢上升，南面山上的冰雪融水及降雨下泻，形成一条河流，河流下
　　切岩体，形成一条长1680米、高45～10米的崖壁。是怎样的河流才能切穿那厚厚的岩体呢？王旭东说：“就是洞窟前面
　　的这条大泉河。”历史上曾经被称为宕泉的小河，现在称大泉河或西水沟，是一条泉水
　　河。源头在南边60多公里外的野马山，河水是由冰雪融水和大气降水下流汇集而成的，从上游往下经过大片戈壁，一般在地下流淌，夏季发洪水时才有地表流水。到了距莫高窟南5公里处，地下潜流以泉水形式露头，向下成为一条长年性河流。
　　大泉河的流量变化极大，多年统计的平均径流量为每秒100升多一点，平时由于蒸发量大，一日之内上午还有流量，到下午就可能干涸。但是夏季经常暴发洪水，来势凶猛陡涨陡落。敦煌研究院的老同志回忆，他们曾经想用大泉河水发电，于是自己动手修渠打坝，结果安上电机打开水闸，发出的电像萤火虫般亮了一下再也没有发光——水太少带不动发电机。现在大泉河的水在莫高窟南面700米处被一堵水坝拦着，是敦煌研究院生活、绿化和改善环境的主要水源。
　　我特意去看了看大泉河，冬天的大泉河上结了冰，将整个河床都盖住了，看不见河里到底有多大的水。王旭东说，河里的水量很小，小到还没有流出窟区北端就断流了。就这样小的流水，用多长时间才能下切出那陡峭的崖壁呢？“数百万年！”王旭东说。
　　数百万年的流水下切，形成一道陡直的崖壁，这一道崖壁在1600多年前，被一个云游的僧人发现，于是开始了近千年的佛教洞窟开凿。
　　“山崖在人们的宗教生活与信仰中起着独一无二的作用。”在中国和印度联合举办的“中印石窟艺术讨论会”上，印度克里希纳博物馆馆长贝纳尔吉教授说：“山是苍天与大地、伟大与渺小、人间与天界的连媒。”他认为，山吸引了信徒们去修行，修行的人需要找到挡风遮雨的地方，山洞遂成了理想的场所，久而久之洞窟艺术便兴盛起来了。而印度学者约什先生则更详细地指出，佛教洞窟始于公元前3世纪阿育王治下的南赡部洲，
　　沿海地区的修行者为了能够在雨季有个庇护所，便在岩崖上开凿洞窟，开始时一般是一个僧人在一个洞窟修行，后来慢慢出现修一个大洞，里面再修若干小洞，或者一个地方修许多小洞，形成洞窟群，供多人同时修行。在大乘佛教发展之后，以人为模型的佛像占据了统治地位，洞窟里面开始雕塑佛像，洞窟也由原来的人迹罕至之地，搬迁到距离村落城镇比较近的
　　地方，逐渐形成寺院式的佛教活动场所。这样的形式随着大乘的影响扩展，一路向东，一直传播到了中国。
　　据《隋书》记载，东汉明帝永平三年（60），汉明帝刘庄晚上梦见一个头后有项光的金人，在宫殿上空飞来，于是第二天召集群臣占梦。这时有一个叫傅毅的大臣说：“我听说西域有神，其名叫佛，皇上所梦一定便是。”汉明帝于是派遣中郎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往天竺寻访佛法。以后蔡愔从天竺带回高僧摄摩腾、竺法兰及佛经四十二章，开始在中国建寺、造像，于是佛教便传入中国。
　　地近佛教第二故乡西域的敦煌，较早地受到佛教的影响，一则来往的
　　西域商人中许多是佛教徒，再则从中原西去求法的、东来传教的高僧在过往
　　敦煌的同时，驻足译经说法、设坛建寺，到西晋太康年间（280～289），敦煌不仅有寺院，而且已经形成了颇具规模的翻译佛经团体。
　　据《高僧传》记载，大约在三国时的魏正始五年（244）前后，外国僧人竺高座在敦煌收世居敦煌的月氏人竺法护(昙摩罗刹)为徒，到晋武帝时带他云游西域诸国，学会了三十六国语言和文字，携带大量胡本佛经东归，在敦煌、长安等地组织译场，翻译佛经，“德化四布，声盖远近，僧徒千数，咸来宗奉”，成为中国佛教史上早期的著名译经大师。竺法护的
　　弟子竺法乘先跟随他至长安协助译经，后返回敦煌，建立寺院，广收门徒，影响竟超过了师傅。有这样一段文字记载竺法乘的功绩：
　　西到敦煌，立寺延学，忘身为道，诲而不倦。使夫豺狼革心，戌狄知
　　礼，大化西行，乘之力也。
　　十六国时期，佛教在敦煌更进一步发展，史籍记载公元406年在敦煌城南一次受戒的僧人即有12人，至北凉时，敦煌已经是“多有塔寺”了，出
　　现了单道开、竺昙猷、释道法、昙摩蜜多等高僧。
　　敦煌莫高窟保存的武周圣历元年（698）“李君莫高窟修佛龛碑”中记载：
　　莫高窟者，厥初，秦建元二年，有沙门乐，戒行清虚，执心恬静，
　　尝杖锡林野，行至此山，忽见金光，状有千佛，遂架空凿岩，造窟一龛。次有法良禅师，从东届此，又于师窟侧，更即营建。伽蓝之起，滥觞于
　　二僧。复有刺史建平公、东阳王等，各修一大窟。而后合州黎，造作相
　　仍。实神秀之灵岩，灵奇之净域也。
　　关于莫高窟洞窟开凿开始时间，敦煌研究院的学者告诉我，有西晋末年的说法，也有东晋永和九年的说法，但是现在多根据此段碑文记载，认为是前秦建元二年（366），乐僔在石壁上凿开了一个用于修行的石窟。乐僔开窟之后不久，另一个叫法良的僧人也来此地开窟修禅，于是规模宏大的莫高窟石窟群由此开始了。
　　对于碑文描述的“见金光”之说，许多学者认为应该是事实，新疆社科院钱伯泉先生说他曾经三次实地观察发现，每年夏秋朝阳初升时，在莫高窟前沙山的某个位置向西方的莫高山张望，有可能出现“忽见金光，状有千佛”幻境。他认为“莫高”一词是突厥语“神圣”之意，可能古代的当地居民也看到过“金光”并以为神才名山为神圣山。
　　长期以来，对“忽见金光，状有千佛”的认识，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中南林学院风景气象研究中心主任赖比星2004年在《敦煌研究》发表文章认为，“金光”其实是自然界在一些特殊气候、地理环境条件下形成的较为常见的一种大气光像，即“宝光”。而“千佛”则是观者自己的身影投射到“宝光”环中所形成的，由于云雾迷漫导致本影轮廓模糊，使观者误将其当做“佛祖”显灵，再加上半影或虚影的错位放大，相互重叠及遮掩作用，更觉得光环中有无数个“佛体”在跃动。赖比星说，如果用现代气象物理学解释，莫高窟的“金光”和“千佛”是在光的“衍射-反射”成像原理下形成的一种特殊光象，学术界称为“宝光”。这是一种在云雾山地的地方常见的一种大气光象，以往在峨眉山多见，故有“峨眉宝
　　光”之说。实际上，“宝光”在黄山、庐山、五台山等地山区，甚至一些
　　稍有起伏的平原地带也可以看到。但是，赖比星的这种说法并不适用于敦煌，他所说的其他几个地方的
　　“宝光”现象，与大气中的云雾有很大关系，在空气中含水量高的地区适用，但在敦煌这个极度干旱的地方显然是说不通的。
　　在莫高窟对面的山坡上，我发现许多石头上有一些闪烁金色光芒的鳞片状物质，用指甲抠似乎有一定弹性。敦煌研究院副院长王旭东研究员对我说，“李君莫高窟修佛龛碑”中记载的“沙门乐僔……行至此山”，
　　“此山”应该指的就是莫高窟对面的三危山。
　　三危山的山体由敦煌群变质岩系组成，主要的矿物成分有石英、云母、角闪石等，其中云母包括有黑云母、白云母、金云母、绢云母等，各种云母的总量最多达到20%，“在阳光的照射下，山体可反射出奇异多彩的金光。”王旭东强调，“忽见金光，状有千佛”的现象完全可能发生。
　　如此看来，当年乐僔云游至此，阳光照射之下，山上的石头反射出道道金光，在戈壁沙漠里行走多时的他，眼花缭乱出现如佛的幻觉，再看山崖底下小溪潺潺，绿树成荫，实在是修行好地方，于是开窟修禅于此。
　　不管当年的修行者看到的是不是云母发出的光芒，乐僔和他之后的信徒们一定是认为他们找到了修行的圣地，纷纷开凿洞窟，坐禅修行。开始一人一个小窟，逐渐扩展成为多人共同修行的大窟，并且逐渐发展成为传播佛教理义和礼拜的场所。这样一来，洞窟就越修越大，里面开始供奉佛像，墙壁上描绘各种佛教故事。
　　生生不息的凿窟塑佛
　　莫高窟的洞窟开凿于酒泉砾岩组成的崖体上。王旭东告诉我，酒泉砾岩主要由卵石、积沙和钙泥胶结而成，处于半胶结状态。这种半胶结状态的砾石层在长期的地层自重压力下，仍在进行缓慢的固结作用，使砾石层大多坚实而稳固，能形成陡立的崖壁和天然拱，凿窟时亦能形成良好的洞室拱顶，但又因为其中夹杂有砂质，形成微层理结构，使得局部稍显酥松，有利于凿洞筑窟。虽然如此，以当时的工具水平，开凿洞窟仍要花费巨大的精力。
　　乐僔之后在莫高山的石壁上凿洞窟的，已经不仅是僧侣们，更多的是由世俗人士为了消灾祈福以个人或家族名义出资开凿，其中的大型洞窟多数是由豪门大族出资开凿的。从敦煌文书中发现的《营窟稿》看，一个洞窟从始建到完成，一般需要经过整修崖面、凿窟、绘制壁画塑像、修造并装饰窟檐或殿堂等程序。石窟的营造者大致分为3类：窟主（即石窟的主人）、施主（出钱出力帮助窟主建窟的人）、工匠（石窟营造的具体操作者）。而工匠又按照实际需要分为石匠（打窟人）、泥匠、塑匠、画匠、木匠等。
　　从文献记载看，敦煌古代的工匠不仅分工细致，而且各个行业的工匠甚至有技术级别，细分为都料、博士、师、匠、工等。都料也称都师、都匠，这个名称起源较早，指的掌握设计与施工的匠工，应该是技术最高的师傅。柳宗元在《梓人传》里记“梓人，盖古之审曲面势者，今谓之都料匠云”，从柳宗元记录那个梓人所说：“吾善度材，视栋宇之制，高深圆方短长之宜，吾指使而群工役焉。舍我，众莫能就一宇”和后来他所见知，都料自己并不参加劳作，而是负责工程的规划设计和现场的施工指挥，在敦煌壁画中绘有手持矩尺参与劳作的工匠，应该就是都料。都料的名称直到元朝仍在沿用。
　　博士本来是古代学官名，六国时有博士，秦因之。但古代对茶坊伙计、手工艺者也尊称为博士，唐代成为工匠的级别。这一级别的工匠在各行各业里都有，他们是从事高难度技术劳动、并且可以独立承担本行业所有技术施工的高级工匠。比如敦煌遗书里记录的“上仰泥博士”，就是往洞窟顶部上泥的匠人，往顶上上泥是泥匠活中难度最大的技术活，所以能干这个活的匠人就是博士。
　　敦煌工匠中称“师”或“先生”的，主要用于从事画和塑这两个行业的匠人，绘画和泥塑行当与其他工匠不同，或许匠人都有一点文化，或许因为这两个行当或多或少沾染点文气，因此就称为“师”或“先生”，更多的可能有一些尊重的意思。从技术级别上讲，“师”或“先生”与博士是同一级别的，都可以教带徒弟。
　　匠是各个行当里最多的一般技术劳动者，也就是能够独立完成其行当的一般技术工作的人。而工则是一般的杂工，帮助匠人从事某一工作的人。
　　在由卵石、积沙和钙泥胶结而成崖面上开凿洞窟其实并不容易，根据敦煌研究院孙儒僴先生研究，在没有爆破技术、金属工具也有所限制的条件下，以唐代的工艺水平，凿掉1立方米岩石需要5个劳力。根据计算那种
　　岩石每立方米大概重2.5吨，建造于唐代的第16窟是莫高窟最大的洞窟之一，总计空间将近2000立方米，全部凿开需要劳力上万，凿出的岩石如用牛车一次运500斤左右算，需要运将近2万次！
　　我们根本无法想象古代工匠是如何利用他们的智慧来开凿洞窟的，
　　莫高窟第130窟里是有名的南大像，洞窟的高度达27米。据唐咸通六年
　　（865）的《莫高窟记》载：“开元中僧处谚与乡人马思忠等造南大像
　　高一百廿尺”，以及《瓜沙史事系年》记“开元九年僧处谚与乡人马思
　　忠等发心造南大像弥勒高一百廿尺”说明，此窟开始开凿于唐开元九年
　　（721），而上世纪60年代曾经在该窟的顶部壁画地仗与崖体之夹缝间，发
　　现书有“开元十三年（725）”题记的发愿文幡一条，说明这座大窟最多用了4年时间就凿出来了。不过，洞窟凿好以后，还有一系列的工程做完才意味着一座佛窟的完工。研究人员从130窟甬道所绘的供养人像推知，此窟的最后完成是在唐代设立晋昌郡的天宝元年（742）至乾元元年（758）间，也就是说，这一大窟从在崖面上开凿石洞，到塑像、彩绘壁画最后完工，
　　总共耗时30年左右。据统计，从公元366年到1944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经过1000多年的
　　开凿、整修，莫高窟山崖上共保存有618个洞窟。
　　敦煌莫高窟的石窟，开始主要是禅窟，一般是僧侣单独坐禅的修禅场所，由于比较注重生活与修行，所以这种洞窟比较小，也比较方整，壁画装饰更是简朴。墙壁后面有耳室禅房；或是在墙壁上直接凿成拱形的佛龛，提供给僧人打坐、观想等修炼之用。如268窟，甬道式佛窟后部塑有佛像，窟的两侧各开二小禅窟，作为静坐禅修之用。
　　后来禅窟完全发展为和一般寺庙一样的传播佛教理义和礼拜的场所
　　了，和一般的寺庙一样，往往前室为天王殿，后室为佛殿或大雄宝殿。莫高窟各个时代的石窟的形制各不相同。一座完整的洞窟一般由前室、
　　甬道和后面的主室三大部分组成，虽然洞窟的形制有多种，但是前室和甬道没有大的区别，区别主要在主室。有中心塔柱式、覆斗式、背屏式等。
　　北魏时期出现的中心塔柱式石窟，又称为“塔庙窟”，是以中间的柱身代表佛塔的存在。此形制源自于印度早期的“支提窟”，支提就是未埋“舍利”的塔，仅作为佛陀的法身代表。因为印度早期的佛教，曾经有好几百年不造佛像，故以塔的形象作为代表。塔柱四面均开有佛龛造像，窟的四壁绘佛经经义画，供信众右绕塔柱观像、经行、礼佛，窟前顶部作人字披形，塑出汉式屋顶架构形象。此形制洞窟盛行于北朝，如北周的428窟。
　　盛行于隋唐以后的覆斗式石窟，顶部天井好像是倒过来的米斗，并且
　　绘有藻井，在洞窟后壁开佛龛或壁前置佛坛，四壁为佛经经变画，是以大型佛教尊像为表现的窟室，也称为“佛殿窟”，由于内部没有中心塔柱，所以空间宽敞，接近一般寺庙的大厅式布局，可容纳更多参拜信徒。如盛唐的45窟，是更具有汉式建筑风格的形制，也更适合于宗教活动。
　　晚唐出现的背屏式石窟，是凿窟之时在坛后沿正中留出一面石壁，石壁由坛上直通窟顶，在石壁前安置主尊佛像。其洞窟形制接近覆斗式，也是方形平面、覆斗顶，但在四角凿一菱形，绘制四大天王。通常洞窟四壁都不开龛，而是将佛、菩萨等造像安置于窟内中央靠后的坛上。此外，坛四周与四壁之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可当做通道。
　　除了上述的这些石窟形式之外，另外还有两种数量少但体量大的石窟，那就是涅槃窟和大佛窟。
　　涅槃窟俗称卧佛窟，平面为横长方形，在窟中再造一横长形高台，
　　佛的涅槃卧像横卧在台上，卧像前面没有任何遮挡，直接呈现于信众面
　　前，以供顶礼膜拜。涅槃就是修真悟道，灵魂得以脱离肉体，解脱生老
　　病死和轮回之苦，进入不生不灭的境界，而无悲苦烦恼、永享极乐。因
　　此，涅槃像一般都体态柔软、姿态优美，神情如睡梦般安详宁静。如中唐的158窟，佛长15.8米，寂静安详，右胁卧于洞窟中央，流露出涅槃不生不灭，寂灭为乐的神态。
　　莫高窟有南大佛和北大佛两个有名的大佛窟，北大佛在96窟，此窟开凿于初唐，也就是莫高窟标志性的建筑——九层楼，内供奉35米的大弥勒佛像；南大佛在130窟，是盛唐时开凿的，内供奉弥勒大佛高26米。大佛窟一般都是根据巨大佛像的需要，开凿足以容纳佛像的大空间，因此，整个窟形大都为下大上小，下部是平面的方形，上部石壁向上逐渐收小，窟顶为覆斗式或为圆穹形。为了窟内采光及让人就近瞻仰佛像，在佛像面向正壁开几个小窗，窟内亦有供攀登的通道。
　　数量惊人的佛教壁画
　　莫高窟山崖上共保存有618个洞窟，其中492个洞窟里面有雕塑和壁
　　画。有彩色塑像2415尊，有壁画4.5万平方米，壁画的总面积差不多有五个半标准足球场大，如果将这些壁画按1米的高度连在一起，整个长度有45公里，就是坐着汽车边走边快速扫一眼也得一两个小时。
　　壁画实际上就是佛教的宣传画，但这种宣传画作得很高明。它和其他的宗教艺术一样，通过描写神的形象、神的活动、神与神的关系、神与人的关系，达到宗教传播的目的，寄托人们善良的愿望，安抚人们的心灵。佛教之所以能够深入人心且传播久远，除了僧侣们孜孜不倦地传播，与这些宣传画也是有很大关系的。当然莫高窟4万多平方米的壁画并不是用简单的宣传画就可以概括的，里面有着丰富的内容。
　　壁画大量的是佛教故事画。其中有画释迦牟尼生平事迹、前生累世修行故事，有讲佛门弟子前世、今世因缘故事，以及寓言、童话、哲理故事、佛教历史故事等，还有大量的则是反映世俗生活内容图画。这些壁画虽然描绘的是虚构内容，但是其描画的山川地形、亭台楼阁、人物服饰、器具等等都是画家以其所处时代社会生活为依据的。
　　敦煌的壁画内容大体可分为下列几类：
　　佛像神像
　　这些佛像大都画在说法图中。其中包括各种佛像，如三世佛、七世
　　佛、释迦牟尼佛、多宝佛、贤劫千佛等；各种菩萨，如文殊、普贤、观音、势至、地藏、引路等；还有天龙八部，天王、龙王、夜叉、飞天、阿修罗、迦楼罗(金翅鸟王)、紧那罗(乐天)、摩呼罗迦（大蟒神）等。另外汉
　　族神话中的神仙如：东王公、西王母、伏羲、女娲、朱雀、玄武、青龙、
　　白虎、飞廉、雷公、霹电、雨师、方士、羽人等。据统计莫高窟壁画中的说法图有933幅，共绘有各种神态各异的佛像神像12208身。
　　故事画
　　为了广泛宣传佛经佛法，必须把抽象、深奥的佛教经典史迹用通俗的、简洁的、形象的形式灌输给民众，以感召他们，使之笃信朝拜。于是，在洞窟内绘制了大量的故事画，让民众在看的过程中，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故事画内容丰富，情节动人，生活气息浓郁，具有诱人的魅力。故事画又分为几种，有佛传故事画、本生故事画、因缘故事画、比喻故事画等。
　　佛传故事画主要宣扬释迦牟尼的生平事迹。大多是依据佛教中的有关记载画的，其中许多是古印度的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经过佛教徒加工修饰，附会在释迦身上。佛传故事大多选一两个代表性的情节来表现，一般画“乘象人胎”、“夜半逾城”的场面较多。但是第290窟绘于北周时的佛传故事，用六条横长卷画幅顺序绘制87个画面，描绘了释迦牟尼从诞生、
　　出家到成道的故事。而第61窟绘制于五代的壁画，利用屏风画分割的形式，将佛诞生之前的传说到入胎、出生成长、出家、苦修、悟道、降摩、成佛以至于涅槃的全部情节，画了128个画面，是莫高窟内容最丰富的故事画，这样的鸿篇巨制，在佛教故事画中十分罕见。
　　本生故事画描绘释迦牟尼过去若干世忍辱牺牲、救世救人的各种善行，宣传“因果报应”“苦修行善”的故事画。敦煌早期壁画中较多这种题材，有“九色鹿本生”、“萨埵那舍身饲虎”、“尸毗王割肉救鸽”、
　　“须阁提割肉奉亲”等，这些故事画大多描绘具体，明白易懂，如第257窟
　　绘制于北魏的“九色鹿本生”，用中国传统的长卷连环画形式，按从两头到中间的顺序描绘了九色鹿舍己救人的经过；第428窟北周时代的“萨埵那舍身饲虎”，用上中下三段长卷画面，详细绘制了萨埵那太子从离家到以身饲虎、造塔供养的14个情节。
　　因缘故事画描述释迦牟尼度化众生的故事。佛教初传入中国时，讲
　　究修“六度”即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等，因此壁画中充满施舍、忍辱和牺牲的本生故事，佛教初传入中国时，有些因缘故事很难被普通百姓所接受；后来佛教灵活地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开始宣扬孝道、因缘。与本生故事的区别是，本生只讲释迦牟尼生前故事；而因缘
　　则讲佛门弟子、善男信女前世或今世之事。敦煌壁画中主要因缘故事有
　　“五百强盗成佛”、“沙弥守戒自杀”、“善友太子入海取宝”等。故事
　　内容离奇，情节曲折，颇有戏剧性。
　　比喻故事画是释迦牟尼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地给佛门弟子、善男信女讲解佛教教义所列举的故事。这些故事大都是古印度和东南亚地区的寓言、童话，被佛教徒收集记录在佛经里，保存至今。敦煌壁画中的比喻故事有“象护与金象”、“金毛狮子”等。
　　佛教史迹画
　　是描绘佛教传播中的历史人物、事件、佛教圣迹、遗迹、灵异感应事迹、高僧事迹以及各种瑞像图、戒律画等，是形象的佛教史资料。如“张骞出使西域图”、“释迦浣衣池”、“石佛浮江”、“隋文帝请昙延法师祈雨”、“张掖西影寺瑞像”、“唐僧取经图”等等，据统计这类题材的
　　画有67种之多。这类画多绘于洞窟龛内四披、甬道顶部和角落处次要地方，但有的也绘于正面墙壁。
　　经变画
　　利用绘画、文学等艺术形式，通俗易懂地表现深奥的佛教经典称之为“经变”。用绘画的手法表现经典内容的叫“变相”，即经变画；用文字、讲唱手法表现的叫“变文”。
　　广义地说，一切以佛经为依据的绘画，都是经变画。狭义地说，经变画是将一部经图解成一幅巨型画，它不像故事画那样单纯地表现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而是综合表现某一部乃至几部佛经的主要场面。
　　莫高窟有经变33种、千余壁，基本分为叙事性经变和西方净土图式经变两种类型。叙事性经变有一定的故事情节，或者以一定的情节来表现佛经的教义，画面也有一定的顺序，和故事画有某些相像。净土图式经变则是以佛所在的净土世界为中心，表现净土世界的种种场面，部分经变也有故事情节，但故事的画面不占主要地位。
　　供养画
　　供养人就是出资建造石窟的人，他们为了表示虔诚信佛，留名后世，
　　在窟内画上自己和家眷的肖像或出行图。供养人画记录的都是有名有姓的真实人物，包括僧尼居士、王公贵胄、高官军将、世家大族、士庶百姓、画师塑匠、仆婢倡优、西域国王、王子、商旅等等。因此，在莫高窟的壁画上，我们既可以看到河西和瓜沙节度使张议潮、张淮深、张承奉、曹议
　　金的供养像，也可以看到于阗国王李圣天、于阗太子从连、于阗公主、甘
　　州回鹘公主的供养像，还有吐蕃持钵僧、扫洒尼姑以及愿意“舍贱从良”的奴婢母女的供养像等，莫高窟大约有供养人的画像5000多身。
　　装饰图案画
　　装饰画主要绘于窟顶藻井、佛龛、供桌、壁画边沿，佛像的头光、身光以及人物的服饰和器物装饰也绘装饰图案花纹。装饰画随时代而异，主要有花草、莲荷、枝叶、蔓藤、果实、火眼、星辰、云气、狮虎、飞马、盘龙、鸟禽,以及飞天、化生童子等，丰富多彩，千变万化，具有高超的绘画技巧和丰富的想象力。
　　敦煌壁画除以上内容外，还有建筑画、器物画、花鸟画、动物画等，艺术价值弥足珍贵。
　　在结构布局、人物造型、线描勾勒、赋彩设色等方面，不同时期的主要内容和艺术风格各不相同。在最早的第268等北凉洞窟里，壁画有佛像画、故事画、供养人画像以及装饰图案。故事画为佛传故事和本生故事组图，供养人画像很小，主要表现大乘佛教修六度的内容。
　　北魏时代出现了大量的说法图，位置显著、场面宏大。故事画主要
　　是本生故事和因缘故事，从单幅组图发展为横幅连续画；画内有榜题说
　　明内容，仿汉晋绘画“左图右史”的形式，画内人物活动与自然环境相
　　结合，但住房山丘与人的比例不协调，颇有唐代张彦远所言“水不容
　　泛,人大于山”的特色；广泛应用装饰图案，供养人的画像依然很小，人物按照身份排列。
　　西魏时代壁画仍注重故事画，但出现了佛教与印度诸神在一起、道家天宫诸神与佛禅结合、西方日月神阿波罗、狄安娜与中国的日月神伏羲、女娲同时出现，印度的金刚力士（药叉）与中国大力士乌获同聚一窟的现象。
　　北周时代壁画故事画大发展，出现了佛传故事三条重叠呈Z形，连续
　　80多个画面的宏大结构，因缘故事情节细腻真实，人物形象生动活泼。隋代壁画中各种经变故事逐渐形成，法华经变、维摩变、药师变、弥
　　勒变日益增多，故事画逐渐减少，装饰图案大量吸收波斯花纹。初唐壁画主要为各种净土变，如阿弥陀佛净土变、弥勒净土变、维摩
　　变等，体现了中原流行的佛教大乘净土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