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谶、支谦的译经、地位及其影响
支谶、支谦的译经、地位及其影响
静华 慧如
支谶、支谦都是后汉西域月氏族人,又同为我国翻译佛经事业的先驱者。就译籍种类而言,支谶所译系华夏大乘经详之滥觞,支谦译经则多属小乘之面;以区域性来说,支谦所译为江左译事之始,支谶译经则不出洛阳;至于翻译风格,支谶以崇质为是,支谦则以尚文首开其端;支谶对后世之影响重在义学,支谦则以译风取胜。凡此种种,均有意焉。因细作爬梳,而有《支谶、支谦的译经、地位及其影响》一文。
一、两支生平传略先说支谶。
支谶,全称支娄迦谶·沙门。生卒年不详。原居西域。支谶“操行淳深,性度开敏,禀持法戒,以精勤著称,讽诵群经,志存宣法。”可见他早有弘传佛教的志愿。故于汉桓帝末年(公元一六七)来到洛阳。“支谶博学渊妙,才思测微。”在汉灵帝光和至中平年间(一七八—一八九),译出(道行经》写佛经多种。他所传的主要是大乘般若学的经典。支谶除了独自译经之外,还与竺朔佛二称竺佛朔云口译。竺朔佛系天竺沙门。漠桓帝时赍《道行经》十卷来洛阳。光和二年(一七九),他与支谶合译《道行经》和《般舟三昧经》。是时支谶享有很高声望。时人称之为“善宣法要”的“弘道之士”。后不知所终。其弟子主要有月氏人支亮。支亮,字纪明。史载不详,仅言其曾资学于谶。亮再传其弟子支谦,弘扬支谶的学说。
再说支谦。
择《佑录》卷十三记载,支谦系居士。一名越,字恭明。其祖父支法度于漠灵帝(一六七——一八九在位)时与数百人,由西域来华,人籍中国。原因不明。并曾官拜率善中郧将。支谦生于洛阳。幼有颖悟。“十岁学书”,出烦拔萃,同学者莫不叹服。“十三学胡书,备通六国语。”其后,“世间技艺”,亦“多所综习”。各方面的基础都很扎实。漠桓、灵帝时就已开始翻译佛经。他曾受业于同族学者支亮。支谶“才学深彻,内外备通。”亮堪为其师,其学识亦当首屈一指。世称“天下博知,不出三支。”信为的评。
支谦虽生得“细长黑瘦,眼多白而精黄。”时人不以为非,却称赞:“支郎眼中黄,体形虽细是智囊。”而“支郧”一词后来也成了僧人的雅称。
汉献帝末年,漠室大乱,洛阳一带兵戈四起。支谦随族人数十避乱南渡东吴。吴主孙权久闻其才,旋“即召见之,因问经中深隐之义。应机释难,无疑不析。”孙权大悦,封他为博士,并请他辅导东宫太子孙登学习,宠信有加。不仅如此,支谦还扶助孙权,尽“匡弼”之力,“甚有裨益”。但由于支谦是西域人,吴国是“任其力而不录其功”,因此,吴国史籍不载其事。
三国时期,漠地虽有佛教流行,但“经多梵语,未尽翻译,”而且译文朴质,义理隐晦,难以索解。为此,支谦广泛搜集佛经,译成汉文。未译的补译,已译的进行订正。同时,还帮助天竺僧维只难、竺将炎(亦作竺律炎或竺持炎)译经。自东吴黄武至建兴中约三十年间(二二二——二五二),共译出《维摩》、《大般泥洹》、《瑞应本起》经等多种。而且他还首创合译和注经,使经义更加通俗易懂,受到后世高僧道安的赞扬。他也通晓昔律,曾依据《无量寿经》、《中本起经》制作塞口萨连句梵呗》三契,可惜早已失传。
东吴赤乌四年(二四一),由于太子孙登不幸逝世,支谦遂隐居穹隘山(一作穹隆山),“不交世务”,仅与诸沙门者游。年六十,卒于山中。吴主孙亮对其评价甚高,并为其去世,“恻怆不能已”。
二、两支所译经典
支谶所译佛经,因岁久无录,已难以确定。据《佑录》卷二载,支谶共译经十四部(原文误作“十三部”,二十七卷。现重加考订,注明存夫如后:
(一)《般若道行经》十卷 [今存]
(二)《首楞严经主一卷 [已夫]
(三)《般舟三昧经》一卷 [今存一卷、三卷两种]
(四)《伅真陀罗》一卷 [今存本三卷]
(五)《天方等部古品曰遗日说般若经》一卷 [已佚]
(六)《光明三味经》一卷 [今存]
(七)《阿阇世王经》一卷 [今存]
(八)《宝积经》一卷 [今存]
(九)《问署经》一卷 [今存]
(十)《胡般泥洹经》一卷 [已夫]
(十一)《兜沙经》一卷 [今存]
(十二)《阿板佛国经)一卷 [今存本二卷]
(十三)《孛本经》一卷 [已夫]
(十四)《内藏百宝经》一卷 [今存]
其中《般若道行经》即《小品般若经》(一名《摩诃般若波罗密经》),十卷,三十品。因经中第一品为《道行品》,故题译名为《般若道行经》,其翻译经过见《佑录》卷七《道行经后记》:
光和二年十月八日,河南洛阳孟元士口授天竺菩萨竺朔佛,时传言译者(原文误作“者译”)月支菩萨支谶。时侍者张少安、南海子碧。劝助者孙和、周提立。正光二年(有误)九月十五日,洛阳城西菩萨寺沙门佛大写之。
而有关《般若道行经》之来由,《佑录》卷七道安所撰之《道行经序》有如是记载:
佛泥曰(涅槃)后,外国高士抄九十章,为《道行品》。桓、灵之世,朔佛齐诣京师,译为汉文。
以时间论,《后记》在先,《经序》在后,当以《后记》所述事实为准。“九十章”作“十卷”解,也无不可。合以上二记可知,竺朔佛来洛阳所携经本,实为十卷本《道行经》。后由竺朔佛口授,支谶译为汉文。僧佑仅根据道安之《经序》,即以为支谶译十卷《道行经》之外,竺朔佛又别译一卷,著录《佑录》卷二。误矣。以后《长房录》、《内典录》和《开元录》皆袭僧佑旧说,述而不改。《般舟三味经》与《道行经》同时译出。仍由竺朔佛口授,支谶传译。其余参考者,基本与译《道行经》者相同⑩。《伅真陀罗经》二卷,道安《众经目录》(以下简称《安录》)未收,系根据支敏度《合楞严经记》所载而定。僧佑错判为阙本。《开元录》卷二载有存,且言此经与罗什所译之《大树紧那罗王所问经》四卷,属同本异译。令二者均存藏经中。《宝积经》、《般舟三昧经》和《阿閦佛国经》均出自《大宝积经》。其中《宝积经》,一名《佛遗日摩尼宝经》。《开元录》认为,《方等部古品曰遗日说般若经》就是《佛遗日摩尼宝经》。《内典录》亦同此说。此经亦译于光和二年。倘此说确,则支谶译经实为十三部。《兜沙经》一卷为八十卷《华严经》中的序品。《阿阇世王经》据近人吕秋逸先生考订,异名为《文殊普超三味经》,《问署经》则名《文殊菩萨署经》,出自“方等部”。此经与《阿阇世王经》、《首楞严经》同以文殊思想为中心,弘扬法界平等思想。由此可见,有关文殊的经籍,传人中原几与佛教传入并古。西域佛学与文殊的关系密切,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后汉时期,人们崇尚贵实之风,主张“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严其傅”,以为“经者,当令易晓,勿失厥义,是则为善。”欣赏的是“辞朴而旨深,文约而义博”的译文。他们认为,“饰”则“近俗”,惟“质”才“近道”。道安也赞成“依慧不文,仆则近本”的观点。因此,支谶译经以“审得本旨,了不加饰”为准则,以达到“弃文存质,深得经薏”为目的,主要是直译,在“质”字上下功夫。后人评论支谶译经“贵尚实中”是不错的。但是,过分求实,又不免导致“辞质胜文”的偏向。
至于支谦,译述亦甚为宏富。但其数量,亦“诸说不定”。“录目广狭,出没多异,各存一家,致惑取舍。”《安录》收三十部。《佑录》载三十六部。而在同书《支谦传》中又云支谦译经二十七部。当然,或许是隐指所余九部系在入吴之前所译,也未可知。《高僧传》则说四十九部。《长房录》广搜博采,猛增至一百二十九部。但“长房所录都是别生,或异名重载”,不甚可信。如《申日经》⑩与《月明童子经》,本系一经二名,却误作二经二译;《五母子经》⑩亦误为《无母子经》,等等。所以,唐朝智升重加校订,删去《鹿子经》等四十一部,考订为八十八部。但其中错讹仍复不免。现经吕先生再度考订,确定支谶译经为二十九部。今重检藏经,注明存夫如后:
(一)《阿弥阔经》一卷 [今存]
(二)《须赖经》一卷 [已夫]
(三)《维摩诘经》一卷 [今存]
(四)《私诃未经》一卷 [今存]
(五)《差摩羯经)一卷 [今存]
(六)《月明童子经》一卷 [今存]
(七)《龙施女经》一卷 [今存]
(八)《七女经》一卷 [今存]
(九)《了本生死经》一卷 [今存]
(十)《大明度无极经》四卷 [今存本六卷]
(十一)《慧印三昧经》一卷 [今存]
(十二)《无量门徽密持经》一卷 [今存]
(十三)《菩萨本业经》一卷 [今存]
(十四)《释摩男经》一卷 [今存]
(十五)《赖吒和罗经》一卷 [今存]
(十六)《梵摩渝经)一卷 [今存]
(十七)《斋经》一卷 [今存]
(十八)《大般泥洹经》一卷 [已夫]
(十九)《义足经》一卷 [今存]
(二十)《法句经》一卷 [今存]
(二十一)《佛医经》一卷 [已夫]
(二十二)《四颐经》一卷 [今存]
(二十三)《阿难四事经》一卷 [今存]
(二十四)《八师经》一卷 [今存]
(二十五)《孛钞经》一卷 [今存]
(二十六)《瑞应本起经》一卷 [今存]
(二十七)《菩萨本缘经》四卷 [今存]
(二十八)《老女人经》一卷 [今存]
(二十九)《撰集百缘经》七卷 [今存本十卷]
吕先生的考订,基本依据《安录》和《佑录》所载,应该说是比较可信的。《七女》、《释摩男》、《老女人)、《大般泥洹》四经,僧佑直言出自《安录》,当无可疑。其中《释摩男经》系《佑录》所载之名,《长房录》卷五、《开元录》卷二和《内典录》卷二均作《释摩男本经》。今藏经“阿含部”所存之《释摩男本四子经》一卷,即此经也。“四子”二字,疑为后人根据此经内容添加,《维摩诘》、《瑞名本起兰一经,《佑录》卷二和卷十三《支谦传》均著录。支敏度、僧肇亦确认《维摩诘经》二卷系支谦首译⑩。今存藏经中。僧佑错判此经已为阙本。支谦译《无量门微密持经》,有其本人所撰之《合徽密持经记》为证。《法句经》,《佑录》卷二载有支谦、维只难二译,卷二又说由维只难赍经,竺将炎与支谦合译。然考(法句经序》所言,此经实由维只难从天竺携来,有五百偈。因竺将炎“善天竺语”,支谦便请他翻译。但是,由于竺氏汉语功力不济,故“其所传言,或得胡语,或以义出音,近于质直。”支谦嫌其“不雅”,所以,重加修改。言其两人合译,亦未尝不可。《法句经序》原署“未译作者”,实为支谦所撰。从行文口气可以看出,似不可能另有其人。《贞元录》卷三说支谦撰《法句经序》,信不诬也。《大明度无极经》,乃支谦觉得支谶所译《道行经》太质而重译的本子。《首楞严经》二卷,据支敏度推测是为支谶所译《首楞严经》的改定本。
支谦的经特点差不多正好与支谶相反。他摒弃直译,主张意译,所谓“颇从文丽”是也。支敏度认为支谦译文“属辞析理,文而不越,约而义显,真可谓深入者也”。《高僧传》则称其译“曲得圣义,辞旨文雅”。《长房录》亦同此说,基本是肯定态度。但非议者也不少,如僧睿批评:“恭明前译,顿丽其辞,仍迷其旨。是使宏标乖于谬文。至味淡于华艳。虽复研寻弥稔,而幽旨莫启。⑩”僧肇则认为谦译“理滞于文”⑩。西蜀沙门慧宝更是非难支谦“采摭坟素,雕琢文字,语过涉俗”⑩。支谦开创我国意译之先河,梁启超誉之为中国“意译派”第一宗匠”⑩并不为过。而对其译文的评价,见仁见智,也是情理中事。
翻译诚难,道安总结出有“五失本三不易”⑩之说。僧佑也深解个中三昧,在论述了自后汉安世高至姚秦鸠摩罗什等人的译风之后,他说:“或以漠来,或自晋出,译人无名,莫能详究。然文过的伤艳,质甚则患野,野艳为弊,同失经体。故知明允之近,难可世遇矣。”僧佑的评语与感叹并非没有道理,早期的翻释作品或野或艳,其弊势所难免。
三、对后世之影响
支谶、支谦同为我国汉末的译经大师,他们翻译的诸多佛经对后世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惟其影响的方面则各有侧重。
支谶所译的十卷本《道行般若经》,属于大部《般若经》的主干部分,因而成为漠地大乘般若学传播、发展的嚆矢。支谶善于借用道家思想来传扬般若理论。如将“波罗密行”译为“道行”:“如性”译为“本无”等等。都属此例。这样,反过来又促进了道学思想的兴起,终成为后世玄学思想的先导。自兹,《道行经》便成了当时学人研习佛教学说的入门书。但是,由于该经译文太质,而且过于简略,致使义理隐晦,不易了解,从而引起三国时期朱士行的西行求法。道安《道行经序》中指出:“由是,《道行》颇有首尾隐者。古贤论之,往往有滞。仕行(即朱士行)耻此,寻求其本,至于阗乃得。送诣仓垣,出为《放光品》。斥重省删,务令婉便,若其全文,将过三倍。久放光般若》译出后,复有罗什《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大品二万颂、《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小品八千颂、《金刚般若经》和北魏菩提流支《金刚般若经》以及唐玄奘《大般若经》等多种译本的出现。
《道行般若经》和《大品般若经》,经帛法柞、支孝龙、支敏度、支遁等传写讲述,般若学渐趋流行。后道安在襄阳宣讲《放光般若经》,并为之作注,发挥经中深隐之义。与道安同时代的支道林、于法开、道一、于道邃等人,也钻研经意,深为所得。在玄学思潮的影响和推动下,形成般若学的六家七宗⑩。至后秦罗什广译“大、小品”,其弟子僧肇、僧教竟相注疏,将般若学研究推向高潮,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显学”,并影响到隋唐时期有关佛教宗派的形成。比如三论宗就直接沿袭这个传说。可见此经在中国大乘佛教中的深远影响。
《般舟三昧经》也是支谶译籍中一部重要的佛教经典。“般舟三昧”,系梵文Prrtyutpannasama^dhi音译之略称。为佛教中禅定的一种,亦称“佛立三昧”。该经中说,若有人连续一昼夜乃至七昼夜一心念佛不缀,即可见佛立面前。以后,天台宗根据此说创立“常行三味”的修持方法,以三个月为一期,璟绕佛像径行不息,一心诵念弥陀佛号。如此死后“当生阿弥陀国”。一时风行不衰。
迨及唐朝,出家修行者仍尚行此道。据《大荐福寺大德道光禅师塔铭》记载,华严宗诗僧道光出家时即有“誓苦行,求佛道。入山村,割肉施鸟兽,炼指燃臂。入般舟道场百日,昼夜径行。遇五台宝监禅师,曰:云口周行天下,未有如尔可教。遂密授顿教。”道光禅师悟道之前,曾学过舍身苦行的般舟念佛三昧。支谶所译《般舟三昧经》在唐时之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与支谶不同,支谶对后世之影响主要在翻译风格上。前文述及的僧肇、僧教对其译风的批评,其实是相对于罗什的译经而言的,并且有失偏顿。且不论罗什译经得到帝王财力、人力的大力支持,配备了庞大的译经班子,从某种意义上说,实际是一种集体智慧的成果。诚如僧佑所言:“逮乎罗什法师俊神金照,秦僧融肇,慧机水镜,故难表发挥翰,克明经奥,大乘徽言,于斯炳焕。”明释德清说得更明确:“藏经凡出什之手者,文笔雅致,以有四哲左右焉。”并非支谦译经时一人传语,一人笔受之情形可比。就说支谦的译法也大都为罗什所借监。以僧教责难最烈的《维摩诘经》为例,什译即以支谦译本为底本。全经十四品,以《佛国品》始,以《嘱累品》(支谦本为《嘱累弥勒品》)终。其字数什本略多于支谦本。今撮录一二,以资对照。
比如:经中以十个比喻说明人的身体无常。
支谦本《善权品》⑩:
诸仁者,如此身明智者所不性。是身如聚沬,澡浴强忍;是身如泡,不得久立;是身如野马,渴爱疲劳;是身如芭蕉,中无有坚;是身如幻,转受报应;是身如梦,其现恍
罗什本(方便品):
诸仁者,如此身明智者所不性。是身如聚沫,不可撮
摩;是身如浮泡,不得久立;是身如焰,以渴爱生;是身如
芭蕉,中无有坚;是身如幻,从颠倒起;是身如梦,为虚妄
见;……
又如:文殊菩萨问疾,维摩诘之答语。
支谦本《诸法言品》:
居士,是病何所正立?其生久如,当何时减?维摩诘
言,是生久矣。从痴有爱,则我病生。用一切人病,是故我
病。若一切人得不病者,则我病减。……
罗什本《问疾品》:
居士,是疾何所因起?其生久如,当云何减?维摩诘
言,从痴有爱,则我病生。以一切众生病,是故我病。若一
切众生病减,则我病减。……
从以上比较可知,什译基本保留了支谦译本的语法结构。唯对梵本中过于累赘的语句,什亦依支谦本略有删减,诸如更动部分词意及其名相。行文明晰流畅,其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什译(维摩诘所说经)出世之前,支谦本一直是诸译本中最完善畅达的本子,深受东晋名土们的欢迎,与《周易》、《老子》、《庄子》并称为“四书三支敏度卓锡江左后合编的《合维摩诘经》,即以支谦所译为“母本”⑩。什译《维摩诘所说经》的流行,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支谦的译法,是不容抹杀的事实。而支谦汉,梵语的造诣之深,不难想见。
其次,支谦还将密教典籍《无量门徽密持经》与两种旧译本《阿难陀目怯尼呵离陀罗尼经》、《无端底门总持之行经》相比勘,区别本末,上下排列,“分章断句,使事类相从,令寻之者瞻上视下,读彼案此。”这样,既不失“兼通之功”,又可省去“广披”之烦。因此,后来支敏度师法支谦而有《合维摩诘经》和《合首楞严经》的问世;道安则有合《放光般若》、《光赞般若》两种。这种会译的方法一直为后人所沿用,只是方式略有变更而已。比如,从明代直至民国年间,便有王龙舒、彭二林、魏默深、夏莲居四位居士取《无量寿经》的五种译本⑩,分别编集过四种《无量寿经》的“会集本”,实都取法于此。
此外,支谦在译经时,还考虑到读者的理解程度,对译本中一些难懂的地方加以注释。如注《大明度无极经》、《了本生死经》等,即其例也。使经义更加易于了解,开注经风气之先,堪与康僧会其匹。至于作用与影响,已无须赘言了。
支谦创作的《赞菩萨连句梵呗》三契,虽最已失传,但《瑞应本起经》中的天乐般遮之歌却刺激了魏陈思王曹植制作梵呗的灵感。曹植是一位深受佛教影响的人物。这不仅表现在他的诗文里,而且他还“深谙昔律,属慧全昔。既通般遮之瑞响,又感鱼山之神制。于是,删治《瑞应本起》,以为学者之宗。传声则三千有余,在契则四十有二”。所谓“在契四十有二”,即指支谦《瑞应本起》之四十二契也。是为我国佛教梵咀艺术的先声。
摘自《内明》第2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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