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析太虚大师的僧制建设

略析太虚大师的僧制建设
　　释行空
　　内容提要：太虚大师一生潜心研究古今僧制，志在制定一套符合当时佛教状况的制度，先后在此方面有几篇宏伟著作，其中之思想很值得我们借鉴。在《整理僧伽制度论》中提出僧团与居士分开管理，二者并驾齐驱的思想，并对佛教的教产、教制、教所等制定相应的制度。在《僧制今论》中提倡僧众自食其力并服务社会的思想，反对以经忏牟利，强调皈戒修行与佛学研究。在《建僧大纲》中提出了完成僧格的重要性，及其制定了学僧、职僧、德僧三层建立现代晋升制的蓝图。从内容和形式上看，他的思想是越来越成熟越来越严谨的，细细揣摩其中的道理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启发，以下就是对其僧制建设的解析。
　　关键词：太虚大师 僧制 制度 菩萨
　　前 言
　　太虚大师是近代佛门泰斗，是佛教的改革家，是人生佛教的先驱者。大师一生致力于精研教典，著述颇多。针对时弊而慨然提出对佛教进行改革，先后访问欧美、日本等国，并制定了一系列的制度，发心对全国佛教寺院、僧团进行整顿。在当时社会，他的思想受到保守派的抵触，而带来了种种障碍，使在施行其佛教“革命’’时受到了极大的压力和困难。在当时虽未完全实现自己的理想，但为佛教注入了新鲜血液，使佛教面貌有很大改观，对现在的僧团有着深远的影响。 ’
　　大师，法名唯心，字太虚，号昧庵。俗姓吕，乳名淦森，学名沛林，生于1889年12月18日，圆寂于1947年1月17日，原籍浙江崇德(今浙江桐乡)，生于浙江海宁。儿时，大师曾从其舅父就读于私塾，但因体弱多病，时学时辍。大师的外祖母是一位虔诚佛教信徒，幼年时经常随其外祖母上安徽九华山、浙江普陀山、宁波天童寺、育王寺、雪窦寺等佛教圣地、名刹朝拜进香。其时，大师对寺院僧人的闲暇生活甚为羡慕。十六岁时，借故离家，先欲去普陀山出家，然因因缘未聚，乃去苏州小九华寺礼士达上人为师，师为取法名唯心。是年九、十月间，士达上人携师往镇海拜见师祖奘年和尚，和尚为取法号太虚。大师一生振兴佛教为法忘躯，不计已之劳顿，国内外奔走呼号，以至于59岁就安然示寂了。
　　一、关于《整理僧伽制度论》
　　1915年，大师在普陀山闭关期间，权衡时局，依据教理、教史及律制的适应问题，写成体系完整的《整理僧伽制度论》，提出生平志愿：志在整理僧伽制度，行在瑜伽菩萨戒本。有四方面的内容，一是僧依品，二是宗依品，三是整理制度品，四是筹备进行品。
　　1、僧依品，此品主要以僧众为主，严持律仪，重视僧人形象。作为住持佛法者，乃人天之师表，必须以身作责，在修行与教理方面都要有一定的造诣，这样才能够更好地弘扬佛法，才能够扭转时代弊端，大师因此而发心对教内进行整顿。目前中国佛教协会提出的“僧衣、素食、独身”即是在大师的行持基础上而倡导开来的。当时在僧团内部非常混乱，赖佛逃生者甚之，出家众十有八九不认识字，大都为亡人超度做法事来谋生，而被外人误认为出家人就是度死人的，没有什么了不起，给人们一种错觉，佛教处于社会底层，形象受到了损害。大师基于此而注重提高僧人的素质，兴办各种佛教院校来培养僧人，办佛教大学兼收出家、在家二众，大师又言：“自我观之，居士、沙门，二者不可废一。宗教虽超举物外，而必期于利益众生。”佛教的兴衰是靠全体佛教徒的共同护持，不能够忽略任何一个因素，所以在培养出家众的同时，也要对居士进行良好的引导，提高全体佛教徒的整体素质。
　　2、宗依品，僧人修学佛法必须要以中国佛教大乘八宗为主，学习过程中也以佛法为主，不能偏于世俗知识，而佛法不能离开大乘八宗。所谓八宗者(大师的八宗说)，即清凉宗(华严宗)、天台宗、嘉祥宗(三论宗)、慈恩宗(唯识宗)、庐山宗(净土宗)、开元宗(密宗)、少室宗(禅宗)、南山宗(律宗)。“此八宗中，须知有两重别。一者，古有华、梵之二别，开元(密宗)、少室(禅宗)二宗，其祖梵师，余皆华师。”此说明八宗祖师二者出于西土，六者出于中土。此晶从宗名、宗史、宗学、问答四个方面分别阐述。从宗名上说，大师认为古时对八宗的称法不是太准确，所以更改其用名，但是现在仍依照古名而称之。如说华严宗时，“然此宗当以华严疏钞为根本部，而此部实成于清凉大师，故不称贤首宗；犹天台传自北齐、南岳，以三大部成于天台不称北齐、南岳宗也。又以法由人宏，当尊祖庭。且解华严者有旁家，而此宗所属经论又不仅华严，故不称华严宗，而以清凉定名焉。”大师从地名、时间等方面来判摄八宗名称。所谓宗史者，是从每一宗的发展历史上加以说明，如讲禅宗时，“昔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独大迦叶破颜微笑，乃曰：吾有正法眼藏，付嘱于汝。十二传为马鸣，十四传龙猛，二十八传则为菩提达摩，始将传法衣钵，东来震旦，面壁少室，是为震旦初祖。五传至曹溪，其道始显于世。”从宗学上说，如南山宗，“当以道宣律师四分律戒疏、业疏、灵芝律师资持记、灵峰律师梵网疏为根本部。”从每一宗的所依经典、著述、论述等方面来判摄。所谓问答即是用一问一答的方式分别对诸宗进行阐释。
　　3、整理制度品
　　大师在本品中用了很多笔墨，也是《整理僧伽制度论》中非常重要的环节，从教所、教团、教籍、教产、教规五个方面分别阐述，各种制度都要建立起来，一一进行整顿，不能混乱，一切都要依照制度来管理。
　　(1)、教所：即是在全国范围内设立四个级别的管理制度，对国内佛教寺务进行统一模式管理。全国设立一个“佛法僧园”，它是“中国本部佛法僧全体机关，包罗宏富，该摄僧俗”是为统摄全国佛教的最高机构。各省设立一“持教院”，“此为一省的佛教团体机关，依教秉持与僧，宣道与俗者也”。省再设一“佛教慈儿院”，“贫儿孤儿，衣食无靠，教育何处能受，当慈悯故，收养教之，扶植成人”。省下设“道区”一级，按八宗建各自寺院，为八宗之专修学处。另外再设一所“佛教医病院”和“佛教仁婴院”。每县设一所“行教院”(县佛教团体机关)，一所“法苑”(专修经忏法事)，一所“尼寺”(尼众不宜分散，此专住比丘尼)，一所“莲社”(通摄一县善士信女共修念佛三昧)，四所“宣教院”(选择几个大的乡镇对百姓进行弘法)。
　　(2)、教团：大师在1913年以宁波观宗讲寺为本部组织宏誓会时，就提出了“改组教团”的要求，这是文献记载太虚大师第一次用“教团”的概念来改革佛教制度的。第一次提出佛教宏誓会为“佛教中之特别团体”，以四弘誓愿为宗旨，通过组织宣教团、慈善团、编译团来开展利人事业；通过修习止观，改组教团、组研究社、讲习所来实现兼利的目标；用勤修戒定慧，息灭贪嗔痴来实现自利。在鼓励个人人会的同时，也发动寺院人会，规定了会员的权利义务。据此，实为组合有志僧俗，凭借自身努力，从小而大，化私为公，为佛教教团之根本革新。
　　直到1915年，大师在《整理僧伽制度论》中又更系统地整理了各种团体的明细，如下：
　　A、佛教主持僧：包括总团体、别团体，总团体设立佛法僧园来统摄本部和全国各地的持教院、行教院、宣教院，还要设立仁婴院、医病院、慈儿院。别团体包括八宗本寺，支寺，尼寺，法苑，莲社。
　　B、佛教正信会：设立总团体和别团体，总团体设立总会，总分会，分会。别团体包括佛教通俗宣讲团、佛教救世慈济团、研究佛学社、拥护佛教社。
　　C、佛学研究社。
　　D、佛教救世慈济团：救灾、济贫、扶困、利便。
　　E、佛教通俗宣讲团：设立劝导行善和劝化止恶，进一步制定方法和场所。
　　大师纵览中国佛教之现状，从僧团与俗世社团分别制定了完整的制度体系。通过加强佛教的组织建设，来保护佛教的正当权益。通过这种教团组织，对内可以团结全国寺院，把其纳入教团组织之中，增加寺院及其各层面信众之间的沟通与联合。对外可以用佛教的组织身份，来增加佛教在社会上的地位和维护自身的权益，并用组织的身份参与社会各项事业，融人现实社会之中，不再让世人对佛教有错误的认识，使其产生好感，以达到佛法利于人们的目的。
　　(3)、教籍：包括“总籍和别籍。总籍有在僧籍、往僧籍、出僧籍三种。别籍有戒籍、学籍、座籍、职籍四种。戒籍有捕戒籍和受戒籍(沙弥籍、沙弥尼籍、比丘籍、式叉末那尼籍、比丘尼籍)。学籍有内学籍(南山宗籍、少室宗籍、开元宗籍、庐山宗籍、慈恩宗籍、嘉祥宗籍、天台宗籍、清凉宗籍)与外学籍(文学籍、艺学籍、医学籍)。座籍有上座籍、中座籍、下座籍。职籍有掌教籍、法主籍、议员籍。”大师针对当时的社会环境而制定了僧籍制度，是为了对出家僧众进一步的有效管理，受了沙弥戒就算是人了僧籍，发给相应的僧证来证明是一位出家人，若是自求退出或是被摈出，则取消其僧人资格。
　　(4)、教产：僧团修行重要是和合共住，在六和中其中有一和就是利和同均，在利养方面一定要处理好，不然的话令众生恼，那又怎能去安心办道呢。大师看到当时佛教财产的私有化很严重，存在着很多弊端，强调寺产私有独占和宗派继承的传统诱引佛门败坏风气，必须彻底打破，“佛教寺产……宜实行集产制度。”所以大师誓愿改革教产。所谓教产，就是使佛教财产成为十方僧众所共有，不为少数住持所私有，要用之以供养大德长老，培养青年僧才和兴办各种僧伽教育事业以及社会慈善事业，如办学校、医院、工厂等。
　　在大师的教产改革中，分为两种，一是公有分配法，二是私有之限制。公有分配法，如预计“佛法僧园每年收入六十万元，当以十万元划充佛教正信会之慈济团作慈济费，十万元划充世界布教团作布教费，十万元作流通经典书报之津贴费，十万元备用，以作各院各宗寺各苑各支提各梵刹周济费。以本是公财故，其余二十万元则为园中食用费、薪费，及各项公费、修造费。”其他，大师还提出僧团可承办工厂、银行等各种为寺院赢利的事业。所得利益为兴办教育、慈善、医疗等社会公益。私有之限制，有六种事所得为私有：“一者任僧中各项职员之薪金；二者僧中所散给之斋僦；三者由代人作礼忏诵经等法事所人者；四者由正当法得之俗中亲属僧中师友者；五者由皈依剃度等各种弟子及诸信仰人等所布施，专以供养本人者；六者仗自己道术学艺利益人，而受人专谢者。”但出家之人当以少欲知足，不宜过分贪求，需安贫乐道。戒律中本有不捉持金银戒，但因中国之僧人有特殊情况，可随宜蓄，在冷的地区蓄毛衣，热的地方蓄棕扇等。“旅泊三界，但支身命，比丘之道如是，不令多蓄财物生顾恋也。”不要总是把自己作千年想，天天打算着怎样用这笔钱，怎样才能保存好这物钱，无心用功办道，身外之物影响了终身大事，忘了自己是出家人，是要出离苦海诞登彼岸的，所以蓄钱物时要适中，不能为私财所累。
　　总而言之，在寺产制度方面，理清了长期以来的寺产混乱局面，保证了寺产的合理利用，为寺院的持续发展提供了物质保障。他所制定的共住规约，消除了传统丛林制度所产生的一些弊端，本着“契机契理”的原则，规范了僧人在当时社会环境中的行为。这些在当时都是比较符合时代需求的制度设置，为佛教的发展打下了夯实的基础。
　　(5)、教规：在原有戒律与清规的基础上，大师进一步制定了僧人日常行为规范，首设建立佛教大纲，然后规定佛教之外界关系与佛教之内界建设。内界建设分为两部，一为佛教正信会规制，二为佛教住持僧规制。佛教住持僧规制又分为两种，总部(含佛教僧园规制、持教院规制、行教院规制)，别部(含八宗规制；支提规制、梵刹规制、莲社规制)。又有，对衣制、斋制、日诵制、布萨制、历制、名制的改革。佛制比丘着三衣，作杂务时着五条衣；随众受食作佛事着七条衣；为大众说法时着大衣。佛教传至中土，依地理条件之关系，为御寒故，不得不方便着棉衣。大师依照原来僧衣及参考日本僧人服饰，而制定今之袍衫，现称之为“太虚装”。在斋制方面，制定八宗寺院在设斋时所念诵之仪轨皆有差别，如“天台宗寺，则集讲堂诵普门品；清凉宗寺，诵普贤行愿晶；嘉祥宗寺，则诵心经或金刚经，慈恩宗寺诵佛地经”。僧众共修时间，即是每日早晚功课，大师认为有四种功德“一、存法门仪，引起正信。二、集善根资量，助发道念。三、为国民祝厘，答谢檀施。四、令鬼神欢喜，护持伽蓝。”但大众所念早晚课诵皆依禅宗仪式，各宗依自己之特色可改为专修课程。布萨制是为僧众犯错误之后的一种忏悔方式，“南山宗寺及梵刹，应全照律文而行，余七宗寺及支提，与佛法僧园，或改百丈清规告香之制。”在历制方面，大师认为佛教用佛历为宜。所谓名制即是对僧人冠以适当的名号，“得法南山宗者，可称律师；得法少林宗者；可称禅师；得法五宗者，概称法师。”如再有德高望重的僧人可按具体情况而称上士、开士、胜士等，对俗可自称沙门、衲子、释子等。
　　(4)、筹备进行品
　　大师把此品分为三个时期，共十五年的时间，每五年为一期，作为整理僧团的一个计划，大师曾言：“今论整理僧伽制度乃根本之整理，非一蹴而就可几者。”寺院的混乱局面形成已久，想改革成制度完整的清净道场，非短时间内所能达到，必须经过长期的摸索与探求才能使当时中国佛教有所改观，所以制定了一个长期的宏伟目标。
　　初期：首先，制定严谨的寺院管理条例，建立完整的僧团机关。规模做成全国性质的，联合全国寺庵主僧，议决筹办。在整顿财产丰足的寺院时，如“以少林宗寺为模范，遴选国中禅行最高之禅师，自缚已解而有愿力解人缚者为法主，及尊者而主持之。””作为一寺之主，必须德才兼备，具有一定的管理能力，对大众修行、生活各方面都负责任的僧人担任之。并计划选出戒德清净三十岁内的出家人送往日本学习密宗法，以五年为限，务求在此限之内能得不可思议之神通力，为以后设立开元宗寺作准备。
　　二期：计划联合全国有学僧徒，联合佛学研究社，佛教通俗宣讲团等，拟定佛教建设大纲，要求政府承认，要求政教分离为原则，“此事妥定，僧伽内部之制度，乃可着手整理矣。”在僧伽方面，有改组教务会议成行教院，为佛教住持僧机关；创设一佛教基金团向社会募集善款，以为建设佛法僧园经费，及开办佛教银行、工厂之资本；延长求戒期，自沙弥至比丘为三月限制在律宗寺院方得传戒等。
　　三期：以上二期达到一定程度，能够更好地做好三期筹备工作，再进一步的细化。所以在八个方面作了具体说明，“一、就省区成立持教院，为僧伽省机关；二、由持教院即成立慈儿院，凡未及受戒年龄之驱乌沙弥，皆收入之。三、八宗寺兼前之每宗五寺，今每宗各扩充为二十寺，并成立八宗之本寺；四、延长求戒期，自沙弥至比丘为一年，未满二十不得比丘戒。五、用前医学专科人才，省设施医院一；六、仁婴院亦应于此期内，渐次成立之；七、由持教院调查一切属于僧伽田地山场等产；八、用前期所造就专科人才，组织成世界布教团，开始翻译、流通关于佛教书报。”
　　以上三期，筹备完成之后，就可以开始实施，联合各地方持教院，选任佛法僧园的统教大师及副统教法师，组成统教机关。依照所提出之规章开办银行、工厂并建筑佛法僧园。统教机关制定大纲及规制，联合僧俗佛教徒，要求政府完全承认佛教住持僧。然后以住持僧为佛教的主干，实行政教分离。“至此，则已完全依新制度实行矣。故筹备即实行，筹备至圆满，即实行之完成也。”
　　二、《僧制今论》
　　1927年，大师在《整理僧伽制度论》的基础上，又作了《僧制今论》，认为在某些地方需要改动，所以才有此论面世。
　　1、在《整理僧伽制度论》里，大师把僧数定为八十万人，但此是以乾隆时的说法，时过境迁，僧伽不振，日益式微。所以在当时，大师把僧人缩短为二十万人，蒙藏喇嘛不计其内的。尼僧定为两万人，“二十二行省每省平均仅八千余人，且其产不足以养之，泰半藉应赴经忏以糊口。”虽然僧人不多，但在日常生活中都是有困难的，为了改变面临的现状，走出困局，大师把全国佛教分为五个区域。即：“(一)、直隶、山西、河南、陕西、山东、东三省、甘肃、新疆区，(二)、川、滇、黔、桂区，(三)、湘、鄂、赣区，(四)、浙、闽、粤区，(五)、苏、皖区。”这样分的话，每个区定为三万六千人，对这些僧人进行有效的组织管理，进一步加强佛教制度建设。
　　2、大师把僧俗二众总概括为佛化七众，即：“佛化众分为僧众和信众，僧众包括长老众(学习服务三十年以上者)、学行众(求学比丘及弘法菩萨)、服务众(出家从事农工商者)、尼众(剃度修行之女众)；信众包括皈戒众(皈戒修学之男子)、研究众(研究佛学之人士)、女众(在家修学之妇女)。”在比丘僧十八万中，约计长老众三万人，学行众五万人，服务众十万人，而以学行众为佛化众的中坚力量，所以对学行众的培养非常重要，学行众中约一万人为预学众，六千为正学众，七千为参学众，二万六千为行化众。正学、参学众为求学比丘，行化众为弘法菩萨。
　　3、依照上面二点可设总部佛法僧园，一省或者数省设持教院，一县或者数县设行教院，及设支提梵刹等。对待出家僧众制定了五个层次修学方式：一者，设预科大学，传授律仪及授以普通的佛学知识，以容纳有中学毕业程度而初出家之一万学行众，对其授以最基本的僧格培养和仪轨。二者，设专宗大学，即是设各宗派专业学科的学校，为佛教培养对某宗有专长的人才。能容纳正学四年参学六年之一万三千余求学比丘，正学毕业者为学士位，参学毕业为博士位。三者，参学毕业者受比丘菩萨戒，为行化众之弘法菩萨。主要是为办佛教院校，做教育工作，教导后学。四者，沙弥菩萨之服务众，半修半作服学农工商业经二十年，此之面对者主要是四十岁以上者，大约十万人，以做工修行为主。五者，修出世之长老众，此为学行或服务三十年之后，专修行养老退居幕后，受社会供养，当之无愧。
　　4、各寺院庵堂及其产业除充作佛法僧园、持教院、行教院、宣教院外，其余的按照地宜，作农修场、工修场、商修场。主要来做些人们的日常生活用品，即可以服务百姓，又能为佛教赢得利益，以供来开办仁婴苑、慈儿苑等一系列的慈善事业。
　　此论中用以上四点，概括总结《整理僧伽制度论》的主题思想，后又阐发一些新的观点，来弥补以前的不足之处，在形式上有所改进。
　　三、《建僧大纲》
　　1930年，大师作《建僧大纲》，此是在闽南佛学院讲述的。再一次制定了僧人所依止的法则，大至弘宣教化，小至个人行为，悉皆以此僧制为准绳，所依之制度也要随时代有所变动，佛法乃圆融之妙法，不是刻板的，如发源印度的僧制，和现代僧人所持的律仪就有很大差别的，所以在制度方面也要灵活运用。
　　1、僧格之养成，作为出家的人天师表，令人恭敬的法师，必须具．备一定的素养，保持良好的风度，为在家信徒仰慕的对象。世间凡夫，需要有一定的人格，才能在俗世立足，何况出离三界的僧人呢。大师曾作一首著名的偈语：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可见大师对具备人格、僧格的看法是多么重视。
　　(1)、对三宝深切信仰而培养完美僧格，出家为僧，是为上求无上菩提，下化无量众生。首先要对三宝有充足的信心，才能产生出僧格来，如果僧团中的每一分子皆有完美的僧格，必须具足对于三宝的信心。一、信法，信佛法的真理，对三藏十二部所讲的道理而产生信心，发愿来深研教理，把佛法当成一门哲学来研究，这是一般世间凡夫的见解。二、信法佛，即是由信法而进一步信佛，信佛所说的一切教法，“乃完具且超越一切世间道理的唯一道理，并信佛法道理非假设悬想而出，乃从实证智慧所证得之真理。”一心皈依佛法僧，而为佛教之弟子。三、信法佛僧，以自信佛法而欲使世人皆信佛法，需要建立人世间具体的佛教团体，使佛智慧中所流出的教法而传播不绝，经常在世间众生中摄受众生，乃需有僧之团体。
　　(2)、以六度之学而养成僧格，僧格成就的先决条件就是先须舍俗，将世间的一切俗乐舍弃，即是布施。又能将一切俗染洗净，即是戒也。行出家法，不为世间一切恶法动摇，这样须学忍辱，不修忍辱法，则难成佛道。要具足完整的僧德，必须精进不懈，修习戒、定、慧三无漏学，由修定而得禅定之乐，从而养成完美的僧格。
　　2、大师悲心愿切，视中国佛教之状况非常痛心，能够弘扬正法宣佛妙旨者寥寥无几，“今全中国僧伽能具有僧格的百无其一，今议创设僧制，第一即须精取慎选少数有高尚僧格的，制成僧制。”
　　(1)、学僧制，也叫比丘僧制，约一万人，分四个学级，修学十二年，方为具足学僧之资格。创建处所有律仪院、普通教理院、高等教理院、观行参学处。
　　(2)、职僧制，亦称菩萨僧制，即修菩萨行的僧众，如在佛教有关事业单位或寺庙各岗位任职者。
　　(3)、德僧制。：亦名长老僧制，即经过前二僧制的年长僧众，可进一步选择适宜的山林茅棚等，就自己选定的行门，一门深入地专修，并可作参学丛林的指导师，成为四众仰慕的对象。
　　(4)、其他，无戒、无行、无信者，勒令淘汰或还俗，由教团提出部分寺产，办理农场、医院等各种实业，以安置年老或还俗者，并且组织他们仍为正信的在家佛教团体。
　　四、《建立菩萨学处》
　　1940年，太虚大师作《建立菩萨学处》，是指对比丘应学习的律仪而言，使所有如法出家的比丘大众，都纳入这个范围，统贯世出世间一切阶位的菩萨，其弘深广大，悲愿切深。
　　1、皈依三宝，不管做任何事情，都要从最基础开始，学佛更是如此，在人佛门时首先就是要皈依三宝，这是走进佛门的第一步。皈依时须至心发愿，尽形寿皈依佛法僧，永不退转。
　　2、三乘共戒，一者，在家众的五戒十善，“我们的身语心行，有善的也有恶的，现在佛法的修学，灭去恶的，使善的方面更充实增加有力，使之完美。五戒便是最基本的道德标准行为。”佛教之五戒与世间的伦理道德有相同之处，修习五戒，可保人身不失，在家居士守持五戒，能使家庭和睦，邻里和谐。进一步就是修习十善业道，十善乃五戒中开出，即是略为五戒，详成十善。守持五戒，人伦的道德无缺，取得人的资格。学菩萨应先从做得一个人起。否则，人格尚亏，菩萨的地位便无处安置。能行十善，便可进入天界。二者，出家众的沙弥十戒，即是比丘众所共同遵守之出家基本戒条。三者，出家众的比丘具足戒，比丘戒二百五十条，是为比较完备的戒律，重要的就是四根本戒，轻细的涉及行住坐卧语然作止。“比丘戒偏重于机械行为，原为小乘声闻比丘的戒条，到了大乘菩萨戒便注重于佛教的精神。”e四者，在家出家的八关斋戒，八关斋戒是佛为在家居士使受出家生活短期的训练，是为一日一夜间严持清净梵行，也就是体验出家生活。
　　3、发心正行，一者发菩提心，能发菩提心者即是菩萨，小乘与大乘之间的最大不同，是在肯发菩提心与不肯发菩提心。肯发菩提心，便是进入了大乘的领域，菩萨学处正是倡导大乘之学，以发菩提心为根本的精神。二者，学修六度，在《建僧大纲》中已经谈到这个问题，作为菩萨必须修习六度万行，“六度的重心在于智慧，智慧之道即菩提道。”利用智慧可度凡夫生死大海，到达真理的彼岸。三者，历行四摄，所谓四摄即是布施、爱语、利行、同事，此四摄法，是菩萨现身化导大众的主要目的，处处为大众着想，令众欢喜。
　　结 语
　　本文从以上四种著述中简单剖析了太虚大师的僧制思想，其脉络是具有前瞻性的，思路是超时代的，胆识是过人的。虽然在当时受到的阻力很大，但大师却不改初衷，一往直前。从如何培养僧格到菩萨学处制定了完备的制度，其目的是接引迷茫的僧众，要求僧人为佛教争气，改变社会对佛教的偏见。让佛教徒能够闻到正法，引领中国颓废的佛教走出低谷。最终他的理想没能完全实现，但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取得了一些效果。大师为改革教制而贡献了毕生精力，这种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的精神将永远激励我们前行。
　　(中国佛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