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学大师与佛教文史学家──僧佑

律学大师与佛教文史学家──僧佑
　　僧佑（445-518），俗姓俞，祖籍彭城下邳（江苏徐州邳县），其父时才迁居建业（南京）。师在幼年随父母去拜佛，结果一至寺里，就欢欣跳跃，甚至不肯回家。父母乃成全他的意愿，允许他留在寺里，依止僧范和尚为师。
　　十四岁时，父母悄悄为他筹办婚事，他得知后，为避婚事，投奔到南京定林寺，从法达法师受学。法达法师戒行庄严，乃当时沙门之典范。僧佑竭诚奉师学习、非常精进，二十岁受了具足戒。之后，又从「精研律部、博涉经论」的法颖律师受学，研习当时流传最广的十诵律。师学律法十分用功，「竭思钻求，无懈昏晓」，历经二十余年的不懈努力，终于精通律部，甚至超过前贤先哲，成为当时的律学大师，在往后的数十年中，师主要的事业，略述如下：
　　１、弘扬律学，传授戒法。师晚年自述谓：「少受律学，刻意毘尼，旦夕讽持四十余载，春秋讲说七十余遍。」（《出三藏记集》卷十二）可知师持戒弘律之宏愿。由于师对戒律的深入研习与持守，因而深得齐梁两朝帝王的护持和僧俗的崇敬。齐竟陵王萧子良乃虔诚佛弟子，多次请师开讲律学，听众常达七、八百人。梁武帝对师更是深相礼遇，凡难以断决的重大僧事，皆令师审决，而师晚年患有脚疾，梁武帝特许师「乘舆入内殿，为六宫受戒。」
　　２、勤奋著述，编撰《法集》。师在弘扬律学、传授戒法之余，又努力于校阅经卷、整理经藏，广泛搜集佛教文论，编撰成《法集》。师在《法集》总目录序中说：「窃有坚誓，志是大乘，顶受方等，游心四含。加以山房寂远，泉清松密，以讲席间时，僧事余日，广讯众典，披览为业，对专日遗餐，或通夜继烛，短力共尺波争驰，浅识与寸阴竟晷，．．．．仰禀群经，傍采记传，事以类合，义以例分，．．．总其所集，凡有八部。」这八部著述，现只存《出三藏记集》、《释迦谱》、《弘明集》三部，其它五部均佚失，但其序言和目录保存在《出三藏记集》里，从中可大致了解编撰的内容。
　　３、监造佛像，庄严精美。在《法苑集》一书中，师搜集了许多关于佛教音乐、歌呗、梵舞、造像等方面的记载和文献，表现出师对佛教艺术的深厚兴趣和修养。特别是在造像艺术方面，师表现出卓越的才能。《高僧传》记载：「佑为性巧思，能自准心计，及匠人依标，尺寸无爽。故光宅、摄山大像及剡县石佛等。并请佑经始，准画仪则。」
　　由于师戒德庄严，博学多才，在齐梁两代，备受朝野崇敬，门庭极盛，有僧俗弟子一万多人。宝唱（撰《比丘尼传》）投师出家，咨禀经律，谓：「律师释僧佑，道心贞固，高行超邈，著述集记，振发宏要，宝唱不敏，预班二落，礼诵余日，捃拾遗漏。」又杰出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刘勰也依师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区别部类，广制文记，于定林寺，撰制经证。梁天监十七年（518），师卒于建初寺，享年七十四，葬于钟山定林寺旧墓，弟子正度立碑颂德，刘勰撰文。师所著之《出三藏记集》十五卷，记录编集了佛教三藏在印度的缘起，以及东土传译的三藏名录、三藏前序后记，和译传三藏的高僧传记。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师以前的各种经录在隋唐时均已「未见其本」，因而《出三藏记集》就成为现存最早而又最完整的经录了，因此凡研究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学术者，无不以此为第一手资料。换言之，这本书对于研究汉至梁佛教学术乃至研究整个中国佛教学术者，是不可或缺的。现前的大部头中国佛教史，没有哪一部不是大量引述《出三藏记集》中的内容资料的。又由于此书集录三藏缘起、名录、序文、列传于一书，因而保存了十分丰富的史料，具有多种利用价值，对后世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例如：
　　1、「名录」部份对汉至梁译撰的一切经论（由于当时南北阻隔，北朝译经收录不全）进行分类，甄别其同异和真伪，判明译撰人名和时代地点，让人藉此而了解汉至梁的佛教经藉状况。「名录」的分类方法，直接影响到隋唐时代的佛教经录家。
　　2、「经序」部份是了解汉至梁时代经论译传的背景、经过、时间、地点、译传者的重要依据，也是了解经论思想内容的重要文献。可以说，每篇经序实际上就是一篇内容提要，是一篇精辟的佛学论文，反映了古代学者们对佛经的理解，也使现今的学者们领会佛教经典的重要参考资料。「经序」是《出三藏记集》中最具思想特色的部份，其珍贵价值已为近世学者所称道。
　　3、「列传」部份是现存最早的僧传，它继承中国史书「列传」的传统，在佛教《经录》中首开「列传」，其史料多被宝唱的《名僧传》、慧皎的《高僧传》所采纳。
　　总之，师所著《出三藏记集》之文体与《汉书．艺文志》相似，属于佛教经录类；它提供了考证佛教译传源流之依据，也为后来佛教大藏经之编修有了轨迹可寻。本书在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上贡献至钜，无论在中国佛教学术史、目录文献学、思想文化史等多方面来说，占有特殊的地位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