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四大高僧与三教合一

明代四大高僧与三教合一

　　洪修平

　　儒佛道三教在中国历史上虽时有争论，有时这种争论还达到相当激烈的程度，但三教融合的总趋势却始终不变，三教一致、三教合一的呼声也不断出现，唐宋之际更是形成了绵延上千年之久、成为中国学术思想发展主流的三教合一思潮。到明代时，三教仍在儒学为主导、佛道相辅助的基本格局下继续融合，并在融合中持续发展。从佛教方面来看，由于宋明理学被确立为封建的正统思想，因而佛教在内外融合的同时，更表现出了对新儒学的迎合。三教合一、会通儒学既是当时名僧禅师的共同主张，也是他们思想的主要特点。明代最有影响的四位佛教大师，即并称为明代佛教四大家的云栖株宏、紫柏真可、憨山德清、蒲益智旭，他们的思想虽各有特色，但也都反映了当时佛教内部以及佛教与儒、道趋于融合的基本特点。本文即拟对明代四大高僧的主要思想及特点作一概要的论述，以求从一个侧面来了解明代佛教的基本特点。

　　一、云栖络宏

　　袾宏(1535-1615)，俗姓沈，字佛慧，自号莲池，晚年居杭州云栖寺，故世称莲池大师或云栖大师。少为儒生，以孝著称。三十二岁出家，受具足戒后，云游诸方，遍参知识。他归心净土而又兼重禅教律，自云“主以净土，而冬专坐禅，余兼讲诵。”他提倡的净土法门是以“持名念佛”为中心，认为“念佛一门，止观双备。”他大力强调持名念佛的易行与功高，指出：“观法理微，众生心杂，杂心修观，观想难成。大圣悲怜，直劝专持名号。良由称名易故，相续即生。此阐扬持名念佛之功，最为往生净土之要。若其持名深达实相，则与妙观同功。”同时，他又以念佛来会通禅教律，认为“若人持律，律是佛制，正好念佛；若人看经，经是佛说，正好念佛；若人参禅，禅是佛心，正好念佛。”他还认为，若人不读经看教，便无从了知有净土阿弥陀，也就不会念佛，亦不能真正参禅有所悟解，因此，他联系自己的实际而常劝人重视经教，他说：予一生崇尚念佛，然勤勤恳恳劝人看教，何以故?

　　念佛之说，何自来乎?非金口所宣，明载简册，今日众生何由而知十万亿刹之外有阿弥陀也?其参禅者，藉口教外别传，不知离教而参是邪因也，离教而悟是邪解也。饶汝参而得悟，必须以教印证，不与教合，悉邪也。是故，……学佛者必以三藏十二部为模楷。

　　株宏本人对华严教义十分精通，曾以华严宗的“五教”判教说来判释《阿弥陀经》，认为此经摄于“顿教”而兼通“大乘终教”和“圆教”这前后二教。他对佛教的戒律行仪也有所发挥。他的《具戒便蒙》等建立了律制的范例。他所修订的《瑜伽焰口》、《水陆法会仪轨》及《朝暮二时课诵》等仪式则一直流传至今。

　　株宏在“极力主张净土，赞戒、赞教、赞禅”(智旭语)的同时，也大力主张儒佛道三教的一致论，强调三教“理无二致”、“三教一家”。他说：

　　三教……理无二致，而深浅历然；深浅虽殊，而同归一理。此所以为三教一家也。

　　他还特别地调和儒家与佛教，认为“儒主治世，佛主出世”，佛能“阴助王化之所不及”，儒则能“显助佛法之所不及”，因此，“核实而论，则儒与佛，不相病而相资。……知此，则不当两相非，而当交相赞也”。

　　由于株宏思想的调和性与兼融性，因此，他受到了佛教内外普遍的推崇。，净土宗推他为“莲宗第八祖”(悟开《莲宗九祖传略》)，华严宗则以他为圭峰宗密下第二十二世(守一《宗教律诸宗演变》)，“天下名公巨卿”也都倾心师事之。德清将他誉之为“法门之周孔”，认为他“才，足以经世；悟，足以传心；教，足以契机；戒，足以护法；操，足以励世；规，足以救弊。……可谓法门得佛之全体大用者也。”评价可谓之高。他的弟子很多，次第及门问道者成百上千，其中又以居士为多。

　　株宏一生著述甚丰，有《禅关策进》一卷、《阿弥陀经疏钞》四卷、《梵网菩萨戒经义疏发隐》七卷、《具戒便蒙》一卷、《竹窗随笔》三卷、《云栖遗稿》三卷等三十余种，由其僧俗弟子按“释经”、“辑古”和“手著”三大类汇集为《云栖法汇》，现有金陵刻经处的刻本流通于世。

　　二、紫柏真可

　　真可(1543-1603)，俗姓沈，字达观，号紫柏。吴江(今属江苏)人。少任侠，自云“本杀猪屠狗之夫，唯知饮洒啖肉，恃醉使气而已。”年十七，仗剑远游塞上，行至苏州，遇虎丘僧明觉，便从之出家。出家后常闭户读书。年二十，受具足戒。此后，游方各地，遍访诸师，但并没有专一的师承。曾人庐山学法相义，X．55~台从受老宿指授。万历元年(1573)至京师，于名僧遍融门下参学。他誓志振兴禅宗，随处兴修天下古刹，但从未应请担任过住持，亦未曾开堂传法，都是应机接引，随处指点而已。

　　真可十分强调文字的重要作用，认为“文字，佛语也；观照，佛心也；由佛语而达佛心，此从凡而至圣者也。”他曾说：“释迦文佛，以文设教，故文殊师利以文字三昧辅释迦文。”因此，“凡佛弟子，不通文字般若，即不得观照般若；若不通观照般若，必不能契会实相般若”。针对当时一些不立文字的参禅者，他尖锐地指出：“今天下学佛者，必欲排去文字，一超直入如来地。志则高矣，吾恐画饼不能充饥也。”在他看来，“此娑婆世界，非以文字三昧鼓舞佛法，法安可行!”他也不赞成那种“以为禅家古德机缘可以悟道，悟道断不在教乘上”或“以为念佛求生净土”远胜于参禅看教等说法，曾专门批驳了此类的“七大错”。

　　文字经教对于学佛悟道既然十分重要，当然就不可不要。真可鉴于过去梵夹本《大藏经》卷帙重多，阅读十分不便，乃“欲刻方册，易为流通”。遂于万历十七年(1589)在五台山妙德庵以明《北藏》为基础，校明《南藏》，创刻方册大藏经。由其弟子道开、如奇等人主持。后因山中寒苦，不便刻经工作，便又移至浙江余杭径山寂照庵续刻，是为《嘉兴藏》(亦称《径山藏》)。

　　在思想上，真可对佛教各宗和儒佛道三教也采取了调和的态度。时人曾言：达观可大师“最可敬者，不以释迦压孔老，不以内典废子史。于佛法中，不以宗压教，不以性废相，不以贤首废天台。盖其见地融朗，圆摄万法，故横口所说，无挂碍，无偏党。与偎墙倚壁、随人妍媸者，大不侔矣。”真可认为，就教而言，“法相如波，法性如水”，波即水，水即波，法相宗与法性宗应该是融通为一的。就禅与教而言，“宗、教虽分派，然不越乎佛语与佛心。传佛心者，谓之宗主，传佛语者，谓之教主”，传佛语而明佛心，传佛心而无违佛语，禅宗与教门各派也是一致的。因此，他强调：

　　性宗通而相宗不通，事终不圆；相宗通而性宗不通，理终不彻。……纵性相俱通而不通禅宗，机终不活。

　　真可自己虽以禅为重，但他对天台、华严与唯识等教义也是颇有研究的，均有专著存世。对于儒、佛、道，真可也强调三教一致、三教同源，认为儒佛道三教“门墙虽异本相同’，，均发源于“身心之初”“湛然圆满而独异”的先天“妙心’，。他特别会通儒佛，曾把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五常”说成是“人人本自有’’的“五如来”，要人归依礼敬“五常”而成就佛果。

　　力历三十一年(1603)，京城发生了“妖书”事件，即有一部关于宫廷内部倾轧的匿名书，称神宗要改立太子。皇上震怒，下令搜索犯人。“交结士夫”、“时时游贵人门”的真可遭人诬陷而被捕，年底死于狱中。后有德清为之撰《塔铭》，陆符为之作《传》，其著作被编为《紫柏尊者全集》三十卷和《紫柏尊者别集》四卷，另有附录一卷。他的僧俗弟子很多，从之问道者更众。著名文人冯梦祯、汤显祖等都曾从之问学，钱谦益、董其昌等则都曾撰文赞颂他。德清在《塔铭》中称其宗风足以“远追临济，上接大慧”，并在《紫柏老人集序》中称他“虽未踞华座，竖槌拂，然足迹所至半天下。无论宰官、居士，望影归心、见形折节者，不可亿计。”可见其在明代佛教界的名望和在社会上的影响。

　　三、憨山德清

　　德清(1546—1623)，俗姓蔡，字澄印，号憨山。自幼即受佛教影响，年十二，被送至寺院攻读儒书。年十七即通诗书。年十九到金陵栖霞山出家，先从禅净双修而又深达华严教义的云谷法会学禅，又从无极明信听讲《华严玄谈》，并受具足戒，后又从法会受净土念佛法门，自云“尽焚弃所习，专意参究一事，未得其要，乃专心念佛，日夜不断。”隆庆五年(1571)，开始云游各地。先北上入京，听讲《法华》与唯识，并于遍融真圆与笑岩德宝门下请示禅要。万历元年(1573)游五台山，爱北台憨山的奇秀，遂默取为号。回北京不久，又赴五台山。曾在山上讲《华严玄谈》，“十方云集僧俗，每日不下万众”。万历十一年(1583)，德清离五台，前往东海牢山(今山东青岛崂山)，诛茅结庐以住。皇太后曾遣使送三千金，以修庵居，但德清将此全数救济灾民。万历十四年(1586)，神宗敕颁十五部《大藏经》，散施天下名山，太后送牢山一部，并建海印寺，请憨山主持。

　　万历二十三年(1595)，神宗不满太后为佛事化费太多，迁罪于德清，以“私创寺院”的罪名将德清发配充军至广东雷州。在广东期间，德清曾人曹溪，修复了六祖惠能的开山道场南华寺(即原来的“宝林寺”，宋初赐名“南华禅寺”)，并任住持，大弘禅学，因而他也被称为“中兴”曹溪的祖师。

　　德清得到赦免以后，曾先后人湖南，至九江，登庐山，又游杭州，到苏州，并一度定居于庐山五乳峰法云寺，为众开讲《法华》、《楞严》、《金刚》、《起信》、《唯识》诸经论，撰成《华严经纲要》八十卷，效仿慧远六时礼念，修持净业。天启二年(1622)，又回到曹溪，并于次年去世。

　　从德清一生的经历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师承不拘于一人一家，学说不拘于一宗一派。吴应宾在《憨山大师塔铭》中说：“纵其乐说无碍之辩，曲示单传，而熔人一尘法界，似圭峰(宗密)；解说文字般若，而多得世间障难，似觉范(慧洪)；森罗万行以宗一心，而产无生往生之土，又似永明(延寿)。”表明他是一个禅教并重、禅净双修的禅宗僧人。

　　德清在教理上较重华严，主张禅与教的融合。他认为，“佛祖一心，教禅一致”，参禅人应该“以教印心”而不应该“动即呵教”。他在《刻起信论直解序》中甚至说：与其“固守妄想、增长我慢为参禅”，“不若亲持经论为般若之正因种子也”，他称自己作《楞伽笔记》、《楞严悬镜》等经注，“是皆即教乘而指归向上一路”。针对当时“弃教参禅”和“性相之执”的偏见偏行，他反复强调：性相二宗，同出一源‘；禅教二门，同归佛心；性相、禅教是本无差别的。他说：

　　吾佛世尊，摄化群生，所说法门，方便非一。而始终法要，有性相二宗，以其机有大小，故教有顿渐之设。末后分为禅教二门：教则引摄三根，禅则顿悟一心。如一大藏教，千七百公案，其来尚矣。

　　据此，他大力倡导“性相双融”、禅教并重，认为“虽性相教禅，皆显一心之妙，……是则毁相者不达法性，斥教者不达佛心”，若“执教者迷宗，执禅者毁教，皆不达佛了义之旨耳”。

　　在以禅会教的同时，德清还主张禅净双修。他认为，以禅为高而薄净土是不对的，他甚至说“净土一门，修念佛三昧，此又统摄三根、圆收顿渐，一生取办，无越此者。”因此，他十分强调在参禅的同时兼修净土，认为参禅念佛是相资为用、无二无别的。他说：佛祖修行之要，唯有禅净二门。……且念佛即是参禅，更无二法。

　　吾佛说法，……百千法门，……其最要者，为参禅念佛而已。……故初参禅未悟之时，非念佛无以净自心，然心净即悟心也。菩萨既悟，而不舍念佛，是则非念佛无以成正觉。安知诸祖不以念佛而悟心耶?若念佛念到一心不乱，烦恼消除，了明自心，即名为悟。

　　如此念佛，即是参禅。……故从前诸祖，皆不舍净土。如此则念佛即是参禅，参禅乃生净土，……而禅净分别之见，以此全消。即诸佛出世，亦不异此说。若舍此别生妄议，皆是魔说，非佛法也。

　　据此，他得出结论：“是故，念佛参禅兼修之行，极为稳当法门。”

　　德清在佛教内部主张禅教一致、禅净双修的同时，对外也大力宣扬儒、佛、道三教合一，特别是援儒人佛，以佛释儒。他曾把三教说成是为学的“三要”，并认为三要在于一心。他说：为学有三要：所谓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此三者，经世、出世之学备矣。缺一则偏，缺二则隘，三者无一而称人者，则肖之而已。……然是三者之要在一心，……一得而天下之理得矣。

他还进一步提出了三教一理、三圣一体的说法，认为若以三界唯心、万法唯识而观，则“三教本来一理”，“三圣本来一体”。“由是证知，孔子，人乘之圣也，故奉天以治人；老子，天乘之圣也，故清净无欲，离人而人天；……佛则超圣凡之圣也，故能圣能凡，在天而天，在人而人，乃至异类分形，无往而不入。”根据这种三教一致、三教互补、为学不可偏废的观点，德清本人不仅精究佛理，而且博通儒、道。除佛教著作外，他还撰有《大学纲目决疑》、《大学中庸直解指》、《春秋左氏心法》、《老子道德经注》、《庄子内篇注》、《观老庄影响说》等等。他以佛教禅学思想来解释《大学》；用唯识理论来解释《老子》；还把佛教的“五戒”说成就是儒家的“五常”，把孔子的克己、归仁说成是佛教的禅定、顿悟；甚至说“孔老即佛之化身”。德清所强调的“三教圣人，所同者心，所异者迹也。……”心迹相忘，则万派朝宗，百川一味”，显然是当时三教合一的时代思潮的直接反映。

　　德清的佛教著作也很多，内容涉及性相、空有、禅教等许多方面。现有其门徒汇编的《憨山老人梦游全集》五十五卷流通于世。

　　四、鳞益智旭

　　智旭(1599-1655)，俗姓钟，名“际明”，又名“声”，字振之，别号“八不道人”，晚称“蒲益老人”。苏州吴县木渎人。少时习儒，曾“誓灭释老”，“作论数十篇辟异端”。十七岁时因读株宏的《自知录序》和《竹窗随笔》等，“乃不谤佛，取所著《辟佛论》焚之”。二十四岁时从德清的弟子雪岭剃度出家，命名智旭，后于袾宏塔前受具足戒和菩萨戒。二十七岁起遍阅律藏，因见宗门流弊，乃决意弘律。三十二岁时，拟注《梵网》而作四阄(一曰宗贤首、二曰宗天台、三曰宗慈恩、四曰自立宗)问佛，拈得台宗阄。于是究心于天台教理，但并不以台家子孙自居，“以近世台家与禅宗、贤首、慈恩，各执门庭，不能和合故也”，表明他虽重天台，而兼弘禅教律各家学说。三十三岁始人浙江孝丰(今浙江安吉)灵峰。后又游方各地，遍学法相、禅、律、华严、天台、净土诸宗教义，不断从事讲说与著述。晚年定居灵峰寺。

　　智旭在思想上追随株宏、真可与德清，“融会诸宗，归极净土”，同时又主张儒佛道三教合一。他认为，“性相二宗，犹波与水，不可分隔。”而禅与教也是不可“视作两涂”的，因为“禅者教之纲，教者禅之纲也；禅者教之领，教者禅之襟裾、袖摆也。……禅与教如何可分?”智旭对于戒律也是特别重视的，主张禅教律三学统一。他说：，

　　人知宗者佛心，教者佛语，不知戒者佛身也。……

倘身既不存，心将安寄?语将安宣?纵透千七百公案，通十二部了义，止成依草附木、无主孤魂而已。

　　有时候他又说：禅教律三，同条共贯；……禅者佛心，教者佛语，律者佛行。世安有有心而无语无行、有语而无行无心者乎?

　　智旭对戒律的强调是针对当时禅门的堕落败坏情况而言的，同时也反映了他禅教律兼重的思想特色。智旭对净土法门也是推崇之至的。他的禅教律学，后来都指归净土。他曾说：若律若教若禅，无不从净土法门流出，无不还归净土法门。

　　因此，他在参禅、禅净双修数年后，“索性弃禅修净，……专事净土”，特别偏重持名念佛法门，认为这样“较西来祖意，岂不更直捷耶”?智旭将禅宗的参究会归于天台的教观，又以天台教观应用于念佛法门，由于他的思想偏重台教，认为天台圆教遍摄禅、律、性、相，因而认为念佛也就能总摄释迦一代时教。智旭的这种思想对后世佛教、特别是对天台宗影响很大，形成了合教、观、律归人净土的灵峰派，一直延续到现代。

　　智旭在调和儒佛道三教方面也是颇有特色的。他曾以“自心”为三教之源，认为“心足以陶铸三教”，他说：

　　自心者，三教之源，三教皆从此心施设。苟无自心，三教俱无；苟昧自心，三教俱昧。

　　在他看来，所谓“三教圣人”，亦不过是“不昧本心而已”。“本心不昧，儒老释皆可也；若昧此心，儒非真儒，老非真老，释非真释矣。”智旭还特别花大力气调和儒佛两家的学说，写下了不少这方面的专论专著。他曾著有《周易禅解》，以禅解《易》，自述“吾所由解《易》者无他，以禅人儒，诱儒知禅耳。”(《周易禅解自序》)又作《四书蒲益解》，以佛理解说儒家的《四书》，以“借《四书》助显(佛教)第一义谛”，“助发圣贤心印”。(《四书蒲益解自序》)他大力宣扬孝道以调和儒佛，认为“世、出世法，皆以孝为宗”，“儒以孝为百行之首，佛以孝为至道之宗。”他还提出所谓的真儒与真佛说，认为“在世为真儒者，出世乃为真佛”，并由此而得出了“非真释不足以治世，……而真儒亦足以出世”的结论。据此，他强调“惟学佛然后知儒，亦惟真儒乃能学佛。”在智旭这里，佛与儒，出世与人世，彻底合二为一了。对于佛教的五戒与儒家的五常，智旭也继承了前人的说法，认为“五戒即五常”，不过他又说，“五常只能为世间圣贤，维世正法，而五戒则超生脱死，乃至成就无上菩提。”这反映了他毕竟是一个佛教徒，他的立足点还在佛教，因而从根本上还是视佛教高于儒家的，只是为了迎合儒家才调和儒佛、强调两者不二的。

　　智旭的著作很多，他自己曾说：“犹忆初发心，便从事禅宗。数年后，涉律涉教，著述颇多。”其弟子成时曾把智旭的著作分为“宗论”和“释论”两大类。“宗论”即《灵峰宗论》十六卷，分三十八子卷；“释论”包括《阿弥陀要解》、《法华会义》、《唯识心要》、《毗尼事义集要》、《阅藏知津》等四十余种，近二百卷，其中《阅藏知津》四十四卷是一部兼有“经录”和“提要”双重特点的著作，对《大藏经》所收的一千七百七十三部佛典一一录目解题，方便了后人的阅藏，对后世佛藏的编目分类也有一定的影响。

　　(原载《佛学研究》第七期1998年刊)