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出家二众之伦理——评忏尼《八敬法的认识与实践》上篇

论出家二众之伦理——评忏尼《八敬法的认识与实践》上篇
　　个人向来尊重佛教伦理，也向来对比丘行以敬法，所以基本上还下是那种倡言“比丘也应该可以顶礼比丘尼”论者，但是，读了忏尼比丘尼的文章（刊于第一卷第四期） ，还是深深觉得：如此妄自菲薄，妄自卑贬，实在是大可不必!
　　文中言“有人说八敬法是后人伪造的”，下知是谁说?事实上，所有的经律论，皆是佛弟子之所记述，早期经典更是师资口耳辗转传授，故名“阿含”（Asama。若因彼非佛所亲记，即称“伪造”，则一大藏经何莫非“伪造”之作?所以佛弟子所记，只要符合根本法印，仍不可率尔称“伪”，这一点，古印度即有“修多罗相应，下越晷尼，下违法性”之认辨标准，兹不赘述。所以，八敬法的妥当与否，不宜用“伪造”二字打发了事。
　　但是忏尼文中诸多观念，也实在是大开民主倒车，令人不敢领教。比如：
　　文中称“今日台湾教育已经不太重视伦理道德，男女的关系也由开放变得随便。因此，在社会上往往女人可以随意支使男众做事……平日支使男众已成习惯的女众，一旦出了家，在不知八敬法为何物的情况下，随欲支使比丘做事以为是理所当然的。”这段话，完全不知今世男女平权之真义何在!试问男女平等就是“开放”与“随便”吗?“平等一只是强调互相的尊重与体恤，在“平等”的理念下，“女人可以随便支使男众做事”和“男人可以随便支使女众做事”都是严重违反“平等”精神的“大女人主义”与“大男人主义”，这扯不上什么“伦理关系”的一随便”或“开放”，大有两性关系“随便”或“开放”者，依然在下平等的心态中打转!
　　而女众出家，自组女众僧团，本扯下上“随欲支使比丘做事”的关系，但如果是同在一个佛教事业单位或校园中，自有其“工作伦理”与“校园伦理”。比如：尼师若当主管，请属下男众企划某事，或是尼师身兼教职，请比丘学生缴交作业，若都要在“八敬法”的钳制之下，责备其“随欲支使比丘做事”，岂下是殊属过份!岂不也是破坏另一种“伦理”!我们可下可以调整尊卑心态，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讨论男女二众如何互补有无，互为精神上的奥援，而不要老是在“谁支使谁”的奴性意识型态下打转?
　　敬法虽非伪造，但正好反映了古印度尊男卑女的社会现实。北印度之雅利安民族，原属游牧民族。游牧民族仗恃体力以维生。大凡一个社会中，如果是重视体力胜于重视心力，则其社会结构大抵是男尊女卑，因为体力方面，男子当然超过女人的（但也有些例外的母系社会） 。所以这种父系结构的社会，不断用习俗、制度、教育等等诸多力量，钳制女性，甚至不断提醒女性，让她们感觉自身之秽恶、卑贱，也由于女性教育权的剥夺，就益发让女子大部分在下识之无的弱智情况下安安份份地相夫教子，甚至公然把男性之“开放随便”当做风流韵事，女性则强调其须“从一而终” ，中国唐代以后，甚至以“贞节牌坊”之类利诱为饵，让女性服服贴贴地做男性奴隶。此所以民初有人以之为“吃人的礼教”而倡言推翻。印度的重男轻女更加严酷，他们甚至标榜夫死而妻殉葬之“美德”，在丈夫举行火葬时，跳到火堆之中活活焚死以示贞节，印人则推举此种行径为“烈女” “烈妇”。在西元前四世纪，亚历山大侵印之时，已见此一现象，尚幸英人殖民之后，才强行立法制止此一 “美德”。
　　古时不分中外，那些钳制女性的单面道德要求，都经不起理性的检验，而暴露出理学先生、礼教专家的自私与伪善。直到近代，社会经济结构已经改变了，不纯粹以劳力取胜，劳力的蓝领阶级，反而多在社会之中下阶层；而智力则益趋重要，所以在种种劳心事业之中，我们看到杰出女性的成就，毫不亚于男子。在这种情况下，女性尊严慢慢被肯定了：这下纯粹是女权运动的成果，相反的，女性实力的展现，才是女权运动的触媒。
　　若了解整个大环境，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女众出家”与“敬法”的问题，就容易了解经典所透露出来的消息。那是个女众极端没有地位的时代，女众因教育程度不高，连带的也有些心胸狭窄的毛病：她们进入僧团，一来要提高法义上的学养，二来要纠正这些毛病，所以世尊不得不为她们厘订从比丘僧以受教的敬法：由于女众先天的体力不如男众，独处恐有梵行难，与男众杂处又可能破坏彼此的梵行，所以世尊对女众出家一事，多所犹豫，而诸多戒律看似对女众有额外要求，其实是为了保护女众，并非歧视女众。
　　本来比丘有教导尼众的义务，尼众也有师事大僧的义务，这其中，有多少的互相成全与互相尊重之精神!敬法的原意，绝非把尼众塑造成比丘的奴才，作为比丘“支使”的工具。但是重男轻女的社会成见根深蒂固，自不会不影响佛弟子的心态，所以在佛弟子结集的经律之中，处处强调女众罪重，有八十四丑态，八万四千匿态，不但以，“毒树”、“毒蛇”譬之，其至还有女众所在则“树木枯燥，举石燋旱、禽兽饥饿、水泉竭尽”，连死人都不得其安…等等无所下用其极的过份话!
　　像这些，只要稍有头脑的人，也知道是无稽之谈，但是遗憾的是·，忏尼不但二举出，而且二用来证实女众之为“祸水”，连中国那些刻薄侮辱女性的常谈，如“最毒女人心” 、 “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也二如数家珍而倒用之。这种没有一点自尊自重的做法，看似谦卑，其实流露的是何等自虐式的“卑慢”!在心理学上，自虐与虐人其实是一体两面的，唯有自尊自重，才真正懂得如何尊人重人!
　　我们为什么就不动脑筋想想：佛陀可会说出这些没有水准的话?当然不会!所以大乘经中，对这种压抑女性的做法，就作了若干调整：善财所参礼者，不乏杰出之女性，龙女八岁成道，胜鬘夫人作狮子吼，天女为舍利弗说法……，这些都无异是推翻类似《大爱道比丘尼戒经》的经证!再者，且不论女众能不能成佛，但阿含经中多有女众证阿罗汉的记载，难道他们连圣果都可成就了，反而不得做转轮圣王吗?而那一大堆“丑态”，难道男众就没有吗?且依世间现实来看，那些发起战端而陷苍生于浩劫之中，让世界“举石熏早、树木枯燥、……”的，岂不大都是男众?若说唯心所现的世界是如此如此，还真是男众的“贪嗔痴心”所感的成份居多呢!
　　就因为比丘众中，仍不乏学养深厚而崇街平等的可敬法师如印顺导师、圣严法师等，所以他们从学理上分析敬法内涵与背景，而下是如忏尼所言：“以示对我们女众大量”，也不是因为“比丘尼做大事的愈来愈多了”，更谈不上什么“台湾比丘需要比丘尼帮忙做事”的因素，这些话可说是无形中贬低了那些男众法师的人格，仿佛他们是为了某种理由不得不向女众表态似的。
　　而“敬法”本身的内容，还有极多可以探讨的，印顺导师在其《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及《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之中，均详述及，值得吾人细心检读。他依文献学的比对，将八法分为三种，第一是四项“尊法”，为各部律中一致的规定：
　　一、于两众中受具足。
　　二、半月从比丘僧请教诫、问布萨。
　　三、不得无比丘住处住（安居） 。
　　四、安居已，于两众行自恣。
　　对于这些规定，他从当时的社会背景留意女众的弱势，而提出教育意义大于地位意义的看法，认为这是比丘僧为了比丘尼僧之和乐清净而负起道义上的责任。
　　此四尊法若有毁犯，则以“摩那堙”处置之。另有三则，是礼貌上的尊敬：
　　一、受具百岁，应迎礼新受具比丘。
　　二、不得呵骂比丘。
　　三、不得举比丘罪。
　　若将二众关系定位于“师生”上，则基于“尊师重道”的立场，此三规定之用意可解。故八敬法大体是教育意义之四则、礼貌意义之三则，再加上处分意义之一则构成的八则尊法。但一概以摩那唾罪论处，则导师亦认为一未免过份苛刻”，并对这种规制之变质，直下指出其间参杂的个人心理好恶：
　　“从释尊涅槃后，摩诃迦叶等上座比丘，对比丘尼出家所持的厌恶态度，可以想见从“算法”而集成“八算法”的目的。 “算法”已不是对比丘尼应有的监护（是否如法）与教育，而成为对比丘尼的严加管理，造成比丘对比丘尼的权威。”
　　至于经律中每偏重于呵责女色，他认为是“由于佛法多为比丘说”：
　　“如说：“女人梵行垢，女则累世间”。……其实，如为女众说法，不就是“男人梵行垢，男则累世间”吗?”
　　所以他的结论可以让自认为“丑态”万千的忏尼比丘尼好好反省：
　　二一千多年的佛法，一直在男众手里。不能发扬佛法的男女平等精神，不能扶助女众，提高女众，反而多少倾向于重男轻女，甚至鄙弃女众，厌恶女众，以为女众不可教，这实在是对于佛法的歪曲!”
　　即使是“下得举比丘过”，也要看场合。像比丘的一二不定法”，即允许“可信优婆夷”检举男众疑似犯淫之过失，难道女众一出家，就比优婆夷还卑贱了，连正常的举发男众过失都不可以了吗?《四分律》中就有一段记载：六群比丘教诫比丘尼，下说法要，但说种种世论，并做种种嬉闹，大爱道即往世尊所告发此事，由是世尊制订规炬，比丘要“成就十法”才能教授比丘尼。 这不是“举比丘过”又是什么?
　　所以我个人向来认为：修道女众，无须计较敬法的公下公平，正好用“敬法”来磨练其心，折伏骄慢。慢说是顶礼比丘，就是狗子亦有佛性，如果戒律允许的话，我也愿意效法常不轻菩萨，对狗子施以礼敬。但是若要把敬法看成是“能令佛法常住在世”的万灵丹，当做是女众“往生”或“转女成男”的保证书，如忏尼一般，那是我的理智做下到的事情。要把女众说到如许卑贱，如许罪深障重。如许天地下容，我更觉得毫无事实根据，只是发泄了大男人主义的心情而已!我不认为女众去争平等有何修道上的意义，但我更不认为女众迹近自虐的夸大自己的万般不是，对修道就有何裨益可言。真正懂得尊重男众的女人，绝不是如此轻贱自己的女人!
　　有时候，“尽信书不如无书”，希望我们能留意把握佛法的精华，而不是拾取古人之糟粕而奉为圭臬。否则我们就无以养成真正独立思考与判断的能力，而难免让“三世佛冤”!
　　摘自《僧伽》第2卷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