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煜和他的词

　　李煜和他的词

　　在中国词史上，存词不多，但却以他词艺的精美而使人不能忘怀，而且在词史上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的一位词人，是五代时南唐著名的词人李煜。
　　李煜（９３７—９７８），字重光，初名从嘉，号钟隐，又称钟山隐士、莲峰居士等，徐州（今属江苏）人，一说湖州（今属浙江）人。他是南唐中主李璟第六子，璟卒继任为南唐国主，史称李后主。
　　作为一个小皇帝，李煜性骄侈，好声色，又崇奉佛教，整日宴饮游乐，不恤政事。他于宋太祖建隆二年（９６１）嗣位时，南唐已成为宋朝的属国，他无力自强，只能卑躬屈节，称臣纳贡，以求苟安。在这种情况下，他只是日夕与群臣酣宴，愁思悲歌，以诗酒来麻醉自己。开宝四年（９７１），他派遣七弟韩王从善到宋京师朝拜，被扣留不归，他亲笔上疏请求放人，也遭拒绝。开宝七年（９７４），宋太祖下诏要他亲自到宋京城朝拜，他称疾不行。第二年，宋即攻克金陵（今南京），他降后被带至汴京，宋太祖赐给他一个侮辱性的封号：“左千牛卫上将军违命侯”。此后，这个江南小皇帝便成了宋朝的阶下囚，过着一种“日夕只以眼泪洗面”的屈辱生活，最后被宋太宗派人用牵机药毒死。据说他的死同他入宋后写词思念故国有关，当是可信的。
　　李煜性聪敏，富于感情，好读书，工书善画，精通音律，诗、词、文章都写得不错，在文学艺术上有比较全面深厚的修养。据传他有文集三十卷行世，还有《杂说》百篇，在当时很被推崇，但都没有流传下来。今仅存诗十八首，断句若干，文七篇，词三十多首。他把词当作一种抒发内心思想感情的主要形式，倾注了很多心力，在他的创作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李煜的词，依据他生活上的变迁，大致可以划分为入宋以前和入宋以后两个时期。两个时期在词的内容和风格上有联系，但又有明显的不同。
　　前期的词，可以大别为三种情况：第一类，描写他酣歌醉舞、豪华享乐的宫廷生活。例如《浣溪沙》：
　　红日已高三丈透，金炉次第添香兽，红锦地衣随步皱。
　　佳人舞点金钗溜。酒恶时拈花蕊嗅，别殿遥闻箫鼓奏。
　　这首小词逼真生动地描写了宫廷中通宵达旦的歌舞宴饮、纵情享乐的情景，华贵的气息，欢乐的情绪，舞女们狂舞时的身姿与意态，都历历如在眼前。又如《玉楼春》（晚妆初了明肌雪），描写打扮得非常漂亮的宫女们列队翩翩起舞，伴奏的乐曲响彻云天；词人在尽情享乐之后闲步踏月而归，那样惬意，那样陶醉，把一个风流小皇帝的生活和感情表现得唯妙唯肖，淋漓尽致。《子夜歌》（寻春须是先春早）则写宫中赏春赋诗，在富贵气中又透出一点闲适和风雅，真实地表现出他那皇帝加文人的独特的身份和情趣。
　　第二类，写他跟后妃或歌女的艳情生活。如《一斛珠》：
　　晓妆初过，沈檀轻注些儿个，向人微露丁香颗。一曲清歌，暂引樱桃破。罗袖裛残殷色可，杯深旋被香醪涴，绣床斜凭娇无那；烂嚼红茸，笑向檀郎唾。
　　这首词是写歌女的。她精心梳妆，却又不是浓施脂粉；在情人面前，娇媚地吐出舌头，唱歌时轻轻绽开樱桃小口；饮酒时也是一副撒娇的神态，那酒湿了衣袖污了口也满不在乎；微醉时就娇困地斜靠在绣床上，把口中的红茸嚼嚼，淘气地笑着吐向自己心爱的情郎。短短不到六十个字的一首小词，活生生地刻画出一个人物，她的音容笑貌、情态心理，无不跃然纸上。更重要的是通过对歌女的刻画，含蓄而又巧妙地表现了词人和歌女的关系，表现了他对女色的沉醉般的欣赏，表现了人物间戏剧性的关系。
　　又如传为描写同小周后调情而作的三首《菩萨蛮》（花明月黯笼轻雾、蓬莱院闭天台女、铜簧韵脆锵寒竹），也是他写艳情的代表作。偷情幽会，轻佻调笑，暗送秋波，其情其景，如在目前。这些词作都反映了这个小皇帝在亡国以前宫廷生活的一个侧面。
　　第三类抒发离愁别绪。尽管他在上举的一些词里表现了对帝王生活的沉醉和美化，但他在亡国以前的生活并不是一切美满如意的，他也有排解不开的愁和恨。例如《喜迁莺》：
　　晓月坠，宿云微，无语枕频欹。梦回芳草思依依，天远雁声稀。 啼莺散，余花乱，寂寞画堂深院。片红休扫尽从伊，留待舞人归。
　　这首词抒发对一个女子的思念之情。月坠云稀，梦醒后更加深切地思念远方的离人。他所选择的种种物象：晓月、宿云、雁声、啼莺、残花、画堂等等，都是最能触发离愁别绪的。末二句最深沉含蓄，劝自己不要去扫那满地的落花，不仅因为离愁必然会引起的慵懒，而且更主要的是从中透露出急切地盼望离人归来，并相信她一定会归来的思想感情。
　　其他如《采桑子》（庭前春逐红英尽）、《长相思》（云一）、《谢新恩》（秦楼不见吹箫女）等，虽也涉及男女情爱，但那是写缠绵的相思情意，比之前一类，较少欢乐的情调和轻佻的意味，而写得比较深沉婉曲。有的词，也许作者是借男女之情来抒写怀抱，别有寄托。如《阮郎归》（东风吹水日衔山），明是写一个幽居独处的女子对离人的怀念，实际是为思念他被留居汴京的七弟从善而作，情辞凄苦，含意婉曲，除了思念弟弟，还隐寓着一种深沉的丧家亡国的危机感。有些词是抒写一般的离别之情的，如《清平乐》（别来春半）、《乌夜啼》（无言独上西楼）也写得深沉而哀痛。这些词所表现的凄苦情调、可能跟他丧子亡妻的不幸和日益迫促的家国危亡之忧有关。联系到他在大周后死后作的《感怀》、《梅花》、《书灵筵手巾》等诗中所表现的哀痛悲苦之情，以及陆游《南唐书》所载他在从善弟被留不归时“愈悲思，每凭高北望，泣下沾襟”的情景，李煜入宋以前的词在内容和风格上，就已从沉醉于豪华享乐的宫廷生活的华艳柔靡之风，开始转变为抒写愁怀的凄清哀怨之调。这种转变，不仅有踪迹可寻，而且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后期的词，主要内容是写他的故国之思和亡国之恨，更加发展了那种凄清、深沉、哀怨的风格特色。他那些为人传诵的名作，大多产生于这个时期。如《破阵子》（四十年来家国）、《望江南》（多少恨）、《子夜歌》（人生愁恨何能免）、《乌夜啼》（林花谢了春红）、《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浪淘沙》（帘外雨潺潺）等。其中最具艺术感染力而脍炙人口的是《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这首词，语语痛切，是发诸胸臆的亡国之音。写这首词时，已是李煜被俘入宋后的第二年，在寂寞难耐而又度日如年中，无数往事涌上心头。抚今追昔，即景抒情：东风和明月原都是十分美好的景象，但却勾起他对故国的无限思念，往日的生活历历如在目前，令人不堪回首。想象中华美的宫殿该是旧貌依然，但国家沦亡，山河改色，不能不使人愁恨满怀。末二句自问自答，以东流的一江春水来比喻愁情，写出了绵绵无尽又浩渺无边的情思，意境既阔大又深远，引起后世无数读者的共鸣和赞美。清人陈廷焯评云：“一声恸歌，如闻哀猿，呜咽缠绵，满纸血泪。”（《云韶集》卷一）无疑道出了许多人的共同感受。
　　在这些词中，他不断地回忆往事，眷恋故国，表现出无限的愁和恨，以及因愁和恨无法排解而产生的人生如梦的思想。但他所回忆眷恋的往事，不过是小皇帝豪华享乐的生活，即如词中所写的：“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破阵子》）；“还是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望江南》）一类。而他那无尽的“人生长恨”，也只是因为失掉了这种生活才产生的，也就是：“想得玉楼瑶殿影，空照秦淮”（《浪淘沙》）；“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虞美人》）；“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浪淘沙》）。
　　总的来看，李煜前期美化宫廷生活和描写艳情的词，缺乏社会内容和思想意义，带有明显的庸俗气息，格调不高；表现离愁别恨和后期抒写亡国之痛的词，虽然骨子里仍不过是贪恋帝王生活，但因遭遇变故，包含了一些带普遍意义的人生体验，内容有所扩大，能引起封建社会中许多失意的士大夫的共鸣，在今天也还不失它的认识意义和审美价值。
　　李煜词能得到人们的广泛喜爱并在词史上产生较大的影响，主要的还在于它在艺术上的造诣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词这种形式到了李煜手里，变成了一种能自由抒写情怀的有力工具，在艺术表现上臻于成熟。具体地说，李煜的词在艺术上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直抒胸臆，略无讳饰，表现从生活里得来的真情实感，毫无矫揉造作之态。在表现手法上多用白描，明白率直，改变了晚唐以来不少词人惯用的曲折隐晦的手法。周济说：“李后主词如生马驹，不受控捉”，并称赞它“粗服乱头，不掩国色”（《介存斋论词杂著》）；王国维也称他有“赤子之心”，“真所谓以血书者也”（《人间词话》），都是指的这一特色。
　　第二，有很高的艺术概括力，通过具体的意境、形象，表现出人生中某种具有典型意义的感受、意绪和体验（主要是愁和恨），因而能引起异时异地虽然具体的生活遭遇不同却同具愁和恨感情的人的共鸣。例如：“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清平乐》）、“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对于那种离恨愁肠缠绵郁结、深远不绝的描写，就具有很高的典型性和概括力，能道出各种各样抱愁怀恨的人们的共同感受。
　　第三，通过具体的形象来写人、写景、写情，不流于空泛，使读者读来可感可触，特别是对一些抽象而难于捕捉的思绪情怀，因为写得非常具体生动，就能触发读者的联想，大大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就写情来说，化抽象为具体，大概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直接以可感的形象来引起读者的想象，从而体会到抒情主人公的意绪和心境。如“粉英含蕊自低昂”（《谢新恩》），“百尺虾须在玉钩”（《采桑子》），就通过自低昂的花枝和垂挂在玉钩上的长帘，使人具体地感受到作者那孤寂的处境和慵懒而毫无生趣的心情。另一种是通过比喻，将很难表现的一种思绪，具体化为一种可感的视觉形象，从而引起读者的共鸣。如上面提到过的以春草比喻离恨，以东流的春水比喻长愁，就是很著名的例子。
　　第四，语言自然、精炼、明净，在古典诗词中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不少词句，明白如话，似脱口而出，实际是经过精心的提炼而不露一点痕迹，流畅而富于情韵，明净而含蕴丰富，不浅、不露、不生、不涩。
　　李煜的词虽然思想价值不是很高，但也有一定的社会内容，而且艺术性很强，作为一笔文学遗产，还是不应该被忽视的。从词的发展来看，比之“花间”词，它扩大了词的境界，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提高了词的表现力，打破了那种“镂玉雕琼”、“裁花剪叶”的作风，对宋词的繁荣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王世贞说：“花间犹伤促碎，至南唐李王父子妙矣。”（《弇州山人词评》）王国维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人间词话》）这些评价，都是言之有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