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僧伽共住的几项原则

谈僧伽共住的几项原则
　　本刊在上一期社论中，曾以（僧伽的安住）为题，略谈了僧伽无法安住道场的事实。今日台湾的道场，严格说起来，都是子孙家庙的格局，它最大的特色就是：一切寺院运作，完全由主事（持）者个人的佛法层次及性格好恶所决定，他人（甚至包括他的徒弟们）少有置喙的余地。寺院往往成为个人所属的“私产”，而非修学，住持及弘扬佛法的“公器”。僧伽所赖以生存及修道所需的佛教资源，百分之七八十都为这些私寺所有，其他没有寺院所属的出家人，如果也想要好好地安住道心，甚至有所作为一番，常常只有两路可走：好好地做一个家庙底下的“子孙”，或是，自己出来闯。在另一方面，由于私寺的浓厚个人色彩，在风格不同即难以共处的情况下，自身人才也不断地在流失。于是造成整个僧团的现象是：一方面是观念保守但缺乏人才的大寺院，另一方面则是流离失所的浪迹僧。前者由于活动与福报的扩张，而日趋轻浮俗化：后者则由于缺乏大众的摄受，而逐渐地退失道心。就这样，我们的僧团对内，已严重地失去了和合、清净与摄受的威德力；对外，则失去了白衣的敬信与依止，甚至已引起了白衣的质疑与失望!
　　对于台湾目前的寺院格局，本文并不打算去谈论如何改变的问题，因为这是一个历史共业的现象。它的存在，自有它历史、教育、经济以及社会文化等的因素，要去改变谈何容易?我们只是呼吁：未来将接棒的年轻一代僧伽，能在既有的共住基础上，依于原始佛陀的律制精神，为未来新加入的僧伽，开辟一个比现在更广阔的共住空间来。
　　以下几项原则的提出，相信无论对今日大小道场，在和合共住的问题上，都会有著或多或少的协助才是：
　　一、一切以道德为内涵：无论寺院的大与小，其管理是企业化还是传统化，我们都必须切记一个原则：我们所共住的，是一个“道”场!它是一个依于修道之共同意愿，而成就的结合，而非世俗事业机构的组合。这当中一切的生活、活动、建设与制度等，都应该以自他的智慧解脱为最高目标：一切的用人与领导，也都必须以清净无染的道德感召为手段，而不是世间的“利诱”，甚至“权术”。包括人员的来、去与考核，亦当如此，唯有真发道心的人才适合让他在本常住出家：也唯有真正有道德、能实学、实修而又无所求的常住众，才适合让他出任统理大众之职。我们要选德重于选才、清净重于名利、实修重于外表、解脱重于发展。
　　二、保持个人修道自由：原始佛教中的比丘，虽有界内共住、共羯磨的要求，然而基本上他们对于自己在修道上的安排却是非常自由、自主的，修与不修，如何修，这些都由自己的自由意志所决定的。所要求的，只是半月半月的和合诵戒、相互检讨言行知见得失而已。平日，共住僧除了依平等的原则（下提及） ，各自担任一份公众的事务，并从事一些公众所共同决定的某些共修行为（如果有的话）外，他们完全拥有自己的时间，可依自己的性向、需要而修行，不太需要考虑配合他人或常住的问题。甚至，在原始的僧团中，他们的住处也是在界内分散开来，互不影响的；必要时，他也可以透过正当的告假方式，离开大众云游四方，参师访道了无牵碍。这种自由的气氛，使得每个人学会必须时时策励自己、对自己、也对常住负责。最重要的是，他在常住中变得没有约束感和压迫感，他可以自由地培养他的修道生活，而不再以住常住为苦事了。
　　今天台湾道场之所以普遍缺乏这种气氛，乃是因为僧教育不健全，常住怕自由反而“宠坏了”新出家、道心不尚坚固的子弟。其次是因为出家的人太少，要做的事情又太多，工作占去太多时间，个人的自由也就相对地减少了。其三则是由于传统的师徒情结，把世俗子女为父母所拥有的“家族”思想带入了佛门所致。殊不知，徒弟对师父只是依止出家，而非为师所“拥有”。佛说：“吾亦在僧中”、“吾不摄僧”，师徒看法、理想不同是很稀松平常的事。甚至连佛陀都说“不摄僧一了，今天只是做了一下剃度仪式，就反而可以要求那个已经“辞亲割爱”的人一切的行为?想来有点矛盾。当知，师徒间的亲蜜关系，是依道德的感召而自然形成的，而非“家族”思想所强加其上的。不能好好受学，不能感恩图报，固然是徒弟的不对：然而强制地要求徒弟听命于己，将徒弟拥为私人所有，不能给予适当地自由发展，其实也正是一种放不下眷属思想的情结。
　　关于第一个原因，则必须以“教育”及“法治”
　　（以下当提及）来加以弥补。至于第二个原因，除了要适当地控制工作量、或采轮流的方式以外，就只能暂时取得大众的谅解了。
　　三、彼此平等泯除阶级：佛法是讲一切众生皆平等的，佛陀要我们“等念怨亲”，佛陀的一生都在消除印度的四种姓阶级制度。六和敬中所谓的“利和同均”与“戒和同守”，也正是佛陀要求我们僧伽平等的具体要求。
　　今天，常常一个道场为了事业运作上的方便，不得不有组织化的形式出现，因此也就容易形成权力、阶级与利养上的集中和不平等。当然，出家修道，并非为了在世俗条件上与人争取所谓的“平等”，然而，一个修道人的基本修道所需，及其修道意愿，是必须被平等照顾和尊重的。今天的修道人，常常缘于“常住需要”的理由，而被牺牲了个人的修道。问题是，所谓常住的需要，是由谁来决定的?可能只是少数人意见而已，这些意见并没有经由征询大众的过程，就很快地付诸施行了。如果这些都是与道相应的意见，倒也罢了，万一只是少数人杂染的念头所致，那清净的大众岂不成了合污者?再者，阶级和不平等所造成的权力集中，对于凡夫修道的我们来说，腐化将是迟早的事。因此，如何让道场这个大众赖以修行的修道公器，平等地由大众诸师所共同拥有、共同运作，正是今后避免道场腐化、斗争，让大众能安住共修的重要课题。
　　四、大众羯磨民主运作：平等，只是一个理想，要达成此一理想，必须藉由同住大众共同决议的民主羯磨方式来完成。佛陀在制戒的过程中，必定要集合界内大众：对僧团内公共的事务，或者个人的忏罪行为等，也都要求以大众讨论，一同通过的方式而付诸实行。这其中所表现的，正是以僧摄僧的民主精神。道场既是平等地为大众僧所共有、共享，僧团内的共同事务，当然也就应该在如法如律的前提下，经由大众的认可后才决定如何实行，而不应再由少数的特别份子所完全决定。
　　过去，由于民风未开、僧教育不彰，一般的僧人几乎都是戒律、僧事不知的“哑羊僧一。他们只是模糊地知道要“发心为常住一，甚至连什么才是修行本份事（譬如五夏学戒）也不知道。当有这么一天，群人聚在一块生活时，最方便的、最有效的，就是强而有力的个人权威领导，这也正是“祖师化”佛教的由来。原始佛法中的民主与法治，如今已完全由专制集权所取代。古时僧人多，寺院又都是十方的，生活与寺院活动亦较为单纯，非民主化的僧团，街不致于对个人的修行造成什么太大的妨碍。如今不但教育普及了，每个僧人对自己修行的路，也都有了自己的要求与看法。再加上寺院活动及社会风气的复杂化，而出家人却又普遍缺乏的情况之下，过度地集权化领导，而不考虑各人的修道兴趣，将会深深地扰乱修道人的安住!
　　因此，透过羯磨议事的举行，让每个共住僧都能参与修道环境事务的决策，这种平等原则下的民主运作，正是佛世时代僧团的共住模式。他们大部分以“大众默然”—无条件通过—的方式，来达成对公共事务运作的共识：然而必要时，他们也会以不记名投票的方式，来解决对不同意见的取舍。
　　民主运作，不一定全指开会及投票，事实上它所强调的，乃是平等共住大众间，密切的沟通与平等的相互尊重。这应该也是在“大家长”思想笼罩之下的台湾寺院，所最需要的精神吧!
　　五、提供解行教育环境：道场毕竟是修“道”的“场”所，大众师的共住，也都是为了修道的目的而来。如果只是盖大殿、斋堂、大寮，却没有一个清静的、较隐蔽而不受打扰的用功场所。或者是，既使有著一些经典、文具及教室等，可是整个常住却缺乏一种研究教理的气氛；每天除了庶务性的工作外，就是忙一些经忏或信徒法会之类的工作，整天忙下来，已无力再从事静修或教理研究了。这样的常住，无论如何地自由、方便与和合，除了没有道心的人以外，同样也是没有人能住下去的。尤其是许多初出家的年轻僧，在凡事不知的情况下，镇日忙碌于不知所以然的寺务工作，美其名叫修福报、修苦行。其实仔细在原始佛教中推敲，除了对那些年老、不识字或低教育水准的僧人有如此的安排之外，佛陀都是要求青年僧“五夏学戒”的。今天，在年轻人最需要充实、学习出家法的当下，却为了常住需要，或是常住无法教导的原因，而一味地以工作来要求青年僧，误以为苦行蛮干可以代表一切，这是极为不智而且危险的。
　　佛法当然绝对赞成服劳役、修福报，只是，在服劳之外，必须有著正见的薰习与法益的增上。传统观念中，往往死抓著「挑柴运水无非是禅”的话尾，误以为只要工作就能大悟，这是以偏概全的看法。殊不知，在挑柴运水之前，仍有著一段深入佛法的阶段，只是一直为后代人们所忽视罢了。何况愈到末世，烦恼的习性愈重，如果缺乏了解行的修学以为辅导，那么，无明互相激发的结果，大众的共住将只意味著一群烦恼的集合而已，是丝毫生不起和合僧团之威德的。
　　六、思想开放兼容并菩：佛法的思想是多元性的，而佛陀的思考方式也是开放的，佛陀鼓励他的弟子们多独立思考，透过判别之后，再来决定自己的信仰。这种广大思想包容性，在世界各大宗教中是独一无二的。然而，当中国佛教走八宗派制度之后，这种包容的心量就逐渐地消失了。影响所及，师父要求徒弟子、常住要求住众的，都是“书同文、车同轨”的“忠贞”思想。除了“正统”声音被容许之外，其他的声音，几乎都被判为“杂音”，而被有意无意地打压、排挤，如此将扼杀了佛教本有的多元开放性。
　　我们今后当提倡的是：众生的根性是干差万别的，因此需要有不同层次与形式的佛法予以教导。只要是佛陀所示的教法，虽然其圆满性有所不同，但我们都应该容许这些不同思想在我们周围存在，并适当地予以尊重和协助。
　　常常，我们总是一厢情愿地希望，所有常住的人都看一样的教理、修一样的法门，有工作大伙儿一起作，大伙儿一块谈天等等，事实上根本不可能!每人的思想性格不同，我们所能维持的，只是一个在“最低条件下”的松散结合罢了。只要基本的共住条件及佛法正见大众把握住了，他人不同的修行及思想风格，是可以由一个道场兼容并蓄的。否则，道场不但无法留住各类僧才，而且“单一化”的结果，也使道场本身僵化了，这些，无论如何都是我们自己的损失!
　　七、如法如律依法而治：此一原则，是所有原则当中，最为切要的。如果没有这项原则，道德原则只能成为空谈：自由、平等与民主的原则，终将成为堕落与破坏的借口；而之后的教育及开放原则也无真正的落实，甚至更会造成邪见混淆的自我伤害!
　　中国长久以来，就是人治重于法治，“祖师佛教”领导了中国佛教一千多年，常常是祖师说什么，比佛陀说什么来得管用，这正是中国佛教缺乏法治的最佳证明。然而人的智慧，究竟还是极有限的，而且“祖师”会死，会有从缺的时候。而法是佛陀究竟的智慧所揭示的，它才是历久弥新，具有超然绝对的权威性的。中国的传统道场，常常是有“家法”而没有律法，有“人法”而没有佛法。尤其是在“大乘”的口号之下，似乎没有不能开缘行方便的，有些团体的主事者，甚至以他狭隘的知见、经验，任意地解释佛法，援引经文以遂行个人的意志，这都是对佛教很大的伤害。因此，今天如果谈“自由”，而没有如法如律的制衡，那么住众将为所欲为地违犯戒律、制造邪知邪见以混淆人天眼目。如果谈“平等”而没有依法依律的要求，那么，徒弟可能就不再恭敬奉事师父，尼众也将不再尊重八敬法了，齐头假平等的结果，将使僧伦大乱。如果，谈“民主”而没有依法依律作前题，那么透过局部的多数决，恶性比丘将可否定佛法中既存的一切—戒、定、慧、解脱及解脱知见—岂不荒唐?如果谈“道德”，而不能虚心地仍以法和律做为辅助，则很有可能产生一种“道德膨胀”的效应—只要是苦修的、有异能力的，或看起来很有“道德”的人，他的一切知见、一切作为就都是合法的—这种“泛道德”的情结是非常无知而危险的，它不但会重新唤醒祖师佛教的梦靥，而且棺一不慎，还可能葬送了真正的佛法。再者，如果僧教育的内容，不能教导戒法及共住的规则（律制） ，而只是教授佛法的解脱知见，那么，将架空了学习僧的修学基础。如此一来，学僧一方面在自利的实践上，将不清楚自己该走的第一步是什么，另一方面，当大众共住出了问题时，除了逃避之外也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及解决问题。
　　最后，如果没有依法依律的标准，做为对外开放的尺度，那么，在开放的原则下，我们将无法阻止非法非律、邪知邪见或因地不真的出家人进入我们的僧团。我们甚至也无法去制裁或摒除那些，僧团内的邪恶或污秽份子，以达到僧团自律自清的目的。
　　佛法中的所谓法治，就是指一切僧事的处理，皆以佛法的戒律与正见为最高标准而言，一切与戒律及正见相违背的事物，即是违背了解脱的目的，皆必须予以修正或扬弃。这是僧伽和合共住的最后一项，也是最重要的一项原则。
　　以上所谈的七项原则，是本刊继上一期社论所谈问题的延申。今日僧人安住道场困难，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责任并不全在道场本身。本文只是先就一道场”本身的调整做出发，提出一些建议，以为有心同道参考。不圆满处应该很多，尚祈十方大德不吝垂教。
　　最后在结束本文之前，还必须一提的是，如此自由、开放的道场共住模式，是必须以常住众的“不断教育”为前提的。出家，是一种绝对须要学习的全新生活方式，而大众和合共住，更是需要大众一同学习和努力才能达成，它绝不是剃了头，穿上袈裟就自然可得的。唯有同住大众，有著成就和合僧团的共识与愿力，而不断的互相学习、教育有关共住的观念与方式，才是让道场能和合共住的最佳保证。
　　摘自《僧伽》第1卷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