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及其诗歌中的佛教色彩

陶渊明及其诗歌中的佛教色彩
　　王春华
　　在我国文学史上，自魏晋至南北朝，由于社会动乱，政治斗争复杂』口之南朝统治者苟安江左，在文学的发展上逐渐滋长了形式主义的风气。旨归老庄的玄言诗充斥于东晋，寄情闲适的山水诗又兴起于刘宋，虚浮华艳之词风靡一时。而生活在这一时期的陶渊明(365-427年)却独以其内容充实的诗篇，省净；中淡的风格，卓然高标，而成为我国公元4、5世纪最有成就的诗人之一。
　　陶渊明生活的东晋末年，是一个阶级矛盾尖锐复杂，社会生活动乱不安的时代。当权的门阀世族地主，大量兼并土地，奴役剥削大批田客和奴婢。《宋书，武帝纪》记载说，“山湖川泽，皆为豪强所专。小民薪采鱼钓，皆责税直”，以致“百姓流离，不得保其产业。”沉重的赋税和徭役，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迫使广大人民不断起来反抗。从宁康二年(374年)到太元十八年(393年)这19年中，农民暴动见于史书记载的就有6次之多。隆安三年(399年)，发生了以孙恩为首的较大规模的农民暴动，说明阶级斗争日益激烈。在这些暴动或起义被镇压下去以后，曾作为封建统治阶级镇压人民的官兵，又成了他们本阶级自行内讧和互相残杀的工具。开始是地方军阀王恭、殷仲堪同东晋中枢权贵王国宾等的兵连祸接，接着是刘裕与桓玄、刘毅、司马休之等的连年火拼。而且元兴二年(403年)到义熙十四年(418年)这15年间，桓玄和刘裕前后对东晋王朝发动了两次篡夺帝位的政变。凡此种种都引起了社会的大动荡和人民群众在战乱中的颠沛流离。
　　陶渊明是江州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江州，地处荆(荆州，今湖北、湖南一带)、扬(扬州，今江西、江苏一带)要；中，一直是封建军阀的必争之地。在频繁的战争骚乱下，这一地区所遭受的掠夺、蹂躏，比其它地方更加严重。江州一带长时期的动乱局势，使当地士大夫阶层看不到任何政治上发展的前途，从而丧失从政的信心，而扬州一带爆发的农民暴动消灭了大量的官僚和贵族，也使得他们把当官为宦视为畏途，因而遁离归隐成为一时风气。著名隐士翟矫、翟法赐、刘遗民等，都是江州浔阳这一带的人。生活在江州浔阳柴桑的陶渊明，对于当时社会现实的感受、认识应该和上述这些人是同样深刻的。所以，他逃禄归耕，终于成为“浔阳三隐”之一，是有深刻的社会根源的。
　　由于当时社会的混乱和不景气，住在浔阳柴桑的陶渊明，和一般衰乱时代的乡下读书人一样，生活得非常清苦。从陶渊明29岁弃官到他逝世，都在乡下种田，虽然偶得朋友的资助，也有挨饿乞食的时候。清贫的生活和淳朴的乡风，陶冶了他的安贫乐道和甘于淡泊的情操，也洗练了他洁净的诗风，使他易于与佛教结下一定的缘分。东晋末年，江州浔阳是个道教、佛教、经学、玄学各种思潮互相斗争的典型地区。生活在这个地区的陶渊明，无疑会受到上述各种思想的影响。
　　从社会关系上看，他的亲友以及与他交往的人中，有各种思想的信奉者和代表者。以佛教为例，庐山释慧远和他有来往，同他并称为“浔阳三隐”的朋友刘遗民、周续之也都是佛教徒。他的上司江州刺史王凝之和他的从弟陶敬远则是道教徒。以玄学来说，他的上司桓玄是坚持自然观的玄学派。以经学来说，他的朋友祖企、谢景夷等都是研究《祀经》的。不过，他却没有像他的这些朋友们那样，成为一个拘泥于某一宗派或某一宗教的信徒。他读各家的书，和各种人物接触，在无形中受他们的影响，像蜂儿采花酿蜜，把所吸收来的不同的东西融会成他自己的“心灵”。在这个心灵中，我们可以发现儒家和道家的成分，也可以发现一点佛家学说的种子(如陶诗里不仅提到“冥报”，而且谈到“空无”：“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又如其《形影神》诗中的这么几句：“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就是在一个佛教徒看，也未必如其洒脱)，而当这一因子在他的心灵焕发中流露出来时，他的诗歌里便充满了禅机。
　　鉴于诗歌主要是情感而不是思想的表现，我们有必要对陶渊明的感情生活做一个简单的分析。他的感情生活，正和他的思想一样，有许多的矛盾和：中突，不过，像一切伟大的诗人一样，他最终得到了调和静穆。我们读他的诗，都欣赏他的“：中淡”，却不知道这“；中淡”是从诸多的辛酸苦闷中得来的。我们须记起他极端的贫穷，他被逼去乞食，一杯之惠亦叫他心存“冥报”。穷还不算，他一生很少不在病中，这不能不叫他“既伤逝者，行自念也”，“从古皆有没，念之心中焦”。他对于儿子，本来“既见其生，实欲其可”，而事实上“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使他难免嗟叹“天运”。至于士大夫中的朋友，大半和他“语默殊势”，令他生起“息交绝游”的念头。连比较知己的像周续之、颜延之等也都转到刘宋去忙官，他送行说：“语默自殊势，亦知当乖分”，“路若经商山，为我少踌躇”，这话语中包含着多少的寂寞之感I再者，生在乱世的他，只是一个穷病书生，进不足以谋国，退不足以谋生，也叫他很忧愤，我们稍玩味“八表同昏，平路伊阻”，“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壑舟无须叟，引我不得住”诸诗的意义，便可领略到他内心的苦闷。
　　陶渊明诗歌中多篇提到酒，这是尽人皆知的，像许多嗜酒的人一样，他要借酒压住这心头极端的苦闷，忘记世间种种不称心的事。他常说“常恐大化尽，气力不及衰，拨置且莫念，一觞聊可挥”，”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数斟已复醉，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就像僧人通过修行坐禅要忘掉尘世一样，他要借酒忘去物我。世间许多醉酒的人们终止于刘伶的放诞，而陶渊明却由；中突达到了调和，当然，我们不能将此简单地归之于他的饮酒，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主要是因为他有着极丰富的精神生活和极深广的同情心。像一切大诗人一样，他有任何力量也不能剥夺的灵魂上的自由，在这“樊笼”以外，他发现了一个“天高任鸟飞”的宇宙。他游心于千载，发现许多可“尚友”的古人。他说”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这“贤”，一是指固贫守节的隐士，如张长公、袁安之类；一是指伯夷、叔齐、韩非等。他打破了现在的界限，也打破了与切身利害相关的小天地的界限，在他那里，人与物以及人与我的分别都已化除，只是一团和气，普运周流，人、我、物在他的世界中都能徜徉自得。他将自己的这种胸襟气韵贯注于外物，使外物的生命更活跃，情趣更丰富；同时也吸收外物的生命与情趣来扩充自己的胸襟。这一物我的回响交流，有如佛家所说的“千灯相照”，互映增辉。所以无论是白云孤鸟，时雨景风，或是新苗秋菊，他都手到成文，触目成趣。陶渊明情操的高妙就在于有这样深广的同情，他没有由苦闷落到颓唐放荡者，也正因为此。
　　陶渊明未必瞧得起其时莲社诸贤的“文字禅”，可是禅宗人物很少有比陶渊明更契于禅理的。据晋书{隐逸传》：“他性不解音，而蓄素琴一张，弦徽不具。每朋酒之会，则抚而和之，日：‘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这故事所指示的，并不是一般人所谓“风雅”，而是极高智慧的超脱。他的心中自有无限，所以不拘泥于一切迹象，在琴如此，在其他事物也是如此。昔人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为诗歌的胜境，陶渊明不但在诗歌里，而且在生活中，处处表现出这个胜境，所以笔者认为他达到了最高的禅境。慧远特别尊敬他，不是没有缘由的。
　　总之，陶渊明虽然在情感生活上经过极端的苦闷，然于诗文之中，却达到了极端的和谐肃穆。智慧和情感融成了一片，酿成了他极丰富的精神生活。他《时运》诗序中的最后一句话是”欣慨交心”，这句话可说是对他精神生活的一个概括。他有感慨，也有欣喜。唯其有感慨，那种欣喜是由；中突调和而彻悟人生世相的欣喜；唯其有欣喜，那种感慨有适当的调剂，不只是激奋佯狂，或是神经质的感伤。他对于人生的悲喜剧都能领悟。他的性格大体上很；中和平淡，但也有它刚毅果敢的一面，比如他从不肯束带见督邮。他的隐与侠也都与他这一方面的性格有关。他孝父母，爱弟妹，爱邻里，尤其酷爱子女，他的一大愿望是“亲戚共一处，子孙还相保”。可见，他的高超的胸襟并不有损于他的深广的同情，他的隐与侠也无害于他的平常人的面貌。他的为人和他的诗歌一样，都很淳朴，但是却不简单，是一个宏大的交响曲而不是一管一弦的清妙声响。
　　正因为他的胸怀和情操这样的博大，能够包容万物，陶渊明在中国诗人中的地位是很崇高的。可以和他比拟的，前只有屈原，后只有杜甫。屈原低徊往复，想象和风格都带着浓烈的浪漫、奇异的色彩，陶渊明则如秋潭月影，澈底莹洁，具有古典艺术的和谐静穆；杜甫还不免有意雕绘声色，锻炼字句，时有斧凿痕迹，而陶渊明则全是自然本色，到艺术极境而使人忘其为艺术。看似淡淡的诗句信手拈来，却都是至理真言，如“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即事如已高，何必升华嵩”，”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形迹凭化往，灵府长独闲”，诸句都含有心为物宰的至理，儒家所谓“浩然之气”，佛家所谓“澄圆妙明清净心”，要义不过如此。再如“有风自南，翼彼新苗”，“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众鸟欣有托，吾也爱吾庐”，“翩翩新来燕，双双入我庐。先巢故尚在，相将还旧居。自从分别来，门庭日荒芜。我心固非石，君情定何如”等，都含有冥忘物我、和气周流的妙谛，儒家所谓”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佛家所谓“梵我一如”，要义都不过如此。陶渊明无意于成为佛家、儒家或是道家中人，他只是浑然天成，容纳了百川，成为了一个在中国乃至世界上独树一帜的田园诗人。
　　(作者工作单位为浙江省社科院宗教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