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恩洋的教育思想初探

王恩洋的教育思想初探
　　20世纪是中国历史上发生巨变的时代，也是伟人辈出的时候。在中国佛教里就出现了太虚大师和欧阳竟无一代巨擘，他们对佛教的最大贡献是推动了佛教和佛学研究的发展，开办了新式的佛教教育，并且培养了一大批新人。在这些新人中，王恩洋先生就是一名比较突出的人物。
　　一
　　王恩洋（1897－1964）字化中，四川南充人。东汉安汉侯王平的后人，世以耕读为业，父亲王思敏曾读过私塾3年，除务农之外，还兼营一些贸易，直道守信，人共敬服。母亲张氏，性情和顺，知书达礼。王恩洋7岁进私塾念书，10岁入国民学校，后入南充县立高小，“好闻英雄事迹，频引以自励，谓天下事不难为。”15岁时父母为他操办了婚事，同时进入南充中学，作文大有进步，下笔千言不起稿，议论不与人同。20岁时开始办私塾教友人和亲戚的子弟。1919年受到友人和老师秦树风先生的鼓动，萌发出四川到北京求学的愿望，先到重庆，再坐船顺长江而下，继北上到北京。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旁听，并从梁漱溟先生研习印度哲学和佛学，课余读《成唯识论》，泛览有关瑜伽法相的著述。期间曾参加了“五四”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斗争，进监狱百余日，出狱后心灰意懒。上学期间组织工读互助，经商失败，血本无归。1922年因上学经费穷窘，思家心切，遂接受南充教育局经费，到江南调查研究教育，然后再回家乡。路过济南时，拜访正在济南讲课的梁淑溟先生，经梁漱溟介绍前往南京拜访欧阳竟无，与欧阳论道，深为膺服，遂留支那内学院随欧阳学佛，深究法相唯识，与吕澂、姚柏年、汤用彤等为同学。并为欧阳整理和续成《佛法非宗教非哲学而为今时所必需》讲稿，撰写《佛法真义》论文，校刊《唯识述记》、《唯识枢要》、《唯识学记》、《唯识了义灯》、《能显慧日中边》、《仁王般若测疏》、《顺正理论》等要籍。1925年，担任支那内学院法相大学预科主任兼教授。1927年因病返回四川南充，在贫病交困中，通读《瑜伽师地论》全部。1929年在南充创设龟山书房，聚众讲学，儒学与佛学并重。1930年应成都佛学社邀请，讲《瑜伽真实品》、《广四缘论》、《八识规矩颂》等。此后教学和著述并重，先后撰作《摄大乘论疏》、《二十唯识论疏》、《佛说无垢称经释》、《杂集论疏》、《人生学》等。1942年，赴内江举办东方佛教院，同年9月改名东方文教研究院，招收学员，讲授儒学和佛学。1943年，被推为支那内学院理事。同年，到武汉大学讲授《佛学概论》等。1944年起，先后到成都、重庆、自流井、泸州等地讲学和写作，主要侧重于儒学的研究，佛学的重要著述有：《心经通释》、《清福和尚传》、《人生哲学与佛学》、《金刚经释论》、《因明入正理论释》等。1952年9月，任四川省政协委员、参事室参事和文史馆馆员。1957年到北京，被聘为中国佛学院教授，讲授“佛学概论”、“瑜伽宗概论”等。1961年因病返成都，仍任省参事室参事。1964年2月病逝。生平内外学兼通，佛学则专精于法相唯识，曾撰有《起信论料简》一文，用法相唯识的观点，对《大乘起信论》进行评议。认为《大乘起信论》，并非印度学者马鸣所撰，而是出于中国人“梁陈小儿”之作，甚至认为不是真正的佛教著作。这一观点，曾遭到当时部份佛教界人士的反对，纷纷撰文加以驳斥和非难，由此进一步引起了近代佛教学者关于《大乘起信论》真伪问题的辩论（此辩论首先由梁启超提出）。其佛学研究，曾得到印尼华侨黄联科在经济上的资助。生平著作除前述者外，尚有《唯识通论》、《大乘非佛说辨》、《佛教概论》、《八识规矩颂释论》、《佛学通论》、《解脱道论》、《大菩提论》、《佛教解行论》等，笔者曾经整理过王恩洋先生的著作目录，计有文章140余篇，著述60余本，总字数400余万。
　　二
　　王恩洋先生在北京上学期间，正值中国大地发生了反传统的思潮和轰轰烈烈的爱国主义“五四”运动。他与许多热血青年一样，一方面对现实制度深恶痛绝，口诛笔伐，另一方面又非常欣赏西方的思想，如杜威的存在主义和克鲁泡特今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以及唯情论的思想等等。他“深觉社会有改造的必要”，认为：“当今之世，社会制度，其最足以压迫人性使不能尽其情而败其德者，约有数端：一则国家之组织足以限制人之本性而起其狭隘残忍心也；二则政府之设置足以使人起虚荣卑劣心也；三则私有财产制度足以起人之贪鄙嗜利心也；四则不善之宗教教育学说等足以起人之虚伪矜恃愚昧畏缩心也。”在这里他对现实的社会制度进行了无情地批判和揭露，这是以人性的基础来认识的，指出正是由于现存的制度不合理的原因，所以才会产生人类各种不同的邪念和虚妄的认识，特别是他对宗教教育进行了激烈地批评，认为“至于宗教之偏执，教育之矫揉，邪说之违理，不能自认一心而仰赖天神，不能扩充良能反以戕害本体，不能导人于正反以增益其迷。而且偏执成心之坚持，因而分宗分派，结党相仇，以至异教异说相毁相讥，终其相杀相害。故为害于人心之深与国家政府私产也。故亦当毁弃。”“五四运动”是一种新文化运动，其反对传统思潮中有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对宗教进行了严厉的批评，由于这一时期正是因对宗教的批评和反批评，在学生和学者中间掀起了一场“非基运动”，这场运动是从北大开始的，当时北大成立的“非宗教大同盟”影响很大，其《宣言》称：“我们非宗教的最后目的，是笃信科学，尊重人的自觉，拒绝帝国主义的愚弄、欺骗，反对他们的侵略，要求自主、独立。”从王恩洋先生对宗教教育的批评言论来看，他应是站在“非基”立场上的，但是他不像当时人们把科学与宗教对立，有很多人都是举着科学这个武器来批评宗教，而是将宗教教育与“与国家政府私产”并列，这是从政治学说和人性论方面来探讨宗教教育的特点，所以并不完全等同于“非宗教大同盟”一些人的主张。他又把批评宗教教育定义在“不善之宗教教育学说”，这说明他并不是全面地、彻底地反对宗教，而且他对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有自己的特别的看法，这在他为欧阳竟无续写的《佛法非宗教非哲学》一文中很清楚地表达出来，他说：“吾言佛法非宗教非哲学，非于佛法有所私，非于彼二有所恶也。当知一切宗教家、哲学家皆吾兄弟，彼有信仰之诚，是吾所敬。彼有求真之心，尤吾所爱，惟彼不得其道，不知其方，是用痛心，欲其归正。……诸君应知，天地在吾掌握，吾岂前肯受宗教之束缚？万法具吾一心，吾岂甘随哲学而昏迷？一切有情，但有觉迷两途，世间哪有宗教、哲学二物！……所谓哲学，即是见取，一切斗争之所由兴故。所谓宗教，即戒禁取，一切无利勤苦所由起故。”其实他这个思想最终应在梁漱溟先生那里看到，他自己就说过，“佛法非宗教非哲学”的思想“于他（引者按，指梁漱溟）的《印度哲学概论》中处处都发现。”梁漱溟用西方的概念名词来比附东方的学问，“今天的人所以会有讨论唯识，讨论佛法的兴趣，也全靠他先生这一比附。……然我认定他是佛法中的一位大功臣。”梁漱溟先生在“非宗教大同盟”运动中，的确是站在反对完全否定宗教的一派，他曾经演讲和撰文表示宗教应该有其存在的理由，认为宗教“是以超越于知识的事物谋情志方面的安慰勖勉。”
　　在北京大学期间，王恩洋先生还与其它的一些学生，如朱谦之等人一样，对世俗的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批判，他说：“余在北京，对于大学教育甚多悲感。教育家对于学生全不负责，大学生多无一定寄宿食处，少数宿社及学校代办之伙食，不足供给全校学生四分之一用。多数学生，散居公寓，吃喝嫖赌，一切听其自由。而京师奢侈之都，达官贵人娼寮戏院丛集之所，外诱既强，自持之力自相形而弱，故多名挂学籍，实则读书上课与否均不之问，终日所事除吃喝嫖赌外，交朋结党，攀援贵显，以为将来毕业活动之地而已，真实求学实居少数。学生与先生除在教室见面听讲之外，实难见其一面。盖先生亦通不住校，各有半官式的公馆，与学校相距十里八里不等，彼固无余闲以对学生指导学业纠正品行，学生亦无机会向彼学问质疑也。师生之间，实与路人无异。安望其传道受业也哉？实则学生之志原不过取得凭照，教授不过欲得薪水。民国十年上期，各校教授全体因政府欠薪太久，于是罢课数月，列队到总理衙门索薪，去势汹汹，直闯衙门，为卫兵所阻，此有口善说，彼有枪善打，于是打得教授头破血流，送入医院疗治。此之谓教潮。闻之不胜悲感，以为吾国斯文扫地矣。使以其索薪之勇气以教育成才，则国家前途不大光明哉。自古圣贤能为一代开风气者，固不必食得饱、穿得暖、钱拿得多，乃可以教人。孔颜之贫困终身，乃以愈见其救世之热忱也。然而岂能以望于今之教授也哉。师如此，学生如是，故日日言改造社会推进文化，实则浮气燥心，责人而不修己，捣乱胡闹，一场了事而已。故余对当时之政局固致不满，而对于一般新文化运动者亦大大怀疑，举凡事须从自身做起，谨身慎行，超然荣利，实际为学。”王恩洋先生谈到的“悲感”，涉及到三个问题，一个是学校管理制度不行，由是造成学生风气不正；一个是师生关系疏离，双方似乎各为其主，仅是一种契约的关系；一个是政府对教育不重视，致使教潮出现，因此这种情况对他所抱有极大的求知的欲望是一个打击，与他心目中想像的古代孔颜式的教育制度差之甚远，进而对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些人物的表现也生起了怀疑，新文化运动也有了“捣乱胡闹”的印象，这反映了他的知识分子观，而他的理想的知识分子观应是：“举凡事须从自身做起，谨身慎行，超然荣利，实际为学。”
　　三
　　1921年4月王恩洋先生到南京拜访欧阳竟无先生，开始他对欧阳先生不服气，但经过欧阳先生的指点，“余即本先年学儒之志以学佛，遂北面顶礼欧阳大师，心悦诚服，为其弟子。并决意留住，不更他往。”他在内学院学习，佛学水平提高很快，不久就成为欧阳先生的主要助手之一，为欧阳先生写文章，自己也发表了《大乘起信论料简》，此文后来引起中国佛教研究中的一场大论战。1922年元月王恩洋因接到父亲的信，决定回四川探亲，他先到上海、南通、苏州等地继续进行调查教育，搜集了不少中小师范学校的刊物多种，携回四川。在家乡他受到县中学的热情接待，讲演一个月，协助学校计划改革学校组织，以后到城内各学校机关讲演教育要旨，撰写了上万字文章。他认为：“中国教育重在陶淑性情，西洋教育重在培养能力，今之教育已全失中国精神，于西洋又徒学得其知识而已，去培养能力甚远，而所学多非所用，耽误极大。为今之计，当注重性情之陶淑，使得为好人。培养能力，以求不为废人。所学期于有用，则科学当严与选择，以适于地方及学生个性者而教，不可执一教育部之定章而强以求合也。”王恩洋先生考察教育的结果，提出了中国与西方在教育上的不同，他感叹中国“陶淑性情”的教育精神丧失，对西方重知识的教育理念并不是十分满意，主张育人仍然要以发挥传统的性情教育为主，以培养好人为其特色，然后在此基础上再进行知识的教育，“以求不为废人”。在当时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反传统文化的“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知识界普遍形成尊重“赛先生”（科学）和“德先生”（民主）共识的情况，他作为一名新生代，主张仍以中国传统的教育为主，培养有用的知识人才，将知识教育和德育比较好地结合起来，这应是一种有远见地意识，而且这种教育精神现在已经得到了证明和应用，即我国现在所提倡的“素质教育”目标。学校的教育首先是在育人，是在培养有用的人才，但是忽视了道德素质的培养，既使培育了有知识人才，但缺少高尚情操的人，仍然是一个不完全的人，这仍是教育上的失败。
　　此外，王恩洋先生还提出了因材施教的问题，主张教育“以适于地方及学生个性者而教”，以及批评学非所用的问题，这都是可取之处，与国外主张的重在发挥本人能力的教育，有针对地进行实用技能的培养之特点有相同之处，但是他要求“则科学当严与选择”，太看重了“陶淑性情”的中国精神，不免有轻视科学知识之嫌。他曾认为：“科学为西方现代文化之产物，亦即支配现代人之心理思想者也；势力至大且远，方兴未艾，聪明之士咸奉为解决一切苦痛之利器者也。其果能解决吾人之所谓根本究竟之问题否耶？曰，否。”因为近数百年来由于科学的昌明，其对人类的影响是物质享受日以丰，同时又造成道德之损失日以巨，精神安宁日以坏，于是工业国家征服异种民族，全人类和平幸福以破，资本家剥削劳动者，而全社会和平治安以乱，乃至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祸起，世界大战发生，杀人数千万，流血数万里，所以“今虽貌饰和平，实则危机仍乃四伏，是知最无人道最无幸福之世，无过于科学昌明之世也。其直接影响于人世为害至于如此，乃欲恃之以求人类究竟之解决，不其值欤！”又就科学的本身而言，它“原为部分类别之学，所讨论者本属自然或心理界一部分之现象，所问问题原是支节原非根本。今乃欲于彼所不问者而求其解答，斯诚羌无意义矣。故知科学决不足以解决吾人所问之根本问题。”但是，从现在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情况来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信息量的掌握对人所具备的知识能力有很重要的作用，学校是基础教育的地方，培养的学生必须拥有必备的知识，因此科学知识同样是必不可少的。科学的进步与道德的后退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当今社会道德之所以不能有一个很好的变化，因与整个社会的风气和人的危机感。以及转型期的思想混乱和人的素质并且包括教育的滞后等诸种因素有关，所以王恩洋先生所怀念道德仍是传统农业社会道德观念，但是他指出了科学和工业化所带来的社会道德沦丧的情况，先见之明，诚可贵也。王恩洋先生在讲演教育的同时，又将儒佛之说穿插进去，在当时新思潮盛行的四川北部地区，引起了一阵震动，“多有闻而感动欣慕者也”。同年8月，他返回南京，继续在内学学院学习。
　　1925年内学院成立法相大学，吕澂先生负责具体筹划，王恩洋先生任大学主任，除教课外，还承担一部分管理工作。他对学生要求很严，“禁止比丘着白衣，以合律仪。某生在校食肉，挞尔摈之。少数不率教者，商之师及秋逸（引者按即吕澂）兄开除其学籍以肃纲纪。”执法虽严，爱人心切。他对学生的严格管理并没有遭到学生的忌恨，被他开除的学生，离校之后，“悉诚意忏悔”，继续与他通信问学不绝。
　　1927年王恩洋先生因病和境不称心，加之思家心切，离开南京回到四川。他在到北京求学之前，曾经当过私塾先生，所以这次他回来后，在友人黄肃方等人的支持下，于1930年正月开办了龟山书房。“龟山”是王先生家乡所在地的一座小土山，形似龟背而得名。龟山书房是一座私塾，为一些穷人的孩子设置的，学生早期主要来自于乡邻，但是由于王恩洋先生的名气，以后有一些年青的僧人也慕名来此求学。像现在著名高僧重庆佛教协会会长释惟贤法师就曾在龟山书房受过启蒙教育。书院收费很少，学生自带口粮，以宗族会的5间旧房为教学和住宿之用，后来由于生源增多，在南洋华侨黄联科的赞助下，又增修了3间，规模初具。王恩洋曾作《龟山书房记》说，“昔者，圣人在上，克明峻德而天下燮和。孔孟不得位，著书立教，而大道以明。宋明儒者，讲学成风，身体力行，而士民景从。是以政乱于上，俗清于下，国运虽微，而人道不灭也。若夫六代隋唐，千余年间，世乱纷乘，儒术衰废。于是则适佛教东来，大泽深山，名僧辈出，岩枯谷隐，抗节帝王。戒行高洁，则贪夫以廉，慈悲宏远，则浇风用戢。其扶持世道之功，迹至微而力至普，非但禅定寂止，自求解脱已矣。当今天下，大难横生。上无明德，野（亦）乏高人。教育总于学校，而讲学之风久息。贫者无求学之机，富者乏艰苦之志。况师徒相聚，如商贾入市场。唯名是利之趋，匪（非）道义之相得。兼复邪说之蓬兴，朋党相伐，骂讼嚣张，分怨倾轧。浇风日竞，而人心正义消灭尽矣。教育不以成就人才，翻（反）以败坏人才，不以改良风俗，翻（反）以败坏风俗。乱之日兴而未有纪极，其源专于此也。昔在南京，怵大难之方殷，非空言所能力争也，故退然有勿用之志。归来抱病，益无力振作，乃福建同安黄联科居士，频自海外，劝余宏扬大法。又复历年惠助多金，俾得优游著述。居乡渐久，门人渐集。乃以黄居士所赠金建修龟山书房。地虽不宏，清净无忧。屋虽不多，足资讲习。及门之士，虽无轶逸寻常之才，要多忠信刻苦之质。颜也愚，曾也鲁，皆足以继承圣人道。余虽薄德，诲人无敢倦也。记不云乎，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广厚，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泻，万物载焉。言夫至诚无息，久则博厚而高明也。龟山虽小，诚心以之，安知其不足以转移时运而风动天下乎。于是集门人而告之曰：粤来诸子，咸听余言。悟吾之教，儒佛是宗。佛以明万法之实相，儒以立人道之大经。游之以文艺，广知以新知。本末兼赅，中庸以时。为学之道，正心为本，力行是急。淡泊是甘，艰苦勿惧。无思利，无近名。孔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君子忧道不忧贫。诸佛菩萨，照临在上。有情饥溺，困苦在旁。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党其知勉乎。”
　　这篇《龟山书房记》，实际上可以看作是王恩洋先生的一篇教育宣言，基本上反映了他办学的教育观。在文章里，他谈到这么几层意思：一是中国历史上因有孔孟圣人著书立教，才“大道以明”。宋时诸儒以身体力行为榜样，于是百姓众人效仿。政治是国家的事情，它含有污浊，但在民间，则一如清水纯净。所以国家有兴衰更替，但作为安生立命的“大道”或“人道”则是不会改变的，始终存在的。二是由于六朝以来社会动荡不安，儒家学说不兴，东来的佛教成为人生的解脱道路，许多高僧隐匿在深山，致力于洁身自好的修行，发扬慈悲同体的心愿，度世度人，扶持世道。三是当代社会，风气日下，全无古人的高尚情操，世俗社会充满了污浊，缺少道义，人心已坏，不可挽回。其最大的损失就是教育失败，人才不出，风俗不能改，这是社会腐败的根源。四是龟山书房的创建，不在于改变社会腐败，而是致力于人才培养的工作，以儒佛两家的学说来培养像古代一样的正心正本，有高尚情操的一代新人来。文中特别提到：“悟吾之教，儒佛是宗。佛以明万法之实相，儒以立人道之大经”，这是龟山书房的办学宗旨和学生的座佑铭。每个学生都要背诵这段话。从此可以看出，王恩洋先生是以儒佛思想并用作为教书育人的指导思想，他说儒家的中心思想是“以为在求自得”。“立诚之学，有本之学，是谓儒学。”“以为佛法唯一宗旨，在求拔除一切杂染，证得无上菩提也。”儒学与佛学两者可以交相为用，并行不悖。“抑当今科学盛兴，利用厚生之道，杀人乱世之具，亦并随之以盛兴。故应开发儒佛之至教，以救物质文明之弊。又当正当利用西方文明，以实现儒佛利世救人之心。是则今日讲学，既当穷究儒佛之真以尽其精微，又当扩充融化摄受一切学说之量，以致其宏通广大。庶乎本末兼赅，得挽救当今之大乱也。此予学问之宗旨与志愿也。”所以儒家学说是“为学之道，正心之本”的立人之道，佛教是认识世界的真义，解决生死根本问题的“大道”。
　　王恩洋先生“儒佛是宗”的教育主旨，实则是他的“则亦以自度度人之教与己立立人之义同也”之志行，这在他第一次从南京回到家乡在教育局作演讲时就已经产生了，但是后来他没有机会实施这个理想，这次龟山书房的成立，使他的育人教书的报负终于能够实现了。龟山书房开始召生以后，许多贫穷弟子得到了上学读书的机会，有很多周围县的学生，甚至在成都的学生和一些出家的僧人都慕名前来学习，最多时学生达30余人，开了好几个年级，入学学生，根据学习的程度编进不同的班级，有的学生18岁才开始读书，甚至还有60岁的人来学习，王先生每天给他们讲解儒家经典，佛教的课不如儒家的多，看来王恩洋先生始终在贯彻他的育人以德为本的思想。虽然现在看来他的学生并没有出现硕儒大家，只有高僧大德，但是他所从事的平民教育的事业是高尚的。众所周知，在旧中国，文盲率是非常高的，王恩洋先生当时在四川地区已是一位名人了，龟山书房开办后，曾有成都地区的朋友建议他到都市办学，“以为摄受者更多，事又易举”，但他没有接受这些邀请，却决心留在偏僻的川北农村地区从事教育事业，没有高尚的人格，是做不到的。据笔者访问过的一些曾在龟山书房上过学的学生，他们都对王恩洋先生充满了深厚的感谢的心情，因为是先生给了他们学习的机会，从此改变了愚昧，走上了新的人生道路。
　　四
　　《龟山书房记》是王恩洋先生的教育宣言，《教育改革论》则是王先生对当代教育制度的一个比较成熟的思考。这篇文章上万字，撰就于1938年，发表在《重光月刊》上。这时他已经开办龟山书房有8年的时间了，可以说对办学有了不少的经验和认识，因此他才写成了一篇文章，有针对性地谈了他对教育的看法。
　　王恩洋先生指出，教育是立国之本，国盛教盛，国衰教衰。但是当今国事败坏，“由果推因，必然前者之教育宗旨未善，制度不良，有以致之。”他提出的正确教育宗旨应是：“增长人之知能，完善人之德性者也”。这个宗旨的提出有二条依据，一是不能增长知能，也不能完善人之德性，不如无教。二是增长知能目的是普及全国教育，提高人民素质，完善道德，主要指培养引导人民的领袖之才。而现今国家的教育宗旨弊病是“亦不能尽教育之职责，弗能增长人之知能，而又愚迷之。弗能调善人之德性，而又败坏之。而且教育弗能普及，人之有天才者无有均等受学之机会，徒以养成社会上特权阶级之流民之资格，而无与于领袖引导群众，又从而蠹蚀之。余之忧忧不得展布其才能者，歧途百出，因而扰乱社会是也。”以国家教授科学知识为唯一宗旨而言，学生虽能增长知识，但不能完善道德的德性，所以在中国既不能出现著名的科学家，而且全国的工业品或是仿制外国，或是直接购自国外，中国人却仍没有什么重大的发明问世。此乃“愚迷之”。由于重知识轻德性，学校培养的人才，害于家，凶于国，贪污充于政府，土劣满于社会，此乃“败坏之”。国家重视学校教育，忽视民间教育，其结果只是培养少数的上层和有钱人，而广大下层百姓依然不能受到教育。既使受了教育的人，因为学非所用，走上社会后得不到重视，最后与政府对立，扰乱社会。当代国家和社会所出现的各种弊病，包括日本侵略中国，杀戳国人，“吾以为在在皆与教育不良有关，方今穷极思变，将欲复兴民族，固全国家，为永远根本之图，固莫先于改良教育矣。”
　　王恩洋先生认为，中国教育弊端的根本原因是：“将慕欧美自丧其文化之自信力，对他人之文化又弗能消化，反成梗塞，此其一也；主持政教者无远识大度深心毅力，不能为国家长远根本之谋，但苟且因仍偷安，此其二也。”
　　他进一步分析，中国文教的长处在于重道义，轻功利，尚礼让，去竞争，“以圣贤君子之道提示训化其人民，使之自别于禽兽。以之自修，则克己复礼而人格高尚；以之待人，则和乐爱敬而社会宁平……”总之，中国文明陶铸人心全赖于此。但是由于从汉代起就过分抑制工商，致使中国的科学技术停滞，造成近代中国文明与西洋重利好争之民族科学发达工艺进步的物质文明相遇，不敌西洋，节节失败。于是中国人“既惊吓于彼方文明之锐利，莫当生其健羡与恐怖，因而自感自家文明之软弱无能，而生其失望与厌恶。由是始焉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主张，继则并谓中国之学说、思想、文教、礼俗均在所摒弃改革。由是尽舍其学而学焉，不复更知其有数千年之文化自身有若何之价值矣。”中西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也是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不能适当的调适，势必形成了文化侵略，文化的投降。所以“中国近代者，实受西方文化之侵略，而文化投降者也。”西学进入我国教育制度，中国的学说仅成为残留一席聊备一格的摆设而已，虽培养了数百万人，但并没有出类拔萃的人物出现，当代的学校教育就是“殖民地教育、奴化教育”，“彼所造成之才仅不过能为西洋文明及西洋之学者效其奔走呼唤使令而已。充其量能作翻译已难，岂能更于真理有所发明，于器用有所创造耶？”西洋文明教育在中国，并没使中国人的德性提升，精神淬厉，社会安宁，国势强盛，适得其反，国家破碎，贪污横行，人性向下。
　　面对这种教育制度所带来的弊端，王恩洋先生提出了改革教育的主张，这就是：“一、应革变其制度；二、应厘正其宗旨。”对前者，王恩洋先生认为应有三条途径，“一者国家全力统制实行养士，使教育平等；二者开放教权于社会，尊重师儒，实行考试。三者二道并行，相互调济。”对后者，也有三条途径，一者“改尚智求知的教育，为尚德重情的教育是也。”“二者当将仅为特权阶级而设之教育改为全民众教育为宗旨之教育。”“三者当将半殖民地奴隶教育改为以养成民族独立文化独立为宗旨之教育也。”总之，这些改革教育宗旨都是结合当时的现实提出的一些具体的改革措施。例如，关于养士，主要内容有，国家要推行普及教育，人无失学；各地方大力开展各种形式的专门学校，培养地方人才；严格限制高等学校的招生人数；全国只设大学一所，文学院和法学院、理学院不可同办；学生的学习时间应该放开，不要规定在一定的期限内；提高教师的生活待遇和社会地位，使教师“俸足以养，八口之家免冻馁之苦。”“大学校长之尊与一国元首平等，元首以礼待之。高等专门学校校长乃至小学校长于省县府乡村行政首长平等，均以师礼待之。”关于开放教权，“谓国家对于教育全不过问，一切放弃，而听民之自为之。”取消学校的考试，由国家组织像古代取仕的考试，拔擢人才，等等。他的教育改革的中心思想就是，加重古代的传统德性教育成分，推广民间办学，平等教育，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五
　　王恩洋先生在办学期间，还不断地到省内各地讲学和讲经，到了30年代末，这些活动已经占去了他的大部分时间，龟山书房的工作主要由他的一些亲属和学生具体负责。而且“抗战军兴，年复荒旱，学徒多散去矣。”1940年，他到内江讲经时，受到当地士林的欢迎和尊重。内江士人李仲权和廖泽周两位居士有意办一所东方佛教学院，聘请王先生来主理。此时先生的父母均已离世，不再受“父母在，不远游”的束缚，同时龟山书房的生源也日益减少，加之亲人的去世，以及支那内学院蜀院的工作，王先生决定应聘。1942年正月，王恩洋先生赴内江，佛学院址选在内江圣水寺的大悲殿。9月东方佛学院改为东方文教院。
　　在王恩洋先生的《五十自述》中仅谈到了成立的经过，虽然该院定在圣水寺内，但是当时寺内有驻军，故一直没有机会搬进去，以后经过通融，文教院开始活动，“虽名文教院，实同三家村一科烘书房耳。”在《五十自述》里王恩洋先生曾经说道：“然院（引者按，指文教院）址迁移事终未实行，原因种种，弗能详矣。”看来确有不能说出的麻烦在里面。经笔者过目的一些与文教院的有关文件可以看出，文教院有这样一些特点。
　　据《文教丛刊》刊出的《东方文教研究院与文教丛刊》载：“以为东方佛学研究院之名摄机不广，应如龟山书院宗旨，儒佛并宏，且旁及于哲学、史学、文学，则造出人才当更适宜于今世之用，因是改名为东方文教研究院。”又说“窃谓东西文化，各有所短。东方文化，既腐旧而不适用。西方文化，又杂毒而难得其功。为中国计，为人类计，皆有另创文教之必需。……是故欲为人类前途计，而谋创建新文教耶！其始当为东西旧有文化之研究，研究得其真相短长之所在，而与之以选择去取。去取选择之权，有资于两者之比较与攻错。最后则双方之弱点尽去而精美毕现，然后转趋于融化而合为一体……以东方文教控制物质文明，使之利用厚生而不为害。以西方工业滋养东方文教，使之富庶发皇而不贫瘠。人己两得，人类新文教成，而宇宙宁平矣……”
　　《东方文教研究院筹办缘起》道：“吾人于此是故发愿，愿我国创办一东方文教研究院。以儒学佛学为根本，以文学、史学、艺术为辅翼，以中国诸子、印度诸宗、西洋哲学为参教，以社会科学资运用。拟先从研究讨论决择东方文教学术之精华，并当删其繁芜，去其驳杂不纯之谬论，对西方文化学说评判其乖违，同时亦当吸收其特长，以补足东方文教之缺点，使纯粹真正之东方文教廓然昭明于人间而又能适合时代，泛应五州各国以为人生至当不易由之正道。正道既昌，邪说斯破，思想正而人心可正，人心正而行为事业一切皆正。内之以固国本，移风化，使国家教育行政皆入坦途，外之则以翻译流布并纠合世界贤哲共为人类文化之革命维新，以祈大同太平一道同风之治，以文教代替暴力，以革心代替革命，天下之人思想同、志愿同、情感同、信仰同。不求世界之一统一，而统一成矣。”
　　据成都《东方文教院旨趣书》称：“本院教学，儒佛为宗。佛以明万法之实相，儒以立人道之大经，故四书五经、宋明理学、中观、唯识法相、因明为本院之重心，中国诸子、印度诸宗、史学文学为儒学佛学之辅翼，待力能充裕更当增设西洋哲学社会科学以求博通，庶几本末始终赅而存之，融摄中外古今，平章取舍，以达建设全人类新文化之目的。”
　　以上几文已经说得很明白了，文教院的宗旨仍然不离龟山书房的“儒佛为宗”的宗旨，这是王恩洋先生一直坚持不变的教育观点，只不过比《龟山书房记》里说的更加明白一些，其范围和学问更加具体而已。文教院的建立，旨在调合东西方文教的精悴，创立一种新的文教。所谓“文”是指文化，“教”是“教育”，不是宗教。新文教，就是在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之外再建立一种新的文化教育，这是王恩洋先生想通过研究东西方文化之后，给当今世界找出的第三种文化或开出的一个新的药方。此外王恩洋先生还认为。文教院的创立，“且体先师之志，近年忧心世运，佛学之外，兼宏儒学。则文教院之组织，亦正先师之志欤！”这里的“先师”，就是指的内学院的欧阳竟无，因此王恩洋先生自认为他是在继承欧阳竟无先生的遗志来办学的。文教院研究“国学”，就是中国传统诸子学，“印度哲学”，应指的就是佛教，因为按内学院的观点，佛教的唯识学应属于印度佛教的内容，所以印度佛教的哲学，则应属于印度哲学的。
　　东方文教研究院的开办，也是王恩洋先生的教育改革思想的一个尝试，他一直认为国学的课程在学校中讲的太少，“在则统计中国之大学之实际讲授我固有文化者，实不过百分之一，或百分之零点几耳。大学如是，中学亦然，科学占正课十分之七八，国学占其十分之二三，犹可怜者，全国之学生不问其将来之学业如何，事业如何，皆必使之共同读其全不相干、全无用处之英文，凡此等等，如在殖民地则称为殖民地文化之侵略。其在我国，则可谓盲目的文化之自杀而已矣。”因此文教研究院的创办，不管是“儒学佛学为根本”或者是“佛学之外，兼宏儒学”，最终强调的就是国学的教育，以实现他所期望的“故此后教育，当将国学尽量提倡……发扬光大我国文化以推行于全世界，发明真理，成立中国之学说思想，以补足订正全世界人类之文化，使世界人类了然于中国民族亦自有其独立之学说文化，且可为资取法，庶不复以半开化民族小视贱视我矣。”
　　文教院刚开办时，并不兴旺，王恩洋先生最初到文教院时，“院中仅有学生一人，门庭寂寂，马鸣萧萧，仲春而有深秋之感，将何为哉？”第2年文教院扩充为三部，“一研究部二十人，伙食院供；二修学部，伙食自备，另设奖学金奖励优才好学之士；三问学部，随缘指导，不限去留。”但据后来的《私立东方文教学院依法申请立案由》称：“我院之创立，原为在反动政府时代，若干前进人士不满官办的腐化教育，要想参采东方的书院制度与西方的生活教育制度，将一部分有志向学而不甘腐化的青年拯救出来。……我院在内江时，原只办研究部，专以研究国学与印度哲学为主。……”看来文教院初创之时，并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以后搬到成都，才有所改观，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又不得不走入低谷，乃至最后停办。
　　从龟山书房到东方文教院，是王恩洋先生教育事业的一个大转折。龟山书房在川北南充地区，偏居一隅，学生素质参差，因此在《龟山书房记》里只是规定了办学的方向，没有就课程的内容予以具体地说明，仅强调的是教书育人的目的，事涉培养一个什么人的问题。早期东方文教院在规模上已经超过了龟山书房，内江地处成都和重庆两大城市之间，比起南充来要繁荣地多，所以办学的目的虽然不变，课程设置却更明显了，具体到国学和印度哲学两个学科，但从实质上讲，并没有什么新的内容，仍然属于王先生的治学的范围。而且从笔者所见到的王先生的著作来看，印度哲学方面，王先生仅涉及了佛学，其他印度宗教和学派的，如印度教、耆那教、顺世论等学问，他没有做过什么研究，也没有这方面的文章或著作面世。这并不是说他没有这个研究的能力，而是没有资料和受语言的限制，研究印度哲学，基本的资料必不可少。据《五十自述》，王先生在龟山连一部大藏经都没有，研究也就无从谈起。印度哲学的研究有很多西方的研究成果要参考，梵文也是必须具备的知识，王恩洋先生的外语不行（此为他自述），因此他的研究必然会受到限制。从地理环境来看，内江比南充要发达一些，生源的质量也许会更好一些，在文教院里则不必再像龟山书房时教人识字念书了，授业转到了研究方向，从学术方向来看，王恩洋先生在这一时期主要以教授儒学为主，他所撰著的儒学著作，有很多是他在课堂上讲过的教材，这时研究佛学的主要工作是注疏《阿毗达磨杂集论》，这是王先生生前撰写的第一部“大书”，全书40余万字。从学术资历来看，王恩洋先生的名气已经名灌全川文教界，各地争相请他去讲学或讲经，其中既有各地的佛教寺院，也有各个文化团体和居士组织，还有像四川大学和武汉大学这样的高等学府。王恩洋先生已经不能长期住在龟山，经常要出远门，所以到内江办学也是他一生中必然要跨出去的一步。龟山书房随着王先生的远离最后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1946年文教院迁到省会成都，这是王恩洋先生教育事业的顶峰，可惜他的回忆录里没有记载这一部分历史，因此我们对这方面的情况了解不多。但从《东方文教院旨趣书》和《私立东方文教学院依法申请立案由》的内容来看，他的教育事业的确做大了。早在内江文教院时期，就实行的是董事会管理制度，王先生是院长，只负责教学和学术的工作。这在当时或在现在，都是一种比较理想和切实可行的管理方法，保证了文教院的进一步发展。这一时期，文教院除了培养人才之外，还出版了《东方文教丛书》和《文教丛刊》杂志。其中主要是王先生的著作，计共23本，里面除了有一些是新著之外，还有部分是原支那内学院和上海书局，以及四川一些地区已出版过的著作。《文教丛刊》杂志一共出版了8期，王先生任主编，里面除了不少他的文章外，还有当时一些有名的教授也在上面发表了文章，这说明王先生与学术界的联系是非常多的。据《私立东方文教学院依法申请立案由》称，文教院的教职人员分为二部分，一部分为“沉酣国学，立志保存东方固有文化遗产，而能追随时代前进，以图合理的阐扬之学人”；一部分是成都市里各大专院校教授。其学制设置是国学专修部学生四年毕业，研究部学生二年至3年毕业。1946年即招研究生20名，专科生50名。到1949年时，文教院已有学生210余人。据王恩洋的学生，曾经担任过重庆佛学院教务长的柳禊先生告诉笔者，他统计过，王恩洋先生的弟子达1100人以上，这些人主要分布在四川和重庆地区，北京地区也有。而据笔者所遇到的川渝地区的佛教界人士，有相当一部分人都受过王恩洋先生的教导，所以他在四川佛教界的影响是很大的，说他是川渝国学界的前辈，看来并不为过。
　　六
　　1949年，四川解放。文教院董事会因种种原因，已无经济实力再维持下去，处在风雨飘摇之中。适值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对全川各地的各种学校实行重新登记核查，文教院在给教育部打的报告中，言辞恳切，语气辛酸，已经明显地不能为继了，最后不得不关闭，所有的学生转入四川大学，王恩洋先生倾注了9年心血的一所初具规模的学院就这样结束了。他本人则转到川北行署参事室任职。1956年中国佛学院成立，王恩洋先生受聘到北京在佛学院讲学，但是这时他只是作为一名普通的教师，在佛学院里开“佛教概论”和“瑜伽宗概述”二门课，据说由于他有内学院的背景，主张居士佛教，因此在学术观点上与僧伽始终存在着不合，而且在整个大环境不好的情况下，他在佛学院里的日子看来并不是很好过，但是接触过他的人说他心情豁达，不拘小节，经常发出诗兴，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1961年由于身体不好，他回到了成都，在四川省参事室任参事，同时做一些学问，但是没有什么成就。3年后离开人间。
　　王恩洋先生的一生，是一个很特殊的一生。他的学术成就使用权他获得了学者的称号，他对佛教的信仰和钻研，又使他获得了佛学家的美名，此外他还应该获得一些其它的称号，如儒学家、思想家等等。在这里，我想称他为教育家，应该是当之无愧的，因为他终生都在办教育，从内学院的法相大学到龟山书房，再到东方文教研究院，他的大半生没有离开过教育事业，而且他从没有在国立的学校任职，一生都在民间办学，所以他是一个典型的平民教育家，这在我国教育家中并不多见。
　　王恩洋的教育思想特点是“儒佛为宗”，这在20世纪的教育思想中仍是不多见的。他把儒家佛两者的关系看成既互相独立，如儒学为立人之大经，是做人之本，佛学为明万法之实相，是认识世界之源，各有所重。又有互相渗透之处，如在他的著作中经常有以佛释儒，或以儒释佛的说法。学者曾对王恩洋先生的思想到底是以佛释儒，或是以儒释佛产生过不同的争论，笔者认为，从王恩洋先生的治学兴趣和著作中来看，对此不能一概而论，他的思想还是以圆融儒佛两家为特点，他教书育人的目的是“故应开发儒佛之至教，以救物质文明之弊。又当正当利用西方文明，以实现儒佛利世救人之心。是则今日讲学，既当穷究儒佛之真以尽其精微，又当扩充融化摄受一切学说之量，以致其宏通广大。庶乎本末兼赅，得挽救当今之大乱也。此予学问之宗旨与志愿也。”从他对世俗教育的论述来看，他非常看重的是儒家的学说，这不仅是因为儒学能治人心，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所在，所以王恩洋先生在他的教育思想中一再强调要加强尚德重情和发展民族文化的教育，“当将国学尽量提倡……发扬光大我国文化以推行于全世界”，以一颗入世胸怀来关心国家，关心人民，复兴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的文化，成为他一生中不可拂去的一个心病，今不如昔是他的一个基本的看法。在他的“儒佛为宗”的教育思想中，应该说他更多地是偏重于儒家的正统学说，而且正是由于这一点，使他对现世的教育体制采取了强烈地批评态度，尤其对西洋教育的思想对我国的冲击更是针贬，体现了一个民族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的积极态度。
　　王恩洋先生看见了不少旧制度教育的弊端，因此他对旧教育制度的批评，有很多是有其合理的成分，应该予以充分肯定，而且至今仍然为我们所借鉴。例如他强调了教育的重要性，指出后天教育对人生的成长是必要的，特别是德育对培养成长的不可忽视的重要程度；提高教师生活待遇和社会地位，发展民间教育，学有所用，因才施教，普及初等教育，实行教育平等权，等等，这在现在对我们来说仍是需要的。但是在他的民族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有一些看法现在看来也有些偏激，例如他不反对学生学习科学，但认为科学理论课在学生中不应设置太多，学了用不上，这一点是偏颇的。因为学校是学生打基础的时代，所有学习的课程并不可能将来都能用上，但是却是人生中非得掌握或了解不可的基础知识，现在世界科学技术形势的发展，已经表明，科学基础知识在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人们不仅要打基础，而且还要不断地学习和更新知识。他认为西洋学说重利轻义，中国的积贫积弱是因为人心的丧失，教育的失败，看不到科学技术在国家经济中的重要性，落后就要挨打的定理。王恩洋先生的许多认识在当时我国文盲率居高的情况下，以一个平民教育家的提出来的，科学的发展日新月愈，他所生活的时代不可能预测到会发生这样巨大的变化，所以他对教育最偏激的一点就是对中小学外语教学的全面否定，提出“是故在中学以下一切外国语文交通宜废除。”认为中小学学生学习外语是“以消磨人之精力才智时光也哉？”他觉得外语人才只要在专门学校培养就可以了，不必每个人都要掌握。他主张取消学校教育，恢复古代的传统书院制度，以国家考试来取仕的想法，都是行不通的。我们当然不能拿现在的眼光来苛刻他，但是他的这种思想现在看来是保守的，当然这种思想也与他的崇尚传统主义的复古思想有必要的内在联系。
　　总之，王恩洋先生的一生耐人寻味的。作为一名平民教育家，他始终在从事神圣的教育事业，教书育人，培养了一大批学生，为国家和社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由于他生不逢时，他的一些思想跟不上社会时代的发展，特别是他在古代的私塾和书院制度正在处于瓦解的时候，文凭盛行的时代，加之他本人又无强大的经济实力，整个社会又处在变革时期，使他的办平民教育的理想始终处于动荡之中，办学事业屡屡艰难，得不到良性的发展，如果凭他的知识和能力，他进入大学或中学教书，那么他所取得的贡献将会更大，更会引起人们的重视，所以这也是王恩洋先生一生的可悲之处。
　　但是，作为一名平民教育家，王恩洋先生的教育思想仍是非常典型的，值得我们去进一步研究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