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宦官与佛教

唐代的宦官与佛教
孙昌武
　　一
　　读国史的人都知道，阉寺之祸，至唐代转烈。延续至于明、清，成为历朝政治的一大弊患。宦官本是宫廷内侍，在正常的统治体制下是不得干预行政的。但他们活动在宫廷，特别是上层宦官作为皇帝的贴身近侍，如果得到宠信，就大有可能恃位弄权，干扰朝政。这种状况在唐代颇为典型。唐代宦官的活动又有其特点，主要是宦官阶层作为内廷构成部分的集团化，其身份、职务的官僚化以及与外廷发生密切、复杂的关系。主要是到唐玄宗在位的后期，宦官权势转重，更与当时朝政的腐败有直接关系。唐史称：
　　玄宗在位既久，崇重宫禁，中官稍称职者，即授三品左右监门将军，得门施某戟。开元、天宝中……品官黄衣已上三千人，衣朱紫者千令人。后李辅国从幸灵武，程元振翼卫代宗，怙宠邀君，乃至守三公，封王爵，干预国政，亦未全握兵权。代宗时，子仪北伐，亲王东讨，遂特立观军容宣慰使，命鱼朝恩为之……德宗避泾师之难，幸山南，内官窦文场、霍仙鸣拥从。贼平之后，不欲武臣典重兵，其左右神策、天威等军，欲委宦者主之，乃置护军中尉两员、中护军两员，分掌禁兵，以文场、仙鸣为两中尉，自是神策亲军之权，全归于宦者矣。 自贞元之后，威权日炽，兰椅将臣，率皆子蓄，藩方戎帅，必以贿成，万机之与夺任情，九重之废立由己……
　　这样，到了中、晚唐，上层宦官不但干预朝政，更手握禁军，操纵着皇帝废立大权，成为决定朝廷大政的举足轻重的力量。
　　两《唐书》有《宦官传》，还有其他众多史料，对宦官专横都有痛切的描述和批评，但对他们作为一个朝廷内部的特殊阶层或集团的多方面的活动和作用却远远揭示得不够。由于宦官们的政治活动往往关系朝廷大政，留下的材料又相对多些，留意的人也就较多，但他们在内廷中更多方面的活动和作用史家就不能或不愿细加探究了。比如唐代宦官阶层的具体构成、活动方式，他们的经济状况以至家庭、生计等，就很少有人研究。本文拟加讨论的宦官的佛教信仰，从现象看只是宦官个人精神领域的事，但其作用和影响却非止一端，是一向乏人过问、却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
　　二
　　有关宦官佛教信仰的资料并不算稀少，但比较零散，一向无人董理。宗教信仰本来是个人精神世界的事，但那些权势赫亦的大宦官作为帝王近侍，其思想、行为，包括宗教信仰与皇帝，进而与整个朝廷的关系却是相当重大的。唐代是中国佛、道二教发展的极盛时期，朝廷的宗教政策、皇帝对具体宗教的态度，密切关系到这两大宗教的发展和兴衰；而唐代佛、道二教的发展更影响到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
　　玄宗朝以前，宦官势力有限，有关他们宗教信仰状况也记载较少。但零星的资料可证明当时宦官间佛教信仰相当流行。实际上在许多其他朝代的史料里都可以看到宦官阶层信仰佛教的情形。个中的理由是容易理解的：如果说宦官同样具有对人生的“终极关怀”的话，他们不会希求延续自己畸形的人生，必定向往来生有个更美满的命运。而佛教正是许诺人以“来生之计”的。这样，他们一般不会热衷于追求道教的“长生久视”或“飞升成仙”，而更倾心宣扬来世转生的佛教，宋代以后还有白莲教等种种民间宗教。
　　玄宗朝的高力士是唐史上第一个位高权重的著名宦官。值得注意的事，玄宗本来更迷信道教神仙之说，但高力士却笃信佛教。天宝初，著名道士吴筠应诏人京，“骠骑高力士素奉佛，尝短筠于上前，筠不悦，乃求还山”。众所周知，诗人李白是得到吴筠的推荐入朝的，他同样受到高力士的谮毁，可以推测二者间也存在着信仰上的冲突。今存《内侍省功德碑》：
　　弟子右监门卫将军口口口口事上口国渤海郡开
　　国公内供奉高力士、口口口口口口将军上柱国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光禄大夫行内侍省内侍上柱国宏
　　农郡开国公内供奉杨思勖……一百口口口为大唐开
　　元神武皇帝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同兹末
　　法，普贤神力，尚遇全经，思崇口口之口，冀阐仁王之
　　化……敬造西方口口寿佛一铺……口天资始，长膺
　　北极之尊；智地无疆，永奉南山之寿……庐峰远契，
　　指安养而为口；灵山旧口，口口口口口口……
　　历史记载高力士“天宝初，加冠军大将军、右监门卫大将军，进封渤海郡公”，碑文中又有“开元神武皇帝”尊号，应是天宝元年二月玄宗加“开元天宝圣文神武皇帝”尊号前所作。文中杨思勖以下略去了一系列宦官名字。这篇文字虽多漫漶，但意思大体是清楚的：宦官们集体造阿弥陀佛像一铺，为玄宗祈福。其中表达的西方净土信仰，正符合当时佛教发展的潮流。晚唐段成式曾记载这样一段轶事：
　　(翊善坊保寿)寺有先天菩萨帧，本起成都妙积
　　寺。开元初，有尼魏八师者，常念《大悲咒》。双流县
　　百姓刘乙，名意儿，年十一，自欲事魏尼，尼遣之不
　　去，常于奥室立禅。尝白魏云，先天菩萨见身此地，
　　遂筛灰于庭。一夕，有巨迹数尺，轮理成就。因谒画
　　工，随意设色，悉不如意。有僧杨法成，自言能画，意
　　儿常合掌仰祝，然后指授之，以近十稔，工方毕。后
　　塑先天菩萨二百四十二首，首如塔势，分臂如意蔓
　　……画样凡十五卷。柳七师者，崔宁之甥，分三卷，
　　往上都流行。时魏奉古为长史，进之。后因四月八
　　日，赐高力士。今成都者是其次本。
　　这里说的是天宝年间密教信仰流传的一例。翊善坊保寿寺本来是高力土宅，天宝九年(750)施舍为寺，后面还将说到。所谓《先天菩萨帧》，是一幅密教曼荼罗，画的是千手观音像。崔宁于天宝年间(742—756)客岭南，曾从事于鲜于仲通门下，“安史之乱”中曾任西川节度使，大历(766—779)末年并曾一度为相；魏奉古初为雍丘尉，终兵部侍郎。段成式的记载说的是图帧经崔宁之手献给朝廷，玄宗在佛诞日又赐给高力士，后者舍寺时施舍给了保寿寺。天宝年间正是“开元三大士”弘传的大悲信仰流行的时候。李德裕的《次柳氏旧闻》又记载另一个事例：
　　今洛京天津桥有荷泽寺者，即高力士去请咒水
　　祈雨，回至此寺前，雨大降。明皇因于此地造寺，而
　　名荷泽焉。寺今见存。
　　诅咒祈雨也是密教法术。这里说明皇之所以建荷泽寺，是因为高力士施行密教法术得到效验的缘故。这都表明了高力士是正在流行的密教的支持者。 ．
　　碑文里高力士下面第二位的杨思勖，现存有他在龙门的造像铭，下面是《全唐文》录文：
　　立身干蛊，英谋骏口。横行边徼，追马援之功；
　　口口庭口，尽曾参之养，自保嫠口口，口口口心，扬名
　　显亲，忠孝口矣。口口浮口禄位，深镜真如；觉五蕴
　　口口空，口口非实，知三世之口法，口相何口?虽混
　　迹朝伦，而心口口口，以为口艧之饰，点风尘口，
　　口口口口口口， 涉岁月 而先朽。 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日，奉为烈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先口口先妣
　　口口夫人口口口口，凿石龛造十口口口世口口口口
　　藏菩萨各一躯。
　　《全唐文》有编者按语说：“谨案：碑在洛阳龙门，撰人名已泐，衔亦不全，唯存慈原县开国公徐撰八字。”这里撰碑的徐某，可能即是以工草隶、善碑版知名的徐浩。这是杨思勖在取得高位后，为父母祈福在龙门造像所作铭文。
　　同时期有宦官孙志廉，为内谒者监，迁朝议大夫守内常侍，天宝十二载去世。墓志称他是“言语侍从之臣，左右中涓之任……出入鸳鸾之殿，栖游日月之宫”，“公以势莫久居，了真空而是观，所归正信，悟即有而得玄”，显然也是佛教的忠实信徒。
　　又《祖堂集》的《司空山本净和尚章》记载：
　　天宝三载，敕令中使杨光庭往司空山采恒春藤。
　　到于寺中，去禅师院语话次，问禅师曰：“弟子生死事
　　大，一心慕道，愿和尚慈悲救度。”师曰：“大夫自京城
　　来，帝王之地，禅伯甚多，彼处问之。某甲老病，一无
　　知解。”中使设礼再请……中使到京城，进恒春藤迄，
　　遂口奏禅师，具陈上事。帝乃闻之，敕令中使却往传
　　诏取禅师。
　　司空山本净是六祖慧能的弟子。这段记载表明，新兴起的禅宗在宦官中也争取到忠实信徒，其在朝廷得以迅速传播，宦官显然也起了推动作用。
　　在肃、代二朝执政弄权的李辅国是历史上第一个位至宰相的宦官，史称他“不茹荤血，常为僧行，视事之隙，手持念珠，人皆信以为善”。起码他是以佛教信徒的面目出现的。他初事高力士，对佛教的态度应和当时整个宦官集团相一致。代宗本人崇佛，当朝大臣元载、王缙、杜鸿渐亦以佞佛著称。李辅国对佛教的态度显然也是他迎合圣意、邀宠固位的手段。
　　与李辅国活动在同一时期的孙常楷起身于玄宗朝，在肃宗朝特见宠遇，代宗朝平定仆固怀恩叛乱他立有军功，所谓“四进散官，五迁近职……转朝议郎、内给事、上柱国，特加朝散大夫，更名常楷，擢受内常侍、修功德使”。墓志说他“植性慈惠，尤深象教，靡茹荤血，务施缁徒，斯不曰善乎!故归全之口，恍如先知，乃召群子，载受理命，尸坐自若，奄然而终，谈者以为报施明征矣”。死后他的养子、也是大宦官的孙荣义和“朝议郎、内典引、上柱国僧法航、法律等，奉引进之恩，深泣血之感，窀穸哀送，必虔必信”。这里的法航、法律等是他的“门僧”。
　　还有同时期的刘奉芝，“解褐拜内坊典直，帙满授内府局丞，无何转本局令，寻迁内侍伯，自出身事主廿余年……以上元元年十二月十九日大渐于辅兴里之寝居，时年六十五”，也是平生“口不茹荤，心惟奉佛”的。刘奉芝在唐史上不见其他纪录，可以算是普通宦官的一例。
　　代宗朝的鱼朝恩是影响唐王朝几代行政、唐史上十分著名的人物。他官至“开府仪同三司兼右监门卫大将军仍知观军容宣尉处置使知内侍省事内飞龙闲厩使内弓箭库使知神策军兵马使上柱国冯翊县开国公鱼朝恩……行内侍监判国子监事充鸿胪礼宾等使封郑国公食邑三千户”，被称扬为“历事三圣，始终竭力……社稷之卫，邦家是赖”。史载：
　　大历；年，朝恩献通化门外赐庄为寺，以资章敬
　　太后冥福，仍请以章敬为名，复加兴造，穷极壮丽。
　　以城中材木不足充费，乃奏坏曲江亭馆、华清宫观楼
　　及百司行廨、将相没官宅给其用，土木之役，仅逾万
　　亿。三年，让判国子监事，加韩国公。幸敬太后忌
　　日，百僚于兴唐寺行香，朝恩置斋馔于寺外之车坊，
　　延宰臣百僚就食……
　　章敬寺是中唐时期长安新建的大寺。南宗禅马祖道一的弟子怀晖其时即住章敬寺，是在朝野造成广泛影响的禅师。顺便提一句，马祖道一的几位大弟子北上人京，除怀晖外，还有鹅湖大义、兴善惟宽、香山如海等，有力地推动了禅宗在京城的传播。这些禅师都出入内廷，得到宦官的支持。
　　内、外典里另有些关于鱼朝恩崇佛的记载。如《祖堂集》里有他向南阳慧忠国师问法的纪录。又唐人胡璩《谭宾录》记载一段轶事：
　　郭子仪为中书令，观(军)容使鱼朝恩请游章敬
　　寺，子仪许之。丞相意其不相得，使吏讽，请君无往。
　　邠吏自中书驰告郭公，军容将不利于公，亦告诸将。
　　须臾，朝恩使至，郭公将行，士衷甲请从者三百人。
　　子仪怒曰：“我大臣也，彼非有密旨，安敢害我?若天
　　子之命，尔曹胡为!”独于僮仆十数人赴之……
　　从这件事可见当时朝廷中宦官的气焰、外臣和他们的关系，也可知道章敬寺显然是鱼朝恩经营的势力范围。又佛教史书里记载当时盛行的佛、道较力一事：
　　(大历)三年戊申岁九月二十三日，太清宫道士
　　史华上奏，请与释宗当代名流角佛力道法胜负。于
　　时代宗钦尚空门，异道愤其偏重，故有是请也……惠
　　闻之，谒开府鱼朝恩，鱼奏请于章信(敬)寺庭树梯，
　　横架锋刃……帝遣中官巩庭玉宣慰再三……
　　这个故事也涉及章敬寺，同样清楚表明鱼朝恩对佛教的态度。
　　德宗与代宗同样佞佛，身边的宦官也承袭前代习佛风气。如邵常政等人，是“建中之乱”中护从皇帝避难逃亡的功臣，被晋升时朝廷有制文说：
　　元从兴元朝议郎行内侍邵常政等，或扈从于艰
　　难之际，或服勤著廉善之名，宜序班资，用优阶帙。
　　夫奠东司而临象教，尔无忘于肃清；将成命以察戎
　　行，而无忘于畏慎。
　　这里“奠东司而临象教”，是表扬他们管理佛教即任功德使事。还有同样是所谓“兴元元从定难功臣”的焦希望：
　　贞元五年，诏以射生军为神威军，加内侍省同正
　　兼谒者监，赐上柱国……十三年，制加中护军，累迁
　　内侍省内侍同正兼内常侍……至乃公离诸见，性符
　　道源，以明诚宏大觉之音，以清净修有为之事，动静
　　无阂，喧寂一如，不牵外缘，不滞禅想……谓无上法
　　宝，诸佛之心，自达磨东来，实为教主。公了见真性，
　　玄契度门……
　　这些例子都显示德宗时期内廷宦官们宗教信仰的实态。
　　贞元四年朝廷设置左右街大功德使、东都功德使，修功德，使总僧尼之籍及功役。据《僧史略》记载：
　　宪宗元和二年二月，诏僧尼、道士全隶左、右街
　　功德使，自是司封、祠部不复关奏。《会要》曰：大历
　　十四年，敕内、外功德使并宜停罢。若然者，代宗朝
　　早置功德使，但内、外与左、右街异耳。元和中并司
　　封、祠部而置左、右街功德使，以吐突承璀累立军功，
　　故有此授，僧、道属焉。宝历中，护军中尉刘规亦充
　　此使……宣宗重阐佛宗，所度僧、尼还属左、右街功
　　德使，故杨钦义充左街功德使……
　　功德使制度确立了宦官对僧、道的管辖权，从而也更加密切了宦官集团与上层僧侣相互依恃的关系。贞元年间大宦官窦文场、霍仙鸣分别担任左、右街功德使，他们本人都是佛教的虔诚信徒。后面还将讲到，窦文场早年已拜千福寺楚金为师；而贞元十二年“仙鸣病，帝赐马十匹，令于诸寺为僧斋以祈福。久病不愈，十四年，仓卒而卒”。这些都可见他们信仰的诚挚。孙光宪说：
　　唐自安、史以来，兵难荐臻，天子拨越，亲卫戎
　　柄，皆付大阉，鱼朝恩、窦文场乃其魁也。尔后置左
　　右军、十二卫，观军容、处置、枢密、宣徽四院使，拟于
　　四相也。十六宫使皆宦者为之，分卿寺之职，以权为
　　班行备员而已。供奉官紫衣入侍。
　　窦、霍权势如此崇重，其加护佛教所起的作用是可以想见的。
　　前面已经提到的孙常楷的“犹子”孙荣义，“至德中，策勋为上柱国，起家掖庭局监”。唐代有一定身份地位的宦官和俗人一样组织家庭，娶妻养子。佛教信仰在他们的家族间传承，亦如一般官僚士大夫阶层一样。孙荣义的情况即是一例。孙荣义在贞元十九年，拜右骁骑将军充右神策军护军中尉、右街功德使；明年，有诏知内侍省事，加特进右武卫大将军，封乐安县开国男。在“永贞事变”中他翼戴宪宗有功，进骠骑大将军，益封乐安县公，拜开府仪同三司。孙常楷尝于邑里奏建宝应众善寺，他又“请于寺内置无垢净光法华三院塔额，檀施臧获为净人者十辈；所以修先志，所以崇佛乘，孝子信士，斯为至矣”。
　　宪宗元和年间左军中尉吐突承璀干政弄权，继领功德使。吐突承璀“盛修安国寺，奏立盛德碑，高大一准华岳碑，先构碑楼，请敕学士撰文，且言‘臣已具钱万缗，欲酬之’。上命李绛为之，绛上言云云，上览奏，承璀适在旁，上命曳倒碑楼。承璀言：‘碑楼甚大，不可曳，请徐毁撤。’冀得延引，承间再论，上历声曰：‘多用牛曳之。’承璀乃不敢言。凡用百牛曳之，乃倒”。这一时期宦官担任功德使与僧侣的关系，韩愈的经历是个例子。他于元和四年分司东都，“除尚书都官郎中，分司判祠部。中官号功德使，司京城观寺，尚书敛手失职。先生按《六典》，尽索之以归，诛其无良，时其出入，禁哗众以正浮屠”。韩愈是反佛的，他要利用职权对僧侣加以管束，因而与宦官相冲突。次年他上书给上司东都留守郑余庆说：
　　分司郎官职事，惟祠部为烦且重，愈独判二年，
　　日与宦者为敌，相伺候罪过，恶言詈辞，狼藉公牒，不
　　敢为耻，实虑陷祸。
　　分司官本是闲职，但祠部却“为烦且重”，这是由当时僧、道众多与活跃的形势所决定的；而宦者保护僧侣则应是韩愈与之相冲突的原因。到后来元和末年，发生了著名的奉迎佛骨事件，主持者正是宦官：
　　(元和十三年)功德使上言：“凤翔法门寺塔有佛
　　指骨，相传三十年一开，开则岁丰人安。来年应开，
　　请迎之。”十二月，庚戌朔，上遣中使帅僧众迎之。
　　至次年正月，“中使迎佛骨至京师，上留禁中三日，乃历送诸寺，王公士民瞻奉舍施”。韩愈终于得罪被严贬，宦官应是下石者。
　　宪宗朝宦官刘宏规屡次出使监军，立军功；穆宗、敬宗即位，他都参与定策，执掌朝权，被称赞为“说礼敦诗，深知将帅之体；安人和众，实有经武之材；以清虚礼缁黄，以慈惠亲戎旅。西方之教不肃而成；北落之卫隐然难犯”。可知他也是信仰佛教的。
　　仇士良是唐后期又一个权势炙手可热的大宦官，所谓“出入七朝，显扬三纪”，参与宪宗以后几代皇帝的废立。特别是在“甘露之变”中劫持文宗，粉碎朝官镇压宦官的图谋，是影响晚唐政治的大事。文宗死，他矫诏立颖王李湹(武宗)。但武宗崇道毁佛，他却信仰佛教。人唐求法的日僧圆仁一行于开成五年八月到长安，巡院押牙作状差巡官，令参见功德使仇士良，曾得到他的照应。两年后的会昌二年十月，毁佛开始，诏条流僧尼。据圆仁记载：
　　京城内仇军容拒敕，不欲条流。缘敕意不许，且
　　许请权停，一百日内帖诸寺不放僧尼出寺。……廿
　　七日，军容有帖，唤当街诸寺外国僧。廿八日早朝，
　　入军里……都计廿一人，同集左神策军军容衙院，吃
　　茶后，见军容。军容亲慰安存，当日各归本寺。
　　仇士良晚年失势，当与他的信仰有关。此前的大和九年“甘露之变”时，与郑注图谋诛灭宦官的李训在败露后，逃到终南山草堂寺宗密那里避祸，“时仇士良知之，遣人捕密入左军，面数其不告之罪，将害之。密怡然曰：‘贫道识训年深……’中尉鱼恒志嘉之，奏释其罪。”可以推测，宗密之终于被放过，应和仇士良有关系。又武宗毁佛时有名僧知玄，“武宗御宇……望祀蓬莱山，筑高台以所(祈)羽化……因德阳节，缁黄会麟德殿，独诏玄与道门敌……辞河下倾，辩海横注，凡数千言，闻者为之股栗，大忤上旨，左右莫不色沮。左护军仇士良、内枢密杨钦义惜其才辩，恐将有斥逐之命，乃密讽贡《祝尧诗》……帝览诗微解”。这则是仇士良直接出面保护僧侣的一例。佛教有传说，继承武宗的宣宗“本宪宗第四子，穆宗异母弟也，武宗恒惮忌之，沉之于宫厕。宦者仇公武潜施拯护，俾髡发为僧，纵之而逸，周游天下，险阻备尝，因缘出授江陵少尹，实恶其在朝耳。武宗崩，左神策军中尉杨公讽宰臣百官迎而立之。闻安已终，怆悼久之”。这种传说当然不是事实，但传说的出现却是与仇士良本人的佛教信仰有关系的。
　　活动在唐末的吴承泌曾祖士岩、祖德鄘、父全绍都是宦官，黄巢军占领长安时他出使河北，与易定节度使王处存同领甲兵二万，奔赴行朝，后来任许蔡通和宣谕使、西川宣谕使、加内侍，充学士使，改宣徽北院使守右监门卫将军濮阳郡开国伯食邑七百户。他“酷好口门，誓不茹膻饮酒”，显然也是虔诚的佛教徒。
　　应当提及的是，宦官的“夫人”们也多有信仰佛教的，这一情况具体显示了宦官“家庭”内部的精神环境。如玄宗朝的宦官张元忠，夫人令狐氏，天宝九载卒。“自阻以后，念趣来缘，每弘慈悲，常思不忘。”德宗朝所谓“兴元元从定难功臣”之一的宦官朱某，夫人赵氏在“丈夫”于元和七年去世后，“昼哭二十二年，乃兹从心，专意内典，以嗣子奉命鸡林，三岁然复，疚心疾首，六时礼念，冥期佑助，以福后胤，果符神力，保全以归。洎相见时，悲倍于喜，浃旬，大夫崇命日隆，白宫闱令拜阁门使，中外相庆，咸谓夫人冥求保助，以至于斯……夫人以太和八年四月十六日终于长安辅兴里之私第……先府君元和七年即世……”同样是德宗朝的吴献忠，养父令俊为内侍省谒者监，建中三年人侍宫殿，贞元三年授内府局丞，十一年授朝请大夫，二十年加正议大夫、内侍省内侍，仍赐上柱国，充教坊使，当德宗去世后，他是策动政变拥立宪宗的宦官之一，后以策立功不断升迁，元和六年迁左领军卫大将军、知内侍省事，充左神策军护军中郎将，兼左街功德使。他于元和十二年去世，“夫人长乐郡君冯氏……自昼哭之罹凶，乃冥心而习静，落发坏服，从哀即空，元和十二年三月十五日出家受戒，特敕正度，仍赐法名正智，赐居义阳寺，所以遂宏智而资幽福也’，。他的养子希昭、希贞、希晟都是宦官。有权势的宦官娶妻养子，组织家庭，本意当然是求得生活和精神上的安慰，但也是以家庭为纽带来巩固和扩展他们作为内廷一个集团的势力。宦官的养子许多也作宦官，职务有承袭意味。佛教信仰在这样的家族中也是世代承袭的。
　　三
　　在朝廷活动的上层僧侣得到内廷宦官的支持，宦官集团成为他们的有力外护，二者间结下相互依恃的关系。唐时内廷有诏命给僧人，宦官负传达之责；朝廷有所施舍、赐予，当然又是宦官代为传送；著名僧人患病，宦官代表朝廷慰问；他们圆寂，往往有宦官监护丧事。如此等等的联系，无论对于宦官本身的信仰，还是对于密切宦官与僧侣的关系都会起作用。
　　如肃宗时的大光：
　　西游京邑，朝见肃宗……属帝降诞节，斋于定国
　　寺，因赐墨诏，许天下名寺意往者主持，令中官赵温
　　送于千福寺，住持经道场。其诵经作吴音，辽辽通于
　　圣听，帝甚异其事，令中官而宣谕焉。
　　中官显然与大光结下了相当亲密的关系。著名的密教大师不空则更为典型：
　　上元末，帝不豫……空表请入山，李辅国宣敕令
　　于终南山智炬寺修功德……大历三年……敕近侍、
　　大臣、诸禁军使并入灌顶……五年夏，有诏请空往五
　　台山修功德……遣中使出城迎入(自五台修功德
　　回)。
　　不空作为“帝师”的活动，也得到宦官的直接帮助。有的宦官拜僧人为师，如窦文场：
　　贞元十三年四月十三日左街功德使开府邻国公
　　窦文场奏，千福寺先师楚金是臣和尚，于天宝初为国
　　建多宝塔，置法华道场，经今六十余祀，僧等六时礼
　　念，经声不断，以历四朝，未蒙旌德。敕谥大圆禅师
　　矣。
　　楚金是乾元二年去世的，他对于窦文场，类似于贵族家庭的“门僧”。有些僧侣更是直接经宦官援引、举荐而进入宫廷的，如好直：
　　大和中游五台，路出京邑，一夕而去。前护戎郗
　　志戎、宋常春二内侍尤味其道，孜孜远招。开成初再
　　至京国，二贵人同力唱和，牵械虐留，致安国寺大方
　　丈以居之，王畿龙象，莫不钦重。无何，招入为供奉
　　大德，非所好也。
　　又戒法本来在北庭译经：
　　……翻传(《十地经》)才毕，缮写欲终，遇北庭宣
　　慰中使段明秀事迄回……相随入朝。
　　晚唐著名禅师雪峰义存：
　　乾符中，观察使京兆韦公……存为之入府，从人
　　愿也。其时内官有复命于京，语其道……僖宗皇帝
　　闻之，翰林学士访于闽人陈延效，得其实奏，于是乃
　　锡真觉大师之号……
　　孙光宪记载：
　　严遵美，内谒之最良也，尝典戎。唐末致仕，居
　　蜀都，鄙叟庸夫时得亲狎。其子仕蜀至阁门使，曾为
　　一僧致紫袈裟，僧来感谢之，书记所谢之语于掌
　　中……
　　又：
　　唐太尉韦公昭度，旧族名人，位非忝窃，而沙门
　　僧澈承恩，为人潜结中禁，京兆与一二时相，皆因之
　　大拜。悟达国师知玄，乃澈之师也，尝鄙之。诸相在
　　西川行在，每谒悟达，皆申跪礼。国师揖之，请于僧
　　澈处吃茶。后掌武伐成都，田军容致檄书曰：“伏以
　　太尉相国，倾因和尚方始登庸，在中书则开铺卖官，
　　居翰林则借人把笔。”盖谓此也。
　　由这样的事实可见当时有势力的僧人对朝政的影响力。
　　自南北朝以来，施舍、兴建佛寺、僧堂、精舍作为重大功德，在帝王、权贵间广泛流行。唐代在武后、中宗时期，主要是在朝廷主持下，两京掀起大规模兴建佛寺的热潮；“安史之乱’，后，经战火毁坏的两京佛寺得以恢复，又兴建起许多新的佛寺。在这两个阶段，有权势的宦官都曾热衷其事。如天宝年间的高力士，资产殷厚，非王侯比拟，曾舍宅建宝寿寺：
　　于来廷坊造宝寿佛寺、兴宁坊造华封道士观，宝
　　殿珍台，侔于国力……初，宝寿寺钟成，力士斋庆之，
　　举朝毕至。凡击钟者，一击百千；有规其意者，击至
　　二十杵，少尚十杵。
　　孙常楷有仲兄知古，当肃宗朝，以直谏忤旨配流费州。后来代宗践祚，常楷得到宠重，朝廷诏追复知古官爵。
　　(常楷)特上封章，请割衣食之费，于泾阳县卜爽
　　垲之地，建立伽蓝，上报皇慈覆焘之恩，次展天属怙
　　恃之功。优诏嘉许，赐名曰宝应。
　　前面已经提到，大历二年四月丁卯，鱼朝恩“奏以先所赐庄为章敬寺，以资章敬太后冥福，于是穷壮极丽，尽都市之材不足用，奏毁曲江及华清池馆以给之，费逾万亿。””章敬寺在长安城东通化门外，是中、晚唐时期著名的大寺。长庆元年，“太平公主发赴回纥，上以半仗御通化门临送，群臣班于章敬寺前”；到会昌年间太和公主回京师，诏宰臣率百官于章敬寺前奉迎。这类活动在章敬寺举行，应和寺院的宦官背景有关系。
　　焦希望曾上奏在宦官统领的神策军中建立精舍。唐时宫廷内建有许多寺院、佛堂，有的供皇帝、后妃礼佛，有的则专为百司所设。在神策军所建的这种“精舍”是专为宦官祈福的。经焦希望上奏，德宗“乃赐额曰贞元达磨传法之院，表正知也。每从容而叹曰：性无生灭，物有始终，本乎天者为昭明，亲乎地者为委顺。是以遗生死，外形骸，感东夜之诗，归于其室；被岁时之制，允叶前经”。焦希望又曾“建先修塔于泾阳之县东南焦流渡之溪、公之故夫人李氏浮图城中，龟谋协从，雁影连属，支提郁起，像法恒存”。又史载“(元和)十二年二月，置元和圣寿佛寺于右神策军”，也是宦官在内廷所建的奉佛场所。
　　唐代朝廷设内道场，是宫廷佛教的主要活动方式之一。在内道场里，宦官必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后来被赐号“国师”的禅宗和尚南阳慧忠，“肃宗皇帝载定区夏，闻其德高，以上元二年正月十六日敕内给事孙朝进驿骑迎请……又敕内侍袁守宏迎近阙下光宅寺安置……在家第子孙开府知古、并弟内常侍朝进……凡数万人痛石室之未筹……”这表明参与内道场的僧侣与宦官的关系。佛教资料记载，“代宗尝在便殿，指天下观军容使鱼朝恩，谓(慧)忠曰：‘朝恩亦解些子佛法。’朝恩即问忠曰：‘何者是无明?无名从何而起?’……朝恩伏地曰：‘死罪死罪，朝恩此去，实不敢向师论佛法。’……”这样的故事或许是出于传说，但所反映的内廷讲经、宦官参与的风习则应是真实的。
　　隋唐时期朝廷建立官营译场，开创译经史上的一个新阶段。自初唐确立起朝廷向译场派出监护大使的制度，首席往往由宰相兼领，有众多能文的大臣参加。但“安史之乱”后，代宗朝译场恢复活动，负监护之责的却主要是宦官。当时传翻的密典《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是一部宣扬护国思想的经典(或以为是中土撰述的伪经)，得到朝廷特别重视，一时间十分流行。这部经典的翻译就是由宦官监护的：
　　永泰元年四月二日恩旨颁下令译斯经(《仁王
　　经》)，爰集京城义学大德应制翻译(不空等)……典
　　内侍省内阍上柱国臣马奉献、判官儒林郎行内侍省
　　掖庭局官教博士员外置同正员杨利全……兼知，处
　　置神策军兵马事知内侍省事内飞龙厩弓箭等使上诸
　　国冯翊县开国公臣鱼朝恩兼统其事……鱼朝恩在这项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
　　代宗成先圣之愿言，诏兴译务，敕军容使鱼朝恩
　　监护于南桃园，起乎告朔，终乎望日，帝御承明殿灌
　　顶道场，躬执旧径，对译新本(《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
　　经》)。
　　又求法僧悟空“以贞元五年己巳(自西域)达京师，敕于跃龙门使院安置，进上佛牙舍利、经本，宣付左神策军缮写。功德使窦文场写毕进呈。敕署空壮武将军试太常卿，乃归章敬寺”。如上所述，章敬寺是鱼朝恩施建的。同年“二月四日……(西明寺良秀)上表云：去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右街功德使王希迁奉宣令良秀等修撰新翻《大乘理趣六波罗蜜经疏》者……帝览奏，敕内给事毛瑛琦宣慰……”至“(贞元八年)六月八日，欲创(《大乘理趣》等经)经题，敕右街功德使王希迁……送梵经出内，缁伍威仪，乐部相间，士女观望，车骑交骈，迎人西明寺翻译”。则《大乘理趣六波罗蜜经》的传翻，宦官一直参与其事。
　　四十《华严》是中唐译经的主要成绩之一。清凉澄观是兼桃华严与禅的名僧，“(贞元)七年河东节度使李公自良复请于崇福寺讲，德宗降中使李辅光宣诏入都……(明年)五月，内中使霍仙鸣传宣催人，观至，帝颇敦重，延人译场刊正(《华严后分》四十卷)”。后经宦官的请求，被列人为《贞元新定释教目录》中《特承恩旨录》三种之一：
　　左右监门卫将军知内侍省事马承倩 臣得光
　　宅寺写一切藏经院检校写经，僧智通状称检藏经开
　　元目录、上都华严寺沙门玄逸撰集释教目内未列入
　　藏经数……
　　又：
　　(贞元)十二年六月，诏(莲花)于崇福寺翻译
　　(《普贤行愿品》)……神策军护军中尉霍仙鸣、左街
　　功德使窦文场写进……
　　值得特别提及的是，唐代宗派佛教发达，关于教义的争论也十分纷繁，是非往往由朝廷出面判定，宦官也参与其间并起重要作用。唐初《四分律》法砺疏和怀素疏对律文解释不同，代宗大历十三年朝廷出面判定两疏是非：
　　承诏两街临坛大德一十四人齐至安国寺，定夺
　　新旧两疏(《四分律》法砺疏十卷和怀素疏十卷)是非
　　……时遣内给事李宪城宣敕勾当京城诸寺观功德使
　　镇军大将军刘崇训宣敕云：《四分律》旧疏新疏，宜令
　　临坛大德如净等于安国寺律院佥定一本流行……遣
　　中官赵凤诠敕尚食局索一千二百六十人斋食……及
　　法为根本，道场毕日，即宜赴大安国寺楷定律疏
　　……
　　如此由朝廷判别教义正伪，显示佛教的“御用”性质大为强化了。而宦官参与其事，承担了佛教“御用”桥梁的作用。
　　纵观唐王朝的宗教政策，除玄宗和武宗朝重道，崇佛是一贯的。而玄宗重道求仙，佛教的密宗和禅宗却大为发展；武宗毁佛，不久后宣宗继位即得以复兴。这期间，宦官奉佛的态度都起到一定作用。佛教的兴盛对唐王朝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而宦官集团在这里所扮演的角色，直接、间接所起的作用是值得认真研究的。
　　补记：
　　上文曾论及中唐时期“洪州宗”马祖道一弟子北上人京与宦官的关系。拙论草成后，忆及胡适曾论述到这一问题，遂检得胡著《记李朝正的{重建禅门第一祖菩提达摩大师碑)阴文》，其中一段话正可支持拙论的看法，兹引录如下：
　　此碑阴文又可以让我们知道洪州道一的一支如
　　何在德宗贞元年间，透过宦官的势力，已进入帝室的
　　宫廷。此文说：
　　曹溪能弟子南岳惠让(注意：此事还没有确定怀
　　让之名，还称“惠让”)，让弟子龚公山洪州道一。洪
　　州弟子信州鹅湖山大义。大义，贞元中内道场供奉大德。每敷演妙理，万法一如；得无所得，证无所证，开合不二，是非双泯。夫无像之像，像遍十方；无言之言，言充八极，可谓真证真得，涅槃宗源乎!
　　至(贞元)十九年(803)四月十九日，德宗皇帝乃度中贵王士则，命舍官，赐名惠通，充(大义)弟子；有度官生童子惠真充侍者。惠通由是亲承(大义)教旨，妙达真宗。
　　大义入长安供奉内道场，似在贞元中叶，——至少在贞元十九年以前。至十九年，皇帝特为他度中贵王士则充他的弟子，赐名惠通。立《禅门第一祖碑》的宦官李朝正大概就是这个宦者王士则的弟子，就是大义和尚的再传弟子了。故他自己说，他“但据所禀本教来处叙之”。大义是洪州道一门下的第一人进入宫廷的。后来宪宗元和三年(808)有诏征召太行山百岩寺怀晖至京师，住章敬寺，每岁召入麟德殿讲论。元和四年(809)召见惟宽于安国寺，五年(810)问法于麟德殿(怀晖事见权德舆的《百岩禅师碑》；惟宽事见白居易的《传法堂碑》)。怀晖、惟宽都是道一的弟子，他们被召入宫廷，都在元和初年，都在大义之后了。马祖道一原出于四川成都净众寺金和尚(无相)门下，后来自称是曹溪能和尚的再传弟子。道一还是一个“高节志道，随处坐禅”的山林和尚。到了大义这一支才开始进入皇帝宫廷。我们看李朝正的大刻梁武帝的《菩提达摩碑文》，可以想象 当时最早拜在大义和尚门下作“亲承教旨”的弟子的
　　太监们是何等愚陋的人了。
　　以上录文出自《胡适手稿》第七集卷三，又见姜义华主编的《胡适学术文集·中国佛教史》卷第293至294页(中华书局，1997年)。因为内容与拙论关系重要，长篇加以引录，请谅。
　　(《国学研究》第二卷，2002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